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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嗣炳，又名山、观，大 『天涯杂谈』 [转载专区]关于刘三姐出生地最新文献资料考证:刘三姐出自广西贵港西山,今广西贵港覃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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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easons237 提交日期：2008-8-21 15:00:00 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学者风采 > 作品选录
评《文学》第二卷第六期“中国文学研究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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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世昌
完全用《小说月报》的形态出现于上海的《文学》，新近也仿照《小说月报》的办法，出了一册“中国文学研究专号”。
这册专号在“量”的方面的确不少：以字数计约有三十万字以上；以篇数计，书评论文共三十三篇，论坛四则。论文的性质，可以大约分作下列几类：
一、纯粹论中国文字音韵的，有魏建功的《中国纯文学的姿态与中国语言文字》；郭绍虞的《中国诗歌中之双声叠韵》；吴文祺的《论文字的繁简》。
二、单纯的记述和考订文学的史料的，有郑振铎的《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洪深的《申报总编纂“长毛状元”王韬考证》；张全恭的《唐文人沈亚之生平》；夏承焘的《姜白石议大乐辨》；赵万里的《散曲的历史观》；马玉铭的《西厢记第五本关续说辨妄》；向觉明的《明清之际之宝卷文学与白莲教》；顾颉刚的《滦州影戏考》；乐嗣炳的《粤风之地理的考察》。
三、考订文学史料而同时设法说明当时的社会思想的，有李嘉言的《韩愈复古运动的新探讨》；郭源新的《元明之际的文坛的概况》；何谦的《元代“公案剧”发生的原因及其特质》；谷远的《净与丑》；吴晗的《历史中的小说》；高滔的《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学》。
四、对于原有文学的欣赏和评价，有贺昌群的《论唐代的边塞诗》；龙榆生的《苏门四学士词》；董启俊的《宋诗革命的两个英雄》。
五、考订史实引用外国的材料，而有新的印证的，则有霍世休的《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李素英的《唐宋大曲考拾遗》；林培志的《“拉马耶那”与“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李满桂的《“沙贡特拉”与“赵贞女型”的戏剧》。
此外，刘复的《吕氏春秋古乐篇昔黄节解》完全用科学材料注解古书，是专号中最专门的一篇论文。
其余如朱自清的《论“逼真”与“如画”》；俞平伯的《左传遇》；赵景深的《宋元戏文与黄钟赚》；西谛的《读曲杂录》，大都是些读书扎记之类，并不是十分正式的论文。
就各篇论文作者的思想而论，方面是极不相同的。有的用纯科学的方法，有的是诗话式的欣赏，有的笔底下免不了口号式的武断，有的思想中显然受着主义的指导。总而言之，这期专号委屈一点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直爽一点（假使我可以直爽一点）可以说，它给读者的印象极不调和。但这“不调和”和作者及作品本身无关，那只是编者爱这么干而已。也许在编者这也是无法，在这不调和的时代，正如同在北平西四牌楼的大街上一样，驴车、排子车不得不和汽车交错着赛跑。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第五类霍世休等几篇用外国材料来印证中国文学史实的论文。中国的文学在晋唐以后因吸收印度文化，起了剧烈的变动，放出不少的光彩。现在所有的旧小说，戏剧以及弹词，俗曲，几乎无一不是佛教文学的产物，乃至晋唐以后的诗词，都受它的影响。所以不把印度文学与唐代文学的关系弄清楚，中国的文学史永远脱了一节榫，写到唐代总不免要闹几下笑话的。但要弄清楚这段姻缘也真是谈何容易，刚见到几本唐或唐以后的佛曲之类，便要拿来解释这段关系的来路去脉是不够的。“佛曲”之类只是有了那段姻缘以后的产儿，要靠孩子们来解释父母的婚姻是不可能的。只有孩子们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以及第三者的媒人之类，才能说明这段关系。霍君的文章从佛藏及印度故事中探求唐代传奇文的来源，是一个正当的办法。并且作者用英文材料的埃及故事及西藏故事互相印证，引证博审，注解详细（惟作者引及自著其他论文，则仅及篇名，如《列子·汤问篇质疑》、《六朝志怪中之印度故事》等，不注此稿是否已刊，或刊于何书，颇难查按），是文学史上极重要的论文。前人对于传奇也未尝不想它是由佛教故事演变而来，但因懒得到佛经中去找材料来印证，所以一般人对于这问题的观念始终是模模胡胡的。只有这类专题的研究，才能把中国文学史打起一点基础来。正确的文学史之建立，有待于这类点滴集成的研究工作的。
李素英的《唐宋大曲考拾遗》，也并不能因为作者命题的谦抑而受读者的忽略。作者从《大日本史》及《高丽史》中考出唐宋大曲的舞容和服饰，足以补订王国维的《唐宋大曲考》。又把《古今乐录》、《宋史·乐志》、《乐府杂录》的材料和《大日本史》“礼乐十四”、《古事类苑》“乐舞总载”的记述互相印证，考出所谓“软舞”、“健舞”即是“文舞”、“武舞”，足以补订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又从陈
谁来“打捞”民俗学家乐嗣炳?
谁来打捞乐嗣炳教授?乐嗣炳教授，被国学界研究者称为“民俗学奠基者”，先后供职于中华书局、上海大学、广西的几个研究机构、复旦大学等学术机构，57年被打成右派。他在语言学方面的卓著贡献已多所发表和研究，而在民俗学方面的贡献，则一向被边缘化，惨遭遗忘。改革开放之初，上海《采风》报曾发表一文，讲他在民俗学上的功业。拙著《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里，也只写到他在钟敬文主办的《开展》上发表的《民俗学是什么以及今后研究的方向》，没有能够花更多的力量去对他做更多的钩沉和研究。与国学界对他的评价很不相称。对历史的钩沉，对被边缘化和被遗忘了的学者进行研究，是学科赋予后来者的责任。现在，笔者找来《采风》报上发表的那篇采访记发在此处，以唤起民俗学界的后来者对乐教授的认识和继续深入研究。他在少数民族口头文学方面也多有建树。建议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广西方面、少数民族文学方面研究学术史的同行学者不妨做些“打捞”的工作，让被历史淹没的学者恢复其本来面貌。
由于本网没有“学术史”的专栏，只好暂且借地放在“口头传统”栏内。
——liuxicheng
[size=4]民俗学探索者的脚印——访乐嗣炳教授
作者：戴红何定华
去年（1982年）九、十月间，《人民日报》相继报道了复旦大学乐嗣炳教授将一千五百六十三件珍贵文物捐献给国家的消息。接着，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里又播放了捐献大会的实况。事后，乐嗣炳教授笑哈哈地对我们说：“我成了新闻热人物了。”
乐老先生出生在浙江镇海，今年已83岁了，虽年迈体衰，白发稀疏，但神采弈弈，精神矍铄。乐老性格开朗，彬雅和蔼，和他叙谈，丝毫没有窘迫之感。
走进乐老的书架满布、不见四壁的书房，自有一种高雅、古朴的情趣。就在这恬静的书房里，乐老谈起他从事民俗研究的历程：
1921年，乐老和许地山同住一室，经许介绍，参加了“文学研究会”。自此，常与沈雁冰、顾颉刚、郑振铎等人一起磋商研究民俗学。那时节，研究的着眼点大多集中在民间歌谣上。1922年，北京大学创办《歌谣周刊》，乐老以中华书局编辑员的身份，也开始了选编歌谣选集的工作，这一年，从搜集的一万多首民谣中，选出了《儿童歌谣集》八册，先后由中华书局印行。
对语言学的研究是乐老的老本行。不论是在上海大学，还是在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应聘讲授，他都不懈地进行歌谣研究。打开30年代的报章杂志，不难发现乐老连续发表的论述：《民俗学是什么及今后的研究方向》（《开展》）；《歌谣与风俗》、《桂江两岸的歌谣风俗》（《微音》）；《柳江上游的歌谣节》（《太白》）；《怎样研究中国歌谣》（《当代文艺》）等等。就是在备受鲁迅先生赞扬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也有乐老的《粤风之地理的考察》一文呢！
乐老是勤奋的。但在民族灾难深重的二三十年代，时代的洪流，把乐老卷进了革命的旋涡中。抗日战争爆发后，乐老举家避难来到广西省三江县。这个三省交界的地区，杂居着壮、侗、苗、瑶、客家等各族人民。“这是我多年向往，研究各族人民的语言、习惯、风俗、歌谣等最好的环境！”从此，乐老常在向导的陪同下，到附近壮、瑶民家中去做客，喝油茶；跋山涉水，深入村寨。1941年，广西教育研究所聘请乐老为特约研究导师，专门研究少数民族的问题，每年为他们作二、三次调查报告。
六十多年来，乐老为了民俗学的兴旺发达，默默地尽着自己的责任，留下了一步步艰苦探索的脚印。
我们去拜访乐老的时候，他感慨地说：“我老了，剩下的岁月不多了。趁我余年，系统地整理一下文稿，为民俗学的发展作最后一点贡献。”望着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年逾古稀，尚且奋斗不息，我们年轻人哪里还有理由不努力啊！
（原载上海《采风》报，1983年第15期[总第46期]，1983年8月1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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