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 放：节日全志与时间地图
节日全志与时间地图——读张勃、荣新著《中国民俗通志?节日志》
（发表于《民俗研究》2008第4期）
萧 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有人说过：“时间带着口音发言。”时间具有民族性与地方性。在人文时间中有日常时间与特殊时间，节日属于特殊的人文时间，也是具有特定文化内涵、适应社会节奏的标志时间。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有着丰厚的节日民俗文化遗产，节日民俗五彩斑斓。随着近代以来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欧美节日与新兴节日成为新的节日景观，节日民俗事象更趋纷繁复杂。而在全球化进程加速、文化趋同的当今时代，民族节日的记忆与传承又面临着新变局。为了保存民族传统记忆，为了重振民族节日，我们应该对民族节日习俗进行全面的记录与描述，而这是一件颇有学术意义与文化意义却又极艰难并不易被人看好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总得有人担当，张勃、荣新两位就是这样的担当者，她们为此付出了数年光阴，最终给学界奉献出了一部厚重的中国节日民俗志。对于它的出版，我觉得值得庆贺。
中国是一个重视史志的国度，自南朝宗懔写作《荆楚岁时记》以来，中国就形成了岁时民俗志的著述传统，有关岁时节日的著述在中国史不绝书。岁时记的发明对于岁时节日研究来说是划时代的文化事件，它使我们对于流动的岁时生活有了一个记录保存的合适形式。这种原创性的记述体例的建立，在今天看来虽然似乎平常，但它所具有的文化示范意义却彪炳千秋。自《荆楚岁时记》以来，传统中国形成了岁时记著作系列，有的虽然没有冠以岁时记的名称，但在形制体例上亦属于岁时记系统。从唐末的《辇下岁时记》（佚名）《秦中岁时记》（李淖）、北宋的《岁时杂记》（吕原明）、南宋的《乾淳岁时记》（周密）、《岁时广记》（陈元靓）、元朝的《岁华纪丽谱》（费著）、明朝的《北京岁华记》（陆启泓）到清代的《帝京岁时纪胜》（潘荣陛）、《清嘉录》（顾禄）、《燕京岁时记》（富察敦崇）、民国的《北平岁时志》（张次溪）、《宛平岁时志稿》（王养濂、李开泰合编）、《春明岁时琐记》（让廉）等，历朝岁时记构成了中国岁时节日记录史，为我们今天研究传统社会的岁时文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近代以来尚未有一部记述全国节日民俗的专门志书，《中国民俗通志?节日志》填补了这一空白。
《中国民俗通志?节日志》继承了传统岁时记的民俗记述传统，重视时间的整体感觉，注意节日的月度分布，重视自然时令与节日的内在联系，并将自然天时与人文岁时融通描述，在体例安排自有其特点。我们知道，月令是上古的时间制度，它以自然节气的时序安排社会人事活动。这种月令制度曾经在东汉得到复兴，但唐朝以后影响趋弱，人们逐渐将时间重心转移到社会人文节日基础之上，岁时节日成为日常生活的时间标记。但节日毕竟与节气有着或密或疏的关系，所以在叙述节日习俗之前对月令进行描述是恰当之举。它既为理解本月节日习俗形态提供了背景知识，又显示了人文节日与自然节律的协调关系。天时与人时的配合表现了中国人时间观念的特殊性。以《节日志》在第一章正月节日为例，它首先介绍了正月的物候天象，并引用《月令》的记述，孟春之月，此时“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孟春所在之月是一年之首月，该月节日异常重要。接着分述正月所有节日。《节日志》没有以传统的新年为叙述起点，而是以四季之首的立春作为节日志的开篇。这显然是经过认真考虑的选择。由此类结构安排，我们就能获取时间年度运行的真实图景，天时与人时的流动贯通，铸造了中国人的天人相应的整体时间感觉。再以第五章记述五月节日习俗为例：开篇叙述月令，五月，即仲夏之月，俗以为“恶月”。“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在这“阴阳争”、“死生分”的月份里，人们做事必须处处小心，且多有禁忌。《礼记?月令》里就要求“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 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嗜欲，定心气。”“令民毋艾蓝以染，毋烧灰，毋暴布，门闾毋闭，关市毋索。” 《礼记?月令》所记内容奠定了后世五月诸节日尤其是端午节习俗活动的基调。接着对五月中的重要民俗节日进行细致描述（《中国民俗通志?节日志》）第五章）这样的整体描写就充分体现了中国节日志的特色。
节日民俗是民俗文化在特定时间上的集中体现，节日复合了多种民俗要素，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写作节日民俗志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节日民俗诸要素的外在表现，及其作为节日民俗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与节俗功能。因此对各种节日民俗要素的详尽记述是节日志的写作基本要求，同时也是考验作者理解与写作节日民俗的难点。面对复杂的节日民俗事象，必须有一套适用的概念与自洽的处理方法，从而将节日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全面呈现出来。《节日志》的作者在这方面有细致的考虑，她们根据节日民俗的一般特性，在符合学理与文化属性的原则基础上提取与归纳节日要素，将它作为节日志写作的基本项目，这是一种观点兼技术的写作方法。作者并不满足于民俗事象的简单排列，在追求节日民俗全面呈现的基础上，按照节日民俗活动的进程与类别重点叙述。并在具体节日习俗叙述前，对本节日的历史演变作概要的勾勒，注意到节日传统的总结。这种写作体式类似传统方志，但更为灵活。它较大的优点是能够为读者提供民俗事象演变的历史脉络，同时重视对现代社会民俗事象的描摹，节日民俗的绵延性与丰富性由此得到生动的呈现。
我们不妨举例来说，这样也许会印象深刻。比如立春为中国四时八节之首，原为节气日，但很早就有了相关的节俗活动，因此也是重要的社会（人文）节日之一。在相应部分，作者为我们简要梳理了立春节俗的兴衰过程：作为节气的立春起源于周代，而立春的重要习俗活动迎春礼的产生和正式举行则始于东汉时期。据《后汉书?祭祀志》：“立春之日，皆青幡帻，迎春于东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东郭外野中。迎春者至，自野中出，则迎者拜之而还。” 此后历经各个朝代，至唐代又增加了鞭春的礼俗。从东汉以至清末，迎春一直是官方重要的礼俗活动。在官方举行迎春礼俗的同时，民间也渐渐发展出各种习俗活动，这些习俗活动在清代达到极盛。中华民国建立后，官方迎春礼迅速消失。1941年12月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规定每年立春日为全国的农民节，并公布自1942年起在全国施行。届时，会召开由各界代表和农民代表参加的会议，以表彰作出一定贡献的“模范农民”。但是农民节并没有成为一个民众认可的民间节日。（见《节日志》第一章）立春节日与立春节气的自然属性紧密相关，并且在古代时间管理体制中有着重要位置，立春常常成为以农立国的古代社会重农的节日，迎春、鞭春成为官方礼俗，立春成为传统社会融通上下层级的特定时间。颇有意味的是当现代国家将传统节日更名为农民节，试图作创造性转换的时候，人们并不买账，人们并不认为农民是自己的社会身份，再说农民身份也不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因此农民节受到冷遇理所当然。但传统社会中的立春却大不一样，它跟农时有关，官方礼仪虽然有例行公事之嫌，但人们却是满心欢喜地参与，并求取新春丰收的彩头。在立春节日志中，作者以丰富的文献资料为我们描述了立春节俗的活动过程，立春活动包括：迎春、鞭春、送春、撒谷豆、抢春等若干环节，同时又以立春饮食、立春服饰、立春信仰、立春占卜、立春禁忌等节日要素为我们描摹立春节日习俗全景。这种动静结合的记述方法，让我们既能看到立春节日的全貌，也能体会到它的生动进程，真正实现了节日志为节日习俗之文字记录大全与节日民俗精神之承载的双重任务。本书无疑是一本成功的节日民俗志。
节日民俗志是今人对社会节日的记录与描述，这种记录与描述除了要求对中国民俗文化特性有深切理解与把握，具有学术文化理念外，还要求有合适的体例，对纷繁复杂的节日民俗对象进行结构与类别的处理。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看到了作者节日志写作架构上的用心，同时我们还应该强调本书在资料选取与运用方面的眼光与手法。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与辽阔地域的国度，对于以中国节日为民俗志著述对象的作者来说，她们面临的困难不是民俗资料的缺乏，而是民俗资料的宏富乃至繁杂。如何在宏富、繁杂的民俗资料中选取标志性，换句话说有代表性的民俗资料是一件颇为蹰躇的事情。作者受过多年的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的学术训练，思想意识十分清楚，在节日民俗志资料的选取上重视对传统节日民俗关键资料的抉择，按照节日民俗志的记述要求，重视基干传统节日习俗的全面叙述，围绕着节日饮食、节日娱乐、节日社交礼仪、节日信仰祭祀、节日禁忌等方面组织资料。同时注意节日民俗资料的多样性与地方性，同一节俗选用不同地区的民俗资料予以说明，这样既可以显示节日民俗的共时性存在，也为我们展示了节日民俗的丰富性。如七夕节俗中穿针乞巧一项，作者就引用了云南、广东、福建、上海、浙江、江苏、湖北、山东、山西、天津、黑龙江、吉林等处以五彩线穿七孔针或五孔、九孔针的节俗资料，并对具体穿针方式进行了介绍，如对月穿针、对星穿针、暗处穿针、背手穿针等。由此我们对七夕乞巧中的传统穿针习俗及其地域分布有了真切的感知。这样的叙述在《节日志》中是通行手法，它保证了节日志对节日民俗进行全景呈现原则的实施与贯彻。
尤值一提的是，该书对地方的节会尤其是庙会也多有留意，并提出了有创见性的认识：“这些活动虽然就其流播范围来看，非常有限，但它们总是相对固定于特定的时日，并在其流播范围内深深地嵌入百姓的生活之中，完全具备了节日要素。”（本书《概说》）将地方性节会纳入节日民俗志写作范围，无疑是对节日民俗志的补充与完善，它的学术意义深远。同时为了客观反映20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节日民俗的实际情况，并对民族节日有适当呈现，本书还特地以附录形式概要介绍民族节日与现代节日与新近传入的外来节日，让我们对现代中国的节日有了更加完整的概念。
此外，《节日志》继承了传统民俗志文情并茂的写作特点，文字清新流畅。作者在节日志写作中怀着对传统节日的敬意与理解，用心体味、回味着前人或自己过节的心情。正如作者自己在后记中所说：“‘过节’曾经是让许多人一听就心动的词语。‘节日’是童年记忆中永远闪亮的灯火。清明，排排茅檐下那绿得让人无端伤心的柳枝；端午，家家院门口那略带苦味的艾香；六月六，那雪白的馒头上红得让人心疼的图案；七月七，一个女孩为那凄婉的牛女传说流下的一行清泪；春节更不用说了，午夜围在一家人中间的劈劈啪啪的松木火，凌晨那争先恐后的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也许正因了在遥远的岁月里烙下的这一串串印痕；也许是因为近几年来心中逐渐积起的对节日变迁的思考，我对《节日志》的撰写格外倾注了许多感情。”在一个商潮滚滚、充满欲望与浮躁的时代，有人能以这样纯真的感情为传统节日修志，难能可贵。也许正是由于有这样的作者、读者与民俗的承载者在怀念、留恋、享受、传承我们的节日，传统节日在当代的重振与复兴也就自然而然。中华文化在当代的命运虽然一波三折，但我们今天已经看见了它的成熟与刚强，亿万中国人的心血与情感是古老中华生生不息的源泉。
当然，我们也不讳言本书还存在着一些局限，比如在对历史时期民俗节日线索勾勒上，详略不大均衡；在民俗资料的选取上也有一定的疏漏，有些重要历史民俗文献资料没有在本书中得到呈现或强调，此外，对地方志资料汇编的过分倚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节日民俗志内涵的丰富性。
（《中国民俗通志?节日志》，张勃、荣新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466千字，定价65元）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