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经》山神祭祀的礼器
《山经》山神祭祀的礼器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06硕邱硕
因为不想说虚妄之语，所以这篇读书笔记试图解决读《山海经》时一个假设的疑问：为何《山经》祭祀山神的祠礼所记载的礼器只有玉器，而无青铜器？没有确切结论，只是为了知道一些关于玉器和青铜器的知识。
《山海经》所载祭祀见于《五藏山经》26条山系结语，另有一处见于经文之内（《中山经 中次六经》平逢之山神骄虫）。绝大多数是对山神的祠礼，有一条是对水神的辞礼（《中山经 中次五经》尸水之神）。《山海经》记载的祭祀典制较后世简略，大多没有固定的祭祀日期，没有隆重的仪式，各处祭礼大致相同。祠礼祭品一般是毛、糈、玉。毛即牺牲，糈即祀神之米。祠礼中有28处提到礼器——玉。上月去上博馆参观，刚好看过青铜馆和玉器馆两个馆，因此产生疑问，玉器和青铜器都是中国古代常用礼器，为何《山经》中的礼器只有玉器而没有一点青铜器的影子？有人认为是因为《山经》记载的祭祀停留在“以玉为兵”的石器时代，而商周时期才普遍使用青铜器，而此时玉器已经不占主要地位了。也有人根据只有玉器没有青铜器推断《山经》山神祭祀属于良渚文化或其他产玉文化区，因为这些文化有玉而无青铜。首先要弄清问题，需要知道以下三点，然后再在此基础上讨论为何《山经》祭祀山神的祠礼礼器只有玉器，而无青铜器：
1、玉器、青铜器作为礼器的历史——是否《山经》记载的山神祭祀属于玉器时代，而当时青铜器还未兴起，或者其祭祀只属于产玉的地域。
2、瘗埋之礼——《山经》祠礼多用瘗埋方式，此礼是否多用于玉器而鲜用于青铜。
3、山的祭祀礼制——《山经》只记载了山神祭祀，是否山神祭祀用玉而不用青铜。
一、了解《山经》中对玉的记述
玉，在《山海经》中通常称“吉玉”，有璋（一次）、瑜（一次）、璧、珪、几种说法，璧和珪出现频率很高。
“璋”，郭璞云：“半圭为璋”，《说文》曰：“璋，剡上爲圭”。古代重要礼玉，常用于祭祀、婚聘、敛葬，《周礼》记载了不同形制璋的不同用途。典型的璋在东周之前发现不多，东周有少量出土。
“瑜”，即美玉。郭璞云：“瑜亦美玉名”。《说文》曰：“瑾瑜也”。
“璧”，平而圆，中心有孔的玉。《说文》曰：“璧：瑞玉圜也”，段玉裁注:“瑞，以玉爲信也。釋器：肉倍好謂之璧，邊大孔小也。鄭注周禮曰：璧圜象天”。璧在新石器时代就广泛出土于全国各地，东北红山文化、太湖流域良渚文化、广东石峡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陕西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甘肃青海齐家文化等处均有发现，以良渚文化玉璧最为有名。“璧是最重要的古玉器，使用年代之久、品种之多是其他古玉器所不能比的，主要流行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
“珪”，即“圭”，《说文》曰：“瑞玉也，上圆下方”，段注：“上圆下方，法天地也”。玉圭是古代重要的礼器，被广泛用于各领域：祭祀天地、朝觐礼见、标明等级身份、婚聘、丈量土地、测定时间等等。有的学者把新石器时代和商代的类似器物称为圭、璋，但实际上它们可能是变形的戈、斧、刀、铲，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圭。标准玉圭、璋发现于春秋战国，出现年代可能在西周。《周礼》吉、凶、军、兵、嘉五礼用圭最为普遍。“以青圭礼东方”。“六瑞”中的四瑞分别是镇圭、桓圭、信圭和躬圭。战国以后圭在社会上不再流行。
作为礼器，璧的出现非常早，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作为原始祭器分布于华夏大地，而且盛行千年而不衰；圭作为礼器出现较晚，盛行于春秋战国，后代只有王公贵族雕造少量玉圭显示地位。在汉儒修订的典籍中，圭、璋与礼制紧密相连，被人为渲染上理想化色彩，它们的形制争讼不止。
二、玉器与青铜器的历史以及作为礼器的历史
首先来了解汉朝以前玉器历史以及作为礼器的玉器的历史。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玉器在中华大地“形成了北起辽河流域，南至珠江流域濒东南沿海广大地区的半月形玉器分布带。”“最具代表性的是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北地区，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华东、华南地区以及受这两种文化影响、南北交汇但又保留有自身特色的黄河中下游龙山时代的玉器群”。 距今5500—5000年的红山文化玉器主要有璧、璜、环、珠、坠、棒形玉以及龙、龟、鸟、鸮等动物形。这些玉器最重要的用途是起装饰作用，但玉龙、玉箍形器已经走上了与原始信仰、图腾崇拜相结合的道路。太湖流域玉器以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为代表。距今5300—4200年的良渚文化是中国石器时代玉器发展最高峰的代表。良渚玉器主要有璧、琮、璜、镯、管珠、坠、坠形饰、管形饰、柱形饰、柄形饰、牌饰及龟、鸟、蝉、鱼等动物形玉器。具有一定礼仪宗教色彩的璧、琮大量出现是玉器脱离现实生活，走向神秘祭祀的标志。据研究，太湖地区玉器对周围地区文化玉器产生了巨大影响。长江中游与珠江流域发现的琮、璧等玉器与太湖流域玉器有极深的渊源，对黄河流域的商代玉器也影响甚深。商代玉器的很多种类都可在太湖地区石器时代的玉器中找到祖型。而黄河流域石器时代的玉器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器相比黯然失色。除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有较为集中的玉器出土外，广大中原地区玉器出土无几，在其社会发展历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是彩陶。但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玉器与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玉器也有亮色。齐家文化墓葬中有相当数量的玉璧和精美的玉琮、玉铲、玉斧等礼仪用品。夏商吸收周边新石器时代的玉器文化，在曾经贫瘠的土地上创造出发达的商代玉文化。晚商的玉文化达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第二个高峰，选料、造型、制作技巧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商代玉器种类繁多，就礼器来说，主要有璧、琮、璜、簋、盘等。用于祭祀的璧、琮等礼器虽略显衰落但其神圣庄严之感不减。同期的巴蜀三星堆出土玉器也有璧、琮。西周是我国古代用玉制度初步完善和发展的时代，最早赋予玉以道德内涵。西周的礼玉以基本从石器时代为原始巫术服务，商代为祖先祈祷发展到祭祀自然神。礼玉祭祀天地，敛葬，划分贵族等级，被上层贵族作为信物用于婚配、军事调动等。此时礼器类玉器主要有璧、璜、戈、戚等。春秋战国时期玉文化继续蓬勃发展。玉器表现普及倾向，社会上下层把玉器运用于祭祀、装潢、丧葬各领域。列国地域内几乎都有玉器出土。这一时期的玉礼器主要有璧、琮、圭、璋、璜等。这一时期玉器的一个显著特点为象征性武器和工具的基本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圭、璋的盛行。汉代玉器继承战国玉器发展，达到晚商以来的第三个高峰，形成豪放雄浑的风格，玉器艺术品成为玉器发展的主流。《周礼》所记载的用玉制度到西汉时已不存在，璧、圭还有一定的礼仪性质，而且已经偏重华丽的形式，璜、琥已经仅仅具有装饰意义，琮、璋几乎不见。
其次来了解汉朝以前青铜器历史以及作为礼器的青铜器的历史。青铜的发轫比玉的发轫总的来说要迟滞一些。在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过质地不纯的黄铜片，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发现过青铜小刀，龙山文化的一例铜鬶，可能说明青铜铸造开始。齐家文化发现的青铜、红铜生产工具和装饰品显示出青铜手工业的雏形。二里头青铜礼器饮酒器爵的发现，表明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在商的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的冶铸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而达到高峰。“夏、商、周至秦、汉整个青铜器发展史，大约可以分为十三期：即夏为二里头文化期，商、西周、春秋各为早、中、晚三期，战国分作早期和中、晚二期。秦、汉为青铜器发展史的余辉”。 中国古代青铜器以礼器为主体，青铜礼器的分类反映了个时期礼制的不同特点。按用途分，礼器可以分为食器、酒器、水器等，以下还可细分，如酒器包括爵、觚、觯、尊、壶等。
由上玉器与青铜器知识的梳理可知，玉器作为礼器肇始于新石器时代，用于祭祀天地等自然神祗大概在商周时代。这点文献可以映证，《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青铜器作为礼器则大致始于夏代，盛于殷商，各种青铜礼器的使用在《仪礼》、《周礼》等典籍中有所记载。可见，玉器礼器和青铜礼器在商周时期同时用于祭祀，没有偏废。
而玉礼器早于青铜礼器并不能说明《山经》记载的祭祀停留在石器时代。《山海经》关于祭祀的记载大致反映的是周时的祭祀典制，毛、玉、糈、酒、白菅为席等与先秦古籍记载相合。比如根据《山经》山神祭祀中所用动物牺牲来看，已经有少牢、太牢之别，依据山神等级的不同给与不同的毛祭品。少牢、太牢之分始于西周，《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公羊传?庄公二十三年》何休注：“天子用三牲，诸侯用羊豕”。这在一个方面说明《山经》山神祭祀大致是周代。
《山经》中最多的玉祭品是璧和圭，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其反映的祭祀时代为周代。前面讲到，玉璧自新石器时代起，就盛行于祭祀领域，而玉圭、璋出现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所以《山经》所记祭祀的时代不太可能是先于夏代的石器时代。
我们也不能根据只有玉器没有青铜器推断出《山经》山神祭祀属于某产玉的地域。关于《山海经》所记地域问题，和它时代的问题一样，古今学者一直打口水帐，没有定论。从《山经》所涉及山川范围来看，不可能断定其记录的是那一地的地貌风土，所以很难仅凭玉器一点推断《山经》祭祀就是属于良渚文化或某个文化区域。
三、关于瘗埋之礼与山神祭礼
《山海经》专门以“婴”来表示用玉祭祀。“婴”，郭璞云：“婴为陈之以环祭也”，袁珂案：“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第一章注云‘婴系以玉祀神之专称’，其说近是”。而玉的祠法有两种：瘗、不瘗。“瘗”，郭璞云：“瘗，埋也。”另外，毛也有瘗、不瘗之别。
《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埋沉祭山、林、川、泽。”瘗埋为祭地之通礼。《礼记?祭法》：“瘗埋于泰折，祭地也”。《尔雅?释天》：“祭地曰瘗埋。”《白虎通义》、《礼记正义》：“祭天则燔柴也，天谓日也；祭地，瘗者，祭月也。”
瘗埋玉比较常见，商代甲骨文有所记载：“戊午卜，燎于（氵加龟）三，埋三（宀下加羊）一玉。”玉用于祭祀山川。考古发现的玉祭祀坑反映了这一情况。如秦国故地发现较多的祭祀瘗埋玉器，凤翔南河屯的两件玉璧，马家庄一号建筑基址和祭祀坑中所出璧、璜、圭、玦等器，姚家岗凌阴遗扯中的璧、玦圭等，这些玉器制作较粗，埋于建筑物地面下或祭祀坑中，是明显的祭器。
青铜礼器的瘗埋也是可见的。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两个大祭祀坑中出土了青铜器三、四百件。一号坑出土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瑗、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以及、尊等器物种类。两个坑内埋入的器物都不属于日常生活用器，也不属于一般性的礼仪祭祀用器，而是仅适合于大型宗庙内使用的像设、礼仪用器和祭祀用品。据推测是由于改朝换代，宗庙被毁，举行祭祀的礼仪，将宗庙器物焚后埋入坑中。
新石器时代，自然神的观念已经形成。在殷墟卜辞中，有大量的祭祀天、地、日、月、风、云、雨、雪、山、川的卜辞。在甲骨文中，“（燎去火）祭”不仅是祭天，也包括祭地、祭山川河流等诸自然神祗。上文提到的三星堆一号祭祀坑既使用“（燎去火）祭”，再将“燔燎”后的祭品“瘗埋”。据此推测，祭祀的对象是天、地、山、川诸自然神祗之一。所用祭品有金器３件，青铜器５件，玉器１０种，石器５种，象牙１３根，陶器若干。甲骨文中记载玉器祭祀山川的有多处。
经过上面的分析，可知祭祀山川，瘗埋是一种礼仪，礼器可用玉器，也可用青铜器。回到我原本的问题，为什么《山经》山神祭祀没有提到青铜礼器？由于知识实在匮乏，又不能在短时间查找很多资料，只能说说我浅薄的想法：由于文献记载忽略。祭祀所用等级器物有明确记载的有《周礼?舍人》云：“凡祭祀共簠簋。”“簠”和“簋”是祭祀和宴飨时盛放黍、稷、粱、稻等饭食的器具。《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牲用白牡，尊用牺、象、山罍，郁尊用黄目，灌用玉瓒大圭，荐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而古籍中涉及到具体描述祭祀，尤其是山川祭祀的场面，多提到祭祀所用牺牲等级、植物，很少提到所用青铜器。原因可能是，青铜礼器中的祭器，长期陈设和保藏在宗庙之中，生活实用器也因其珍贵的价值而子孙相传，除了丧葬不用于瘗埋。为食器和酒器的青铜礼器，在祭祀的时候，和玉、毛这样直接让神享用的祭品不同，是作为盛器，无需瘗埋。如鼎、簋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器，《仪礼注疏》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天子的九鼎，第一鼎盛牛，以下为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仪礼?公食大夫礼》：“宰夫膳稻于粱西。”郑玄作注才说：“进稻粱者以簠”。就是说，祭祀中也用青铜器，但由于青铜非祭品的性质，往往在记载中被忽略。
而前面所说三星堆遗址中青铜器作为直接祭品，读书太少，没有见到文献记载类似的情况。也许是青铜器作为山川祭祀祭品的瘗埋现象本来就很少，而作为丧葬礼器的瘗埋现象多罢了。
所以，《山海经》同其他文献一样忽略了作为祭祀盛器的青铜器。
参考书目：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昭明、利群编著：《中国古代玉器》，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马承源主编，陈佩芬、吴镇烽、熊传新编撰：《中国青铜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傅亚庶：《中国上古祭祀文化》，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张蕾：《古玉器断代与辨伪》，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
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本末倒置
“少牢、太牢之分始于西周，《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公羊传?庄公二十三年》何休注：“天子用三牲，诸侯用羊豕”。这在一个方面说明《山经》山神祭祀大致是周代。”-------------------------------
‘少牢、太牢之分始于西周’，这是明显的臆断，只能说此类记载出现在周，周以前的你不知道而已。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周有六舞，其中有干舞，山经也有干舞，却没有其它的五种舞蹈，如果说山经祭祀在周代，那么为什么没有其它五种舞蹈呢？
另外，参考我的书没什么丢人的，不要觉得上不了台面，有能力批驳我的人大概还没出生呢：） “本末倒置”倒不至于，臆断多少有一点，毕竟只是人家的一篇日常习作。
楼上说“参考我的书没什么丢人的，不要觉得上不了台面，有能力批驳我的人大概还没出生呢：）”具体是指什么？ “有人认为是因为《山经》记载的祭祀停留在“以玉为兵”的石器时代，而商周时期才普遍使用青铜器，而此时玉器已经不占主要地位了。也有人根据只有玉器没有青铜器推断《山经》山神祭祀属于良渚文化或其他产玉文化区，因为这些文化有玉而无青铜。首先要弄清问题，需要知道以下三点，然后再在此基础上讨论为何《山经》祭祀山神的祠礼礼器只有玉器，而无青铜器：”
他批评的靶子是我：）不过没指名道姓，称呼我为‘有人’，我书中的观点就是山经祭祀在石器时代，不在青铜时代。 我记得这是学生的课堂阅读《山海经》的一篇作业，当时似乎觉得论题没有太大的意思。现在突然有一个想法：既然《山海经》钟情于玉，忽略青铜，应该有原因的，或许作者所处之地，多玉而无青铜。这不一定就是说作者生活在青铜时代之前。如果到良渚文化博物馆，崧泽文化文物陈列，以及马桥文化展览（闵行博物馆）去看看，就会发现，这里是有的玉器多多，多数青铜寥寥。马桥时期，约中原夏商时期，中原青铜十分发达，但在马桥这里，中原的青铜式样，在马桥只能作出粗糙的陶器式样，比如鼎，鸭形器。在后来很长时期，这一代的青铜就是不灵。这当然就是所谓的后期楚地，《山经》作者或许就是在这样的生态背景下写出来，当时的巫术也只能在当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祭祀活动。没有青铜，自然没有办法使用，有些前代留下来的玉器，加上一些粗糙的新的石质制品，以此充当祭神之用，实在是无奈的选择。而当时祭祀的用玉也很节约，是玉器也不多也。除了少量的山用玉略多，多数都不用玉，或者供一下不埋下，可能实在舍不得。这是举几个例子，可以从文明形态考察作者的背景，不一定说《山经》作者就在马桥，就在崧泽。
古代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的文明不是同步推进的，所以有的地方是石器时代，有的地方进入青铜时代了。或者有的地方青铜繁荣衰败过了，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过青铜文明的繁荣时期。但是不能说该书就是整个中国石器时代的祭祀生活的描绘。长卿先生的大作，弟子们没有注明，领教了，请他们以后遵守这样的规则。如果该文看过您的书，也要把书名列上。
但是，批评是可以的喔，这也是规则:lol
[ 本帖最后由 田兆元 于 2009-2-11 09:16 编辑 ] 批评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但批评的能力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关于山经的断代，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要统筹全局才可以，如祭祀（玉器、干舞、只祭祀山神）、经济（狩猎、农业）、动植物分布（犀象）、地理（大量西向河流）、矿产资源（铁、铜）等等。
任何一个环节不吻合，那么断代都是有问题的，实际上，我断定山记述情景在１万～８０００年间，就面临着铁铜的诘问，这是一个无法跨越的障碍。如果仅仅抓住其中一个，比如祭器，那种做法就相当于盲人摸象，方法本身就错了，得出的结论也根本站不住脚。
退一万步讲，即使山经如你所猜测，就是马桥那样的地域（暂且不论山经的万里跨度），也没法面对山经其他社会状况的考问。 请问大作的名称，我们真是要好好拜读一下。参考书不全面，教学研究都是问题，所以我是没有写《山海经》的论文，只是学习而已。但是这不等于对于该书没有认真读过。
山海经的论题难道很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能很难统一，期望在切磋交流中达到提高的目的。
先生不必动怒，也请调整心态，平等的，平心静气参与讨论。 为这点事动怒，我还没那么小家子气，只是调侃一下而已:lol
我没什么大作，只有本通俗读物，给高中生读的，别当论文看，我也不会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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