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
读书方法因人而异、因目的而异、因学科而异、因书而异……所以读书方法是很不容易写的题目。而且一提到“读书方法”，好像便给人一种印象，以为读书有一定的方法，只要依之而行，便可读通一切的书。这是会发生误导作用的。《开卷》专刊以“我的读书方法”辟为专栏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作法。因为读书方法确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在构思这篇短文时，还是不免踌躇，因为我从来没有系统地考虑过：我这几十年究竟是用哪些方法来读书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似乎变换过很多次的读书方法，这和我自己的思想变迁以及时代思潮的影响都有关系。但是所谓“方法的变换”并不是有了新的方法便抛弃了旧的方法，而是方法增多了，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研读对象上可以交互为用。我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我现在也可以扩大为“读书无定法”。不过这样说对于青年读者似乎毫无用处。如果详细而具体地讲，那便非写一部很长的“读书自传”不可。
我另外也感到一个困难：我究竟对谁说“读书方法”呢？我现在姑且假定我的读书是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史之学的青年朋友，和四十年前的我差不多，即正想走上独立治学的路，但是还没有完全决定选择哪一种专门。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3），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问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径。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4），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
“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5），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6），而且“注”也能背诵，只有“疏”不尽记得（7）；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复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辨证》的《序录》中说（8）：“董遇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9），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经典作品大致都已经过古人和今人的一再整理，我们早已比古人占许多便宜了。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从前芝加哥大学有“伟大的典籍”(Great Books)的课程，也是要学生精熟若干经典。近来虽稍松弛，但仍有人提倡精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之类的作品（10）。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作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须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11），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这里需要训练自己的判断能力：哪些学科和自己的专业相关?在相关各科之中，我们又怎样建立一个循序发展的计划？各相关学科之中又有哪些书是属于“必读”的一类？这些问题我们可请教师友，也可以从现代人的著作中找到线索。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给我们的特殊便利。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 “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 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捱来捱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12）
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什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 “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如果“虚心”是不可能的，读书的结果只不过各人加强已有的“主观”，那又何必读书呢?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这是邓实在1904年说的话)（13），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官，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14），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罗尔斯（John Rawls）（15）曾有一段关于如何读书的自白，颇足发人深省。他说：“我读前人的著作，如休谟或康德（16），有一个视为当然的假定，即这些作者比我聪明得多。如果不然，我又何必浪费自己和学生的时间去研读他们的著作呢？如果我偶然在他们的论证中见到了一点错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们自己一定早已见到了这个错误，并且处理过了。他们在哪里见到并处理了这点错误呢？这是我必须继续寻找的；但所寻找的必须是他们自己的解答，而不是我的解答。因此我往往发现：有时是由于历史的限制，我的问题在他们的时代根本不能发生；有时则是由于我忽略了或未曾读到他们别的著作。总而言之，他们的著作中决没有简单的一般错误，也没有关系重大的错误。”这番自白充分表现了西方学人读书的“虚心”和“谦逊”。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罅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17）读书得见书中的“罅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今天读中国古书确有一层新的困难，是古人没有的：我们从小受教育，已浸润在现代(主要是西方)的概念之中。例如原有的经、史、子、集的旧分类(可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标准)早已为新的(也就是西方的)学科分类所取代。人类的文化和思想在大端上本多相通的地方(否则文化之间的互相了解便不可能了)，因此有些西方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入中国学术传统之中，化旧成新。但有些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概念，在中国找不到相当的东西；更有许多中国文化中的特殊的观念，在西方也完全不见踪迹。我们今天读中国书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观念来穿凿附会，其结果是非驴非马，制造笑柄。
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于读古书的，最好是尽量先从中国旧传统中去求了解，不要急于用西方观念作新解。
中西会通是成学之后，有了把握，才能尝试的事。即使你同时读《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也只能分别去了解其在原有文化系统中的相传旧义，不能马上想“合二为一”。
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18）。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其实今天中文世界里的有些“新见解“，戳穿了不过是捡来一两个外国新名词在那里乱翻花样，不但在中国书中缺乏根据，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脉络。
中国自唐代韩愈以来，便主张“读书必先识字”。中国文字表面上古今不异，但两三千年演变下来，同一名词已有各时代的不同涵义，所以没有训诂的基础知识（19），是看不懂古书的。西方书也是一样。不精通德文、法文而从第二手的英文著作中得来的有关欧洲大陆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不可靠的。
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 “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
美国是一个市场取向的社会，不变点新花样、新产品，便没有销路。学术界受此影响，因此也往往在旧东西上动点手脚，当作新创造品来推销，尤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然。不过大体而言，美国学术界还能维持一种实学的传统，不为新推销术所动。今年5月底，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了一次审查中国现代史长期聘任的专案会议。其中有一位候选者首先被历史系除名，不加考虑。因为据听过演讲的教授报告，这位候选者在一小时之内用了一百二十次以上“discourse”这个流行名词（20）。哈佛历史系的人断定这位学人太过浅薄，是不能指导研究生作切实的文献研究的。我听了这番话，感触很深，觉得西方史学界毕竟还有严格的水准。他们还是要求研究生平平实实地去读书的。
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相传的读书传统，一直到30年代都保持未变。据我所知，日本汉学界大致也还维持着这一朴实的作风。我在美国三十多年中，曾看见了无数次所谓“新思潮” 的兴起和衰灭，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至少有少数“读书种子”，能维持着认真读中国书的传统，彻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至于大多数人将为时代风气席卷而去，大概已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是，我决不是要提倡任何狭隘的“中国本土”的观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态。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21），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
本文作于1991年；选自余英时先生的文集《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
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 “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
余似乎就是西方学术殖民最成功的例子哦，听起来有些贼喊捉贼的意思。 怎样读中国书？
一本一本读。
这样读可以吗？
《后汉书?东夷列传》（卷85）：自女王国东度海千余里，至拘奴国，虽皆倭种，而不属女王。自女王国南四千余里，至朱儒国，人长三四尺。自朱儒东南行船一年，至裸国、黑齿国，使驿所传，极于此矣。
《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卷30）：
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四千余里。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
《梁书?诸夷传?东夷》：
（倭国）其南有侏儒国，人长三四尺。又南黑齿国、裸国，去倭四千余里，船行可一年至。又西南万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丑。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
《南史?诸夷传?东夷》：
（倭国）其南有侏儒国，人长四尺。又南有黑齿国、裸国，去倭四千余里，船行可一年至。又西南万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丑，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
《梁书》和《南史》按照唐代的地理知识和与早期著作不同的应该是唐代的计里标准对原书的行文次序加以改动，必然是认定原书有错简。《南史》改侏儒国“人长三四尺”为四尺，目的是为了使之接近现实，但没有考虑原书的尺度标准。
《梁书》有按照唐人的知识改动原始文献的做法，因此对于慧深何以在历尽艰险之后主要留下的却只是一个离奇的传说必须多存一个疑问。《梁书?诸夷传?东夷》的“女国篇”初看正如朱谦之所指出的象是“神话与史实相混”。但原因不能简单归诸慧深的记载得自传闻，要考虑慧深的实录是否因后人的“整理”，实为窜乱而走了样。如果慧深的描述不是得自传闻，而是实录，那么上面引文中的离奇的描写只能理解为本来介绍的是女国的一种动物。像入水而任娠在人类是不可解的，但在两栖类动物中却不少，百日能行也不是任何人类能做到的。至于“毛中有汁，以乳子”结合前面说的“胸前无乳”，则可以肯定这种两栖动物是主要分布在澳洲大陆东南部和塔斯马尼亚岛的鸭嘴兽，鸭嘴兽是已知的唯一没有乳房的哺乳动物，这种唯一性使我们的判断变得容易。而这一判断是可以从篇中描写的这种动物的其他特征得到印证的。
鸭嘴兽身上有200多个小腺体，所有腺体的导管均汇集于腹部皮肤的一个特定位置敞开，形成乳腺区，母兽孵出幼子后，乳汁象出汗一样从靠毛鞘的开口处在哺乳区分泌出来，小鸭嘴兽就趴在仰卧的母兽身上舔食，此即所谓“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四个月后，幼兽能独立生活，即所谓“一百日能行”。鸭嘴兽的交配在水中进行，通常在十月，也就是南半球的春天，慧深说在二、三月，应该是参照中国历法换算当地气候而言的。同时还有另一种可能，鸭嘴兽曾被慧深引入中国，繁殖期发生了变化（详后）。雄兽常为争夺配偶发生激烈的打斗，交配时，雌兽在前跑，雄兽在后追，经一个多小时的逐偶游戏后，雄兽就用扁嘴轻轻地衔住雌兽的尾巴，在水中缓慢地转圈，进行交尾，此即“竞入水则妊娠”。 鸭嘴兽交配后十余日产卵，再到孵出幼仔约四个月， 慧深的记录与之准确吻合。至此，已经可以明确慧深描写了鸭嘴兽这种珍稀动物，同时也明确了慧深到的女国应在澳洲大陆或塔斯马尼亚岛。
对《梁书》女国篇这段混乱的文字进行复原，可以证实慧深记录了鸭嘴兽的推断，同时慧深对女国其他方面，后文可以看出主要是对土著的介绍也随着混乱的减弱而得以明晰。
首先，“女人胸前无乳”中的“女人”二字是把鸭嘴兽理解为奇异人类的文献整理者因为无法正确理解慧深的描写，误以为他得到的文献有错简，在“整理”（实为窜乱）时移至此处的。由于塔斯马尼亚土著女人头发短而卷曲，澳洲大陆东部的土著则以发长著称，由此应可判断，慧深说的女国当在澳洲大陆。澳洲大陆土著与四周的人都很不同，在华莱士（Alfred R. Wallace）笔下，他们被形容为相貌英俊（1893年），慧深说他们“色甚洁白，容貌端正”，应当也是同周围各种人比较而言。在慧深原著中，“女人”二字当在“长发委地”之前。把握了献整理者将鸭嘴兽误解为奇异女人的思路，可依据事理对《梁书》这段被整理过的文字逐步还原。先把人还原为动物，把羼入描写动物语句中的“女人”二字复位，把动物的“产子”恢复为“孵子”：
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女人]发长委地。至二、三月，竞入水则任娠，六七月[孵]（产）子[出]。（女人）胸前无乳，项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则成人矣。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
“一百日能行”后面“三四年则成人矣”对于人类根本不可理解，所以原来也是写鸭嘴兽的，但经过了改动。原文应是“两年则长成矣”。鸭嘴兽的成熟期为两年，这对人类无论如何说不通，整理者将“两年”改成“三四年”，以求符合实际，人三四岁语言、跑跳、自主进食等功能已具备，说“成人”很勉强地说得通，这种改动在前面提到的侏儒国人身高及侏儒国至黑齿国、裸国行程问题上已经看到过了，然后，“长成”被改成“成人”以便语句顺畅，意思明白。紧接着“见人惊避”，可能是描写鸭嘴兽性情胆怯，也可能是写女人的怯生，但“偏畏丈夫”又只能说的是人了。后面的食咸草也写的是人，因为鸭嘴兽是肉食性动物。把较明显的描写人和鸭嘴兽的句子分开：
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女人]发长委地，{见人惊避，按：此句如果在原文中下属写女人，在此}[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至二、三月，竞入水则任娠，六七月[孵]（产）子[出]。（女人）胸前无乳，项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两]年则[长]成（人）矣。{见人惊避。按：此句如果在原文中上属写鸭嘴兽，在此}（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
华莱士提到澳洲土著背后长毛，这在世界各人种中非常特殊。人身体有毛并不罕见，甚至较为普遍，如胡人多毛为中国人所习知。整理者不了解澳洲土著背后生毛的特点，把它理解成奇异“女人”的特点，将“项后生毛”与“身体有毛”做了对调，把它们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项后生毛 ]，（身体有毛）[女人]发长委地，{见人惊避}， [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至二、三月，竞入水则任娠，六七月[孵]（产）子[出]。（女人）胸前无乳，[身体有毛]（项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两]年则[长]成（人）矣。{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
说人食用一种植物就象禽兽，逻辑不通。慧深介绍了鸭嘴兽，但上面的复原还看不出慧深笔下动物的名字。
鸭嘴兽既像爬行动物，又像哺乳动物，它的扁嘴、扁尾、脚蹼以及卵生，还像鸟类。澳洲土著传说，鸭嘴兽是水老鼠强奸鸭子而生成的，他们无疑注意到了鸭嘴兽是象禽类的哺乳动物，这种观念应该起源甚古，“如禽兽”当是慧深给鸭嘴兽起的中文名字，而且正是土著语言中鸭嘴兽一个名字的直译或意译。
把慧深的著作理解为对澳洲土著和澳洲最有特点的珍稀动物鸭嘴兽的介绍，可将唐人因为对澳洲的无知而错误地对慧深原著进行的整理还原如下：
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项后生毛]，（ 身体有毛）[女人]发长委地，{见人惊避} ，[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咸。][有][如禽兽]，至二、三月，竞入水则任娠，六七月[孵]（产）子[出]，（女人）胸前无乳，[身体有毛]（项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两]年则[长]成（人）矣，{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
脱去括弧：
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项后生毛，女人发长委地，{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食咸草，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有]如禽兽，至二、三月，竞入水则任娠，六七月孵子[出]，胸前无乳，身体有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两年则长成矣，{见人惊避}。”
[ 本帖最后由 ydwq3613 于 2009-3-4 17:05 编辑 ] 看到楼主转的余先生的文章，“用我们自己的方法而不是西方的方法来读我们自己先祖的书”，这种主张我觉得很有意义。
[ 本帖最后由 甘草 于 2009-4-29 10:24 编辑 ] 挺好，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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