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被誤解的源頭
中國史學被誤解的源頭2009.02.01
自孔子刪詩、書，編述春秋之後，中國人對史的認識就走入了偏路。隨著儒家地位的尊顯，原始的「史」就更模糊不清了。這也是為什麼後人懷疑上古無史、質疑禹非人，應為虫或神、以及至今仍浩費大量人力物力去為夏商周斷代，但成果卻又大受質疑的原因。究其根源，就在對「史」本意的不全然理解。儒家以春秋為史，也就是指編年體的記述資料。但是，對於世代掌史的史官而言，史還有更深刻的、更指向中華文化源頭的另一涵意。中國末代世襲史官司馬遷在史記曆書中說﹕…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廢而不統…。儒家太在意史書的編年體格式，所以，解讀「史不記時」，就釋為史官失職，記史事編年錯亂。但是，司馬遷的原意是﹕幽厲之後，史就不記「天時」了。這也是為何中華儒家編年體史學僅能上溯至周厲王（西元前841年）的原因。因為儒家不知道幽厲之前上溯禹、舜、堯、顓頊、黃帝乃至伏羲，那時的史是記天時為主的。這個說法正確嗎？史的造字就證明如此。
說文解字﹕史，記事者也。從中從手，中，正也。對於史從手，歷來少有異議。對於從中的部分，就分成二派。認為從中的指史有「秉公」的特性，而另一派則從造字上懷疑史的上半部為一筒狀物，不是中，應為「冊」的簡寫。史既然是記事者，總是寫些東西吧，寫在那裏呢？寫在竹（木）簡上，再以繩編串起來。解的好不好呢？都挺好的。對不對呢？我覺得都不如我的正確。史字的上半部是指「日中測影」時地上立竿影長的刻痕（也就是書、也就是契），三道刻痕中的內外二道為冬至日日中影長刻痕與夏至日日中影長刻痕，中間一道為人為取冬至日與夏至日中間的那一天日中影長刻痕，由於有「分」的特性（以刀別之），而且一年中日中影長經過此道刻痕二次，故稱之為春分、秋分。日中影長一年碰觸各刻痕的順序是﹕冬至、春分、夏至、秋分。這就是時，也是史字上半部貫穿三道直線的環狀線。
史字上半部
這就說明了史原本是記天時的（甚至告訴我們，將一年分為四個時點就是天文曆法的源頭，它除了以伏羲為名之外，還可字之曰三墳。）。天文曆法的演進是上古史的主要內容，到了黃帝時期，除了看太陽的部分增加二道刻痕成為五道（五行），以對分四時為四正四立（也就是八卦）之外，還以月相記日循環的月，這也是黃帝曆稱為陰陽五行曆的原因。自黃帝以降至堯都採用陰陽五行曆，其間和另一系統的十月天干純陽曆（名為共工）多所參雜、交替、融合。史官以隱喻筆法寫為「共工與顓頊爭帝」。到了舜，改五行曆為七行曆（七衡六間圖可為代表）。由於不屬於五行曆系統，但仍本伏羲三行曆系統，因此，百般測試驗證是否能涵蓋原本的五行曆，史書以堯試之以二女九男（測冬至、夏至）、賓於四門（測四時）、百官時序（測其它時點）。更特別的是置舜於大麓、舜暴風雷雨不迷，堯以為聖（原本七圓不足以表達四立，但舜曆更對分為二十四份，以致於又成為八的倍數。）。史記以「舜耕曆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來記載這次改造曆法。到了禹，又改造七行曆為九行曆（九丘），又回歸陰陽五行曆系統。所以，堯至舜，稱之為禪讓﹔舜回歸禹，當然也是禪讓。
在黃帝至禹這段期間，基本上為五行曆系統，故字之曰五典。典，五帝之書也。典的造字上半部就如同史的上半部般，只是三道刻痕增為五道。但嚴格論之，五帝之書應指黃帝、顓頊、帝嚳、帝摯、帝堯。舜為七行，禹為九丘。若將八索視為五典的另一面（五行分周年為八卦，五行就是八卦），那麼，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就齊了。
在黃帝至堯初年，曆法失序的解決辦法就是更換曆法。到堯初才以置閏月的方法試著改良曆法自身。堯典﹕稘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說出堯曆為陰陽年同閏（四年一閏），這個原則造成堯時「淹大水」及禹治水（改為三年一閏、六年再閏、八年三閏）。同時殷墟出土甲骨文出現一年十四月，也就是因為殷曆同堯曆置閏原則﹕四年一閏、八年一次閏二個月。
夏商周三代究竟是怎麼回事？我看應該是指同一朝的三部不同曆法。這麼另類的說法有證據嗎？我們先看商周之際及夏商之際的情形。班大為先生指出中國人過於重視天象，連改朝換代都要看天的指示。例如西元前1059年五月底五星聚會，恰巧是史書上所記之「文王受命年」，文王起心代商興周。史書記載西元前1048年七月，「武王伐紂」，但因天象不合而退兵，九個月後才又發兵，發生了「牧野之戰」，直到西元前1046年一月二十日（甲子日），周建元。而前一次的五星聚會發生在西元前1576年。竹書紀年記載，夏桀十年，五星錯行。二十一年後，商建元。真是奇怪，每五百多年一次的五星聚會，就有人要革命，而且竟然都成功，除了迷信、巧合之外，有沒有可能是意有所指的在說另一件事呢？如果發現史記曆書說﹕…五星合，是謂易行。…會不會更讓你覺得狐疑呢？而在解讀五帝本紀及尚書中的虞夏商書及周書後，又知道舜曆為七行曆，禹曆為九行曆、商曆又回歸為堯的五行曆、周為舜的七行曆﹔那麼，是不是就看懂了整個上古史了呢？夏商周斷代工程在偃師發現了夏商之際的都城，除了訝異二朝都城相隔如此近之外，還測出商都約建於西元前1575年。這比根據史書上記載推算出的西元前1555年早了二十年，無可奈何之際，乾脆把商代往前推至整數年（西元前1600年）。總是先建國再建都城吧，尤其是都城離前朝都城如此之近。不過，若以一朝三部曆法來看，五星合就是要換曆法了，此時建一新城以因應新曆法，就完全可以解釋上述奇怪現象了。
書是什麼？書字就指「刻畫日影」。所以，書經（尚書）就是指日中測影的天文曆法演進史。它和五行相關（也就是八卦）。古字五寫為「X」，意為五行也。當然，洛水所出之書（洛書）就是指陰陽五行曆本身。河圖指黃河所出之圖，圖的造字由五方而成（囗為方，十也為方），指的是十月天干曆。這個曆法原本和看遠方山頭日出方位有關，之後演變為和由立竿測影之日出、日落影長形狀、角度相關。「合矩以為方」是在說合冬至日出、日落及夏至日出、日落之影和立竿本身，共四個矩形所形成的「方」形，也就是十字形，漢代壁畫中女媧手中所持十字就是方。什麼是五十（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另，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就是洛書、河圖，就是天文曆法。
後人以儒解史，由於不通天文曆算，所以只看到史編年記事的部分。加上司馬遷之後，已無能正確解讀史本意之人。所以才會以神話、傳說、迷信、上古無信史來看中華上古史﹔當代史家也苦悶於五千年文化，可考之史僅不到三千年，於是想方設法的挖呀挖的，但好不容易驗證出的殷建元，又因為不懂史而輕輕放過。
看了這篇文章能敲醒當代搞史的人嗎？我懷疑有誰有那麼大的魄力能推倒自己學術地位的基礎。只能寄望於未來的史家，也就是現在的學生。藏之名山，以待後人。我如同司馬遷般的期盼著。
朱壁修
2009.02.01 名山何处？何名之有？后人复待后人也。 名山在此 http://www.taichi-sayings.blogspot.com/
尧历
“稘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这句隐含着的历法是这样的：每年366天，五年1830天，采用三年一闰，五年再闰的置闰法。以每月29.53天计算，五年再闰就是29.53×（12×5+2）=1830.86（天）。五年的累积误差为0.86天。 謝謝你的回文。但是，當你為置閏同步而犧牲一陽曆年為365.24日的原則時，冬至錯亂及冬夏倒置的問題將隨之而來。請看以下二文，應該能讓你瞭解原文的涵意。奇怪的陰曆十四月
一年竟有十四個月，真是太奇怪了。而這麼離譜的事竟然發生在以天文曆法引以為傲的古代中國。在出土的商代甲骨卜辭中明確記載了某年十四月。是那時的一個月不足三十天嗎？不是，一個月分為二十九日或三十日是確定的。所有的結論都指向當時置閏技術不精才造成這一結果。但是，古代中國很早就知道一陽曆年為365日有餘，所以約每四年有一年為366日；而陰曆年一年是354.5日，相差約近11日。所以透過置閏月的方法使二者同步。現在我們知道每十九年置放七個閏月後大致誤差小於三分之一日，這也是我們常說每十九年陰曆生日和陽曆生日會在同一天（或差一天）的原因。既然很早就知道這些，怎麼還會出現一年竟多二個月呢？會令專家百思不得其解最後給出 ”疏忽” 造成的結論，完全是站在現在的角度 ”儘可能去同步” 的原則去思考推論出的結果。但是，古時的置閏原則（至少是堯開始）卻是另一套邏輯。
尚書堯典：”…稘(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這是帝堯看了羲和制定的曆法後下的結論。大家都只看到帝堯時就已知道一陽曆年有366日就覺得古人已很了不起了，於是不忍苛責和現在所用每年365日，四年才有一366日的現代陽曆有一日的誤差。就是這個多餘的愛護之心使我們沒看懂這段文字。試想一年差一日，二百年差二百日，足以使冬夏倒置，這個誤差還不大嗎？那這段文字該如何解讀呢？說文解字p.328：”稘，復其時也。” 所以第一句話是說：”到了一年是366日的那年” 這麼去理解不僅知道帝堯時就己清楚陽曆年有平年、閏年之分，而且閏年是366日也確定。所以整段文字可理解為：”到了一年是366日的那年，以置閏月的方式來重新安排四時（冬至、春分、夏至、秋分各落在當年的陰曆幾月幾日），這樣成為一歲。” 所以，從帝堯時期沿用至商朝時的曆法置閏原則是：”陰陽年同閏” 也就是當陽曆年是閏年時才在陰曆年置閏。也就是說大致上四年置閏一次。可是我們知道陰陽曆年一年差近11日，三年置一閏月都不夠了，你怎麼還四年才置閏一次，那怎麼行呢？放心，古人說置閏，可沒限死一次只能置一閏月，所以，第一次置一閏月仍有約14-15天不足，到第二次置閏時就一次置二閏月，就差不多同步了。這也是為什麼商朝一年有時出現十四個月的原因。而這種 ”陰陽年同閏” 的置閏方法使得十四個月的年約間隔八年出現一次，這對於後人考古應該有非常大的幫助。
在神話中鯀和禹治水都使用 ”息壤”，那為何一人成功，而另一人受死呢？
《山海經．海內經》：「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鯀複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那是因為鯀不按堯曆法規矩置閏，可能是預先置閏月（以圍堵隱喻），而禹開始採用類似 “三年一閏，六年再閏，八年三閏” 的方法，（以疏導來隱喻，也就是還是在後頭追，但不限死四年一閏。）堯時為何常淹大水？那就是因為它的置閏周期是四年一閏。所以八年至少有七年得淹水（四年一閏，八年再一次閏二月。商朝就是這種方法。）。而禹治水成功就表示一定改用別的置閏方法使淹水情形改善。（雖然還是淹，但可能三年只淹二年，而且都是淹小水。）這是後來 ”三年一閏，五年再閏” 的前身。那為什麼不說禹就是 ”三年一閏，五年再閏” 呢？因為五年再閏會有 ”圍堵” 的疑慮。（唉，其實三種方法都是八年放三個閏月，但舞步怎麼踩，結果就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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