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口头、非物质遗产保护问题
也谈关于口头、非物质遗产的保护问题
在中国，学术的传统中有重视上层文化、重视汉族文化的倾向，民间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历史上重视不够，或者说根本上没有被重视，我这里主要就少数民族的文化来说的。今天，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对于民族的或民间的文化来讲又是灾难。
在世界范围上看，民间文化在整个世界文明历史中的地位在不断发生变化。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客观上看是保护了民族和或民间的口头传统，但是，那是与民族的独立要求的政治目的联系起来的。另外，民间口头传统对于书面文学传统历史悠久的民族和新近才有作家文学的民族，它的意义、地位是不同的。按照芬兰学者劳里·航柯（Lauri Honko）的说法：世界各个大国和文明古国在它的自身发展过程中不必强调主要以口头传说、诗歌、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形式保留下来的民间文学所起的作用。
联合国教育和科学、文化组织早在1970 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保护民间文学的活动。劳里·航柯（Lauri Honko）1985年为联合国教育和科学、文化组织在巴黎举行的保护民间文学的政府专家第二委员会会议所写的工作文件里指出：
民间文学更广义地说，传统和大众的民间文化是一种集团或个人的创造，面向该集团并世代流传，它反映了这个团体的期望，是代表这个团体文化和社会个性的恰当的表达形式；它的准则和价值观念通过模仿或其他的方式由口头流传下来。其形式主要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宗教仪式、风俗习惯、手工艺品、建筑及其他艺术。
以上大概也是今天联合国教育和科学、文化组织所提出的民间文化的保护对象吧。
今天在谈到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保护时，这个题目的含义已经有了很多的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地位和它的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传统的哲学强调整体高于个体、理性优于感性；文明观念中有发达与落后之分野；文化上似乎还有所谓先进和落后之分。但是，从学术的和人类实践来看晚近人们所关注的，似乎更加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强调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总之是个强调个性的呼声高涨。这其实就说明，这些代表个性的文化或文明遭到前所未有挑战。当一个人生命垂危的时候才有抢救的问题，弱者才需要保护。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就是处于这样的境地。不知道这样说是否恰当。
但是，保护并非目的。民间文化的保护，在今天它的特别意义在于，只有在现代人们才有可能摆脱固有的偏见，不管这种偏见是来自种族的、地域的、语言的、信仰和宗教的、国家和、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或阶层的等等，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都必须彻底检讨，不然，一种带着有色眼境的价值判断会阻碍这种文化保护的实践。
一点学术的反思
作为文化人或研究者，我们有必要检讨自己，检讨我们的学术传统，同时，应该借鉴当代世界的学术经验。
仅就史诗研究而言，西方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积累了丰富的学术传统。
与中国蕴藏丰富的史诗传统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们的研究起步晚，理论探讨还很薄弱，国际学术影响不大。中国大多数史诗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才被陆续发现的；而史诗的搜集、记录、翻译、整理、出版，还是近30年的事情。我国史诗研究起步更晚一些，较为系统的研究也开始于80年代中期。在开辟新学科的任何实验中，所获得的科研成果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论据的质量以及搜集的方式；口头诗学研究可以直接与口头史诗田野调查研究相结合。促进我们在口头传统资料的采集方式、手段、文本整理、编目归档、保存利用等环节，实行现代化的系统管理，基本上达到与国际接轨的要求。
中国的史诗研究的大规模展开是不过半个世纪的历史。我们研究了史诗，但是，这种研究还不是史诗学意义上的学科自觉，表现在多数学者没有将口传史诗作为口头传承的民俗事象来研究，而是从经典的教条出发，学术研究和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形态相互混淆，作家文学研究和口头传承研究相互混淆。因此，有必要对现在国际通行的民俗学方法论和理论，进行全面的介绍和研究，建立新的概念体系，有效利用新的方法，进行规范的学术研究。我国是口传史诗蕴藏很丰富的国家，口头诗学理论在这里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我们的研究应该摆脱一般文艺理论以作家文学为对象的局限性，突破了一些既定的思考模式，走出口头史诗研究的一些误区。近年来的口传诗歌研究，学者们试图从我国民间艺人演唱实践中去把握一种民俗学理论，衡量它的学术价值、可靠程度、普泛性、可操作性。结合我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演唱实践，探索口头史诗创编的规则。强调口传史诗研究的实证主义路线。
我们应该广泛借鉴20世纪60年代以来比较口头传统研究的新思维，它包括规范的人类学田野作业，获得可靠的经验性材料的手段，处理材料的新方法，以及代表学科未来走向的、有效的阐释学模式。我们的选题、民俗学个案研究特点，采集资料的范围和基本途径，研究阶段应该确立的理论假设等，都尽可能与国际通行的规则接轨，努力使其成果达到与国际对话的水平。
以往人们对口头文学的探讨属于文本研究，具有历史学的旨趣，突出了它的历史文献价值。按照20世纪民俗学的学科观点来看，这种研究多少忽略了该体裁样式的社会文化意义，文本背后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关系被抹杀了。现代民俗学要求深入具体文化的现场，其田野工作带有学科发展所提出的新的理论假设，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贯彻这一假设去获得经验性的可靠材料。当下也有不少民俗学田野调查报告被发表，但是，恕我直言，其中绝大多数的材料并没有当代的学术意义，原因很简单，现代科学家能在动物身上迅速找到危害人类的微小病毒，并能够探明其基因排列，而常人却不能。带着陈旧的学术观念的人能够提供对当前学术研究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吗？不能，原因是我们的传统强调文以载道，用现在的话说是意识形态与科学研究相互混淆。
RE:也谈口头、非物质遗产保护问题
有多少濒危剧种亟需救援作者：傅谨
一 引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设立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一国际荣誉，用以表彰那些最值得传承与保护的文化空间或文化艺术表现形式的代表作，并且从2001年正式开始实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的遴选与认证。这一行动为世界范围内的传统艺术的传承与保护，提供了颇具后现代时代色彩的助力；对于普遍经受着西方强势文化冲击的诸多后发达国家，更拥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给予这些国家传承与保护它们正日益边缘化、日益离开人们视线的传统文化遗产，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动力。但这样的认证与遴选并不能代替任何一个国家对文化遗产实际的保护与传承，只能说它足以有效地唤起各国在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遗产--尤其是那些必须经口传心授的特殊方式继承的文化遗产的热情。中国的情况也恰恰如此。尽管联合国已经将中国的昆曲列入首次认定的17种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之一，在根本上改变了官方对昆曲的态度，昆曲艺术传承与保护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时它也正在帮助各地方政府，转而开始重视对那些地方的地方剧种的发掘、保护与传承。
中国戏剧历经千年发展，陆续形成了300多个剧种，其中许多剧种在剧目、表演技法、音乐（包括声乐和器乐）等方面，都具有独特民族风格，包含丰富文化内涵。但是，由于遭遇特殊的历史与文化困境，这些各具民族和地方特色的剧种，有2/3左右面临衰亡或已经衰亡，这些无价的民族文化资源，正在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迅速流失。在大量的濒危剧种里，除了像昆曲这样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剧种以外，数量最多的是地方性的、往往只在一两个县的小范围内流行的小剧种，亟需抢救、保护。
地方戏剧种不仅是一种戏剧艺术活动，同时更是地方音乐、舞蹈以及民风民俗的载体，往往蕴含着异常丰富的地方文化与艺术内涵，是一个融精神追求与物质生活为一体的民俗文化宝藏。它们如同漫长的人类文明史进程中偶尔留下的活化石，令我们得以一窥久远的戏剧的真实面目，甚至在不经意间，就掀开了古代历史十分生活化的一角，这些无法替代的文化资源，更用民间话语构成了一部有别于官方叙事的厚重的历史文本。
具体而言，300多个剧种的情况很复杂，传播的范围有大有小，历史也有长有短--其中既有历史形成的，也不乏在20世纪50－60年代依据行政命令人为制造的。这么多剧种，当然既不能说全部濒危，也并不是所有剧种都有传承与保护的价值。但事实上即使是已经被联合国授予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称号的昆曲，目前的状况也不能令人满意，而更多像昆曲一样拥有悠久的与丰富的文化艺术内涵的地方剧种，已经衰亡或者正濒临衰亡，亟待救援。因此，在未来几年里，发掘、抢救与保护、传承濒危剧种的工作，已经成为戏剧界乃至整个文化艺术领域一件非常紧迫的任务。
（从略）
全文请见：
http://www.cc.org.cn/dongfang/gwqk/0307/030701.htm
RE:也谈口头、非物质遗产保护问题
虎彬兄说，“我国是口传史诗蕴藏很丰富的国家，口头诗学理论在这里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赞同这一观点，其实，史诗研究的方法与成果不仅适用于以韵文形式演述的“史诗”，也部分地适用于中世纪汉民族的许多散韵结合的“说唱”形式。李福清说，“中国（汉族）没有叙事诗，但说话人讲历史故事的‘讲史’可以代替其它民族的叙事诗（epic,epic poetry）。当然讲史与民间叙事诗或史诗并不尽相同。但是宋代的讲史，以及后来基于讲史所写的平话如《三国志平话》或所编纂的杂剧和明清演义小说等，都具有史诗的一些特征，亦用了一些史诗的母题。”（中国小说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中华书局，2003）
而李福清本人，也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把民间文学楔入大文学的研究领域，并取得了很不俗的成绩。
[ 本帖由 施爱东 于 2003-9-8 09:54 最后编辑 ]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