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阿尔村：千年之变 “羌”去何处？zz
5个月前，马九清新买的微型面包车给阿尔村七百多名族人带来兴奋。这意味着，山外三十多公里的汶川县城将变得咫尺之遥。羌民们的家禽和刺绣得以顺利运出，换成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元旦过后，这样的喜悦就常常弥漫于阿尔村——一个位于汶川西部原始森林区的羌族村寨。大地震摇碎了这里的高墙石壁和神山圣水，同时也把这个守卫森严的民族文化堡垒撕开一道裂缝。一个崭新的山外世界，迫不及待地涌进横卧千年的古老村落。
千年之变
劫后相逢的弟兄，被一种空前的种族使命感支撑着，“我们不相信村子就这样没了。”
4月28日下午，一个不大不小的意外骚扰了阿尔村羌民的劳动热情：一辆卡车被满载的红砖压断轴承，堵塞了唯一的村道。这成了当天阿尔村最群策群力的事情，连释比（羌族巫师）也被请到现场，但在庞大而陌生的现代机械面前，再神奇的法术也徒劳无功。
46岁的前村委会主任兼面包车师傅马九清充当了最后的救星。在端详了一个小时后，看出门道的他领着两个后生，到县城带回配件。当卡车在“突突”的黑烟中缓行起来时，族人纷纷甩出响亮的口哨。
沉浸在巨大成就感中的马九清爬上一处山坡，俯瞰再次忙碌起来的村庄。残垣断壁仍在，水泥钢筋却已林立起来。空气中充满了火药的味道——为了生存，虔诚的人们不得不冒犯视若神灵的峻岭深谷，炸山取石，重建家园。
“祖先用了一千年建好阿尔村，而我们现在只需半年。”在他脚下，阿尔村俨然一个巨大而时空交错的工地，背篓和车轮相互接力，机械轰鸣与古老号子协奏共鸣。100多名外来支援人员和767名羌族村民正齐心协力，再造一番新天地。
但仅仅在10个月前，马九清和他的族人曾一度遭遇最黑暗的时光。“5·12”震后地质专家将其勘测为“不适合人类居住”。一个月后，阿尔村不得不做出决定——举族迁徙避险。
这多少让人绝望，尤其当乡里命令放弃一切辎重细软迅速撤离时，更让人感到悲痛。这群自觉愧对先人的羌族子孙，带着对故土的不舍和对大自然的敬畏，走出深山。
但仅仅过了3天，由于惦记5亩玉米地和两头嗷嗷待哺的猪，马九清又开着拖拉机偷偷跑了回来，结果发现村里还躲着其他7个男人。这些劫后相逢的弟兄，被一种空前的种族使命感支撑着，坚守这座无水无电的空城，“我们不相信村子就这样没了。”
远在他乡的亲人同样度日如年。一个月后，村民们围住乡政府，哭诉对家业的思念。在接下来的地质勘测复查中，幸运终于眷顾，阿尔村获准回迁。
“这是一段失而复得的生活。”马九清等“八勇士”在村口迎接了族人，人们互诉衷肠，感慨命运，最后下定决心——既然适应不了山外的世界，就再造一个更美好的阿尔村。
正在消失的历史
火塘变成了电暖炉，白石塔让位给卫星电视接收器，神龛的设计也开始从简……
回家的喜悦很快就被现实冲淡。在楼房损毁率高达七成以上的阿尔村，人们发现似乎没有太多家什值得抢救。千年祭祀塔倒了，碉楼被削掉一半，就连家家户户供奉的白石塔也荡然无存。度过2009年艰难的冬天，随着国家住房重建补助的落实发放，生气才在阿尔村重新散发出来。
“灾难教会我们团结。”马永清是阿尔村释比。在羌族社会，释比是神的使者，法力无边，通晓天地。但春节过后，马永清把他的神杖法器收进里屋，当起了砖瓦工，“多帮大伙干点实事。”钢筋水泥成为受宠的新型材料，相比老寨子的黄泥加石片，前者简直豪华如宫殿。
现在，建设新生活成了这个村庄凌驾一切的主题。在山外避险的一个月，村民们见识了舒适繁华的城镇生活，一些条件稍好的家庭，开始给新房涂上乳胶漆，挂上水晶吊灯，还摆上音效震撼的家庭影院。
外来工程人员和返乡的年轻人也成了新元素的携带者。今年春节，马永清23岁的儿子辞掉了成都的工作回家建房。他带回一台电脑，每天干活时就放节奏强劲的“迪斯科”。马永清嫌吵，却只有嘀咕的份——他不会关这玩意儿。
火塘变成了电暖炉，白石塔让位给卫星电视接收器，神龛的设计也开始从简……人们开始尝试新的变化，并认为它们无伤大雅。
虽然从民族认知上仍坚守传统，但改变已成必然。在村子东西两侧，一座全新的羌碉、水磨坊和祭祀塔正在加紧施工，水泥取代了黄土，建设者们认为，采用新工艺的羌族建筑将更坚固美观，能更好地吸引游人前来。
咫尺之遥的老寨子却如年迈的老妇一样落寞。村民们拆掉断裂的横梁当柴烧，一些有数百年历史的器皿和摆设也当垃圾扔掉。“不然怎么办呢？”4月30日，一名妇女一边在废墟中扒拉杂木，一边说，“我还准备扒掉老房子用来种菜呢，反正留着也是占地方。”
有着近千年历史的老寨就这样被侵蚀。据阿尔村阿尔组组长马志雄统计，由于地震和人为的破坏，该组54户百年老屋近半彻底损毁。村民们的辩解很简单——新房子占了耕地，就拿老房子的补上。
这些冲动的行为最终被汶川县文体局一份口头文件制止，里面称阿尔村的建筑极具文物价值，将列入保护范围。“除非政府出钱征用，不然我还是要拆。”一位村民说。
孤独的文化救赎
“人们过于热切地改变生活，却遗忘了保护文化和民族记忆。”
“这是最好的时光，也是最坏的时光。”4月29日上午，36岁的阿尔村青年余永清登上自家房顶，眺望欣欣向荣的新村庄，却是怅然若失。
这段时间以来，让这位自学成才的羌文化民间学者感到心痛的是，他的故乡阿尔村正在变成一座平庸的村庄，“人们过于热切地改变生活，却遗忘了保护文化和民族记忆”。
这样的话打动了很多学者，却打动不了他的妻子。前者称他为“一个民族觉醒青年的代表”，后者却声称要跟他离婚，原因是他放着房子不修，“不务正业”。
余永清不同意妻子的评价。这个17岁就走出大山接受教育的年轻人，曾被一个老释比用“法术”治愈顽症后，便迷上了本族文化。在随后的13年里，他和时间赛跑，和文化流失赛跑。“每分每秒都有东西在消失。”余永清说，“我要全部记录下来。”
余永清曾当过两年中学教师，他有过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在农村推行羌语文教育。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到一个星期，班上的学生数就降为零。
十年前，他转为田野考察和研究。纵使已走遍了汶、茂、理地区大部分羌寨，积累了40万字笔记和3万张图片，但在破坏巨大的地震面前，他仍懊悔“做得太少”。现在，他把原来的研究方向放大到一切与羌族有关的抢救性发掘上。“能救多少算多少。”余说。
地震对羌族文化消失的加速出乎余永清的意料。“村民们文物意识薄弱，加上文物贩子猖獗，羌族文化正遭遇流失。”余永清说，“对于没有文字的羌族来说，后果尤为严重。”
地震后，为尽可能地收集文物，他甚至还“挪用”政府发给家里的生活补助。
妻子不止一次提醒丈夫他也是灾民。“如果消失是必然，我希望能记录些痕迹。”余永清说，“哪怕后代子孙只能在博物馆里了解自己的民族，总比什么也不做好。”
在全民建设现代家园的局面下，余永清难免成为异类。就在一个多月前，村里商量拆掉重建西头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羌碉，并把工程承包给他的舅舅。就在动工的那一天，余永清求助了所有认识的专家学者，并亲自拦住施工队伍。碉楼最后通过上级行政命令保了下来，但他也落下了“不识时务”的骂名。
余永清最近一次疯狂行为是花了近6000元购置了一台相机，这个几乎相当于半个屋顶的价格，让妻子看到丈夫的“不可救药”。在这场不断升级的冷战中，余永清只能在大门旁挥毫了一篇《陋室铭》以抒胸臆。
两个未来
“毕竟，在汹涌的现代交融进程中，没有什么文化是牢不可破的。”
忧心忡忡的余永清并没有太过影响族人的心情。4月29日晚，阿尔村年轻释比余正国家里热闹非凡，他所率领的“阿尔村释比表演艺术团”正在排练节目，准备后日在成都的演出。
近年来，作为“释比文化传承地”，阿尔村这块“活化石”不断受到外界关注，余正国和他的队友已经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参加过演出和文化交流。
余正国的爷爷是阿尔村最富盛名的老释比。老人于3年前离世，但德荫子孙，年仅27岁的余正国被赋予对外宣传阿尔村的使命。“出去才知道，很多人还不了解中国有个羌族。”余说，“我们不能再固步自封了。”
更多的对外尝试在不断进行。由阿尔村小学16名学生组成的“羌族童声合唱团”就是其中一个成功的例子。地震粉碎了校舍后，整个阿尔村小学师生转移到深圳继续上课。
余正国至今仍记得孩子们首次到广州做感恩演出时的眼神——饱含新奇、不解和向往。回到宾馆后，他们问，“能不能把阿尔村也建成像广州这样大的‘村子’？”
进入5月，一个好消息振奋着阿尔村。5月20日左右，“羌族童声合唱团”将受邀到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这个迄今最高规格的礼遇让阿尔村的村民看到光明的未来。至于文化传承，此时则是一个过于形而上的问题。人们的回应大多如余正国一样乐观：“无论孩子们走多远，根还在这里。”
美好的经济前景正逐渐占据人们的神经。阿尔村已经制定了一个200万元的旅游开发计划，包括打造一批文化广场、祭祀塔等人造景观，同时鼓励村民开设农家乐和旅馆创收。
“这是一个愚蠢的做法。”余永清愤懑地说。这个孤独的民族文化捍卫者，曾向族人提出过一套平衡发展与保护的解决方案——保持老寨子原貌和周围生态，另择空地建新村。
这个看似不切实际的想法很快被束之高阁。村子日渐繁荣，余永清的心情却日渐沉重，最后只好待在家中整理那些不知能否出版的羌文化书稿。
而一个最近出炉的调查结果被余永清写进一篇论文里——仅仅5年时间，羌语盲区（不使用或很少使用羌语的地方）在龙溪乡就往里推进了10多公里，阿尔村成了最后的堡垒。
“如果不加以干预，不出10年，阿尔村也难逃一劫。”余永清说，“毕竟，在汹涌的现代交融进程中，没有什么文化是牢不可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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