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楼札记
闽粤赣三角区域，有著名的客家民系的土楼民居。土楼是客家人传承下来的精神象征。它矗立在闽西大地显得如此安稳、镇静和自信。土楼本身，其价值已经远远地越出了人类居住建筑的抵御风雨、抗击外敌等实用的机械功能的范畴，有着远非纯建筑学所能解释的极其复杂的文化内涵。土楼建筑时间并不算短，东晋以后北人南下来到闽西南，陆续建立有土楼，但是土楼的被世人关注也只是近十几年的事情。还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国内盛传美国总统里根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卫星拍摄的土楼照片，被怀疑是中共的导弹发射基地，后来在参观闽西的国外记者中混入一个美国的情报人员，从此才获知土楼只不过是老百姓的普通住屋。这则传闻谁也不会穷究它的真实性，但是它成了每到土楼游览的观光客耳际最具魅力的传说。从此日本的学者带着他的学生来了，同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带着他的百名弟子来了，中国在1987年发布的永定承启楼邮票，一下子使闽西的土楼大大有名起来。一时间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土楼，望着这些或圆或方的庞然大物，惊诧地说不出话来。
我也是这样来到了土楼。穿过一幢幢土楼的楼门，登上拾级而上的一个个台阶，捕捉到一张张友好而凝重的面影。我知道，土楼仅仅是给了人们一个特殊的聚落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所有的个体都把自己全部暴露在公共视野中；在里面生活的人，被这层层环绕的土屋包裹起来居住，必然有着别处不同的生活面貌和生活模式。终于按耐不住释疑解惑的种种欲望，1998年我带着一干人马第一次来到大名鼎鼎的永定县湖坑镇的洪坑村进行田野采风。山里的天气是如此的明亮透丽，绿树环抱着层叠的山丘。汽车沿着盘山公路进入到目的地，我们流连于城市生活中难得一见的潺潺流水，感动于土楼墙体的出烟孔上吐出的炊烟，久违的鸡鸣犬吠仿佛把我们的记忆带到消逝的从前。一阵诗意般感动之后，我知道，村落人家面临的并不像我们这些外方人士想象的那么惬意。当现代化的步伐无孔不入向着中国的每一个人居空间蔓延的时候，当城市化和工业化向乡村频频招手，发出诱惑的时候，当土楼的农民工一拨一拨进入城市做工的时候，或者城市的气息吹进习惯于躬耕的社会群体的时候，这里的每一个人还会那么安分？还会为他们自足自给的生活方式而感到无动于衷么？
人们前往土楼的时候，过多地关注了这些山坡上土得掉渣的庞然大物的建筑风格，以此引发对历史的感怀，对城市喧嚣的逃逸。外方人并不想真真正正地去放弃都市的生活，而仅仅以一种看客的心理将土楼视为一种调剂生活节奏的场所，或者当作城市生活焦虑的临时释放场所，或者当作一种怀旧的去处。
我初次去土楼也是抱着类似的心理。可是从永定回来，庞大的土楼却始终盘绕在我的头脑中。我在想，土楼里的人在由族亲组成的公共空间内世代生活着，一定有许多特别的生活方式。土楼作为一种特别的人居实体自有建筑学者对它进行某些建筑文化的发掘，可是里面的人到底怎样一起生活，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生活观念和价值取向，他们有什么特别的风俗习惯和乡土知识，有什么样的喜怒哀乐和民间智慧，在现代化进程中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在土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他们到底关心的是什么……。离开活生生的人去观测一个历史的陈迹多少是一种有缺憾的旁观心态的研究。我无法成为它的完全介入者，但我一直有介入其间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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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一个深秋，我再一次奔赴土楼。这次去的不是永定，而是南靖。那是一个值得我怀念一生的日子。一个积蓄已久的冲动和计划使我踏上前往南靖的路途。出行前夜，一个朋友分别向我推荐船场和书洋两个地方。我问哪个更远，更不好去，他说是书洋，并称那是台湾现任“副总统”吕秀莲的故里。这个书洋我听说过，一本介绍土楼的书的封面上印着书洋乡田螺坑土楼群的照片。四个圆楼簇拥在一个方形土楼的四周，像是一朵鲜花盛开在山腰的坡地上，有着比别土楼处完全不一的视觉效果，一种山野中由土楼配合起来的构图美，一种成比例的楼群搭配，煞是好看。土楼的这种按某种图案分布的建筑构思，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目光。可是我从这本书中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个土楼群的介绍性的文字，这种遗憾早就使我产生了前往观看的冲动。我反复看过多次，心里暗自发誓有朝一日一定去一趟田螺坑，所以印象很深。就为了见识一下这好看的土楼，满足一下好奇心，我开始了独闯田螺坑的旅行。没想到这次出行成了我日后萦绕不去的记忆。一早从厦门出发，在漳州和南靖转了两次车，前往南靖的书洋乡。田螺坑是它的一个自然村。路上一些热心人已经向我渲染这个村落土楼分布的别致。我虽然对它没有太多概念，但也经不住别人的蛊惑，也不由得因向往而有点小小的兴奋。车窗外是一派无尽的绿，跟山区公路平行走向的是城里见不到的不知名儿的碧水，大片的粽叶在枝头轻摇，常年作深翠的颜色，逼人眼目。虽然这一天的阳光很强烈，但山里的凉爽依然可知。汽车绕过弯曲的山路，终于又见到了我久违的土楼。土楼被一片片浓绿掩映着，稀稀落落散布在山间和田头。这些或圆或方的巨型土楼鳞次栉比从车窗外闪过。看着不够平整的土地上躬耕的农人，我感慨于他们的先辈们用脚下的泥土筑楼的气魄。此番来南靖，我是想在土楼这巨大的躯壳里去找寻一种生活，一种不同于我们在城市中的另一特别的人生。
车即将到达田螺坑时，我已经看到公路边的路牌上写着“田寮坑”字样。书洋路口下来，几辆摩托车冲到我跟前。根据我以前下乡的经验，我已经习惯了这一套，所以几轮讨价还价之后我心满意足地上了一个看上去还算有点厚实的中年人的车。
摩托引擎似乎有点老化，山路上盘旋着它的噪音。摩托颠簸在起伏连绵的群山中，我坐在车子后座上，无暇顾及周边苍翠的林海和胜景。和车主的几句简单对话知道他也是一个住在土楼中的人。他是一个驾御破车的老手，坐在后座上我感到稳当而安全。书洋山野的风从耳际拂过，感到整个身体都要酥了，这是我长期龟缩在群楼包裹下的生活所见不到的。与车夫攀谈几句，得知他的一个孩子在我的任教的大学读书。我们俩人几乎同时有些激动起来，好象他乡之中突然有了故知。两人很快彼此近乎起来。他发现我有很多关于土楼的知识，也看过不少土楼，也就向我大谈田螺坑土楼的好。正说话期间，摩托在盘山路上一个急拐弯下坡，眼前一片豁然开朗，山坳里出现了我在图片反复看到多次，却比图片壮观气派到不知多少倍的田螺坑土楼群，一个既让我亲切，又使我陌生的梅花形图案的土楼建筑群。我当时惊讶地“啊！”了一声，心中的激动一下子荡漾开来。
圆和方是土楼基本的形制，福建客家人生活的地区不难见到这两种土楼。而两类土楼能如此完美地搭建成一种天外奇观似的图案效果，非田螺坑土楼莫属。当你站在山坡公路往下俯瞰，你会发现田螺坑的土楼在满山碧绿的环抱下，像一夺盛开的梅花，四个圆楼好似它的瓣，中间的方楼是花的蕊，你沿着公路从不同角度上上下下循环观赏这朵梅花，有时花蕊凸显出来，有时花瓣又把花蕊遮挡起来，真是远近高低各不同，有一种巧夺天工的磅礴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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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田螺坑看土楼，得益于我对客家文化的浓厚兴趣。随着客家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土楼依仗它那非同一般的“土气”，也悄悄盯上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宝座。大量的客家文化的图文资料不断被媒体炒作，走进客家似乎就是和历史对话；走进客家似乎是对城市文明的逃逸；走进客家似乎成了山区旅游的一个热点。这样的图书典籍汗牛充栋一般在不同人手中炮制，又被不同的人传看。今天一些带有小资情调的有闲人围坐在城市的酒吧或茶楼的桌案前，交换着各自的谈资时，客家、土楼也堂而皇之地挂在人们的嘴边。仿佛不知道一点关于客家和土楼的知识，就不算是当下有身份有见识有教养的中国人。在许多人的常识中，大概还是知道了在我们的国土内外生活着一个叫做客家的人群，他们的先民为避战乱或自然灾害，自东晋南朝起不断从中原故地汇聚到南方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明清以后又不断向海外播散，他们讲着明显带着中原古音又自成体系彼此接近的特殊方言，住着或圆或方的泥土夯制的楼房，严格遵循汉族宗族制度又常常被误解为是少数民族。
我决定到客家山区做研究时，内心忐忑不安，不知离开城市的大学教席孤身一人跑到偏僻的山区，会是什么光景？1998年我带着数十位学生前往永定的洪坑进行民俗调查，消除了我对陌生的客家人的许多误会。当一个年轻小伙子向我讲述居住土楼的苦恼和麻烦的时候，我开始注意到我们这些外方人看客家，有许多失之偏颇的地方；那些客家出身的学者由于远离故乡，也由于中国文人习惯书斋的学问方式，对客家的研究总是偏向历史主义和伊甸园般的情结，仿佛只有客家故地才是一个保持得比较纯净的、未被现代文明迅速同化的桃花园。其实客家人南下来到闽西时的状况并不惬意，当地的民系对这些外来者充满了敌意，古时候就把他们叫做“匪”“贼”“獠”，于是客家人不得不将自己和中原汉文化建立起正宗的联系，来试图澄明自己血缘的纯正和高贵，客家籍本土学者对此更是津津乐道。而今天这种种偏颇继续被人们当作真理传扬。
从那次永定之行以后，我反复多次去过客家人生活的地区，我对客家人的感觉已经和时尚的观点开始越来越不相同。普通的客家人自己如何对待他们的文化与人生，这要听听他们自己的声音，这个客家是至今依然生活在本土的客家，这个客家是被城市化和工业化重重包围的客家，这个客家是一个一样向往着现代生活的客家，这个客家依然是在山区内顽强挣扎的活生生的生命个体。可是在主流社会里，弱势群体一向缺欠发声的空间。在土楼里屡次与普通客家人深入切磋交流后，我决定走进他们的生活圈，了解他们的生活，关注他们的内心，捕捉他们的群体意识，让人们体认一个真实的没有被严重史书化和贵族化的客家，才是一个老实的学者所要做的事情。
我下乡做田野和很多同行的目的常常不一样。来到被城市文明和所谓现代化冲击下的偏僻的的乡野去寻找历史，和童年的时代的记忆。我自认为这样的动机实在比纯粹完成某个任务或为了炫耀自己的游历单纯得多。而为了抢救什么文化、保护民俗遗产下乡反而成了有点颐指气使甚至有点虚伪的味道了。城里的学者下乡做所谓“田野”研究，出发点和老百姓生活的真实目的和动机总是存在很大偏差，他们甚至骨子里并不脱“我的水平比老百姓高”或者“我代表的是先进文化”等潜在的鄙夷。乡土知识和民间智慧被相当多的知识阶层视为不入流的东西。人类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偏见”，偏见对于每个做田野研究的人而言，是需要特别警惕与防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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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螺坑是我在带有点儿浪漫想象时不经意中获得的一个非常好的调查点。它在土楼中有很大的知名度，也是南靖县土楼中名字被叫得最响的土楼群。从建筑学家到文人墨客、从联合国官员到普通旅游者，人们给了田螺坑许多美誉，但是因其远离都市，地处僻远，交通不便，游人往往望而却步。非常庆幸，我把田螺坑当作认识深入土楼文化与心灵的窗口。从这里我开始了揭开土楼居住者神秘纱缦的漫漫路程。田螺坑其实是非常小的自然村。相拥相簇的五座土楼建筑的历史各不相同，中间那座处于“梅花”花蕊位置的方形楼叫“步云楼”，始建于清嘉庆元年（1796年），现在看到的是1936年被土匪烧毁并在1953年重建的，旁边的四座圆楼中的“和昌楼”也属于这种情况，楼龄有说较前者更早，有说与前者同时，也有说较前者为晚。圆楼“振昌楼”和“瑞云楼”分别建于1930年和1936年，“文昌楼”是唯一一座椭圆形圆楼，建于1966年，几座楼说来历史并不算很长，但是风雨剥蚀七八十年仍然使它沧桑无比。站在这几座土楼前，似乎一部近代的中国近现代民间社会的历史就在眼前展开，但是由祖辈遗留下来的活着的土楼人，不能不予以关注。
普通的看客来此，匆忙间拍下与土楼的留影就走人了，他们只关注自己的感觉，土楼人常被他们客气地忽略到一边。他们拍摄下来的不少影象资料也常常上了某些民间小报或专业人士的图书。这对宣传介绍土楼有作用，却无法揭示户主的内心经历和个人感受，这些旅游小照不能解释在这些镜头图象背后和拍摄者走后的下一步将要发生什么。这些影视资料只能说明拍摄者曾经到此一游或“在场”而已。土楼人也习惯了与游人的这样一种打交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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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摩托，我几乎是傻傻地瞧着这个横陈于目下田螺坑土楼群。几个庞然大物集结成一个黄土的城堡，密集地分布在翠绿的坡地上。方楼边的石板上，三三两两的年轻人蹲坐着闲聊，他们折过头来，看了我几眼，对我在不适当时间的到访并没有显得特别的惊异。一阵前往搭讪过后，得到村庄的一些情况。他们根据游客来往的规律，估摸着我会立刻离开，就劝我抓紧时间参观，否则就赶不上回书洋的汽车，下午就无车回去了。我说我要找个住处留下来过夜，他们都睁大眼睛不敢相信我这“城里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他们发现我对村民的关心超过了对土楼的关心，很快将我和普通游客区分开来，向我讲述了一些他们面临的一些苦衷。有个中年人居然教起我如何避开门票收费人员的法子。我明白这是村人向我示好的开端。交流气氛明显活跃起来。他们对我的决定表现出友好和愉快，他们试图想了解我，想到这一点，我感到有一种被接纳的快慰。
“您贵姓？”我问。
“黄。”
“三横王吗？”
“不是。草头黄。我们这个村没有别的姓。”
“那你们都是亲戚啦？”我幽默一句。
“嘿嘿。是啊是啊，都该算是沾亲带故的。”
大家很快就熟络起来。原来这个自然村也分片。山坡上楼群集中的居民区属于一片，就是田螺坑，山坡下属于另外一片，是上板村政府所在地。大家都姓黄，因此也都算是“亲戚”。“土楼的农民不好做的啊，我们这里的人最近要考虑背井离乡啦！”从一个叫黄N的农民口中得知南靖政府部门正打算将田螺坑土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问他，申报“世遗”对老百姓是不是一个即将给当地人带来福祉的喜讯？他说老百姓并不这样看。老百姓是非常看重实惠的。他举例说，在申报世遗过程中一些官员制定政策禁止百姓养猪，并限时要求群众离开土楼。我问土楼中的人将移民何处？他说政府没有安排。有这样的怪事？我的心一下子迷惑起来，我想问得更清楚些。他支吾了几句把话题叉开，我也就没有好再问下去。
按照田野研究的常规经验，双方中断谈话处，往往存在着最富意义的材料。学者向民间学习的是他们世界的文化，采集的是能给出价值观的民间话语。学者需要不断问自己：“文化在哪里？”也许是做研究的原因或者说职业的敏感，我往往对这些“矛盾”情有独钟。它是比土楼外观和土楼过去的历史更有魅力的地方。我就问：“你刚才给我说的申报‘世遗’的事，能给我说得更细些吗？”“你要是真想听啊，晚上给你细说”这位黄N老兄友好地向我示意。我一下变得大喜过望，我隐约感觉到真实的材料正向我一点一点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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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随着黄N，缓缓走下楼际狭窄的台阶，一种特殊的乡间情调在夕阳的辉映下弥漫着。与路遇的村民对望着，可以感觉到他们对外方人自然投出的友善，一种久违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没有遮拦的友善。最富于情趣的是我们交换的目光，没有杂质、没有功利，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黄土夯出的墙体覆盖在乌瓦之下，无不朗然入目，映衬着久经日照而显得微黑的一副副黄面孔，成为客家乡村中习见的图景。土做的屋和进出的人，各自的位置永远那么妥帖，使人迎面得到深刻的印象。生活在这样一个交通闭塞的山地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人们生活的不易。黄N是一个中等个头的人，五官端正，30来岁上下，现在晋江一带打工。西装革履的，脸上少了客家农人的微黑，看起来已经不像是务农的人。他说我可以直接以他的亲戚或朋友身份去他住的文昌楼，这样就可以省却了20元的门票费。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我从内心对他表示了我的谢意，也发现客家人的为人客气友好。进了文昌楼，人们投来的是一样友好的目光，我相信这就是一种都市社会正日渐消失的美好感情。一种异样的温暖顿时浮现在心中。文昌楼是一个非常规范的椭圆形的圆楼。进楼后，适逢一抹夕阳照射过来，半边楼的阴影覆盖在宽阔的天井上，另外半边被夕阳涂抹得光彩纷呈。楼道护栏和门窗在夕阳中裸露着显得有点古朴的木头原色。不由得让人想到宁静中的乖张。土楼的天井也不算特别大，横七竖八搭建着晒晾衣服的竹竿，在夕阳下耀目的碎花布衣裤，简直可以作人家所在的旗帜。
进了黄N家的厨房，他的女人友好地跟我打着招呼，他女儿约莫10岁，看家里来了陌生人，有点羞涩地走开。他的父亲与我寒暄过后默默坐在一旁。这位老人是个言语不多的人，听得懂普通话，但说起来十分困难，一般是我问他答。过往的邻居见有外人做客，不少人进来与我招呼或坐聊。小小的厨房一下子热闹起来。聊天内容从主客互相打听对方身份、职业、年龄以及一些家常世故开始，然后一点一滴牵扯出大家彼此关心的事，进而说起了最近发生在楼内的一件大家都十分关注的事情——政府要收购文昌楼。大家的口气一下子变得十分激动起来。
“你说说现在有王法没有？说收购就收购，把我们赶出屋外，我们住哪？”一位年轻一点的农民这样说。一直没怎么言语、而普通话也不够好的黄N的父亲也插起嘴来：“说是有补贴的，但是这些补贴和我们农民的损失差别太大，阿×，你去把布告扯下来给夏先生看看！”
不一会写在红纸上的布告被拿来。这是一份补助搬迁的金额清单。写明房屋多大面积，应予的补偿为多少。布告底下限定户主搬出的最后期限。我问是否已经有建好的房屋安置大家。“最让人气愤的是无处安身，更不要说让我们搬出之后给我们地种。农民要是没有地种，不是断了生路？打工？能找到活更好，这活不是随便就能找到的。老人孩子总不能也让他们去做工吧？”听着这样一些有些悲凉的话，我也有点激动起来：“有法律啊，你们可以通过法律的形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啊！”刚才那些说话还振振有辞的农民像泄了气的皮球沉默了。“我们这些扛工种地的人那里晓得法律啊，条文被公家里的人掌握着，说不定用法律对我们更不利呢？”
“为什么不试一下呢？”我也有点悲哀地访问众人。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默不作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作为社会弱势者的一种软弱的表现。一个年轻一点的人打破了这个沉默：“哪有公正的法律，民告官哪有好结果？法律里的人也是国家干部，听国家的，国家说要收购我们‘文昌楼’我们不让出就是违法，你总听说过某些国家部门滥用法律权力的情况吧？”听其言，我一时语咽。我想这样一些不信任的产生，一定与农民长时间生活他们的乡土社会有关，他们对当地的情况的了解当然比我这样一个外方人强得多。看着因我的到来引发大家那么多的冲动，我一方面感到不安，一方面又有点窃喜，因为村民开始接纳我了，敢和我掏心说真话了。我对今后的深入调研充满了信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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