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史诗”答客问
“英雄史诗”答客问萧兵
有客来访，话题多是读书。今天来的朋友谈及了近日获全国外国文学优秀图书奖一等奖首席的《世界英雄史诗译丛》。他似乎对史诗有点模糊，知我兴趣及研究颇与史诗相关，便提了几个问题要我答，我也不知对否，索性写下与识者共同讨论吧。
问：什么叫“英雄史诗”？
答：现在有一种史诗的“三分法”：创世史诗，迁徙史诗，英雄史诗。不能不承认，第三种是典型的“史诗”（Epic）。在古希腊，“英雄”（Hero）这个词有三层意思：（1）半人半神（有人就干脆译成“超人”）；（2）悲剧和史诗的“主角”；（3）“统治者”（有人认为，其现实基础就是叫做Basleus的“军务酋长”）。那么，以他们为中心的长篇叙事诗就是“史诗”。（有时也包括早期文人创作的“拟史诗”，例如维吉尔《埃涅阿斯记》）。
问：“英雄史诗”跟一般长篇叙事诗有什么不同？
答：通常认为，史诗产生在或反映着“史前”向“成文史”过渡的时期，或者说“军事民主制时期”（西方称“英雄时代”）；恩格斯就说，“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顺便说一句，现代人类学已不使用“野蛮”、“文明”之类容易误会的字眼；也有一些史诗产生于“奴隶社会”或“成文史”早期）。这样，史诗便不但映写重大历史事件，还有不同于普通传奇故事的神话和传说，尤其是英雄们创造的“奇迹”。真实的叙写与象征的讲述融汇在一起。
问：史诗还有什么特点吗？
答：史诗一般先在口头讲唱、流传，然后记录成文（成书时代早晚不同），往往被看做“民族文学”的精华或“民族精神”的结晶。它篇幅巨大，多数用严整而独特的“格律”写成诗体。既是“史”，又是“诗”。
问：中国有英雄史诗吗？
答：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北方兄弟民族创造了许多英雄史诗，像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都非常著名，藏族的《格萨尔王》还号称“世界最长的史诗”。南方兄弟民族除英雄史诗外，还创造出大量“创世史诗”。这些在世界上都已成为专门的学问……
问：可华夏——汉族有英雄史诗吗？
答：没有。按照上述标准，没有。
问：那《诗经》里如《大雅·生民》那样写“传说祖先”英雄业迹的诗篇呢？
答：那些只是“历史传说性”的叙事诗。有人称之为“小史诗”或“准史诗”。它们篇幅太短，情节又很简单。没有形成“大史诗”。
问：你真大胆。不怕人责备你抹煞我们的民族创造能力吗？
答：各个民族及其发展都有各自的特色、优长与限制。华夏——汉族的文学创造力、想象力、“民族精神”主要体现在诗歌、传说和史传文学里。我们的神话很零碎，戏剧和长篇叙事文学起来得都很晚。这没什么丢人的。希腊的抒情诗就没有中国的多而好。希罗多德《历史》也比司马迁《史记》幼稚得多。
问：史诗的产生，有没有特殊的情形？
答：如前所说，有些史诗产生在“成文史”（旧称“文明时代”）的早期，有些成书很晚，发表得更晚（像冰岛的《埃达》和《萨迦》保存在1270年才成篇的《雷吉乌斯经典》和13世纪末编成的《弗莱特岛记》手稿里）。有些是早期文人“拟作”。
问：译林出版社的《世界英雄史诗译丛》，包括描写13世纪马里帝国开国元首勋业的史诗《松迪亚塔》，19世纪阿根廷作家何塞·埃尔南德斯再创作的《马丁·菲耶罗》，跟世界最古老的苏美尔——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相比，时代跨度高达数千年，怎么都叫做“史诗”呢？
答：确定特殊体裁的标准不是绝对年代而是“相对时期”。如上所说，史诗（包括文人拟作），主要反映“文野过渡”和“成文史”早期，它诞育在“原始”或“原始性”社会构造之上。过了某一特定阶段，想制造也制造不出来了。如马克思讲到史诗与神话时所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经济和）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
问：史诗和拟史诗在世界文化史上有什么意义或影响？
答：史诗被看做世界文化遗产里的宝中之宝，它不但用特殊的形式保存着各民族的重大史实、传说、神话和语言，而且是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精神的多面晶体，是世界多极化、多元化、多样化的体现或证明。
问：能不能举些例子？
答：最古老的《吉尔伽美什》，古代希腊、古代印度各自拥有的两大史诗，波斯的《列王纪》，欧洲五六种有名的史诗，大家都很熟悉，都是马克思所说的“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可以不多说了。就说我们闻名已久却无缘见面的冰岛文学宝典《埃达》和《萨迦》，这次经石琴娥女士等由原文直接译出，真是一件大喜事。这里集中着古代北欧人民的哲学、伦理、风俗、传说、神话和历史，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无怪乎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佛克玛教授见到译林社这皇皇19部史诗新译本时，第一句话就是：这应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点项目！
问：如此说起来，史诗关连着的学科很多啰？
答：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总态势仍然是边缘交叉、多元整合，是“分析”与“综合”、“比较”与“推绎”的对立统一。跨学科、跨文化或“总体”研究的大趋势已不可逆。史诗研究决不仅仅是文学界的事情，历史学、考古学可以发掘其中潜埋的史迹（德国的舍利曼依据荷马史诗挖出了“特洛伊”遗址，已成“典故”）；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将在其深层“再发现”上古的文化、社会生活情况，包括风俗、民情、信仰和“无文字”时期的思维构造；语言学能够由其推导、比较各民族语言的发生、发展；博物学家也许还会在里面发现许多“物种”的秘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问：那么，怎么由文学与美学上欣赏它们呢？
答：史诗鉴赏跟一般小说阅读不大一样。它要求较高的文化程度、较好的知识准备和较多的阅读经验。它跟学习其它经典作品同样是多次性、经常性的，一卷在手，终身受用。起初可能是看故事、看热闹，慢慢就会被它独特的场景、通常的人物、华美的语言、奇妙的描写所吸引——这次的新译基本根据原文，译文比较忠实、流利，还附有相当详细的序文和注释（其中以陈中梅《荷马史诗》序、注，赵乐生生《吉尔伽美什》的序跋、附录最有助益）。这一类古老作品，是很需要一些注疏、诠释乃至考据的；它们决不会破坏情绪和美感，相反还会加深理解，加强兴趣，加大快乐，正如毛泽东所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3年10月15日 星期三
史诗译介的里程碑
【编者按】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优秀图书评奖，对于促进我国出版业的繁荣无疑起着积极的作用。不久前荣获第六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的35种图书，正是近两年来外国文学出版领域的优秀佳作。为了更好地发挥获奖佳作的导向作用，现特发表获得该奖一等奖（国家图书奖入围书目）部分图书的书评，欢迎读者批评。
史诗译介的里程碑
——评译林出版社的“世界英雄史诗译丛”
叶舒宪
“史诗”这个词同“神话”概念一样，是20世纪西学东渐背景下进入现代汉语的。言必称荷马，是西方文明的最大骄傲之一。这个西方的骄傲曾经刺激了几代中国人，要在汉族的祖先文字遗产里寻找足以和荷马史诗媲美的伟大作品。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神话”这样的说法已经司空见惯，深入人心，并且成为任何一种《中国文学史》必不可少的第一章内容；而“中国史诗”的有无仍然是令人扼腕叹息的问题。
什么是史诗呢？一般文学教科书给出的定义实在是差强人意的。借助于人类学家的实地考察，我们终于了解了史诗及其产生奥秘。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在远古就留下了它们的故事和歌谣。在某些文化中把二者结合起来并成为经典性的世代传唱作品的，正是史诗。从荷马的盲人身份可以推知，史诗最初都不是书面的作品，它们靠游吟诗人口头吟唱而得以代代相传下来。流行的说故事是古老的讲唱艺术的残存形式。在古代爱尔兰，游吟诗人（b ard s）是一种职业身份，他们将所有故事被按照以下的类目收集在一起：出生，私奔，历险，旅行，战争，盛宴，求爱，幻想，奇袭，侵扰，毁灭，屠杀，侵入，爱情，远征，洞穴，死亡，围攻，狂热。这些故事题材的吟诵是要根据不同场合的情景而即兴做出的。在许多无文字的部落社会，史诗的演唱是神圣仪式的组成部分。这种原生态的仪式功能绝不只是文学的、修辞的或审美的欣赏，而是起到非常重要的文化整合作用：通过语言和展演的象征作用，确认神圣的祖先和历史传承，强化宇宙时空的重新开始（重演开天辟地的创世过程），万物秩序的有效性；强化社会群体的心理认同感，驱除恶魔与鬼魅，克服自然灾害和瘟疫，治疗社会成员的生理和精神疾病。曾经在纳伐鹤印第安人中生活的人类学者巴利.托肯认为，纳伐鹤人的草原狼故事被用于治疗仪式。在无序和混乱给人带来痛苦之时，这些故事是用于重新组织和整合事物的一种药物。“事实上，如果没有这种道德的或者医治的目的来讲述这些故事，那对他们和他们的整个群落都会是一种冒犯之举”。
可以不夸张地说，史诗对于初民社会而言，既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又是文化教育传承的根本媒介。其当时的地位和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用我们汉民族口传文化的最后一位圣人孔子的话说，就是“诗可以群”！用人类学的描述来说，唱出的故事本身在特定仪式语境中被赋予了非凡的力量，任何听到这些故事的人会得到祝福和好运。这是史诗传唱作为“活”的文学，同书面阅读式的“死”的文学的根本功能性区别之一。像藏族的口传史诗《格萨尔王传》，近年来借助于现代录音技术，我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已经录下2000多盒录音带和相当的影视录像。可以确信，不久的将来这些珍贵的文学展演的多媒体情境会给“死读书，读死书”式的文学教育方式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变革。
从上述意义上看，译林出版社在世纪之交陆续推出的“世界英雄史诗译丛”就显的更加引人注目。它收入了已知的世界各主要文化中流传的英雄史诗19部20多种，第一次较为完整地向中国读者展示出世界史诗文学的全景景观，其宏大的人文情怀和深远的学术思想价值会使所有的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眼睛为之一亮！可以说，这套由我国目前一流翻译家精心打造的史诗经典的系统引进，成就了西学东渐以来世界史诗译介方面最宏伟的壮举。其推动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将日益显现。译丛既包括了人们较熟悉的欧洲文学中的经典史诗作品，如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英格兰史诗《贝奥武甫》，法兰西史诗《罗兰之歌》，俄罗斯史诗《伊戈尔出征记》等的新译本或新校本，还收入了非西方的重要史诗作品，如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波斯的《列王记》，格鲁吉亚的《虎皮武士》，阿根廷的《马丁·菲耶罗》和亚美尼亚的《撒逊的大卫》。特别是题名为《松迪亚塔》的五部非洲史诗的翻译，直接来源于20世纪人类学家对民间口传文学的考察和记录。这样的作品对于打破多年来西方中心主义文学史观关于“非洲无史诗”的偏见，重新从后现代的地方性知识的角度建构总体性的文学人类学大视野，应有重要的启迪。
笔者建议，如果这套译丛还要继续的话，不妨更加拓宽眼界，借鉴后殖民理论的重要观点，更加注重发掘一大批被形形色色的文明自大狂、文本中心主义和文学史的贵族化倾向所压抑、遮蔽的直接来自民间口传文学传统的作品。例如，欧洲在古老的凯尔特时代由诗人歌手传承，在中世纪后以书写下来的早期爱尔兰手稿：《牛皮书》（The Book of the Dun Cow，11世纪）；《伦斯特集》（The Book of Leinster，12世纪）；《巴雷莫特书》和《莱坎黄皮书》（The Book of Ballymote＆The Yellow Book of Lecan，14世纪）。这样体现学术民主的选择，可以突破在既定的权力／知识格局中习以为常的“边缘／中心”两极关系，突出发挥编译者的主体意识，推进文学史观的“再经典化”（recanonize）的当代变革进程。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2003年10月15日 星期三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