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扣一个风水师的心扉（上）
轻扣一个风水师的心扉夏 敏
风水在农村比城市有影响力，风水师在老百姓那里的知名度很高，被人频繁提起并口耳相传着。前些年的一个冬日，我在惠安农村做乡土调查，有意以风水师为调查对象。当地官员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名的风水先生，他叫李文辉，是惠安小乍镇前海村人。
这天下午太阳已经西斜，我们一行人沿着狭窄弯曲的村中小道，朝李文辉先生家走去。四周的房子据说都是经过各种风水师择定的。屋内的符镇和屋外与门相对的屏墙均是趋吉避凶的形象显示。这些住屋比邻相筑，无规则、无秩序地填塞在乡间。若在昏暗的夜晚，在屋与屋之间的小路上穿梭，既可能会因四处皆为民居而心倍感安宁，也可能因路面高低不平、房角凹凸不整以及不见路灯而心生恐惧。我们即将面见的这位乡里皆知的风水师，也许就是这样一个既让人感到安宁，又使人觉得神秘的特别人物。
71岁的李先生从他的一帮客人中站起身来，和我握手。灰白的头发、面部的皱纹已显示出他的老态；炯炯的眼神，底气颇足的声音，很容易想到他的行当。他引我走进他的卧房，首先吸引我的是他那张漆红镂花的旧式木床。这种明艳华丽的款式很难和主人的实际年龄联系起来。与床相对的是一扇窗，南墙上也辟有一窗，包括门在内使得这间十来平方米的卧房有了三个通风口。我心里开始猜测：这间屋子的设计者很有可能是他的主人。它的通风可以排除湿气和浊气，它的采光有益于目治和日照，如果不是一个精于建筑营宅之道的人所为，很难达到这种效果。凭着我对风水的最浅显的理解，我也会立刻想象得出：风水师是通过住屋这一中间环节，把人和环境做了协调的处理。
老人知道我是为了调查惠东小乍的风俗而来，便递上一张奇怪的名片。上书“中国古老三术（风水术、营造术、园林术）李文辉大师”，底下是他的电话及手机号码。这真是传统与现代的奇妙组合。一方面老人把自己的身份定位在“古老三术”上，证明他是“职业化”的传统文化承继者；一方面传统在这个步入20世纪90年代末的乡土社会中，已经开始要求与现代生活的融合与认同，于是现代通讯手段堂而皇之地印在了他的名片上。而名片，不正是现代交际的一个很好的手段吗？
李先生的口才好极了。他大谈特谈小乍的服饰与婚俗。旧时小乍民间的风俗随着他那形象的描述，神气活现地闪现在我的面前。一旁听他讲述的小乍青年微张着嘴，听得入迷，看来他们对祖辈的故事已知之甚少。李先生跟我用普通话交流；表述有困难的地方，就用闽南话与陪同我的几位年轻人交谈。整个交谈的氛围，被他那高音的、带有磁性的声音所激活。言谈之中，我知道这个人具有乡间普通人所欠缺的经历和知识面。他几十年前曾在我现在执教的集美大学中的一所学院读过工科，1949年前后有在广州中山大学和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学习中文和医学的经历，但都没有读完。1952年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安溪“炼钢铁”，从此迷恋上风水术，并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他人生后半段的主要特长。他是一个接受过科学教育的人，最后走到传统的风水术的道路上去，使我的调查变得复杂起来。因为他的风水观念必然比普通风水师更多地融合了科学的解释，同时他口口声声的科学又沾滞着风水术模糊的思辨和似是而非的解释。对于自然科学我是先天不足的，对于风水我更难道出一二。我的弱势正是他的强项，我很想就风水术和现代科学的关系、风水观念和乡民生活的关系等问题，与他深入交换意见。李先生听了我的问话，猛吸几口烟，然后指着朝东窗飘去的烟雾回答我的问话：
“你注意到没有，空气中的烟是朝一个方向飘走的。虽然我们几个都在抽烟，可是这间房子并没有乌烟瘴气，香烟笼罩。”
我非常惊讶。是啊，确实我们大家都在抽烟，可是烟雾是朝着一个方向飘然东去。这是怎么回事？李先生看出了我的心事，于是他回答我说：“我设计这间房子的时候，特意对门窗的方位按风水要求做了安排。气流从正门进入并沿墙壁回旋，有一部分经过厅室相连的门进入卧室，卧室窗户的合理设置，可使室内带有杂质的空气流出。”他这些浅显的解释似乎在讲有关建筑的科学道理，而不是什么神秘的风水，但他所谓“回旋的气流”立刻使我想起常人倍感深奥的太极图来。这位受过科学训练的风水师，进一步解释他理解的风水，他说：“风水讲客观环境服务于人，其实是指环境中的温度、湿度、密度这么‘三度’适应人的细胞，进而合理利用开发自然条件。”他说的这些话已不是传统风水师所能表述的，但是传统风水术的精髓不也正在这里吗？李先生更多地把风水术看成是为人服务的“科学”，这是他有别于其他风水师的地方。
李先生从事看风水的活动也有类似于给坟墓（阴宅）看风水、给建筑物（阳宅）看风水的地方。这是传统风水家的一般做法。风水家一律将风水称为“堪舆”。堪指高处，舆指低处，表示使天地万物和谐，以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李先生过去也从事过庐墓择址的事情。依他的择坟逻辑，棺柩安放一如阳宅设置，也必须考虑“三度”，这样棺木和尸体方能保证掩埋后的“安全”。然而李先生始终对灵魂观念予以回避。在风水术中，生者与死者（或者说是子孙与祖先）的关系经常表现为人施加在其环境上的行为，并用来显示祖先的灵魂荫庇后人，同时显示后人对祖先的“孝”。人们为死者找到一处“风和水”最有利的地点，据说就可以把祖先和子孙的和谐关系，通过环境的处理得到宣扬。择坟的风水师是生者和死者关系的协调者，有之则宅基“贯气”，子孙便可升官发财，至少可得平安，否则必有异灾横祸。风水观念说到底就是一个吉凶观念。而风水师就是风水观念的整个儿的代表。
我从未见过风水先生择地的场面，但曾见过像“太保相宅图”之类介绍风水先生选宅的旧画。我可以想象得出他们看风水时专心致志的样子。他们相宅一定身着旧服，手持罗盘，细观指针所指的刻度，微察宅基之吉凶。围观着的三五个人神秘兮兮地挤前拥后。请风水先生的人也一定貌呈恭肃，生怕看风水的闪失会给家族安宁带来不测。我无法想象李文晖先生是否也是这么被请去看风水的，但我相信，信风水的人一定不会怠慢他。
虽然在中国的乡土社会，风水与千家万户的居家弃世发生密切关系，但是他们的本领在早期某些“革命家”看来不过是愚弄人的小术而已。早些年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记得毛泽东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讲过一番话：“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上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都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大家都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么？”话讲得很有几分鼓动性，它鼓动着许多中国人从此不再相信风水。“文革”期间，风水被作为落后、愚昧、迷信的一部分进入了“四旧”的行列，可是一俟80年代以后的开放及其相伴的民间文化“开禁”，风水再度复兴，成为中国农村的一大盛事。这也许是毛泽东在写“考察报告”时始料未及的。至于他本人被送进神庙（地址由风水师择定），置于神龛，接受民间香火拜谒更是他不曾预见的。
风水回归乡土早已成为如今农村社会司空见惯之事。尽管新闻媒体、党政官员仍把它视为迷信回潮而大加挞伐，可是并未动摇乡民对风水的执著信仰。小乍的绝大多数住屋和坟墓都经过风水师的的选址择地活动的参与。作为绵延千年的文化现象，在风水观念仍然是乡村中较有影响的“旧想法”的今天，是否对之仅做一个对错、可否、取舍的判断后就可以了结风水这桩文化公案么？这不是我辈学人所能解决得了的。李文晖们在泉州惠安一带不仅是民众的座上客，也是热衷房产、回乡投资的侨商们亲睐的人。李先生现应邀在泉州远泰（华侨）房地产集团供职，闻名遐迩的“泉州展览城”的设计就融合了他的建筑观念。
在他看来，风水包括了风水、营造、园林三个方面，其中风水是基础，是前提。它以人、建筑、环境的整体为研究对象，着重于人与建筑、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营造更偏重于技术方面，造园偏重美学上的追求。李先生认为，泉州展览城便体现了风水、营造和园林的有机结合。我每次往返于泉州，都注意到这个壮观、气派的现代建筑。泉州人每向我谈起泉州展览城总是啧啧称道。从美学角度看，泉州展览城确是一座难以挑剔的建筑群，其前广场虽然不大，但因其与公路相连反而愈显其大。这个由李文晖先生亲自参与设计并引以为自豪的现代建筑，渗入了风水观念，局外人当然不知道，然而它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协调却是容易看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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