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勒布采风手记
下面的文字，是刘锡诚先生发表在文学芳草地的一篇采风手记。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六十年代遥远边地的风貌，感受到上一代的中国民俗学者年轻时期跋涉的艰辛、飞扬的激情、以及与年轻的共和国一道成长的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特殊步伐。勒布采风手记 文/刘锡诚
来自：文学芳草地
文学芳草地编者按收到刘老先生的《勒布采风手记》，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是啊！4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而对于错那，对于错那人民，这又是多么不平凡的四十年，这四十年发生了多少变化……就让青山作证吧，历史和所有生活过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会记住这里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是2003年8月22日我们网站开通以来收到的第一篇关于错那县的散文，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给我们投稿，和我们联系，我们期待着你的来稿。
1965年9月末。错那。这里是仓央加措的故乡。在错那休息了一天，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温泉澡，略做准备，第二天一大早就启程，往祖国最西南端、与印度接界的错那县勒布区——门巴族聚居的山谷里进发。我国出版的地图上，找不到勒布这个地点。这是我西藏采风之旅的最后一站，也是最远的一站。
所谓准备，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是三件事。一是找一位当地的向导，以免瞎撞迷了路。向导是在西藏旅行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错那县城所在地那个镇子很小，有什么外人到了这里，很快便会传遍全城，就像内地的一个村子里常见到的情形一样。我们到宣传部说明意图后，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位搞宣传工作的解放军同志，他正好要去勒布区办事。我们当即同他说妥，与他同行。向导的问题，就这样轻易地解决了。二是向老乡借了两匹性情温顺点儿的马，我骑一匹，我的同伴董森骑一匹。这也不难，县里还给我们配备了一位看上去不到二十岁的年轻藏族小伙子跟着，以便到达目的地后把马牵回来。不过，他没有骑马，他靠两条腿走路。他用半通不通的汉话对我们说，你们骑上马走吧，我在前面的山口等你们。他便背着一支冲锋枪，一缕风似的在我们前面上了路。三是到错那县仅有的一家供销社里一人买了一斤“高级糖”。所谓“高级糖”，是三年困难时期对高价糖的称呼，实际就是上海出品的用锡纸包的太妃奶油糖。那时全国通用粮票，在西藏各地是不通行的，即使有粮票，也没有饭馆或粮店。甚至你有人民币也没有用。一旦没有饭吃时，高级糖就可以充饥。
我们骑马慢慢悠悠地沿路向着通往勒布的山口走去。这个山口大概不低于海拔4000公尺以下。现在正是金秋时节，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了。道路两边的山坡上植被很薄，只有高原上才生长的那种叫不出名字来的小草小花，编织成一层薄薄的又绿又红又紫又黄的薄纱似的植被，起伏不定地覆盖在山坡上，延伸到无限远处。
当我们来到山口的时候，天空中突然彤云密布，风起云涌，下起了大雨，圆圆的大雨点，随着风势，像雨箭一般，迎头向我们射来。我们俯身在马背上，顿时，便成了一只只落汤鸡。我们的心情却格外激动，因为我们所遇到的，是在内地难得遇到的自然奇观。我们兴致勃勃地策马迎着雨箭继续前行。十多分钟之后，大雨便停歇了。山口上空几分钟前还咆哮翻滚的云团，如今温顺地随风向远处飘流而去，多么像是在一场厮杀中败下阵来的千军万马。天晴了！太阳很高，很大，显得比暴雨之前威风多了。
人们常说，大自然像个魔术师。翻过山口，在我们眼前展现出另一番无法想象得出来的景象。所来径山口这边的那些高原小草，骤然间无影无踪了。迎面而来的则是漫山遍野高大威武的阔叶树，一棵挨一棵的拥挤着，密密层层，迎着从太平洋吹来的热风，摇摆着宽大的树叶子，发出阵阵涛声，从目极之处的山顶一直延伸到渺远的山涧。公路很窄，是为刚刚结束的那场边界战争修筑的专用单行线。路面狭窄不能会车，据说，这条公路，战时是由一位师长负责指挥的，如遇到车辆相遇，则必须将其中的一辆推下山谷里去。路的右侧是拔地而起仰止而视的高山和阔叶树，左侧则是被浓雾覆盖着的无底深渊。骑马走在这样一条狭窄的道路上，好像行进在古代栈道上，心里直在发怵，脊背上一阵阵发凉，下意识地把马拨到山坡这一边，令其沿着山根走，尽量离山涧那边远些，眼睛也尽量不往山谷里看。山谷里弥漫着浓浓的雾蔼，无法看到谷底有多么深。白色的浓雾，像牛奶，像棉絮，一阵阵、一片片、一堆堆、一团团，后浪推前浪似地，沿着山势的坡度由谷底往山顶疾速飘动。在我发涨的头脑里，这些雾流宛若一条湍急的河流，不可思议地从地而天直立起来了一样。我的心情极为紧张，尽管极不愿意张望身边的万丈深渊，眼睛却还是不由自主地频频向谷底望去，而每望一次，又在心里增加了一分就要滚下山去的紧张。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骑马下山可真是比上山难多了。本来下山是不能骑马的，骑在马背上下山，每走一步，就颠簸一次。但一方面考虑到要尽可能地保存体力，另一方面实在是懒得迈动已经很酸很累的两腿，所以即使在下山的路上，我们也没有下马，而是信马由缰任其颠簸。
离开公路，穿过一片树林，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走进这个既被称做区，又被叫做村的勒布时，一年之中有九个月大雪将其与祖国隔离开的门巴族兄弟们——手中拿着砍刀的男子，头部勒着箩筐背带的女子，都停下步来，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我们。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成了他们注意的中心。除了他们的区委书记和文书两个人外，他们大概没有见过更多的汉人，更不知道这两个汉人到他们这个边远而寂静的小山村里来要干什么。
门巴族居住的山谷，处在印度洋暖流的控制之下，空气是异常温暖而湿润的。到处是高大的阔叶树和茂盛的草地。拨开碧绿挺拔的草茎，当露珠从叶片上一滴一滴滚落下来的时候，你便可以看到，在丛生的野草的根部，都贮存着一汪静静的水，如果没有牛来吃草，大概这汪水就永远是平静的。离他们居住的村庄不远，一条未被污染的河流，翻动着浪花，不知疲倦地从峡谷的巉岩上滚过，流向远方。谁也不知道它究竟流向何方。
我们留宿的区公所，就坐落在山谷里的一块草地上。这是一所用木板房组成的四合院。一座高山拔地而起，把院子里的阳光全部都遮挡住了。虽然整日里都没有阳光的照射，院子的青草却仍然长得极为平整而茂盛，比起城市里那些人工经意种植的草坪来绝不逊色。指定给我们住的房子，是用木板搭建起来的一所长方形的房子，从外面看起来，很像是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西伯利亚森林中的木房子，但一进到里面，就完全不同了，居住条件是极其简陋的。只有一个用木板搭起来的床铺，看不出有人住过的痕迹。其他什么设备也没有了。屋子里泛着与外面一样的潮气。透过木头地板的缝隙，在地板的下面极为潮湿阴暗的地方，我看到了丛生着长久没有阳光照射而被扭曲了的青草和永远不会蒸发的水洼。
院子里显得异常安静，听不到任何响声，藏族和门巴族干部都出去工作去了。接待我们这两个不邀而至的采风者的，是区委书记和他的文书。书记看上去很年轻，三十出头，但显得很老练很持重，一副瘦削坚实的身板，腰间佩戴着一把手枪，是个战后退伍不久，留下来援藏的老兵。没过几句话，我们便熟了，原来他竟是我的山东老乡，而且巧到是同一个县。顿时一股他乡遇故知的热流向头顶涌动。我环视他的居室，一桌一椅一床，只此而已。其简单程度，与分给我们住的木房子不相上下。所不同的只是，在床铺的木板墙上，挂着一支长枪，在没有油漆刷过的白木桌上，摆着一只刚刚由上级分配给区里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这是区里最珍贵的财产。他告诉我，他们这里一年至少有九个月大雪封山，在大雪封山的日子里，就与祖国断绝了任何来往渠道。县里原来是设有电台的，平叛之后，把电台撤了，每个区发了一台南京无线电厂新生产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他们就靠着这部收音机收听祖国的声音，与祖国保持着联系。
文书更年轻些，刚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区里来工作。看他那一脸稚嫩的样子，也就是二十一二岁的年纪。他见到我们两个来这里采风的首都文艺工作者，就像是见了他的家人那样亲热，几乎是寸步不离，问这问那，凡是内地的事情，他都感到兴趣，他都想知道。他的住所里，连区委书记所有的那个半导体收音机也没有，但他有一些属于自己的书籍，他靠这些书籍来打发工作以外和民族干部下乡或回家后的闲暇时间。他很单纯，也很直率，他说他服从国家的分配到这里来工作，但他在这里感到寂寞，他现在还无法融入这个异己的陌生环境。说着说着，他像个孩子一样地哭了起来。弄得我们一时手足无措。我们尽其可能地开导他，劝慰他，使他认识他的工作的重要，从而安下心来为现在还很落后的门巴兄弟多做些有益的事情。他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我们在勒布的几天里，他形影不离地与我们在一起，给我们的采风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无法回避的是，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区委书记和文书，他们在勒布区这个大山深谷里的生活是单调枯燥的。这个门巴族聚居的区，全区人口总数仅有400多人，且女性为多，其生产方式，多数人从事种植和畜牧，妇女多从事采集，还有一个制作木碗的老者。从区委的工作来说，他们的管辖范围和活动范围，都是极为有限的。民族干部白天都下乡，平时院子里阒无一人，安静得几近死寂。由于老乡家里住宿条件的限制，区干部们晚上大都要回到区公所来住宿，只有这时，这所院子里才算添了些生气。他们两位是汉族干部，在与门巴族群众交往中，常因语言障碍而受到限制，又因工作性质的关系，特别是文书的工作，不得不留在区委院子里看摊子。处身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加上县里的邮递员一个月来一次，一年之中大雪封山有九个月，在这漫长时日里，便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和信息，他们几乎处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狭小天地间，其寂寞是不难想见的。
为了招待我们吃饭，文书充当火头军。饭的简单是自不待言的。但由于多了两个吃饭的客人，倒也成为他们平静生活中的一件乐事。他为此感到高兴。饭作好后，我才发现，在院子里还有两位吃饭的食客——在院子里养着一只小狗熊和一只看家狗。主人与熊和狗与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和的，区委书记和文书把这两个动物完全当成了这个家庭中的当然成员和亲密朋友。在照料客人吃饭之前，先把食物拿给它们吃，而且一直站在旁边与它们喃喃私语，好像它们真地懂得人的语言似的。与这两个动物的亲和，已经成为他们情感领域和精神世界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熊和狗能够给他们排遣寂寞，能给他们带来欢乐和愉快。人和动物恢复到了最原始的亲和关系。如果没有了这两个动物，他们的生活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在这里，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六个国庆节。夜幕来临的时分，山村一片静谧。没有辉煌的灯火，没有车水马龙的长安街，没有杯盘交错的宴席，也没有喧闹热烈的音乐，只有隐藏在草丛中的无数小昆虫，唧唧唧唧演奏着快乐的草原交响乐。我们怀着激动不安和焦急难耐的心情，守着忽明忽暗的烛光，坐在区委书记那部小小收音机旁，静待着来自祖国的声音。当我们听到中央人民广电台越过重重高山传来并不十分清晰的天安门前第一个有关国庆的电波时，我们每人的眼框里都充盈着激动的泪水。啊，祖国！祖国的声音！我从年轻的区委书记面部的情绪变化中，似乎听到了他的心声。他远离内地、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已经好几个年头了，他肩负着祖国交给的重托，经历过达赖叛国集团的暴乱，又经历过一次边界战争，始终与兄弟民族站在一起，紧紧地团结在祖国大家庭里。没有分裂，没有背叛！没有愧悔，没有懊恼！一个长期远离祖国心脏北京，远离亲朋，又肩负着民族重托的人，在家人团聚和举国欢腾的时刻，内心世界的激荡与复杂，有谁能体会呢？一种敬佩和感激之情，悄然涌上我的心头。我站起来，走到他的身旁，紧握住他的手，说：“祝老乡节日好！祝平安！祖国在我们心中，祖国感谢你！”
在区委院子的近旁，有一间带门面的屋子，是一间小小的供销社。店里的商品极其有限，大概与进货的艰难有关。门巴族的运输，一般都是靠妇女用背篓来背，而不管背多重的东西，走的路有多远，系背篓的带子，都是勒在妇女的额头上，靠头部和背部来持重。从县城到勒布，迢迢山路，要翻过几千米高的大山。供销社的进货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了。守店铺的人是个青年小伙子。在门巴地区，很难得见到男性青年。我们便与他攀谈起来，向他调查门巴族的风俗习惯和民间文艺。他从男性青年人的稀少谈起。他说，门巴族男性少于女性，原因不外两个。其一，门巴族盛行巫术，特别是盛行巫蛊。蛊妇很多。她们认为，美丽健壮的男性青年是灵性、力量的化身，只要她们见到这样的男性青年，便设法对他施行巫术，即趁其不备将藏匿在指甲盖里的蛊药下到酒杯里，使其致迷而处于她的控制之中，或将其毒死，这样，这个男性青年的灵魂、力量和美貌，便会转移到她的身上来。蛊妇也有解毒的药。但一般不给中毒的男子解毒，否则就暴露了自己是蛊妇。他还介绍说，门巴的蛊药，主要用采自山上的草药制成，山上有许多有毒的或致幻的草药；将毒性最烈的药草，研成细末而成为蛊药。蛊妇毒死的男人太多，致使我们门巴族的男性人口锐减。他对我开玩笑说，你可要小心，像你这样的漂亮男人，我们这里的蛊妇见了，就要找您下蛊药的。我和我的同伴听了，不觉捧腹大笑起来。关于巫蛊的风俗，我小时候虽然也只言片语地听到过，但蛊妇施行巫蛊的那些巫术道理和趣闻，却是头一次听说，而且那样活龙活现，因此既感到新鲜，又感到惊讶和辛酸：人们仍然生活在可怕的愚昧之中！但他把蛊妇放蛊说成是导致门巴族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未免有些夸大其词。这位供销社的主人还告诉我说，门巴族男性少于女性的另一个原因是，男性青年出去参军的很多，他们在军队里受到训练和培养，得到提高，以后在外面当干部，留在山里的越来越少了。
听说距离区委较远的地方有一个老牧民，他脑子里装着很多有关门巴族的民俗知识。我们决定去那里采访。区委书记和文书自愿陪同我们走一趟。他们从区政府的马厩中，为我和同伴选了两匹性情老实、不尥脚子的老马。我们四人骑马，沿着一条落差很大、流水十分湍急的河谷鱼贯而行。由于一路上巉岩林立，凹凸不平，十分难走，一直到太阳落山时分，我们才来到了我们要采访的那个牧民的家。这是一间孤零零的土房子，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们跨进这所隐藏在薄薄的暮蔼中的房子的门槛时，里面显得很黑，几乎看不清里面的布置和陈设。待稍微适应以后，才发现这老汉几乎没有什么家当可言，与我们在日喀则所见到的牧民家里有很大的差异。主人是个大约五十多岁的牧民，当他看见他们的区委书记给他带来了两个尊贵的客人时，非常热情地向我们施礼，并在屋子中央点起了火堆，把我们安顿在火堆周围，拿来了酥油和糌粑，让我们先吃晚饭。我们学着主人的样子，把拿着一小块酥油的手伸进装着糌粑的口袋里，抓出一把来，在手中捏来捏去，捏成团，然后送进嘴里。酥油糌耙是一种营养极为丰富的食物，也很可口，很像内地的吃的油炒面。但吃昝粑没有酽酽的砖茶不行。老牧民应我的要求，在明明灭灭的酥油灯和篝火的映照下，向我们讲述着他们民族的种种故事。刹时间，我们便被带进了一个神秘而有趣的世界。我们被门巴人的古老的文化吸引住了。夜深了，老牧民的声音变得沙哑低沉了，于是我们和他一起胼头胝足仰卧在被篝火烤得温热的地板上，拉过来他那件发出阵阵羊膻味的老羊皮盖上，很快沉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大早，在朦胧的晨雾中，我走出这所低矮的小土屋时，顿时感到高原山野里的空气是那样的新鲜。我们听说山顶公路上有几辆装木柴的军用卡车，今天就要返回驻地，我们便当即决定搭乘军车回拉萨。否则我们又不知要等待多少日子了。书记就此与我们作别。年轻的文书却不愿与我们分别，恋恋不舍地一直送我们绕过前面的一座山去。这一程就不是十里八里，绝非戏曲中的“十里长亭”所可比拟。我们几次请他留步，他却总是不愿意作别。当我们最后向他告别时，他猛地抱住了我的肩膀，忍不住哭出声来，像是一对亲人的生离死别。我们短短的相遇过去这么多年了，许多事都在历史的风尘中淡忘了，这个小伙子的身影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同文书把马匹交割清楚后，我们开始往山顶上的公路攀登。带着一个行李包和一架禄来福来照相机，要爬上这座海拔很高的山峰，对我这个坐办公室的内地书生来说，可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且不说我小时候还得过心脏病，稍一动就要心跳加速。但没有别的选择。当一个人没有任何别的希望和侥幸可乘的时候，他就会倾其全力孤注一掷。我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挥汗如雨，气喘如牛。在那些停在山腰里装拉木柴的军车还没有起动的时候，我们赶到了山顶的公路上。军车的司机们听完我们的要求，十分热情地接纳了我们，不仅准许我们搭乘他们的便车，还立即在山上支锅点火作饭，煮挂面给我们吃。由于高山氧气稀薄，锅里的水不到摄氏80度就滚开了。水开了，煮了好一阵子，挂面却煮不熟。“喂，北京的记者同志，吃饭了！尝尝这高原的饭吧！”在冷飕飕的山风林涛中，我们有滋有味地吃完战士们专为我们煮的挂面，内心里有一种无法说出的感激之情。我们庆幸自己又体验了另一种高原生活。
作者附记：这是1965年9月底--10月初在西藏自治区错那县勒布区门巴族聚居地采风的手记。当时有记录，也拍有照片。可惜在“文革”中大都丢失了，只保留下来一册在藏区采风的藏汉文对照的藏族歌谣记录本聊作纪念。
2003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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