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后一种可能君”：也谈田野
田野牵涉到许多话题，不是简单肯否就能了此学术公案的。田野是什么？我们都在田野里究竟看到了什么？有无必要走田野？民俗学的书斋和田野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我对田野的态度有二：（1）做田野对民俗学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民俗研究也是一种学问方式，它的研究有其特殊性。做田野应该是它的基本功之一吧，不然，不问田野事而在书斋思考十年的民俗研究很难说民俗是一种活态的关乎生活方式的文化。我还是认为，一个正规的民俗学工作者首先是受过田野作业训练的人。一些出色的民俗学家都有自己非凡的田野工作经历。马学良的彝族调查，凌纯声的畲族调查，都是他们获得学术成就的基石。缺乏田野训练，加上时间、资金不足，多浮躁心理少实证精神，急功近利，则使田野工作难以成为对学术真正有意义的一件事，也很难对民俗资料做出有意义的发掘，从而也就降低民俗事象的文化价值。
田野工作毕竟是这门学科的基本功，是它学术思考的特色手段。但手段不是目的。思想才是最终目的。如果只停留在手段和基本功上，那对民俗学的学术品格的提升是一种危险。的确有很多学者在田野的基本功上就已经止步不前了，他们只有材料的盲目发掘、直觉分类和肤浅解析，于是就有了不少《民俗学概论》浅薄地使用民俗材料，形成施爱东君所谓的“概论思维”，打着田野的幌子吓人，是民俗研究中的一颗必须摘除的毒瘤。很难说我们的一些民俗学者是训练有素的田野工作者，他们去田野许多次并不真正了解田野，因为他们的所谓田野绝对不扎实，田野出了问题，田野工作者要承担主要学术责任。我们许多著名研究家对田野只停留在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游山玩水的层面，出行的付出与实际收获不成比例。这些人的田野不可信。就是真实的也是缺乏意义和价值的。
过分抬高或相信田野是不应该的。做什么都不能“狂热”，不要“神秘主义”化，做田野当然不能例外。田野也只是基本功而已，它不是宗教修习。田野要学人客观对待民间文化，也不放弃主观介入和反观田野本身和学者本身。田野崇拜不好，崇拜田野就是放弃思想。要带着思想做田野。在这点上似乎人类学要做得更好（如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就得益于扎实的田野）民俗学眼睛向下抽绎思想以及它的经验主义的学科特色本没有错，眼见为实需要，而“实”背后的文化规则和含义更应该关注。有田野的民俗学怎能拒绝思想的魅力呢？
（2）要走知行合一的田野。有人认为民俗学缺少自身的理论，说它的理论源自人类学，民俗学只是人类学收集材料的一个手段，也有人认为中国民俗学与西方民俗学不在一个理论层面上。尽管此类说法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中国民俗理论必须发展，这也是人所尽知的事实。当代民俗学面临自我发展和多学科挑战的问题，因此它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加强理论建设，并努力与西方民俗学展开公平、对等地对话。中国民俗学者不仅是民俗资料的“发掘者”，而且也应是有理论、有见解、有方法的“研究家”。有人说我们有材料却无研究，又说外国人提供方法而我们提供材料。我以为无论这些说法是否带有偏见，但宽容一点看，与西方民俗学界的学术对话不能仅是材料多寡的对话，也应该是方法和话语系统的对话。我们许多民俗学家十分强调田野作业，作为谨严的科学态度这固然不错，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理论素养的培养，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有理论恐怖症。材料是被理论照亮的，是被思想辉映的，不然到田野收集材料就是毫无意义的罗列与堆积。田野作业和思想构建的作用是双向的，理论素养能培养民俗学者的洞察力和驾御材料的能力。民俗学者不是民俗材料收集者的同义词。
中国的民俗学已不在学步时期。对收集来的材料，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眼光。但中国民俗学界的学术交锋、争鸣似乎少了些。缺少争鸣很难产生理论与学说；没有活跃的讨论，民俗学可能就成为一种没有思想的学问。有了理论的探讨，就是民俗学家成为思想家一分子的前提，民俗学有自己的思想才能给人以精神上的启示。
关于田野，有三句话和朋友共享。
去田野什么都没有看到，那是一无所获的伪田野；
唯田野是从，那是搞“田野崇拜”或者田野神秘主义；
只看到田野里的民俗材料，而不见这些材料富含的文化构成和意义，那是“田野无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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