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间文学流派问题的讨论
大家好！11月份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海峡两岸民间文艺学研讨会”余波未尽，现将几位老学者和中青年学者们会后关于民间文学流派问题的会谈中部分内容贴上共享！参加这次讨论的有：刘锡诚先生，刘魁立先生，刘守华先生，陈建宪教授，施爱东博士，田茂军副教授。
希望此贴能唤起大家对历史的记忆，去追寻与发现。也给鄙人一些指点。本文后附刘锡诚先生《试谈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流派问题》（上篇）一文。
民间文学流派问题的一次讨论
2003年11月2—4日，由华中师范大学、宜昌市文联、三峡大学联办的 “海峡两岸民间文艺学研讨会”在武昌桂子山召开，来自全国民间文艺学界老、中、青三代学者共聚一堂，就百年来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历史、研究现状、研究成果及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等进行了研讨。会上，中国文联研究员刘锡诚先生向会议提交的论文《试谈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流派问题》（上篇）得到了与会学者们的关注与热烈讨论。刘锡诚先生在论文中谈到，中国百年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出现过多种流派，这些流派是历史性产物，多发育不成熟，也不完善，但它们确实存在过，并且形成了民间文学学术发展的多元格局，这种多元格局意味着研究方法上的多元性，反映了民间文学的多元价值。对流派的起伏消长等进行梳理，对它们的理论与方法、观念等进行回顾与研究，对于民间文学今后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会议考察期间，刘锡诚、刘魁立、刘守华三位民间文艺学界的前辈与青年学者陈建宪、施爱东、田茂军等感到意犹未尽，故而挑灯夜话，针对刘先生的观念，围绕民间文学中“流派”的提法是否成立、刘先生提出的诸多流派中“俗文学”流派的说法是否合适、“流派”的内涵及研究意义、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及现状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陈建宪首先提出问题：“许多人认为我们民间文学研究的多种方法是有的，但是有没有形成多种流派？‘流派’这个词原本是取自西方，现在用于民间文学是否合适？”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会会长刘守华先生认为流派问题对于民间文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必须首先弄清楚流派建立的背景应该是在一种“泛民间文学”的基础上，不能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内研究民间文学，从而削弱其社会影响；与民间文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大家研究，流派问题便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涉及到当前研究的学术基础。其次要弄清楚的是流派划分的依据：是根据研究对象还是根据其研究理论与方法来划分？钟敬文先生曾提出“民俗学流派”这一说法，实际上是一种泛学派，是一种学科分类，而非一种理论方法的分类。那么我们今天对流派的划分主要依据的又是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先生指出，是否以“流派”来命名刘锡诚先生正在着手的工作还在其次，关键在于要清理出历史上的成果，让现在的人知道前代学者们各自的道路与贡献，知道他们用的研究方法，而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考据工作还没有像刘锡诚先生这样的学者下这样大的功夫来做，因此，刘先生的工作就显得尤其重要。刘魁立教授认为，如果就以流派命名，那么按研究对象来分流派可能会出现一些模糊地带，而按研究方法来分，则其区别十分明显，如顾颉刚有独立的、明确的学术追求，独特方法，其“古史辨派”是可以成立的。
刘锡诚先生在论文的上篇中将百年来的民间文学史上出现的主要流派作了一个大致划分，指出历史上出现过的七大流派：“五四”时期的歌谣研究会、文学人类学派、“古史辨”派神话学、社会—民族学派、俗文学派、民俗学派与延安学派等。在讨论中，刘先生补充道：“文学人类学派以进化论的世界观和‘以今证古’的学术原则来研究神话、民间故事。如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ABC》、《北欧神话ABC》等一大批著作；还有赵景深翻译介绍的一大批有影响的国外著作，如哈德兰德《神话与民间故事的混合》、《神话与民间故事》、麦苟劳克的《民间故事的探讨》等，他不仅翻译，也在自己研究童话和故事的著述中，介绍和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30年代举起俗文学派旗帜的郑振铎，早年在欧洲访学时曾翻译柯克斯的《民俗学浅说》，30年代末又著《汤祷篇》与《玄鸟篇》，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观点，既吸收了外来的人类学派的观点、又开创完全中国式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有自己的独特体系。
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北京师大博士后施爱东、吉首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田茂军副教授等也认为民间文学的流派研究可以成立。在刘锡诚先生提到的诸多流派中，“古史辨”派、社会-民族学派、文化人类学等派别在研究的根本方法上、治学的宣言上，认识对象的方法、学术追求的目标、问题体系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因此这些流派得到学者的承认。但施爱东认为，刘锡诚先生在流派的划分中，“俗文学”派这一说法成立与否还待商榷，因为“俗文学”本身可以成为一个学科，涉及的是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而非研究方法问题。
刘守华先生认为郑振铎等人当年研究的俗文学，在今天看来就是民间文学，把俗文学、民间文学都放在一起，就是一种泛民间文学的范畴，流派也就是一种泛流派。刘锡诚先生认为，从40年代到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郑振铎和他的追随者办的以他的文艺学术思想为旗帜的俗文学刊物十分兴盛，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的出版梳理了中国文学史的进程与演变，论述了民间口传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民众中的影响和流传存在的价值。《中国俗文学史》不仅在资料占有上无与伦比，而且在观点上自成一说，谈到中国民间文学流派，不能不提郑振铎，只是“俗文学派”这样一种叫法的合理性可以继续研究，直到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
刘魁立先生指出，民间文学在历史上的界定有不合理的地方，对于历史上的民间文学作品应该怎样看待也存在一些问题。刘锡诚先生认为，过去民间文学的界定是通过一种“类”的划分，在民间文学的实际研究中，这种“类”的划分显然是不够的。在自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研究逐渐复苏以来，由于大语境的挤压，民间文学的研究出现了偏颇，有的领域研究深入、研究者众多，而有的领域研究者寥寥无几，有的研究甚至断层，例如前辈学者们做了许多工作的“宝卷”研究，一度后继无人。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趋向单一化。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民间文学的界定有很大的关系，有必要重新再思考。刘魁立先生还指出，民间文学的界定应该有一个根本的视角与着眼点，这个着眼点即社会历史生活，要根据社会生活来分清享用不同文化的人群，而不是学究、机械地分为“官方文化”与“非官方文化”。这中间有代表性的就是昆曲，从词曲上看，优雅的昆曲属于 “官方文化”，但老百姓也听、也看，这是因为故事就在他心里，懂词与否关系不大。这涉及的是民间文学“集体性”的问题，“集体性”不是大家坐在一起编歌编故事，而是体现在心心相通地享用民间文化之中。过去的学者们将戏曲也纳入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并且做出了不菲的成绩，而现在，对民间文学中的戏曲研究显然不够。刘先生重点指出，对于历史上的民间文学作品，不能因为记录手段的不同而将其否定，应该正视其存在，并研究它们。历史上的民间文学作品是一种过去了的“现在时”，我们应该像注重现在的民间文学作品一样去重视它们。
刘锡诚先生认为，不仅是研究领域有宽有窄，就是研究方法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吴泽霖曾用民间文学作品来研究民族学问题，认为在苗族的史诗里讲到的打击生火，打破了美国考古学家所说的只有摩擦生火这一种生火法的说法，而中国的一个大创造，就是还有打击生火。这种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方法互动，说明了民间文学研究方法上完全可以采取“为我所用”的策略，要会整合，要用不同的方法，包括用民俗学的方法来研究民间文学作品。三位老学者都十分赞同不要将民间文学做得过于狭窄，不但是在研究对象上要正确对待过去和现在以各种形态存在的民间文学，在研究方法上也要能博采众长，别的学科可以用民间文学来作为自己的研究手段与方法，民间文学同样也可以借鉴别的学科的研究方法。
目前民间文学研究不仅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的问题，还有研究风气上的问题。刘魁立先生认为“到2000年为止的这二十年如果说有什么成就，就是全面地、有时候甚至是饥不择食地介绍了外国，成就在这儿，问题也在这儿。”亦即引进了外国理论后却没有很好去理解、去运用，只是用自己的“想当然”去理解国外的理论，往往导致一知半解，从而与真正的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差距。“这二十年还有一个风气上的问题，就是着急。着急是因为他自己个人的需要与学科发展的要求都在这里……有时还需要谅解这一批人。”刘魁立先生认为，“目前迫切需要号召一种学术精神：认准一个目标就踏实地去做，不要企图一手遮天，什么都去做，也不要怕人说你‘偏狭’，一定意义上来说，不‘偏狭’就无法做出真正有深度、有价值的东西。”
在这种较为浮躁的学风下，整理与钩沉学术史料，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从历史中吸取营养，才能更有力地去开创未来，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如果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它首先就有一个高瞻远瞩的优势。刘锡诚先生较公正地指出：“有的学者对民间文学做了许多贡献，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没有给他们公正的评价，有许多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都没有被整理出来，被我们忽视了。” 刘锡诚先生在其关于民间文艺学流派问题的文章中提到了许多目前尚未得到全面出版、公布的学术成果和没有被给予正确评价的学者，这些都是一个学科建设的基石，为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石，而我们由于没有很好地认识历史，记住历史，往往失去了它们。 钩沉这些研究资料是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由于对已有成果的忽视，导致现在许多学者所做的研究只是重复性工作，这是一种学术的极大浪费。
田茂军教授、施爱东博士等人都十分赞同刘锡诚先生提出的要进行民间文学学术史料钩沉的想法。刘锡诚先生再三提到“学科得有学科的基础，像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资料丛刊一样。……民间文学在史料的整理、钩沉上很不够。要建立民间文艺学史研究的资料丛刊很需要功夫，这光靠写文章不行的，主要是原著的整理。” 许多历史资料，青年一代从来不知道，更不会去利用，这一项工作，只能在老一辈学者的带动下去完成。这是我们学科建设的财富，也是我们民族文学的财富。
田茂军教授认为，做好学科建设，除了在“软件”（如史料、资料丛刊等折建设）上下功夫，还得注意“硬件”设置上能做到“承前启后”，可以不断更新提高，因此高校的学科建设也十分重要。高校历来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好的学科基础建设是培养学术新人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田茂军教授还指出，我国现在许多高校都不设民间文学（民间文艺学）这一门基础科，有民间文学课的一些高校也不是将其设为主干课。国家对专业的设置不是根据实际研究的需要，而是由一帮“评委”来评定，这样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十分不利。陈建宪教授也对此表示忧虑。对此，各位学者认为，一是靠本身的学术发展，另一方面是要呼吁社会的重视。
一间昏暗的小客厅，三位年近七旬的老学者，几位青年学者，一次诚恳、自由的谈话，闪烁着的是老一辈学者对民间文学研究现状冷静清醒的认识、对青年一代的理解与爱护、对民间文学研究未来的期待与担忧。这不仅是对于流派问题的一次讨论，也是对民间文学根基问题的一种新思考，这种思考预示着民间文学研究即将出现新的局面、预示着民间文学研究新领域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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