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漂泊的客家
浪迹，是为了找寻心灵的家。南国客家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民系。我这两年的田野目光锁定在一个地处僻远，但土楼名气却很大的一个自然村落——福建南靖县书洋镇的田螺坑，它是客家人和闽南人的交汇地带。虽然都是客家人，但多数听得懂闽南话。漂泊，是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当然也是中国客家的一大特征。
从联姻状况上看，田螺坑的不少人从龙岩、永定一带娶媳妇。黄N的妻子就是永定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送回到永定读书。永定是田螺坑的近邻，语相通，俗相近，本村祖先又来自永定。客家人自然看好客家女子的勤劳、朴实的美德，所以与永定女人通婚成为过去田螺坑人看好的联姻目标。从永定的湖坑到南靖的田螺坑其实是咫尺之遥，如今交通相对过去便捷得多，一个小时的不到的车程，就能满足永定媳妇回娘家的夙愿。这些永定媳妇们来到田螺坑，用客家女子的吃苦耐劳的品质，支撑起许多田螺坑男人的小家。“吃人家的饭，就要做人家的事”，一位正编着竹篾的大嫂，回答着我的问话，回答是如此镇定而从容。
不过首选永定媳妇的观念如今也正悄悄发生着变化。如今的年轻人对是否找永定女人做老婆，已经表现得十分地不以为然。这些年轻人主要分布在厦漳泉以及深圳等地打工，自然受到当代闽南文化和粤文化的熏染，所以联姻范围迅速扩大。很多家庭都有这些地区的女子或男子为配偶，如果是在集约化较强的大工厂做工，各省人都有成为田螺坑儿媳或女婿的情况。田螺坑的长辈对本村青年找外地人组成家庭表现出高度的理解与容允。竟自变得有些自豪起来，脸上是一种挂不住的喜悦。好象田螺坑人能把外地青年领进家门，是田螺坑人的本事和荣耀一样。
在步云楼，我遇见一个从东莞回来抚养子女的黄冬月女士，她和自己的女儿是用普通话说着话。据她所说，他的先生是泉州一带的人，是在深圳做工时相识的。她觉得和外地人结婚，开阔了视野，所以她十分满意这样的婚姻。如今向黄冬月这样的年轻人找外地人为配偶，已经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某某娶了一个安徽人，某某某嫁了一个贵州人，成为田螺坑人不怎么稀罕的事情；与外地人婚生的孩子也有相当一部分放在田螺坑由老人带着，田螺坑屋前门后、村头地尾四处奔跑的孩子，自由地在普通话和客家话转换着话语，成为村里习见的一幕。
其实历史上的客家人也是如此。不断迁移的过程，就是不断扩大婚姻圈的过程。传统在血脉的联络中，成就了今日客家社会的庞大队伍。通过婚姻圈的再植，客家民系自然扩大。虽然这种扩大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客家民众的文化-血缘“战略”，但确也能让人想见客家是如何从早期的南方的孤军奋战的群体，一步步变成今日汉族一个庞大民系的过程。
人口壮大的现实在田螺坑黄氏族谱中一目了然得以呈现。族谱记述黄百三郎从奥杳来到田螺坑的时候，不过是他只身一人而已。后来他娶妻荫子生下独子千七郎，能否接续香火成为黄家最关注的一件事儿，也成为压迫在成人以后的千七郎心头的一个生育悬念。苍天不负厚望，千七郎喜得万一、万二、万三和万四等四子，其中两个兄弟成人后迁往南靖临县平和，发展成田螺坑黄家新衍生出的两个支系，一个兄弟迁往距田螺坑一公里的上板，留在田螺坑故里继续传播后代的是千七郎之二子万二。通过对黄家早期三代名字分析可知，奠基祖百三郎在永定故里时，可能排行第三；其子千七郎虽是单传，但一个“七”字，寄寓了三郎希望多生多育的愿望。其裔孙万一至万四，则是一种写实，道明了人口数量的激增。从百三、千七再到万二至万四，名字用了百、千、万这样一种百倍递增的数量单位，表达了田螺坑黄姓人口队伍不断壮大的愿望。
今天的田螺坑五个大型土楼（含边旁的零散分布的小型方楼）中的近600人中，实际只居住着200来人，因为村庄70%的青壮年劳力以及他们的部分子女已经搬到打工的地区居住。人口外迁是田螺坑黄姓自古以来的一个不变的趋势。早在三世祖万字辈那里，就有两人从黄姓的家族细胞中分裂出去，在平和县的大坪、小溪等村镇历经两百多年发展成今天的2万之众，迁至距田螺坑1公里的山脚下的上板村黄姓，人口也已超过600。有限的土地，壮大的人口，成为田螺坑人需要认真面对的生存危机。从始祖百三郎到今日遍及各处的子民，田螺坑的黄姓在此已经历了23代传人。人口繁衍以平均每百年增加200人的速度发展。因此，田螺坑人要生存，仅靠其有限的资源是远远不够的。从开基迄今300余年以来，田螺坑人选择了外出务工作为延续生命的主要手段。外出务工，仰仗着传统的竹篾编织手艺。如今又根据市场的需要，也以其他工种赚取温饱所需。无论从事哪种行当，外出讨活，是主要的出路。在田螺坑人看来，“出门”就是“出息”，在外地若是落得好出路，田螺坑人归功为祖先的荫庇。
2003年8月11日（即农历七月十四）是田螺坑人大喜的日子，又有一个孩子考上了大学。在人们看来，考上大学远比出外打工更有价值，更加体面。人们兴奋地告诉我说，田螺坑至今已经有了十几个大学生了，其中一个还是研究生毕业呢，言辞里是掩藏不住的自豪。为了表达黄家的喜悦心情，亲人们特地在中午去祖庙感谢祖恩，燃放爆竹，整个田螺坑弥漫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到了晚上，亲人们云集步云楼参加为这位考取武汉空军雷达学院的黄氏第22代裔孙黄寿生，而特地在楼内中厅举行的一场盛大的晚宴。宴会的规模可是不小，从中厅到院落，上下排了五大桌。每桌先后送上2、30道菜。一些海鲜还是亲人们特地花了一个多小时从南靖县城里带来的。我也应邀参加宴会。坐在我边上的一位老人非常真诚地说“你是教授，你可以给我们带来喜气和好运的啊！”。人们以为，黄寿生的“出息”就是真正有“好的出路”，他的方向应该是弟妹们的方向，宴会不仅是对寿生的激励，也是利用民间的表达方式在晚辈中树立一个“精神榜样”，谢祖和设宴成为利用家族故俗对这样一种意图的“表达”形式。这其实是一种仪式化的规定，人在仪式中实现了人生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角色演进。
随着田螺坑人口的不断生殖与不断外迁，它成了一个流动性颇强的共同血缘的人们的人生“中转站”，中转不了的是这个社会中更加弱势的群体。他们是老人、中年以上的妇女和青年夫妇们留下的子女。这样一种人口面貌也是当下中国绝大多数农村的事实。只是客家人在“流动”方面表现得比其他民系更为强烈。人员频繁的进出，使得客家人旧的文化观念和习俗也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正日趋淡化。或者说客家人的特征在今日迅速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社会已经不及往昔明显了。
各家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加上交通的改造，电视的普及，游客的到来，人们心中地域差异的防线正在变得不堪一击。过去，客家是客家，闽南是闽南，看起来似乎泾渭分明，但是今天客家和闽南的地域边界、文化-心理边界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连田螺坑人自己都会说，田螺坑和外面不一样的是地形、土楼和少数几个人热衷的旧俗，讲得十分轻松，却又十分苍凉：“你要说客家人的特征还有多少，连我们自己也说清”。
应该说，从东晋南朝至今的千百年里，客家人早已习惯了迁徙、漂泊的生活，这种生活每日都在发生。田螺坑不是故乡，300多年前黄百三郎的故地永定奥杳也不是故乡，故乡在中原，但不是今天的中原。既然已经消失了真实的故乡，那么田螺坑也就只是若干代人临时歇脚的地方。能否回到田螺坑，对外出的人来说，已经显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在外打拼得很好。这种观念，才是客家人的真正特征。
这并非是说，客家人自愿放弃家园，宁可选择漂泊和流浪作为生活方式，传统社会的这样的漂泊也许是无奈和不得已，今天继续这样的漂泊也不是为了时尚和猎奇。它完全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惯性，一种熔铸于血肉的、不断拓展的生命品格了。如果用这样一个特征审视我们今日在外谋生的任何一个人，我们似乎也都可以算得上是故乡的“客家人”，我们远离故土，故土是我们永远无法捡拾回来的一个梦。但是，我们不是客家人，我们漂泊的“积淀”远没有被号称为“客家”的那群人那么深厚。客家人，走到哪里就把家安置到哪里，就把祖辈的客家话带到哪里，外地就是家乡，漂泊四海，异地为家，是客家人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安土重迁”观念的一个挣扎和反抗！千百年来这种挣扎和反抗连续不断地进行着。对这么一群人来说，心理上没有客家，没有闽南，甚至没有县界、省界、国界，成为客家人的一个永远的梦想。生存于漂泊中，生存无边界，是我们辨识客家人的一个重要标准。
一位常年生活在县城的老人黄攀熙先生说，他虽然不像孩子们那样四海周游，但一年也回不了田螺坑几次，每次都是来去匆匆。他说：“没错，我是田螺坑的客家人，如今我却彻彻底底像是一个田螺坑的客人”。是啊，做田螺坑的客人，与家乡保持着一种陌生，一种心理距离，这个角色倒十分像我，但黄先生比我多一样，那就是他与田螺坑的人们，有一种割不断的文化与血缘！
是啊，客家，这个以浪迹出名的群体，到了现代社会又开始了新的流浪。你，我，不都是这样的精神浪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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