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天皇与其他
富士、天皇与其他
是恐怖？是卑劣？
人类啊，你这猿猴的近亲！
听我最后的质问：
历史是什么？
1949年，日本出版了一本特殊的书。一本汇集了75名死于战场的学生的日记、手记、书简的合集——《听啊，海之灵的声音》。收入合集中的这段话，给很多人留下极深的印象。也许是在学校多次被教诲说历史认识才是认识的终极，这位年青的日本人才会在直面生死之际，最后发出“历史是什么？”这样的疑问。
历史是什么？每一个民族都反反复复地阐释着自己的历史。每一次阐释都与过去有所不同。分析这每一次不同的阐释，你可以发现其中总是包含着那个民族对于自己重新的认识。也许正是看到这一层面，克罗齐才说，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一
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日本地理的中心在哪里？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岛国，由北到南，上千个岛屿从北纬20度排到46度，南北纵跨越26个纬度。这些岛屿象穿在一条线上的玛瑙，点嵌于欧亚大陆板块的东方。因此，要在地理上给日本找到一个中心，谈何容易。
但是在日本学习一段时间、走过一些地方后，我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日本地理的中心，就是富士山。
91年我刚到日本不久，富山县的日本朋友开车拉我们去爬立山。立山在日本北陆地区，与富士山、白山一起并称为日本三大名山。那天由于车辆出了点儿故障耽搁了时间，开始爬山时已经是下午。快爬到积雪的山顶时，远处的西天已经飘起红色的霞彩。风卷着一大团一大团的云过来，飘在脚下，云蒸霞蔚。眼前的风光真是得用旖美来形容，但开车的藤城先生却在那里歉歉不已。他指着一架专门设在观景台上的投币风光望远镜说：上来得太晚了，要不然，用这个可以看到富士山的。那时我觉得这个日本人很古怪。我觉得我们是来看立山的，而且借他努力修车的光我们才看到了如此秀美的风光，所以他大可不必再为不能用望远镜看到另一座山而抱歉。
第二年春天去山梨，那是武田信玄的故乡。印象非常深的是晚上第一次在日本遇到了地震，我独自跑到外边，却发现周围住的日本人对此浑然不觉，毫不惊慌，没有一个跑出来的。第二天，山梨的居停主人开车拉我们参观游览。放着信玄的神社不先去看，却把我拉到附近的一个有缺凹的山口：“你看，那就是富士山。”他说着，把那架投币的风光望远镜推给我。被称为富士山的山顶象一朵很小的云朵，和周围成团的白云混在一起，需要很大的努力才看得分明。听我说看到了，并看我伸出的手指的方向正确，居停主人才弯过车来带我们走向甲斐盆地。两次的经验加到一起，让我对日本人于富士山特有的这份执着有了很深的印象。
后来去东京，登上新宿的最高层的建筑。那一天我要了一罐啤酒，一边喝一边看下面的房子。东京虽然是现代化都市，但连绵成片的实际上更多的还是黑屋檐的“一户建”。很多“一户建”连成片来，从新宿的高楼顶望下去象是小孩子的玩具。想到这么多的屋顶，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个，那时心中油然升起羁旅异乡的漂零感此刻记忆犹新。那时节有一些人在顶楼的另一面向远处指指点点。凑上前去细端详，原来还是富士。那天天气好，远处的富士山仿佛梦幻之山，飘渺、圣洁、灵气十足。留神一左一右，果然又发现了专看风光的投币望远镜，象一门小炮支在那里。
这样的投币望远镜后来我看到过很多。最奇的是离开了本州也仍然看得到，比如在九州。我想，如果沿着这些望远镜所指的方向拉出线来，你会看到由立在成千上万个制高点上的望远镜长长短短的线组成的一个圈，这圈环绕着富士山，如光芒。富士山则正象我小学一年级时学画的红太阳，高居中心，光彩四射。
不小心就写出了“红太阳”这几个字。头脑中马上就涌出“千万颗红心激烈的跳动，千万朵葵花向着红太阳”这样从小就唱熟了的歌曲。少年时代的教育对人是怎样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啊。东亚的文化自有其内在的近似性。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过小时不小心打碎了毛主席的石膏像后一家人怎样地惶恐。二战前的日本小学都挂有天皇的画像。万一遇到火灾，这“神圣”的画像不幸被火烧掉可就万死莫赎了。事实上在日本战前为此剖腹自杀谢罪的校长和教员都有过。检翻一下日本的旧书报，不难找到这样的记载。至少在二战结束，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日本人头脑里的“红太阳”，就是日本天皇。天皇不是人，是“现人神”。和这尊神共同存在的，还有日本是神国，是由神之子孙统治，是受神福佑不可侵犯的神国观念。
对于日本人，天皇曾经就是富士山一样的存在。无数条无形的线从四面八方引向他，信仰、忠诚、挚爱，以及绝对无私的奉献。这种宗教式的情感，曾为日本近代发展史提供了独特的巨大精神能量。
二
但是，富士山并不是一开始就拥有这份至高无上的地位。
纪元713年，日本各地仿照中国的地志体例开始编写各地的“风土记”。今天保存比较完整的《常陆国风土记》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传说祖神在新尝祭前后巡游各地，先来到了福慈（富士的假借字）山。但富士山神因为“新栗初尝家内忌讳”，没有答应祖神要求进家里借宿一夜的要求。祖神接着来到常陆（今茨城县）境内的筑波山。这里虽然也在“新栗初尝”的家内忌讳时期，筑波山神却仍然热情地接待了祖神。为此，祖神罚富士山终年积雪，人迹罕至；嘉奖筑波山“人民集贺，饮食富丰”。
从这一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被罚终年积雪的富士山，在常陆人看来远不如自己境内的筑波山那么可亲、可敬、可爱。日本上古盛行山岳崇拜。大概在这段故事形成的年代，居住在各地的日本人大都有自己的山，自己的神。我想和《常陆国风土记》中这个故事类似的故事一定还有，只是因为没有文字记载而遗失在了依靠口耳相传的年代，今天已经无从考索而已。
战前日本史称日本天皇“万世一系”，今天很多日本人也对此津津乐道。但这些无非只是后人对历史的“当代式”的阐释，是编造创作的神话。
明治5年日本人确定神武天皇即位之年是公元前660年，日本的“皇纪”于是从纪元前660年排起，这远比西洋纪元要早得多，满足了很多日本人的自尊心。而依照皇国史观讲下来，日本的统一应该早的很。说来日本和大陆来往极早，《后汉书》记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汉桓灵间，倭国大乱，巫女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被立为王。三国时曹魏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金印后来在九州被挖出来。和中国往来的“邪马台国”在本州还是九州，今天的日本史学界仍然聚讼纷纷。南北朝宋顺帝升明二年，倭国遣使上表，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廊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这样综合两段史料记载看，日本在三世纪前后还是为数众多的“国”与“国”遍布之地，统而一之明显是很后来的事情。
说到日本天皇，很多人会想到“三种神器”。神器是神圣权力的象征。直到今天，在日本天皇承继皇位之际，接受三种神器仍是重大的仪式之一（神器授予照片）。在八世纪成书的《日本书纪》记载的日本神话中，天孙降临之前，确有天照大神把八尺镜、草薙剑、八坂琼曲玉三种宝物赐给皇孙的记载。但说天照大神命其奉此神器，君临万姓，建立皇统，治理人间，则已经是后来的引申义。《日本书纪》有关皇位继承的记载中，确实可以看到有关以神器做为皇权象征的文字。如继体天皇继位时，大伴金村大连跪上剑镜玺符，宣化天皇继位时，群臣“上剑镜”等，有关以剑镜为象征天皇神圣权力之神器的记载还可见于持统天皇四年正月条。但正如我们看到的，神器有时是“剑镜玺符”、有时是“剑镜”。不仅神器为何物并不十分明确，而且数字也不是确定一定为三。实际上把三种神器明确确定为剑镜玉的，是《神皇正统记》的作者、活跃于日本南北朝时期的北龟亲房（1293－1354）。他同时还为这三种神器分别赋予了“决断”、“慈悲”、“正直”等象征意义，并认为这和儒家的智仁勇三德一样是象征天皇的三种品德。撰作《神皇正统记》时的北龟亲房正困守常陆的小田城，1339年他把《神皇正统记》和同期先后撰作的《二十一社记》、《职原抄》等同时献给远在关西的刚刚继承南朝皇位的后村上天皇，不外是希望这位继任的天皇能拥有这三种德行。至于把天皇践祚时接受三种神器做为日本皇室的正式典范规定下来，已经是明治初年的事情。可见体系化、规范化总是后来的事情。
古代天皇制国家成立后编纂的《古事经》、《日本书记》中，记载了日本古代的神话。这是一套混合了高天原系统、出云系统、日向系统等古代日本不同文化体系的原始神话。就是这套神话为日本天皇的统治提供了“神圣”的依据。依照神话故事，日本天皇一族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他们从开天辟地就是日本的主人，便受命统治日本。
然而神话不等于历史，神话也不能取代现实。从摄关政治大权旁落于藤原氏到平家专政、再到镰仓开幕府，到室町幕府经安土桃山时代以至于江户为止，实际掌握政权的不是权门就是武士。历史上只有后醍醐天皇可以算是一个异数。他是真的想恢复“天皇之治世”少有的人物。但他所主持的南朝政权流落于外，他本人最后也客死于吉野山中，这是非常具有象征性的。明治以后的造神运动中大肆宣扬的“万世一系”的皇权，细数其实际支配日本的时间，从比例上说实在少得可怜。
“万世一系”统治日本的故事不仅没出现在日本历史中，既或是在神的世界、在精神的领域也仍然是一段说不清的公案。因为文化上来自大陆的挑战是巨大的，而来源于佛教的挑战更直接压迫着古代天皇头上神圣的光环。
6世纪开始，佛教思想传到日本，并且影响越来越大。要说明这影响大到何种程度，只要想一下当年鉴真东渡后在日本活动的一个镜头：做为现人神的天皇跪在佛前受戒——圣武天皇和光明子皇后、孝谦女帝等四百多人跪下来从鉴真那里受戒——就很明白了。面对佛教这一奔腾翻滚呼啸而来的巨大的思想体系，日本旧有神道的朴素神话和简单仪式显然无法正面抵挡，何况和佛教一道传来的还有大陆先进的文化。但是，在佛教和大陆文化的双重优势构成强大的压力面前，日本文化出人意料地展示了它极为柔软的一面。忽如一夜春风来，本土的神祗纷纷皈依或变身成为了佛教的一部分。据说最初是气比神宫的气比神托梦给武智麻吕，请他在神宫中建起佛寺，神要皈依于佛，以修福业。于是神社内的“神宫寺”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事情不久又向前进了一步，日本各地的神干脆就变身成为佛教的西方诸佛垂迹日本的“权现”，这变化当时叫“神佛习合”。“神佛习合” 很快成了一道时代的风景线。平安初期，为日本人尊信的神大都有了菩萨佛祖的称号。阿弥陀如来在日本本地垂迹成了有名的战神八幡大神，大日如来在日本本地垂迹成了伊势的大神。既然差不多的神社的神都变成了相应的垂迹的佛与菩萨，神道存在由是和佛教有了休戚与共的关系。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江户时代。随着日本国学开始兴盛，才开始有人主张神道高于佛教。而神道和佛教最后分手，要到19世纪后期的“神佛分离”运动。几年前日本报纸报道，发现了大正天皇继位时接受佛教密宗醍醐灌顶仪式的史料。这让我们看到即便在明治的“神佛分离”运动之后，在日本的国学家们对神道的至高无上饶舌不已的大正时代，天皇御所的阴影里，佛教镇护国家的法力仍被“现人神”所信仰。混合了佛教信仰的神的秩序当然和神话中诸神的秩序有相当的不同。虑及篇幅我们不细讨论，但那秩序是与主张“天皇万世一系”统治日本的秩序有很大差别的，这是确定的事实。
三
以奈良、京都、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区和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在日本历史上是两个核心地域。关西地区很早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关东古称“东国”，开发得比关西晚，但东国武士团特有的蛮勇在日本史上独树一帜，一直就是日本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的角色。自源赖朝开幕府于镰仓，到德川开幕府于江户，日本史上多次见得到东国武士南下的场景。这与历史上北中国兴起的力量尽管远不如南中国文明程度高，却常常最后是由北方统一了南方非常相似。
连结关东和关西的，是日本最重要的交通路线--东海道。富士山就横亘在这条连结东西的要路上。地理上这一特殊的位置，为富士山成为日本第一名山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从古至今，从关东到关西，从关西到关东，来来往往的人们，旅途中都要行经这座终年积满白雪的名山：战争岁月，关东武士们跃马挥刀奔向关西，看的是富士山；和平岁月，来往于关东、关西这两个重要的地区的商人、旅人、僧侣、飞脚传书者，看到的是富士山。富士山装点了他们的征程，也走进了他们的回忆和故事。富士山在日本名声越来越响，岂偶然哉。
有关富士山的传说，也渐渐丰富。传说的核心，是浅间神社。浅间神社今天在日本各地仍然有一千三百个分社，从这个数字上可以看出它的影响力非同一般。在我们前面讲到的“神佛习合”的时代，浅间神也摇身一变变成了浅间大菩萨。在中世的日本，富士山在佛教信仰中占有重要的位置。1930年，在富士山顶发现了1149年埋藏的佛经五千二百九十六卷，写经者包括鸟羽上皇这样重要的角色。富士山还是修验道重要的道场。今天仍存留的富士曼荼罗，是那段历史的遗物。十七世纪，在富士山修行的长谷川角行把浅见大菩萨的相关传说加以改造，创造了仙元大菩萨信仰。他在教义中参杂治病、安产等内容，并利用日本固有的“讲”这种形式来普及富士信仰，富士信仰也由是开始慢慢地在日本流行。
然而真正把富士信仰普及到全日本的，是江户时代一个叫伊藤伊兵卫的卖油郎。
伊兵卫出生于伊势（今三重县），十三岁来到江户，最初在经营和服与杂货的店中学习做买卖，后来独立开了油店，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其时源于角行的富士信仰已经传播了五代。第五代传人烟草商月行刽仲慧眼独具，选定了伊兵卫做为六代传人。
成了富士信仰第六代传人的伊藤伊兵卫更名为食行身禄。身禄1730年登上了富士山，对仙元大菩萨发愿今后要苦行八年，然后回到富士山入灭。下山后的身禄毁店散财，担起油桶抄起秤，开始一边买油一边布道的生涯。第二年六月，行商归来的身禄在自家门前立起了一块牌子，上写“从今以后是身禄的御世”。身禄日语音读同弥勒，这话是说弥勒佛降临的时代就要来临。立这样的牌子不是普通百姓敢作的事情，可见这位卖油郎的信仰之心已经深刻到无视一切世间束缚的程度。
18世纪四十年代，正是日本史上有名的“享保大饥馑”。社会上充满不安和动荡。没有谁比卖油也传道的食行身禄对这不安和动荡感受得更直接了。1733年6月10日，食行身禄比原来想定的时间早五年开始了重登富士山的旅程。十三日，他登上富士山七合五勺的乌帽子岩处，决意绝食入灭。伴随他的只有一位叫做田边十郎右卫门的信者。每天他只饮用右卫门为他预备的融化了的富士山顶的雪水。这个痛苦的绝食过程持续了一个多月。食行身禄最后入灭是7月17日。右卫门一笔一划地记下了身禄绝食期间的一言一行。这些记录和身禄的故事合在一起，后来成了富士信仰最生动的讲义。
右卫门记录下的身禄的许多话，今天看也是意味深长的。比如他说就算你有一千张榻榻米的地方，你置身之所不过一张，算你家藏虽满万贯，亦不外一个食字而已 。这和庄子的鼹鼠饮河，不过满腹；鹪鹩栖树，不过一枝，说的是同一个道理。再比如他认为士农工商四民的分工是神的安排。四民各司其职，以调万物之本。所以四民其所职掌不同，但高官厚禄者和无官无位者“本一体也”。这很有几分世人平等的味道。他还认为：仙元大菩萨置体于扶桑，是为了宜使众生得道。“……东西南北之中、东为日月之所本，是日本也。一切万物，一本万枝。唐与天竺枝干叶也” ，所以日本万事无须外求，只内索即可。从这样的想法出发，他提出“不二（音同“富士”）乃三国之根元也” 。这份念头，对于在文化上一直处于下风口的日本，无异非常醒耳。说来身禄只是江户时代的一介商人，最多说他也只是一个民间宗教的殉道者。可这样一个人竟说出日本是日月之所出，唐与天竺是枝干叶，这是很值得玩味的。
四
“大日本者神国也” 。
在《神皇正统记》起首，北龟亲房这样写道。
日本是神国，是由神裔的天皇统治之国，是为神所保佑之国。北龟亲房鼓吹的这种观念，能够得以在日本获得普及，一个重要契机就是蒙古对于日本发动的两次侵略战争的失败。
元代两次侵略日本的战争，对于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影响非常巨大。对这两次战争，日本文献《野守镜》中记载了如下的传说：
据说第一次蒙古兵在九州和日本武士交手，蒙古兵已经获得了很大的优势。可正在日本武士们陷于绝望的时刻，有人夜里看见莒崎神宫出现了三十多位白衣人，这些人对准蒙古兵一齐放起箭来。天亮后，本来已经绝望的日本武士们发现，如云的敌舰已经覆灭于汪洋。第二次蒙古兵来进攻的时候，京都的神官们来了个总动员，齐集在石清水八幡宫（战神）祈祷打败蒙古兵。据说当夜深大祈祷进入最高潮的时候，神前的幡儿啪嗒啪嗒翻动起来。大家正觉得不可思议之时，从九州那边快马传来了博多湾起大风把蒙古战船吹翻到海底的消息。两次巧遇的暴风，后来被称为“神风”。日本人想象是神鼓动这阵强大的神风，把凶悍的蒙古骑士们埋葬到大海。
这当然不是信史，是故事。但广泛传播的故事有时比历史事实更对人心的变化发生作用。
尽管已经有了变化的契机，但神国思想并不能取代天皇家在现实政治中软弱的地位。武士之间你争我斗、割地称雄，实力才是说话的最重要的依据。战乱不已的年代皇室仅仅能维持生活，经济力量缺乏到有时连继位大典都无力举办。后柏原天皇1500年继位，1521年才靠幕府那里得到的米一万石和寺院贡献的金一万两才终于举办了继位大典，32岁继承皇位的天皇，这时已经是58岁的人了。天皇家如此，依附于天皇家的公卿们日子更为艰难。为了维持生活，公卿们有的以医为生、有的以卜为生，有的以教音乐教文学为生。《言继卿记》对这份世相记录得很充分。到了江户幕府，情况虽然好转，但皇室根本上还是寄生于幕府。1615年江户幕府为皇室和公卿们规定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第一条规定“天子”该关心的是 “诸学问”。边缘化不仅仅在政治领域，包括在宗教上的威权，都很难真正的维持。1613年，德川幕府规定天皇赐给大德寺、妙心寺等寺庙僧侣紫衣须先知会幕府。可是后水尾天皇为了多得些经济收入没打招呼就颁赐了几十个紫衣上人。后来才了解到实情的德川幕府1627年宣布天皇赐予大德寺、妙心寺等寺庙僧侣的紫衣敕许无效，御赐的紫衣没收，上人的称号取消。据载被宣布无效的敕许有七、八十件之多，后水尾天皇由此也不得不退位。可以说，天皇家的权限已经被限制到了极低的程度。
天皇家真正掌握到权力的契机，来自于幕未。面临打倒幕府建立新国家这一课题，日本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新势力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天皇为神之子孙，日本为神灵福佑之国的神国观念。1868年，16岁的日本明治天皇利用各派倒幕的政治力量成功地实行了宫廷政变，成立了新的中央政府。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明治维新”。新政府的成立被说成“王政复古、挽回国戚，诸事回复神武创业之始” 。而天皇一族也顺势获得了日本的最高统治权和军事统师的权力。依照国家神道的意识形态，天皇是日本最高的、最神圣的“现人神”，是神国日本至高无上的代表；依照1882年颁发的“军人勒谕”中的明确规定，天皇拥有陆海军最高统帅权。
新兴的明治政府几乎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日本是“神国”、“天皇为现人神”这些思想资源，并竭尽所能为之做了重新的包装。从这个时代开始，日本国民被教育说日本是由“现人神”所直接统领的。日本兵被教育说：他们是直接从属于“现人神”的天皇，是“万世一系”的天皇一族的兵士，是 “皇军”。“皇军”的称号把最上面的天皇和最下面的士兵联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从属关系。
明治维新以后完成了向现代国家军队转型的日本军队，和以往的日本武士团不同，他们不再是从属于哪一位将军、哪一个藩或哪一个武士的私兵，而是天皇的兵。每一个士兵手中的村田铳上都铭着菊花纹，那是皇家的象征。在讲究等级、习惯于从属的日本，没有比天皇更高的等级，没有比从属于天皇更高的从属。对于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来说，能够直接从属于神圣的天皇，是无上的体面和荣光。我曾读过一部日本老兵写的回忆录。这位被派遣到南海诸岛上的日本兵回忆说，投降缴械的前夜，他对着自己的枪非常难过，因为那是天皇赐给自己的武器。那一夜他找到了一块小石头，一晚上费尽力气终于磨掉了自己枪上的那朵菊花纹。这样，第二天缴枪的时候，他才觉得多少对得起天皇一些，心情轻松了很多。50年后回想起来，这老兵还觉得那是自己做的一件漂亮事。明治维新以后完成了向现代国家军队转型的日本军队，是一支特殊的军队。他们和欧美的现代军人相同的是操作着的都是已经很现代化的装备，不同的是头脑中充满的却是以“现人神”为代表的神国信仰，相信自己才是“神”的圣洁的选民。研究二战时期日本兵的心理，这份特殊的从属意识和精神状态是不应忽略的内容。
五
大学时代的旧友老张，本黑龙江鹤立人氏。上个月相见，十五年契阔，听说我放弃文学研究起日本，深觉意外。杯觥交错之际，他突然意外地冒出了一问：
“日本子是该研究研究。有件事你琢磨琢磨，日本人为什么崇拜坟圈子？”
“？”
“这事儿我打小儿听说的。村里老人讲古说，我们村边那儿的大坟，听说是伪满时日本子开拓团留下的。村里老人说，伪满那阵子，每天鬼子起床，老老少少都朝那坟行礼。可文革时红卫兵把坟挖开，里边连骨头都没有。这小鬼子，邪了门了。”
“那坟快到坟头上的地方，是不有块石头？”
“有有有，你见过？我们小时玩藏猫儿，没少在那坟上跑上跑下，是伸出一块石头。这鬼子就是邪性，坟上还压块石头，大概是怕死人跑了。”
“那是富士信仰啊。”
我脱口说出这句话，自己都有些觉得怪怪的。
死人的力量是巨大的。
身禄以自己为牺牲，换来了富士信仰的大繁荣。特别是在关东一带，到处是身禄的弟子们活跃的身影。“富士讲”发展得规模越来越大。史称“江户八百八讲”。“八百八讲”是多少有些夸张的数字。有日本学者考证说，真正存在过的大约有三百多讲。参加“讲”的日本人共同集资，每年资助部分成员登富士山，拜仙元大菩萨，拜食行身禄的墓。也许这“富士讲”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太快太大，让江户幕府感到非常不放心。从1742年开始，幕府一次又一次发出禁令。但已经点起的火不会那么快就熄灭。“富士讲”不仅屡禁不止，而且在江户城内，热心的信者们也堆起小小的富士山顶，那山顶接近的地方，还专门埋上一块乌帽子岩，起了个名字，叫“富士冢”。
想来被我的老同学称为坟圈子的大坟包，应该就是一座“富士冢”。坟上压的那块石头，应该就是乌帽子岩。查一下史料，鹤立的日本开拓团大多来自茨城县，那么堆这座“富士冢”的应该是仙台农村“富士讲”的信者们。回想当年仙台人尊崇筑波山且大不以富士山为意的往事，感慨系之。
在另一个时空，死人的力量同样被转化为了精神的动力。
1862年，倒幕运动志士相羽美静等人在京都灵山招魂场为死于倒幕运动的志士们举行了一场祭祀活动。这场祭祀被认为是后来招魂社的起源。明治天皇举行宫廷政变后，幕府军曾和倒幕的明治政府的军队在鸟羽、伏见激战过四天，三千多名政府军的官兵死于此役。明治天皇为此在京都东山建立了招魂社，祭祀那些为天皇政权而死的“皇军”的灵魂。1869年，政权由京都移向东京，京都东山的招魂社也迁到东京九段坂。10年后，明治天皇正式把招魂社命名为“靖国神社”。
从中日甲午战争到二战，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怀着“神国”的信仰走向战场。他们自以为是“神”特殊的子民，相信一己之躯即使“玉碎”，灵魂却可以走向“靖国神社”。十几岁二十几岁的神风特攻队员们最后握别时，大都说一句“靖国见”。靖国神社的“英灵”不断在增加，明治天皇一代达到近十二万，到大正天皇一代，增为十三万，到1941年，增至二十二万，到二战结束，这个数字增加到246万。神国信仰成了把日本人推向战场最有力的动员武器之一。
到1945年为止，靖国神社祭祀的都是那些相信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是神灵福佑之国、并为天皇“八眩一宇”的“大业”捐躯者的灵魂。靖国神社的存在，和天皇信仰、和天皇制有着致深致密的关系。
今后的靖国神社 “英灵”数字大概还将不断增加。1993年，派往柬埔寨的高田晴行警部补受到当地武装分子袭击丧命异国，成了死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活动的第一人。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日本自卫队加速向海外派兵的步伐，象高田晴行这样的牺牲者今后会越来越多。这些人将被与1945年为止死于战争的“英灵”们“合祀”在一起。在这一层面上，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是与今天日本再军备和海外派兵的既定国策相互贯通的。
六
那天临分手时我问过老张，那座日本坟今天是什么样子？答曰：文革时被红卫兵整个翻了个底朝天。如今那里剩下的只有一棵百年的老树。树上挂的那个用来当钟敲的铁帽子，原是日本兵的头盔，后来也被人当“古董”收走了。这座见证了日本大陆殖民政策在中国彻底失败的“富士冢”，最后落下的就是这么一个下场。而经过高度成长期的土地大开发，在寸士寸金的东京，江户时代的“富士冢”能完整保留下来的，想也有限。至于热心相信和传播“富士讲”的人，七老八十的人中或者还有孑遗，可年青人中，大概万人之中也很难找到一个吧。
时移世迁。但变化纷繁之中，总有一些东西存续下来。对日本人来说，富士山 “不二”的地位已经是确立不动的事实，这是我亲身体会到的。实际上，富士山神秘化的一面今天也一直在民间传续着。95年因“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大大有名的奥姆真理教相信末世思想，他们选富士山麓的上九一色村来建立基地，就绝不是偶然的。去年，又有一个神秘的白衣教团游荡于富士山脚下，其时日本媒体对此多所炒作。类似这样的事情，今后可以推想还少不了。
“战败使日本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之前，我们孩子，还有大人，所接受的一直是相信我们国家中最强大最有力量的天皇是‘神’的教育。然而战后我们明白了，其实天皇也是人。”
战争结束时还是一个孩子的大江健三郎，50多年后在自己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把这种变化最直接地传达给日本人的，是昭和天皇和麦克阿瑟那张有名的合影。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是8月27日。27日这天，日本昭和天皇访问了驻跸于东京赤坂区美国大使馆的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照片上，身着燕尾服长得矮矮的昭和天皇身边，站着人高马大身着开襟军便服、一手掐腰悠然而立的麦克阿瑟。这照片仿佛清楚地告诉日本人，谁是日本战后真正的支配者。过于强烈的对比让很多依旧崇拜日本天皇的人难以接受。日本歌人斋藤茂吉在看到这张照片当天就在日记中恨恨地写道：“这东西！麦克阿瑟这狗杂种！” 内务大臣山崎看到发表这张照片的报纸后，马上命令收回这份报纸。但很快他就接到占领军司令部发行报纸的命令。不得不收回的，是这位内务大臣的禁令。
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做为新时代的标记，在1946年初，昭和天皇颁布了“人间宣言”。在这篇全称为《年始国运振兴之诏》中，昭和天皇不得不承认，有关天皇的“神话和传说”、“以天皇为现人神”、且认为“日本国民优于其它民族，并负有支配世界之使命”等思想，实为“架空之观念”。
战败后的日本人，就这样由“神”的臣民变成了自由自主的“人”。
但是，总有一些东西存续下来。战败已经使日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之后日本社会在民主体制下发展了50多年，50多年发生的变化更大，大到很难简单说清楚。但是有些东西并没有变。比如在战后日本社会的暗部，有着一条没有明文规定的规定。它象是一条无形的线。越过这条线的人，要准备付出血的代价。
1960年10月12日，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召开的自民、社会，民社三党党首演说会上，社会党的浅沼稻次郎委员长被用短刀当胸刺死。刺客山口二矢11月2日于东京练马少年鉴别所上吊自杀，墙上有他用监狱发放的牙粉写下的“七生报国，天皇陛下万岁！”
1961年，《中央公论》登载的“风流禁谈”被认为侮辱了天皇家。2月1日，中央公论社社长家受到右翼党员小森一孝的袭击，保姆被刺死，夫人重伤。
1990年1月18日，在曾被扔过原子弹的长崎市，市长本岛等因为说了一句“天皇有战争责任”，在市政府门前被人用手枪行刺，重伤住院一个月。
…… ……
曾任新加坡驻日大使的李炯才回忆说：一个日本人无论地位多低，对于天皇都有一种亲情，天皇是所有人的父亲。他看到“日本人对天皇一般都很忠诚，不允许天皇的形象遭到玷污。”但这“亲情”后面的世界，他没有注意到。
而旧的国家意识形态虽然表面上退出了政治舞台，但并没有真正地完全崩溃。它在日本人“暧昧”的阴影下隐伏下来。这一套承继了古代神话传说、中世信仰、并在明治以来被重新组合和包装过的思想观念，蛰伏在社会内部，日益有隐然坐大之势。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这一套思想观念也正衍化出新的枝蔓。从完成高度经济成长后的日本出现的种种“日本文化特殊论”、“日本民族优秀论”中，从“新编历史教科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与昭和天皇“人间宣言”中明确定位为“架空之观念”的“日本国民优于其他民族”相重合的思想倾向。而这些问题是我们观察和研究日本者无法回避的课题。
历史是什么？
让我们重新回到这篇文章出发的地方来思考。因为在我们追问历史是什么的时刻，我们同时也在追问--未来是什么？
[ 本帖由 雪村友梅 于 2004-3-14 11:26 最后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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