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的价值
口述史的价值作者： 熊月之
来源：都市文化研究网
“口述史是什么东西？”，“口述史不就是回忆录吗！”“让研究员、副研究员去做口述史，那不是大材小用吗！”
尽管口述史在国际上已成一门专门学问，尽管口述史在国内已有一批可观的成果，尽管上海口述史的项目已启动一年多，但是，我们还是时常会听到对口述史不明、不解的诘问，感受到对口述史不屑一顾的鄙夷。口述史到底有什么用？
一
按照国际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口述历史指的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或录影的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
通过访谈、口述搜集历史资料，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均古已有之。三千多年前，周朝就设有专门为史官搜集人们言谈内容的书记，所谓“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这些书记主要是记载君王的言行举止，而不是普通社会的历史，但到汉代，确实已运用访谈、口述的方法来搜集史料。司马迁在撰写《史记》之前，曾四出访问，请年长者述其见闻。在《刺客列传》中他便明言，有关荆轲刺秦王的资料，是他从公孙季功、董生那里听得来的，公孙季功、董生则是从秦始皇的私人医生夏无且那里听来的。《李斯列传》开头一段关于老鼠的议论和绘声绘色的描写，估计也是得自传闻。其后，通过访谈、口述搜集资料，代不乏人。顾炎武《日知录》中许多资料，皆得自访谈。西方的《荷马史诗》、《马可·波罗游记》是众所周知的口述史书，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是口述作品，《李秀成自述》、斯诺的《西行漫记》、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也都是口述历史。所以，唐德刚曾对芮文斯说：你不是口述历史的老祖宗，而只是名词的发明人，口述历史是中国和外国都有的老传统。
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OralHistory)，即把口述历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是从1940年代开始的。1948年，由新闻工作者转行的历史学者亚伦·芮文斯( AllenNevins)，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用以记保存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资料。他推动的关于福特汽车公司的历史访问，上自老板，下至普通员工，访谈记录达26000多页，成为研究该公司最为丰富、生动的资料。 此后，口述历史在全世界蓬勃发展。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世界公认的口述历史重镇。该校两位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韦慕庭(C. Martin Wilbur)与何廉(Franklin L. Ho)，从1958年开始，有计划地对留寓美国的中国军政要人进行访谈，唐德刚、夏连廕(JulieHow)等学者后来也参加进去，访谈对象包括李宗仁、胡适、蒋廷黻、李汉魂、李璜、左舜生、顾维钧、孔祥熙、陈光甫、陈立夫、张发奎、吴国桢、黄郛夫人等。单从这一长串闪光的名字，我们就已能感觉到其成果的份量。1953年，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成立了类似的口述历史档案馆。1967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成立，会员遍布全美，并在各地设有专属机构。1980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提出一套评介口述历史的标准，除了制定工作原则和标准，厘清口述历史的专业伦理，说明从业者应有的操守外，规定了口述历史工作者对受访者以及社会公众应尽的义务，还对口述历史赞助机构和档案机构的义务作了规定。在美国各州，收藏口述历史资料的博物馆、图书馆随处可见。在美国联邦政府里，口述史工作者收集的资料有：外交运作、军事战略、情报活动、太空飞行、历史遗迹、社会保险与福利计划等。
美国之外，欧美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相应的机构，专事口述史工作。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都有全国性的口述历史组织，出版了形形色色的口述历史杂志和书籍。1973年，英国口述史学会成立；1974年，加拿大口述史协会成立。1987年，国际口述历史协会在英国牛津成立，以后定期在欧洲各地集会。
在亚洲，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以后，因其历史短，特别重视口述历史工作。1979年，新加坡政府设立口述历史组，有系统地收集近代新加坡的史料。1985年，口述历史组升格为档案与口述历史馆，组织专门人员从事口述历史工作。其访谈范围包括新加坡先驱人物、日本占领时期的新加坡、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新加坡华人社会、消逝中的行业、新加坡劳工运动等，另有一项特别计划，即有系统地收录知名人士和小市民的自传。开头10年中，该馆已访问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做了五千多小时的录音，有录音带一万多盒。香港博物馆自1980年代开始从事口述历史工作，以“香港人及其生活”为主题，聘请香港大学等单位学者参加，比较集中的话题是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的香港市民生活，包括家居生活、饮食习惯、工作娱乐、交通、居住习惯、社交圈子、团体生活、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及价值观念等方面。日本学者在口述历史方面的情况，成就也相当可观，单是日本的上海史研究会，对于1945年以前日本在沪居留民历史的研究方面，便在上海和日本有关城市作了大量访谈工作，搜集了许多口述资料。
我国台湾史学界对口述历史起步甚早，成果相当丰硕。1955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筹备之初即已注意到口述历史的重要性，并于1959年10月由沈云龙等开始了访谈工作。1960年，近代史所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计划”合作。此后的14年间，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共成稿66份，达480万言。后来由于经费的限制，一度中断。1984年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口述历史小组，有条不紊地推进口述历史计划。迄今为止，近代史所已访谈了七百多人，成稿一千多万字，整理出版了《口述历史丛书》70余种，定期出版《口述历史》期刊，举办“口述历史研习营”，推广、培训口述历史工作者。台湾近史所早期的口述历史主要集中在军人、政治家和外省籍人士，包括凌鸿勋、白崇禧、郭廷以等；1984年以后，不再局限于重要的历史人物，出现了“由下而上”的趋势，耆宿、望族、妇女、原住民、民俗节庆、生活习惯等开始进入口述历史的视野。为了推动口述历史研究，1991年近史所主办了第一届口述历史工作会议。近史所之外，台湾民族学研究所、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台湾大学历史系、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国史馆、台湾省文献会等，也在不同程度上投入了口述历史的研究。近些年来，台湾史学界在口述历史方面已蔚成风气。
此外，在南美洲、非洲、大洋洲，口述历史都有组织和活动。保尔·汤普逊在他的名著《过去的声音――口述史》，具体而有分析地介绍了口述历史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情况。
诚如有的学者所说：“半个世纪之前，口述历史从现代历史科学内部分离出来，初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涉猎范围之广，就连国际史学界圈内人士也始料未及”。美国著名口述史家唐诺·里齐说：
如今世界上已找不到有那个地方的人不在进行口述历史的。自从世上第一套录音设备出现，由蜡盘滚筒逐渐发展到磁盘、有线录音机、卡式录音匣和卡式录音带，口述史家便开始使用这些设备进行各式各样的访谈，对象包括政治家、示威抗议者、原住民和移民、艺术家和工匠、士兵和平民、圣职人士和俗人。他们不仅录制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幸存者、二次大战受监禁的日裔美国人和苏联思想劳改营的受刑人等的回忆录；也掌握了包括城市、郊区卫星城镇和偏僻乡村内家庭与社区的日常生活经验。当历史学家体认到大部分的历史书籍遗漏了妇女和少数民族时，口述史家便为妇女和少数民族做录音，以便建构起更多元而精确的历史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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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大陆学术界早在1950年代，已采用社会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收集重要政治事件和人物的资料。50～60年代，全国各地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事件的“实地调查”，搜集口碑资料，使用的就是口述历史的方法。60年代兴起编写“新四史”活动，即家史、厂史、社史、村史，广泛搜集来自基层的口述资料。影响广泛的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两套丛书，近千万字，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口述资料。1959年，周恩来总理号召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记下自己的经历、见闻、掌故。从此，全国各地政协设立文史资料馆，多方搜集史料，整理出版各种各样的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文史资料选辑出版了一百多辑，二千多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口述资料。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实地调查”、“新四史”和文史资料过分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突出新旧对比，忽略了许多社会生活的内容；尽管当时还极少使用录音工具，但是，毕竟搜集、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生动的历史资料。兹举一例，笔者曾看到上海市卢湾区的一份《流氓称霸里弄》的口述资料，其中记述王兰英被流氓欺侮的事，具体而生动，对于了解1949年以前当地社会生活很有价值：
一口痰吐了出去，错碰到过路人的鞋子上，这是无意识的小事情，按理来说，打一个招呼就无啥了。可是在那个时候，在旧社会里，而正好这口痰落到流氓脚上的鞋子上，这就会引起一场大祸。王兰英大姊吐了一可痰，落到过路人的脚上，当她抬头一看，不是别人，而正是落到流氓头子杜小毛的脚上，赶忙想要打招呼，去替杜小毛脚上的痰沫揩擦，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拍、拍两记耳光已经落到她的脸上。打了之后还不算，流氓杜小毛一把抓住王兰英大姊的胸口，大吼一声“曲死，限你今天买一双鞋赔我”。有什么办法呢？任凭家里没有一分钱，这双鞋子得一定要在当天赔给他，不然就难以过门。就这样去借了五块印子钱，买了一双鞋子送到杜小毛家里。
王兰英大姊是不是只有被杜小毛打了两记耳光呢？不是，说起来还有更惨的事情。她被大康里另一个流氓头子崔忠德打过两次，那时她刚怀孕四月，被崔忠德打了之后，身受重伤，四个月的婴孩死在肚子里。
唐德刚曾写文章，说明大陆文史资料的价值。他说，民国时期有许多事情，如国民党政要之间的争斗，著名的“盗楚王墓”案件，自己本来懵里懵懂，不甚了然，经当事人一口述，文史资料一披露，“读之恍然大悟”，“这些文史资料真把我这个学历史的读得如醉如痴”。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1956年创建之初，就已注意到口述资料的重要性。为了推动中共党史和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历史所与上海市工人运动资料委员会长期合作，组织科研人员分赴上海各大工厂和商店调查、访问，举行座谈会，并做详细的记录，积累了丰富的口述资料。这些调查、访问、座谈笔录，大多已经过系统的整理，并出版过大量的内部书籍，未出版的资料也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整理，总字数在1000万字以上。国内外许多研究上海工人运动、工人生活历史的学者，都曾利用过这些资料。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口述历史日益引起大陆史学界和出版界的关注。北京大学出版社适时地推出了“口述自传丛书”，颇受书界好评。这套丛书选取了一些重要的文化人物，试图以他们的口述经历提供一个反映历史的视角。已经出版的有《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兵口述回忆录》等。据悉，北京大学出版社有意扩大口述者的范围，除文化名人外，还准备把普通老百姓纳入采访调查的范围。复旦大学历史系师生在1990年代曾作过“日伪时期的跑单帮”、“日伪时期的上海文化界”等访谈工作。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在1996年已开设“口述史学研究”课程，吉林大学历史系的杨祥银在因特网上开设了口述史的网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前几年做过“上海移民史”的访谈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以“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为中心的访谈工作。
尽管口述历史在我国学术界已有一定成果，发展趋势也不错，但是，从总体上说，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体现在重点课题规划、科研经费拨发、杂志创办、学会组织等方面，口述历史都还没有自己恰当的地位。
三
口述历史近些年来在国际学术界受到广泛和高度的重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口述历史在复原历史方面，有其他任何档案、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价值。
人类对历史的记录，在语言出现以前，只能是物传，从遗物看历史。语言发明以后，增加了言传，从口耳相传中获得历史知识。文字发明以后，增加了文传，以文字记载历史。录音、录影器具发明以后，记载历史的工具又增加了音传、像传资料。由物传－言传－文传－音传－像传，人类记载历史的手段不断演进。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是在录音器具发明以后，运用音传、进而运用像传手段记述历史的方法。就复原历史的功能而言，纵使千言万语的文字记录，有时也抵不上简单的一刻钟录音，短短的一小段录像。今人可以确切地了解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的音容笑貌，但是，对刘邦、朱元璋、洪秀全却不能，其关键因素，就在于有无录音、摄像资料。因此，从工具运用角度而言，口述历史的出现，由记文到录音、摄像，是历史学领域的一大飞跃。
从历史记录的广度而言，口述历史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人类活动无比繁富，即使再详细的文献、档案，也只能记录下其中极为微小的一部分。人们生活中所历、所见、所闻、所传闻的种种活动、认知，不一定都能载之史册。以往的档案、文献，比较偏重于记录统治阶层的活动，偏重于社会精英的活动，偏重于政治方面的活动，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对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妇女生活则记录较少，有之，亦多为枯燥的统计数据，缺少有血有肉的个案记录。口述历史可以在这方面弥补传统档案、文献的不足。在普通民众史、社会生活史、妇女史、少数民族史、城市史、社区史、灾难史等日益受重视的今天，口述历史可以驰骋的空间很大，它可以给那些原来在历史上没有声音的普通人留下记录，可以给那些在传统史学中没有位置的事件开拓空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传统史学主要是统治阶级、精英人物的领地，口述历史则向民众敞开了大门。前几年，我们在进行“上海移民史”访谈时，便以普通民众作为访谈对象，接触了四千多户人家。访谈内容的要素有：迁移上海的时间、路线、原因，交通工具，来沪以后的住处及其变化，住处的环境，寻找工作的途径，工资收入和经济来源，家庭人口变动情况，与同乡组织的联系，与其他籍贯移民的关系，风俗习惯的变化，闲暇生活，宗教生活，喜欢去的饭店、戏院，所看过印象最深的戏剧、电影的名称，与迁出地的关系。这四千多户人家，如果不是因为口述历史的访谈，他们是不会有个人回忆录、家族发达史问世的，传统的史书上不可能留下他们的声音。
相当丰富的来自平民家庭的访谈材料，大大地丰富了上海移民历史的内涵，深化了对许多历史问题的理解。比如，重视学习外语，特别是英语，是上海在1949年以前一百多年间的老传统。常识告诉我们，在这传统背后，一定有其深刻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我们在访谈中，注意询问这方面的问题。结果，获得了相当有价值的资料。在1949年以前的上海，懂不懂英文，收入大不一样。不会英文，做普通工人，在三十年代，月工资大概在12～15元，会英文，则在30～40元，甚至更高。会英文，晋升、出国的机会也多。正因为如此，上海那时的英文夜校、补习班长盛不衰。与学英文有关的是，洋行职员、买办的社会地位如何，普通民众如何看待他们？我们访问过一些年长的洋行职员，也访问过没进过洋行的老年市民，他们的说法是，洋行职员就是今天所谓的外资企业的员工，买办就是外资企业的代理，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均令人羡慕。那时，人们过年贺喜，也会说“祝愿您家二少爷明年当上买办！”这些受访人在1949年以后都没有读过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的近代史教科书。他们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49年以前普通市民的社会心理。
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访谈人与受访人的双向进展。受访人有丰富的经历，有许多值得挖掘的资料，但他不一定是历史学家。在其讲述的时候，可能受记忆因素、情绪因素、选择因素的影响，讲了一些，也漏了一些，甚至讲了枝节的，漏了关键的，讲了感兴趣的，避了不堪回首的；讲对了一些，也讲错了一些。张冠李戴、前后倒置，以及片面主观、情绪化等问题的存在是完全可能的。在此情况下，访问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学术素养，通过提问、讨论、串联、整理，使访谈按照既定的路向前进，使访谈资料得到补充和完善，使访谈质量得以提高。
几乎所有做过访谈工作的人，对此都会有所感受。唐德刚所作李宗仁口述历史，是典型的访问人与受访人双向进展。唐氏生动地记述李、唐合作的情形：
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找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的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而他是大司令官出身，他讲的话习惯上就是命令，有疑问反问他时，他都说“没错！没错！”我说：“大概有点错吧！”他立刻又说：“没错！没错！”我想我以前在他部下当兵也只是个少尉，而他是上将，以一个少尉来指挥上将是很难的，所以我只好慢慢地想法子说服他，把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反复问他，结果他说：“有书为证，没问题！没问题！”于是拿了一大堆书给我看，结果都是“稗官野史”一类的书，我说：“你们做司令官的，如果情报不正确的话，像台儿庄战役就没法打仗了；我们稿历史写文章的也一样，如果情报不正确也会闹出笑话来，您刚才说的这些情报虽然有书为证，却也有可能是假情报”。他说：“有点道理！有点道理。”费了不少工夫，才慢慢地进入状况。不过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的。所以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
试想，假如只是李说唐记，有闻必录，没有唐的加工，那结果必然是语不成文，颠三倒四，讹谬百出。有丰富口述历史工作经验的陈三井先生曾说：
最麻烦的是事后整理访问稿的工作。这并不是受访人一边讲，访问人一边听写记录就行了。通常讲话是凌乱没有系统的，往往前后不连贯，甚至互有出入的。访问人必须花费很大的力气加以重组、归纳和编排，以去芜存菁；遇有人名、地名、年代或事物方面的疑问，还必须翻阅各种工具书去查证补充，最后再做文字的整理和修饰工作，可见过程繁复，耗时费力，并不轻松！总之，从事口述历史的访问工作，根据笔者多年的经验，真是一项精神压力大、苦多于甘、不足为外人道哉的辛苦差事！ 所以，口述历史的成果，是受访人与访问人创造性劳动的结果，是访、谈双方智慧的结晶。
口述历史与回忆录之类的自传作品的主要区别也在这里。个人回忆录是自说自话，口述历史是主客对话。回忆录的内容选择是单向的，口述史的内容选择则是双向的。写回忆录固然也不能天马行空，毫无限制，但那种限制主要来自文章的形式逻辑，比如不能自我矛盾、时间倒置，但写什么不写什么完全自出机杼。口述史则不一样。由于学术兴趣和素养的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受访人感兴趣的、记忆深刻的、自认为重要的东西，却未必是访问人感兴趣的、重要的东西。在访问人的作用下，受访人可以循着访问人的思路前行。我们在访问陆久之先生过程中，就感受颇深。
陆久之1902年出生于常州官宦之家，经历极富传奇性。他是蒋介石的女婿，为共产党做过情报工作，在日本留过学，与日本一些政要稔熟，1940年代在上海开过舞厅，现在享受离休局级干部的待遇。这样复杂的经历，在1949年以后所走的曲折道路不问可知。他在此前也发表过一些回忆录之类的东西，那风格与我们通常所见的回忆录并无二致，主要描述自己的革命经历。我们选择他作为访谈对象，主要想请他谈1949年以前上海城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白领阶层的生活，舞女的生活，舞厅的管理，娱乐业与黑社会的关系，等等。谁知，他说着说着，就转移到自己如何掩护共产党干部、如何为革命作贡献方面，痛说革命历史。老人如此说，自有其心理上的原因。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以前的经历所吃的苦头太多太大，所受刺激太深，为了证明自己有功而不是有罪，对那些革命经历自然记忆犹新，如数家珍。他所说的革命历史当然重要，已经写过了，我们也知道了。在此情况下，我们便设法让他讲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内容。于是，我们便从他的健身之道说起，问您老为何在98岁高龄，仍然耳不聋，眼不花，脑不乱？青少年时吃些什么，穿的什么，住在何处，钱从何处来？与谁交往，怎么从常州来到上海的？作为蒋介石的女婿，您与国民党的一些要员有何交往，对他们有何印象？“驸马爷”这样的社会地位，对您在上海的活动有何作用？这样，引起他谈话的兴趣。于是，话匣子打开，汩汩滔滔，一些在他本来看成是日常琐事、无甚价值、对我们来说则极有价值的资料，奔泻而出。
口述史对于史学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带来重大的变革。以往大部分历史资料，均查之于图书馆、档案馆，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实际上是无一字不是来自文献。文献资料之与口述资料，一个死，一个活。文献资料不能再生，口述历史则有源头活水。一个是“读”历史，一个是“听”历史。读者与文献的关系，只能是读与被读的单向关系，文献不会说话，作何理解都是读者的事。口述资料不同，不光受访对象有声音，可以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其结果，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口述史的开展，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史学工作者可以从与世隔绝的深院，走向鲜活生动的民间。
自然，就像文献、档案也有其局限一样，口述历史也有其局限。问谁、谁问、问什么、怎么问、什么时候问，受访人的年龄、记忆力、理解力、兴趣、情绪，受访人与访问人的关系，访谈环境，都会影响访谈的质量。但是，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局限性的东西。
汤普逊说，历史学家正在逐渐发现“口述史”的价值，并且不止是一次发现，而且是一次复兴，“它赋予历史学一个不再与书面文献的文化意义相联系的未来。它也将历史学家自己技艺中最古老的技巧交回到他们手中”。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述历史必然会被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工作者所认可、重视，口述历史之花必然会在中国史学园地里盛开！
-------------------------------------------------------------------------------- 参见唐诺·里齐：《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王芝芝译，远流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4页。 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载《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唐诺·里齐著、王芝芝译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附有这些规则的中译本，见该书第416～419页。 唐诺·里齐著、王芝芝译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保尔·汤普逊著、覃方明等译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附有这些杂志和重要书籍的名称。 参见林孝胜：《新加坡口述历史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口述历史》第一期（1989年），第231～234页。陈三井：《口述历史的理论及其应用》，载黄全土主编《讲义汇编》，台湾史迹源流研究会发行，1991年版，第817页。 丁新豹：《香港博物馆口述历史计划简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口述历史》第一期（1989年），第235～240页。 见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章。 闻伍：《历史之音――口述史学的叙述性质片论》，《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2页。 唐诺·里齐：《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23～24页。 《流氓称霸里弄》，卢湾区地方史专家许洪新提供。 唐德刚：《“以一人而敌一国”――为刘绍唐先生创办〈传记文学〉二十年而作》，载《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页。 杨祥银：《当代中国口述史学透视》，《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3期。 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载《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陈三井：《口述历史的理论及其应用》，载黄全土主编《讲义汇编》，台湾史迹源流研究会发行，1991年版，第814页。 回忆录与口述历史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回忆录的形成过程并不完全相同，有完全出自回忆者一人之手的，也有由回忆者与写作班子共同完成的，前者纯粹是回忆者脑力劳动的结果，后者则经过写作班子的提问、加工，也有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的过程，因此，实际上正是口述历史的成果。 陆久之的太太是蒋介石如夫人陈洁如的养女，陆因此被称为蒋介石的女婿。 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美国反文化运动探源——口述史的新视角
美国反文化运动探源——口述史的新视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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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eader.com 2002-01-04 赵梅 《美国研究》
提起“反文化”（counter-culture)一词，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起美国60年代的摇滚乐、吸毒、性反常、堕胎、裸奔等迷恋怪癖和追求荒诞的嬉皮文化，以及嬉皮士们在纽约中央公园、旧金山金门公园和纽约郊外伍德斯托克(Woodstock)的昼夜狂欢，及至以后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 、多元文化（muti-culture)及其对主流文化的挑战。
如果严格从字面上理解，“反文化”运动是指美国60年代在青年人当中流行的以反战和反主流文化为特征的一种价值观、文化和生活方式。第一次将“反文化”归结为以60年代发生在美国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青年人抗议运动为特征的，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海沃德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Hayward)历史学教授西奥多•罗斯扎克。他于1969年出版的《反文化的诞生：反思技术社会及其年轻人的反叛》一书，在嬉皮辍学者和学生中的激进分子这两个分裂的群体中间找到了契合点，那就是反文化，亦即反抗以技术为主体的工业化社会。在他的定义中，反文化运动是指60年代发生在美国社会的一切抗议运动，既包括校园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等方面的政治“革命”，也包括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文化，及神秘主义和自我主义的复兴等方面的文化“革命”。
通常，人们把那些激进的青年学生主张用激进手段进行社会政治改革的运动称为“新左派运动”，而把那些中途辍学、以期通过吸毒、放纵等方式进行的文化反叛，称为“反文化”运动。本文无意在这里做概念上的界定，姑且将60年代发生在政治及文化领域的反抗运动统称为“反文化运动”。这首先是因为，对主流文化、对现存制度的不满与批判，对妇女、对少数民族处境的同情，对和平的渴望，是这两种运动的共同特征，而他们又源出于同样的历史背景。其次，从成员构成上看，很难在两者之间明确区分。不少反文化运动的参加者，同时也是新左派运动的成员。
1964年9月24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年仅22岁的哲学系学生马里奥•萨维奥（Mario Savio）和阿特•戈登堡(Art Goldenberg)等发起并领导了校园“言论自由”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抗议学校当局禁止在校园内谈论民权运动和发表反越战言论。10月1日到2日，加州政府出动国民警卫队前来制止，学生与警察对峙长达32小时，一些学生运动领袖被逮捕，反文化运动的序幕由此而拉开，以后逐渐蔓延到美国其他所院校及学校以外的地方。1968年，该运动因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越战的不断升级而达到高潮。
乍看起来，反文化运动至今没有完结，它因80年代发端于美国高校的多元文化运动而得以延续。但实际上，作为一场以争取民权和反战为目标的反抗运动，它在1975年随着越战的结束而告终。自此以后，反抗运动渐趋平息。这是首先是由于，就社会政治领域的抗议运动而言，运动的一些目标已经实现。美国从越南撤军，反战运动因此而停止。1964年的民权法、1965年的投票权利法和1963年的同酬法在国会获得通过，以及1965年“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提出并实行，深刻地改变了黑人和妇女在美国社会及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虽然黑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此后仍在继续，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70年代中期暂告一段落。就文化领域的反抗而言，由于嬉皮士们的反抗手段日益激进，运动因逐渐失去了社会的广泛支持而日趋衰落下去。同时，反文化运动参加者年龄的增长也是反抗运动趋于平静的原因之一。到70年代中期，“婴儿潮”头一年出生的人已年届30岁，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他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如何面对来自工作和家庭等方面的压力。韦德•克拉克•鲁夫则注意到了冷战对社会思潮向保守主义回归所起的促进作用。他认为，冷战的对峙既激起了美国这场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同时又促使了美国人向保守主义回归。这是因为，冷战的不断升级以及美国在外交上的一系列失败，使不少美国人感到美国所赖以存在的民主制度正在受到威胁，而稳定的家庭生活是美国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也是冷战中美国保持对苏优势地位的首要条件。
反文化运动的主要口号是：爱、正义、自由和和平。就运动本身而言，它包涵以下几方面内容：⑴民权运动；⑵ 反战和平运动；⑶文化反抗运动，即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抗一切现存文化的运动。
当然，每一种抗议运动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本文所要力图探讨的是美国60年代这场反抗运动的根源。
本课题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到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国“婴儿潮”一代（the baby boom generation)。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1946年到1964年，美国出现了一次人口高峰。在此期间出生的人被称为“婴儿潮”一代。在“婴儿潮”头十年出生的人，60年代抗议运动发生时他们大多就读于高中或大学，是抗议运动的主体。因此，反文化运动的发生与这一代人的成长环境密切相关。
本文将主要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并结合大量的文献资料，对发生在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作一历史考察。
一、亲历者的反思
1999年1月至8月笔者旅美期间，通过电子邮件、电话、通信，以及面对面的交谈等方式，采访了100多位反文化运动亲身参加者。篇幅所限，我无法讲述所有被访者的故事，在这里，仅选取了其中我认为最有代表性的6个人。他们生活在美国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肤色和经历，具有大学或大学以上的学历。他们的年龄全都在50岁左右，属于“婴儿潮”一代中的年长者。抗议运动发生之时，他们正在大学里读书。
采访中，我提的问题主要包括：60年代，他们分别参加过哪些抗议运动？这些抗议运动为什么都发生那个年代？如今他们怎样看这场运动？是否为自己以前做的事情后悔？
为保护个人隐私，我曾试图避免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但令人惊讶的是，在我为此征求他们的意见时，他们一致要求用他们的真名实姓。这体现了他们对自己所参与的这场反抗运动的自豪。
玛格丽特•霍尔特（Margaret Holt, 白人，女，1947年生，佐治亚大学教育学博士，佐治亚大学成人教育系教授）
“我本科就读的大学是在克利夫兰附近一所很小的学院。那时，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电影《毕业生》(the Graduate)风靡大学校园，我们以为电影所描绘的图景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大学生活，那就是喝咖啡、吃巧克力、弹吉他、议论时政、改造社会。那时我觉得改造社会是大学生的使命。
“记得那时我和其他同学聚集在校园，弹着吉他，唱着当时流行的反战歌曲，反对政府在越南所进行的战争。我们之所以这么强烈地反对越战，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几乎每个人都有亲戚、同学或是朋友在越南前线作战或是死在了越南。我还参加了学生的“重新发现良心”社团，这是一个妇女组织，要求学校在法律、工程、商业管理等专业招收女生，聘用女教师；要求妇女能够拥有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避孕和堕胎权。
“我一直在想这种反抗与美国经济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现经济繁荣。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完成了向工业化的过渡。与农业社会不同，电视、电话、汽车，使成长在工业社会的孩子们有了生活在农业社会的人所无法想象的自由。他们可以开车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他们可以从电视接受各种信息，父母开始失去对他们的控制。而持续的经济繁荣，也使父母有条件溺爱孩子。”
苏珊•威利（Susan Willey, 白人，女，1946年出生，资深记者。1999年7月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目前在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新闻学院任教）
“我就是当年的嬉皮！我从不为30年前自己做过的事情后悔，我也经常这样骄傲地告诉我的孩子和其他年轻人。我觉得人们普遍对当年的嬉皮有一种误解，觉得他们颓废、玩世不恭。其实并非如此。那时我们之所以去伍德斯托克，之所以吸毒、留长发、要求性解放、追求荒诞，是因为我们想告诉人们美国社会出了问题。我们想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表达对爱、自由、和平的渴望和对正义的追求。我始终热爱我的祖国。30年过去了，我觉得自己初衷未改，只不过为之奋斗的方式从街头抗议转为思想领域。我为自己能有机会为和平和正义而斗争感到骄傲。
“越战发生时，我正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读大学。我参加并领导了‘母亲和平运动’（Another Mother for Peace Movement)，反对越南战争。我们提出的口号是‘战争危及孩子及其他一切生命！’（War is not healthy for children and other living things)。我同时还是‘内布拉斯加和平运动’的成员。记得在一次反战集会上，我见到尼克松。他距我只有几步之遥。记得当时我使出平生力气，冲他一遍又一边地高喊：‘和平第一！’（Peace is the number one!)
“年轻人的反叛和质疑，是很正常的。但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看，为什么反文化运动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这首先是因为60年代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战争在亚洲的不断升级，猪湾事件，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的遇刺，民权运动的不断发展，美苏太空竞赛，以及水门事件。种种事件表明，我们生活在恐惧当中。其次，我们是历史上上大学人数最多的一代，我们的父母大多是中产阶级，有能力供我们接受大学教育。同时，我们也是在电视机前长大的第一代。电视通过画面而不是文字，告诉我们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1970年‘五四惨案’ 在肯特大学发生以后，我们清晰地从电视上看见荷枪实弹的警察与学生的对峙，以及倒在血泊中的同学。我们被所看到的场面惊呆了。记得当时有位男同学沉默片刻，然后突然大叫：‘政府在杀我们！政府敢杀我们！’我们这一代人不相信政府，我认为这是原因之一。”
卡罗尔•帕特森（Carol Paterson, 白人，女，学士，1947年出生，加州大学联合分校农业技术推广员）
“你想知道我们这一代与其他代的不同吗？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是被宠坏了的一代。我们的祖父母经历了“大萧条”，他们的生活非常节俭。我们的父亲则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很以这段经历为荣，当时整个美国也以他们为荣，因为他们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者，他们拯救了世界。他们可以从银行得到贷款，到郊外买自己的房子，有钱买孩子想要的玩具、供他们上学。商人瞄准时机，以我们为对象生产出各种商品，广告商也为此大作宣传。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在未成年时就有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只要我们坚持，就能够能得到想要的任何东西。因为幼年时，我们确实得到了很多想要的东西。联想起我们在60年代的反抗，那时我们觉得只要我们坚持到底，政府就会让步。
“60年代学生运动时，我正在距伯克利只有40英里的一所学院就读。我们非常关注在伯克利分校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学校的学生也曾经聚集在教学行政大楼前抗议，表示对伯克利学生的支持。我参加过一些反种族歧视的游行，但多数情况下，我是旁观者，因为我弟弟被征召去了越南前线。他从那里来信告诉我，他的一个朋友死在了战场。我怕极了，每天为他祈祷。我知道这场战争是非正义的，但我不敢参加任何一次反战游行，我不能反对我弟弟正在进行的战争。后来情况很惨。战争结束后，美国从越南撤兵。凌晨3点多钟，我弟弟偷偷潜回了家。他们没有像以前那样被当成为国而战的英雄，而是像做了错事或是小偷一样怕在白天被人看见。”
爱德华•阿农（Edward J. Arnone, 白人，男，1950年出生，学士，资深记者，凯特林基金会大众传媒项目主管）
“我在马丁•路德•金遇刺后的两个月高中毕业，进入佛罗里达大学新闻专业就读。对于金牧师的死，有些人感到悲哀，有些人感到愤怒。因为他在很多人心目中是英雄，这让人想起了五年前约翰•肯尼迪的死，他们代表着一种希望，而他们的死，使人们感到希望的破灭。我当时的感觉是，我们的社会有些地方出了问题。而使我感到困惑的是，那些参加反战及民权运动的人，都被指责为反对美国，是共产党。这更激起了学生们的反抗。
“就我个人而言，马丁•路德•金及其追随者所进行的事业深深打动着我。我生长在南方的佛罗里达—一个种族问题非常严重的州。佛罗里达大学位于州的中部。校园里，既有保守的也有自由的思想。但当我们走出校园，就发现自己被保守派所包围，遭到很多批评。如果是黑人，还会受到歧视。处在这种分裂社会里，每个学生都会身不由己地卷入抗议运动，更何况电视上每天不停地播放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的消息。
“我那时正好到了征兵的年龄，战争一天天地继续，和其他男同学一样，我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毕业就面临着上前线。我们当时的恐惧是，自己迟早会被征兵去越南。我想尽量延长在学校学习的时间，我甚至想去加拿大逃避兵役。总之，当时我非常苦闷，开始尝试毒品，当时毒品随处可以找到。我们那时的信条是‘觉得好就去做’！（If you feel good, do it!)
“马丁•路德•金遇刺之后，国内对峙日益紧张，并开始趋向暴力。1970年在肯特大学发生的‘五四惨案’震惊全美，我所在的佛罗里达大学也发生了类似的暴力冲突。在国际上，美国与苏联的对抗以及越南战争的不断升级，这在我看来美国在世界上四面出击，而且越来越孤立。我们要拯救我们的国家。就这样，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仅是学生，卷入了抗议运动。”
西萨•麦克多维尔（Ceasar McDowell, 黑人，男， 1950年出生，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麻省理工学院教育学教授）
“60年代以前，美国是一个种族隔离非常严重的社会。在这种制度下，有色人种生活非常贫困。我出生在科罗拉多州一个贫苦的黑人家庭。马丁•路德•金遇刺时，我正在上中学。消息传来，我感到非常愤怒和悲伤。我是学校乐队的成员，记得当时我演奏了一曲《天恩浩荡》（Amazing Grace），以寄托哀思。就在他遇刺的那年年初，我曾亲眼见过他。他来到我们的教堂演讲。他的演讲是那么地激动人心，他讲述的不是恨，而是爱。他代表着黑人的希望。
“1969夏，伯克利分校‘人民公园’事件 发生时，我正好在那里。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形非常可怕。政府动用了直升飞机、坦克车和催泪弹。此后，抗议活动遍及全美各地的校园。因为我是黑人，所以我更多地卷入反战和黑人民权运动。文化革命的参加者多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白人学生，他们的确体多次验了性和毒品。 当时我父母非常为我担心，因为激进的‘黑豹党’扬言要用武力推翻美国现有的制度，建立黑人共和国。一场战争似乎就要在美国发生。
“我曾在大学里讲授过反文化运动的课。我觉得这场运动所采取的方式值得注意。虽然他们反抗社会，虽然这场运动客观上带来了离婚、吸毒、酗酒等社会问题，但所采取的反抗方式并没有对社会或他人造成直接的破坏，他们更多的是自我放纵，有的伤害自己，如吸毒、酗酒、服迷幻药等，或是建立青年聚居区。他们是想通过这些标新立异的方式告诉人们美国社会出了问题。他们反抗的目的不是要打碎一个旧世界，而是进行制度内变革。”
安•马克（Ann Mark, 白人，女，1946 年出生，伯克利分校1972年毕业生，硕士，伯克利历史协会会员）
“60年代学生抗议运动时，我正在伯克利读大学本科。我是‘言论自由运动’和‘人民公园’事件的亲身参加者。记得当时同学们齐心协力，往‘公园’运送砖瓦，想在那里盖房子。每个人工作得都非常努力。我们想要向社会表达的是：目前的美国社会出了问题，我们不想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我们要按照我们的理想，在这里建造一个充满了爱、正义与和平的完美的社会，而这就是美国的未来。
“我是反战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我觉得自己这样做，既为自己的良心，也为国家。我曾参加过当年伯克利学生的‘拦截火车行动’。1965年8月，一辆往越南前线送兵员的列车经过这里，学生反战团体‘越南日委员会’组织同学卧轨，以阻挡火车通过。但就在火车到来之时，我们被警察强行拉走了。”
综观上述几位亲历者生动的叙述，不难看出，他们对这场运动的看法和参与程度，因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他们在60年代的经历也不同。在反文化运动根源这一问题上，除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越南战争等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他们的谈话还涉及冷战对峙、经济繁荣和社会动荡等方面的问题。
二、富裕社会的宠儿
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一书中说：“人们如果对于新的繁荣所带来的50年代生活方式没有一定的体会，就不可能理解15年后发生的社会反抗。” 事实正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初，美国经济出现持续繁荣。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1961年2月到1969年10月，美国经济连续上升104个月，这在美国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的富庶是当时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所难以想象的。“近60的家庭自报工资收入属于中产阶级。仅从40年代后期起，平均家庭收入已由3083美元提高到了5657美元。增长了48。用阿道夫•伯利的说法，美国那时是‘奔驰的资本主义’。”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则把这时的美国社会称为“丰裕社会”。
在技术方面，晶体管的发明给美国带来了又一次科技革命。随之而来的是家电产品的极大丰富。按纽电话、立体声收音机、电热毯、烘干洗衣机、空调、速冻食品，都是在50年代出现的。这些发明的不断问世和普及，逐渐成为中产阶级的生活必备，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观念的变革。同60年代的喧嚣的抗议相比，这观念上的变革可以说是一种“寂静的革命”。
首先，婴儿生育率极大地带动了消费品生产与需求，美国在50年代出现了消费热潮，兰登•琼斯把它称之为“大野餐”（Big Barbecue) “ 婴儿潮”一代从一出生加入了消费热潮。早在1948年，经济学家们就预测，新生婴儿的不断增加将引起诸如住房、食品、玩具、电气用具和学校需求的增加。当时在纽约的地铁公共服务标语牌上就写着这样的标语：“在发展中的美国，你有远大的前程。每天有11000婴儿出生在美国。这意味着新企业、新工作、新机会。”
伴随“婴儿潮”而来的是住宅的日益郊区化。美国居民住宅的郊区化倾向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由于婴儿的不断出生，加上贷款容易，所以很多年轻的夫妇，开始移居郊外建造他们理想的住宅。据统计，在1948-1958年的10年间所建房屋中，有85建造在郊区。私有住宅从1949年到1950年上升50，到1960年又增长了50。美国买房首次超过租房。
郊区化又直接带动了汽车业的发展，因为汽车是近郊不可替代的交通工具。据统计，汽车拥有量随出生率的上升而不断上升。 1945年，汽车登记量为2600万辆；到50年代末这一数字增加为6000万 。汽车在“婴儿潮”一代成长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是第一代在学会走路之前就坐进汽车的人。而汽车又赋予了他们在农业社会中所无法想象的自由。
当时美国社会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乐观主义情绪：GNP在上升，失业率在下降，中产阶级开始移居郊外、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美国也开始把人送上月球。在美国人看来，美国梦正在实现。
电视广告那时虽然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但却对这一代人期望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们出生以后，生产厂商和广告商们瞄准了这一代人。在他们脱离尿布之后，商业广告相继推出了从百事可乐、面包圈到郊区别墅、汽车等产品。广告使尚在婴幼期的他们变成了消费者。他们在未识字以前，就认识了面包圈、玩具和可乐的名字。还未进幼儿园以前，他们就会唱：“百事可乐，口味宜合！”（Pepsi-Coca hits the spot!)。而此时的推销员们也发现，这些婴幼儿的父母最终会顺从地购买广告上的产品。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回忆道：
“我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突然有一天，除了我以外，班上所有同学都成了戴维•克罗克特（迪斯尼卡通中的人物—作者注），戴着浣熊皮帽。因为只有我没有，所以我被当成倒霉的墨西哥人首领。放学回家的路上，同学们还追着嘲笑我，直到父母给我买了顶浣熊皮帽。”
战后美国人的富足，给“婴儿潮”一代带来了更多的玩具、更多的钱，并受到更多地照顾。他们有条件上较好的学校，读较好的书，有较好的老师。他们的父母为他们骄傲，也对他们寄予了更多的期望。而他们自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被溺爱的一代。他们对自己的期望值也自然比二战一代的父母、“大萧条”一代的祖父母要高。他们有理由相信自己将来会生活得更好。所以当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感到了希望的破灭。
其次，电视的普及极大地改变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电视技术出现于19世纪20年代，但大量进入普通美国人的家庭是在19世纪50年代。1938年，美国人电视家庭拥有率不足2，到50年代末，这一数字上升为86。到1967年，美国98的家庭有了电视。
电视的普及给人们生活所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人们常说的“眼见为实”。图象成为人们信息和知识的又一个主要来源。人们通过生动的图象，既可以了解到美国及美国以外的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可以从别人的生活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电视的普及同时极大地降低了学校和家庭在传播信仰及价值观方面的作用。在“婴儿潮”一代人童年的时候，电视给他们带来了一连串丰富的图象。他们随着卡伦和多林一起唱“米-老-鼠！”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他们花在电视上的时间逐渐增多，看电视的习惯逐渐养成。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一般每天看电视四到五个小时，超过了在学校和老师、在家里和父母呆在一起的时间。进入60年代，他们从电视上看到了越南战场上美军的溃退和死亡，肯特大学的“五四惨案”，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遇刺，以及“水门事件”。他们更加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是说教。
美国反文化运动探源——口述史的新视角
美国反文化运动探源——口述史的新视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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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eader.com 2002-01-04 赵梅 《美国研究》
第三，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婴儿潮”一代开阔了眼界。战前，一半以上的学生读完五年级后就不再升入中学， 仅38的人完成高中课程，升入大学者仅为高中就读人数的1/3。而到60年代，75的年轻人完成高中学业， 其中2/3的毕业生进入大学就读。“婴儿潮”一代上大学人数几乎两倍于他们的父母。1960年美国在校大学生人数首次超过了务农人数。美国人在大学教育上的费用，由1945年的7.421亿美元上升到1965年的69亿美元。
虽然年轻人普遍地倾向变革，但不少民意测验显示，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政治、性、养育子女和宗教所采取的态度更为开明，更容易接受社会、技术和文化变革的事实，自我意识也更加强烈。他们喜欢质疑，不相信说教。
学校教育所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就是向学生们展现了一个多元的世界。许多新的课程在60年代得以开设，教师在课上不仅传授白人的文化遗产，而且还讲授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思想。采访中，爱德华•阿农就曾回忆道：“在我听的宗教课上，老师不仅讲授基督教哲学，还教授佛教、犹太教，及老子和孔子的哲学。我的眼界大为开阔，我开始怀疑自己以前的信仰。”
“反文化”运动的发起和主要参加者是在高校就读的大学生和部分高中学生，而支持他们的力量也大多来自教育界、政界等精英阶层。
在教育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杰明•斯波克博士的《斯波克育儿常识》 。该书首版于1946年问世，印刷仅1000册。然而，到1952年，这本没有经过推销也没有书评的小册子，却以每本35美分的售价发行400万册，成为美国从未有过的畅销书。这本书的秘诀首先在于写得透彻、细腻、清楚和富有同情心。其次，他教导父母要依靠自己的感觉和知识去养育子女，要从小培养孩子的独立性。 “婴儿潮”一代是在这本书的影响下长大的第一代，他们中很多人的父母把斯波克博士的书奉若神明，老老实实、不差分毫地按照他的指导去做。斯波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据统计，在美国，1890年，只有16的父母认为独立精神是他们子女的重要品格；到了20世纪70年代，75的父母认为独立精神是他们子女最重要的品德。 所以，当60年代发生学生运动时，斯波克的书遭到非难。1968年，一位优秀的牧师强烈地指责他反对越战。他说，斯波克对家长关于“随时满意”的建议，将这些婴孩培养成反队自己的国家在越南打仗的、不负责任的、无教养的、无爱国心的年轻人。
三、信任危机
回顾“婴儿潮”一代人的成长历程，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是他们一生中的一个里程碑。在此以前，他们生活在色彩斑斓的迪斯尼童话世界里，而肯尼迪的遇刺则把他们拉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世界。
苏珊•威利在采访中说：
“我始终记得1963年11月22日这可怕的一天，那时我在读中学10年级。我们正在上化学课，学校广播喇叭突然响起，告诉大家总统遇刺身亡。学校宣布停课。在以后的三天里，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一连串的可怕情景：刺杀的现场，‘空军一号’回到华盛顿，总统的葬礼以及年仅3岁的小肯尼迪的敬礼。目睹这一切，我不禁含泪在问：‘上帝真的存在吗？’‘如果真的有上帝，他在干什么？！’肯尼迪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领袖。他是美国最年轻的总统，也会是美国最好的总统。更重要的是，他还是是一位年轻的父亲，有人情味，有远见，代表着美国的未来。只要我活着，就不会忘记他死难的这一天。”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谈到这一突发事件对他们的影响。退役军人埃里克•科林斯（Erik S. Collins)甚至认为，反文化运动实际开始于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结束于1974年美国从越南撤军。
肯尼迪遇刺时，生育高峰头一年出生的人，已年届17，临近高中毕业。以肯尼迪遇刺为起点，此前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结束了，他们开始走出伊甸园。而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世界如同艾丽丝的镜子，黑白混淆，是非颠倒，危机四伏。
危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国内的社会动荡，二是冷战的阴影。
从国内方面来看，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种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1954年5月17日，美国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裁决，从法律上取消了种族隔离。这一裁决在“婴儿潮”的成长过程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在裁决后的头10年，收效甚微。虽然种族隔离在法律上被禁止，但事实上的隔离依然存在。到1968年，仍有75的少数族裔学生在隔离制的学校里就读。 5 马丁•路德•金领导了1961年的“自由乘车”运动、1963年的“向华盛顿进军”和1965年3月的“向蒙哥马利和平进军”，把黑人民权运动推向高潮。1968年3月，就在马丁•路德•金发表“我到了山顶”演说后的第二天，他却被暗杀了。
此外，肯尼迪政府的“新边疆”、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以及他们所提出的“向贫困宣战”和“实现充分受教育机会”的口号，点燃了美国年轻一代的热情。然而实施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阿巴拉契亚山的长期贫困状况并无显著改善，贫困、失业和流离失所，在黑人人群中随处可见，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环境的污染。美国社会在住房、教育、医疗、城市贫困化等方面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人们开始对“丰裕社会”持怀疑态度。
其他一系列突发事件同样令人震惊：1965年马尔科姆•X遇刺，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遇刺，1970年肯特州立大学和杰克逊州立大学的数名学生罹难，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下台。
当年的嬉皮、曾经参加过1969年有25万人参加的“向华盛顿进军”和平游行的约翰•坎贝尔谈到这些事件的影响时说：
“尼克松在你们中国人眼里也许是伟人，因为他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但是在我们眼里，他是‘猪’，因为他不诚实和下令开枪镇压学生运动。60年代，我们把前来镇压学生运动的警察称为‘猪’。记得当我在电视上看到倒在血泊中的学生时，我浑身止不住地颤抖。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生命受到威胁。‘水门事件’后，看着尼克松神情暗淡地步出白宫，我不禁在问：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信赖？到处是谎言和欺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冷战“婴儿潮”一代，虽然他们成长于富裕社会，但他们的学校教育却一直被冷战的阴影所笼罩：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52年第一枚氢弹爆炸、美苏太空竞赛。采访中，玛格丽特•霍尔特说：
“我始终记得学校里每周进行的奇特训练。紧急信号突然一响，我们立即钻到桌子底下，缩成一团，等待子弹落下。1953年，内华达州一名年仅7岁的男童马丁•莱尔德（MartinLaird）死于白血病，这可能是原子时代美国的第一个受害者。接着，美国在牛奶里发现了锶的放射性元素。虽然那时我才上小学，但已经在想，自己将来不是在核战中被炸死，就是在核辐射中牙齿脱落、慢慢死去。
“1957年10月4日，苏联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29天后，又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地球,里面载有一只狗。美国朝野大为震惊，美国人的自信心开始动摇：为什么苏联人控制了太空？矛头转向教育界。不少人认为美国教育过多地强调公民教育，忽视技术教育。于是，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鼓励学习数理化，目的是与苏联竞争。”
50年代的美苏对抗对于尚在小学里读书的“婴儿潮”一代人来说，虽然像是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但毕竟离他们还有一些距离。60年代，在他们开始步入大学的时候，危机真正贴近了他们。使他们感到威胁的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和1964年开始升级的越南战争。
苏珊•威利说：
“在战后的美苏对抗中，古巴导弹危机是其中最危险、最接近战争边缘的一次较量。我有个同学在军中服役，他是古巴导弹危机的亲历者。记得危机结束后，他告诉我说，那时他们已经接到上级命令，在危机时刻准备使用导弹。我觉得世界末日真的要到了。小的时候，虽然常被核战的恐怖所萦绕，但这次危机真的发生了。以前我只会默默地祈祷，或者跟在大人后面，寸步不离。但现在我要反抗。”
越南战争对这一代人的影响是巨大的。1964年8月4日，美国国会批准了“东京湾决议”，越南战争开始成为美国直接进行的战争。在此后的十年里，它把“婴儿潮”整整一代人拖入了战争。特别是对于那些出生在1946-1954年间的人，越战和征兵是他们的梦魇。战争中，美国耗资1389亿美元，投入兵力160万，其中阵亡46397人，负伤306553人。
东京湾决议通过后的几个月后，越战征兵开始了。与此同时，由于“婴儿潮”一代开始步入青年，成为美国的巨大兵源。1965年9月美国义务兵役局征召了27500人，超过了1953年以来任何一个月的征召人数。到1965年，月征召人数高达40200人。美国的征兵政策，自1963年恢复义务兵役法以来，一直实行缓征政策，使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已婚男子、有子女的男子和那些被认为从事“关系到国家利益”的职业的人得以免征。所以在战争初期，真正服兵役的人多是那些贫穷的少数族裔的人和无权无势的人。1967年，美国实行征兵制改革，规定不再缓征研究生和大学生，他们在毕业之后即被纳入应征之列。这使1968届的大学生突然失去了最可靠的逃避途径。而这一年毕业的大学生大多出生在“婴儿潮”的头一年1946年。对他们来说，毕业就意味着被送往越南前线。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断送在无谓的战争中。在1968年的前几个月，将近4万学生在101所大学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示威中，数千人被捕，其中包括他们所熟悉的斯波克博士。
逃避兵役，这种以往被美国人视为羞耻的行为，在越战期间却极为普遍。很多青年明确表示拒服兵役。据劳伦斯•巴斯克和威廉•斯特劳斯的研究估计，越战期间，约有1500万人可被列为“逃避兵役”者，占“婴儿潮”人口总数的60。他们援引一位反战者的话说：“在这个国家中，几乎每个青年要么是逃避服役者，要么是将要逃避兵役者，要么是逃避兵役失败者。”
在北越进行春节攻势期间，美国国内反战运动达到高潮。反对者中，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一场根本无法打赢的战争。另一种意见认为，美国政府在滥杀无辜，而他们所谓的拯救南越人民免遭共产党涂炭，完全是一派谎言。安•马克在采访中，拿着一本发黄的护照对我说：
“我也许是唯一的一个自愿到越南的美国人。1972年，我正在伯克利上学。我自费到了越南。我是想用自己的眼睛看看什么是共产主义，美国政府为什么把它视为洪水猛兽。我只身到了越南。在那里，我看到的是一些和我们一样的、有血有肉的平民百姓。美国政府不允许我们反战，反对越战的人被指责为共产党，是在反对美国。我非常爱我的国家，但现在它出了问题。我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公正而和平的社会。”
持续的社会动荡和冷战的对峙，的确使“婴儿潮”一代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但是面对挫折，他们所做出的反应不是颓废、消沉而是反抗。采访中，不少受访者认为，强烈的爱国情绪使“被溺爱”的一代变得坚强。他们反对政府，但并不反对美国极其民主制度。对政府的不信任，对越战的愤恨，从来没有导致他们爱国主义的消亡。反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1968年芝加哥民主党大会时与在警察冲突中被捕的七名学生领袖之一的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把他的女儿起名为“美国”（America Hoffman）就体现了这种爱国情绪。而正是这种深厚的爱，始终支持着他们的抗争。
苏珊•威利在采访中说：
“虽然我们是被溺爱的一代，但对美国的热爱使我们变得坚强。我们的确经历了太多的动荡，但我觉得自己从未消沉过。“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从未动摇过我对祖国和民主制度的热爱。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先跋山涉水，来到这块陌生的土地，为的是建立一个以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为基石的理想社会。这是美国的国家认同，是‘合众为一’的基础，也是我们的理想之所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一直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笃信《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这是美国的精神。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政府滥用了权力。这不是我们祖先的理想。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抗，来拯救美国。”
四、承袭垮掉的一代
反文化运动，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承袭了50年代“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很多东西。“垮掉派”作家的作品及思想，为反文化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这些作品当中，影响最大的是爱伦•金斯堡( Allen Ginsburg)的长诗《嚎叫》(Howl, 1956)、杰克•凯鲁亚克( Jack Kerouac)的小说《在路上》(On the Road, 1957)和塞林格( Jerome D. Salinger)的《麦田守望者》( The Catcher in the Rye, 1951)。
1955年秋，爱伦•金斯堡在旧金山第6画室朗诵了他的长诗《嚎叫》中“火神”（Moloch)一章，震惊了美国听众，成为美国第一位引人注目的“垮掉派”作家。诗中，他大胆地讴歌了青年反叛者用以反抗金钱、机器和战争为主宰的社会的理想：毒品、疯狂和同性恋。不少评论家认为，爱伦•金斯堡的这首长诗为60年代反文化运动指明了方向。
杰克•凯鲁亚克是“垮掉派”作家的中坚，“垮掉的一代”一词首先出现在他的作品当中。他的小说《在路上》完成于1951年，但在1957年才得以发表。书中描写了一群处于社会边缘、不务正业的年轻人的经历，爵士乐、东方神秘主义、毒品、对技术社会的迷茫、对个性的追求，奇妙地结合在他们身上。“在路上”三个字是对这一代人精神状态的极好写照：他们抛弃了传统观念以后，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茫然不知所措。
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发表于1951年，被誉为美国小说的“现代经典”。小说中的霍尔顿•考尔菲德是一位思想混乱、语无伦次、四次被学校开除，对文学、电影特别讨厌，认为那些东西“假模假式”，甚至讨厌海明威作品的少年。作者透过他的眼睛来观察美国社会，那就是青少年在这样的社会中不是在成长，而是在虚伪中变坏。
“垮掉派”作品中，还有其他一些作品在60年代影响很大，如威廉•伯勒斯（William Burroughs）的《裸体午餐》（Naked Lunch)等。这些作品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看不起“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对目前的社会焦躁不安，追求真理、爱、生活和体验，相信随时可以从随意的、没有教义的教义中得到启迪。他们的思想、语言、行为方式和追求，被60年代反文化中很多青年所效仿。
对60年代反抗运动，特别是对新左派运动的参加者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法兰克福学派。该学派出现于20年代的德国。纳粹统治时期，为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该学派的一批犹太学者流亡到美国。他们批判纳粹，认为它是现代集权主义的一种。在他们看来，现代集权主义产生的土壤就是所谓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或技术异己化。因为以技术为主体的社会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按同一种方式生活，这就为纳粹产生提供了土壤。
马库塞（Herbert Marcuse)是其中最为激进的人，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批判尤为剧烈。他深信西方社会是不自由和被压抑的，它在提供丰富的商品和技术一体化模式的同时，给人们带来自满情绪，也控制了人们的智力和精神。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造就的人都是单面人，人变成了整个工业社会的复制品。这是富裕的疾病和喜气洋洋的灾难，它窒息了人们怀疑和反抗的冲动。他提出来的反抗方法尤为激进，即吸毒、妓女、流氓行为、罢工等。
他们这批人都带有传统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的批判哲学，对60年代激进的大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同样对60年代激进的反抗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该学派代表人弗洛姆（Erich Fromm）也曾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员，1934年离开纳粹德国赴美。在他的多本著述中，他提出了对于人的基本社会需要的理解，是理解人类自身的基础。他认为，在现代社会里，个体可以选择个人的发展，并通过爱和创造性工作与外部协调一致；与此同时，个体也可以通过破坏个体自由和自身的纽带，以寻求安全和归属感。他赞同第一种，认为这是人性的解放。但他认为，人类社会往往选择后者，这便导致纳粹集权主义的出现。他认为，健全的社会应当是通过亲如兄弟般的交往，以使每个人达到个性的完全解放。
不管是“垮掉派”作家，还是法兰克福学派，抑或是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都对现代工业社会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他们的追求和反抗方式都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而这种批判与否定，这种浪漫的、理想主义的东西，在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得以延续。
从世界范围来看，60年代同样是一个动荡的年代。青年人的抗议运动不仅发生在美国，而且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仅在1968年这一年，就发生了法国的“五月风暴”和捷克的“四月之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在高潮之中，大批知识青年在这一年开始上山下乡。与此同时，英国、意大利、德国、荷兰、瑞典、日本、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也都相继发生了以青年人为主体的抗议运动。动荡开始于美国，因为它是第一个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国家，也是转型过程中矛盾和冲突表现最为突出的地方。
丹尼尔•贝尔在他所提出的“后工业化社会”理论中，认为“具体资本主义”的现代发展，已突破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依次更迭的“理论图式”，而科技发展和“中间阶级”的壮大，将引导所有工业化国家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后工业社会的中心是服务—人的服务、职业和技术的服务，因而它的首要目标是处理人际关系。“一言以蔽之，它的模式就是科学知识、高等教育和团体组织合成的世界—其中的原则社合作和互惠，而不是协调和等级。”在此时期，青年一代发生了异化，“学生们的忿忿不平只是后工业化社会中‘阶级斗争’的第一步。” 他认为，60年代的文化情绪和动荡根源在于：思想由一致走向分裂，黑人争取社会承认多导致的紧张局势，信誉危机，青年异化和结构的变革。
综观本文的考察及几位亲历者的访谈，可以看出，60年代发生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文化运动是对资本主义传统价值观的怀疑，对工业社会和富裕生活的反抗。在吸毒、酗酒、性自由等颓废的生活方式背后，却闪烁着一种激进的、愤怒的、甚至不乏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之光。极端的反抗形式恰恰反证了“婴儿潮”一代人极端的理想主义。
伍德斯托克的喧闹已经过去了30年，虽然在近60个小时的喧闹里，有3人死亡、2名婴儿诞生、 400人由于服用迷幻药而失去自制能力，但它所追寻的新的价值观念却在以后的时间里，在美国社会广为流传。他们那种对正义的追求、对自由、和平与爱的渴望，他们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态度，成为反文化运动留给美国社会的宝贵遗产。
让女性“口述”重现历史
李小江:让女性“口述”重现历史
2003-11-04 10:14 作者： 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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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方法不是妇女研究的独创，但它却格外受到女性学者青睐。这是因为，口述史对传统史学有着补充和校正作用，它发掘了沉默的人群（如妇女、少数民族、社会底层）和人们沉默的声音（私人情感、生命体验等），使得史学有可能更完整地记录“人”的和普通人的历史。女人曾经“未载史册”，以及历史上学术界中“女性的沉默”，使得妇女史研究不得不从“打破沉默”、“让女人发言”开始，这与口述史原则不谋而合。
妇女史与口述史：天然的盟友关系
记者：传统正史中，罕见与妇女生产、生活内容相关的记载。女人的角色一如她所从事的日常工作：细微，琐碎，一时不可或缺，却不受重视，不被记录，不见经传。您主编的四卷本《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亲历战争》、《文化寻踪》、《民族叙事》，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将众多女性推向前台，书中记载了大量以女性为主体的“个人故事”和“历史事件中的个人记忆”。我想知道您从事这一课题研究的缘起和经过。
李小江（以下简称“李”）：20世纪是全世界妇女境遇普遍得到改善的世纪。中国妇女在20世纪的经历涵盖了“新”“旧”转换时期丰富的历史体验，从女性角度揭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对评估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由于“宏大叙事史观”的影响，以及长期以来在性别问题上的盲点，女人的作用和女性这个角度很少得到必要的关注和记录，相关文献资料极其匮乏，这就使得口述方法成为使这一主题得以全面展示的十分有效的方法，甚至是惟一可行的方法。
“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于1992年9月正式启动，历时10年才得以完成。参与者近千人次，现有整理成册的“访问个案”六百余份。如此大规模、长时间，如此多的精力和人力投入，在中国学术史上并不多见。
记者：能否简要介绍一下“口述史”的发展历程？
李：口述是人类知识传播和史家记录历史的一种古老的方法，只是在文字化的文明过程中日渐被人轻视了。20世纪下半纪，口述方法重新引起史学界的重视，这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史学观念的变革，在“平等”观念的推动下，将史学研究范围从帝王将相扩展到人民大众，从主要是对改朝换代的记录进入到寻常百姓生活；二是科学技术的介入和录音设备的使用，使得“真实的记录”成为可能，有效防止了传述的误差或篡改。半个世纪以来，口述方法在史学界被广泛使用，它打破了单纯以文字资料为资源、以史学家为代言人的传统史学规范，让“事件”的参与者直接对“历史”说话，将生命体验融入史学，不仅可以填补文献资料的不足，校正认识偏差，而且有可能使历史展现出有血有肉的“人”的个性特征。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英国口述史学家PaulThomson教授认为“口述史就是人民的历史。”
口述方法不是妇女研究的独创，但它却格外受到女性学者青睐。这是因为，口述史对传统史学有着补充和校正作用，它发掘了沉默的人群（如妇女、少数民族、社会底层）和人们沉默的声音（私人情感、生命体验等），使得史学有可能更完整地记录“人”的和普通人的历史。女人曾经“未载史册”，以及历史上学术界中“女性的沉默”，使得妇女史研究不得不从“打破沉默”、“让女人发言”开始，这与口述史原则不谋而合。
无法弥补的遗憾：没把整个20世纪找回来
记者：阅读这套书时，常常给人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比如《独立的历程》卷中，辟专章介绍了上海人陆礼华解放前的办学生涯，抢救出了一段独特的教育资料，但访谈时间已迫近老人生命的终点；《亲历战争》卷中，在红军长征中幸存的著名女军人危秀英也对来访者说：“你们来晚了，许多事情记不清了”；而世纪初参战的一批杰出女性多已作古，我们再也无法用口述方法“倾听她们自己的声音”了。读到这些内容，真是令人感慨系之。
李：几乎每一个参与项目的人对此都有“切肤之痛”。我们要访问的几乎都是世纪老人，有时仅仅因为个人工作或稍作歇息，老人就不在了，一夜之隔真正会是“隔世”。只有跟这些“亲历者”亲自交谈过，你才会真实地感觉到历史的分量和它的曲折，它的人性的和非人性的面目，与我们从历史课学到的和在史书中读到的很不一样。那个亲历者走了，你就再也无法知道那些文献记录背后真实的生命故事，更何况许多历史的细节以及女人的历史体验其实很少被人记录。比如，参加北伐战争的女性不少，项目启动时能找到的人已十分有限，90年代中期因为种种原因项目冷却了一段，待到90年代后期再寻她们，几乎一个都找不到了。作为项目发起人和主持人，为此我常常自责“早干什么去啦？”如果能早些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从80年代初就开始做这件事，那我们就可以把这整个20世纪都找回来。
女性学者的关怀：不应仅仅是女性的
记者：这套书给我的总体感觉，是对“男性中心”价值观念和男性话语霸权的反拨。它会不会走向另一极端，让人以为过于“女性中心”呢？
李：长期以来，女性的话语权利和能力一向被忽视，女性的声音很少得到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的关注，我们发掘和记录女性的历史经历，正是试图用女性的表述证明女人的存在，给从来是“无性”或“男性中心”的传统史学提供新的视角。女性主义史学对从来是男性中心的传统史学是一个有力的挑战，为妇女史建设和史学重建清扫道路——但仅仅女性主义是不够的，它不足以成为建构“历史”的全部基础，甚至也不能是妇女史建设的惟一基石。女性学者的学术关怀不仅应该是女性的，也应该是历史的。
这套丛书记录了女人的经历，却不尽是“女性主义史学”，它无意发掘女人的特殊贡献或特别张扬女人的权利。在阅读中你会发现，在绝大多数中国妇女的主体意识中，多的恰恰不是“女性中心”，而是承载着过重的国家、民族、社会、家庭负荷，这与一般西方女权主义者确实存在着很大差别。对中国妇女而言，一个世纪以来，女性的苦难之外，确实还有沉重的国难和家难，还有民族存亡和阶级压迫问题……于此，中国妇女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历史反应：很大气，很壮阔，无论你怎样启发和诱导，它的立场远在女性主义之上。倘若我们只是把它禁锢在女性主义的理解框架中，也会委屈或曲解了她们的声音。
来源：《文汇报》
口述史学在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中的意义
口述史学在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中的意义
谢泳
在普及的意义上，人们对于口述史学的了解，主要得自于当年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和《李宗仁回忆录》的出版，这种史学研究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路。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方法（以学科的创建为标志），口述史学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末才出现。1948年，美国史学家A·内文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的口述传记，主要就是由这家机构完成的，如《顾维钧回忆录》《何廉回忆录》《蒋廷黻回忆录》以及刚刚去世的张学良的相关回忆。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最初的口述史学，比较多地在经济史、劳工史、社会史等学科中运用，特别是在广义的社会学研究中，口述史学已成为这个学科中运用最为普遍的一种方法。近年来口述史学在文学史研究和知识分子研究中的普遍应用，已使更多的人认可了这种研究方法的学术意义，以往人们只把这种以口述历史为基本特征的研究，作为一般记者的采访来看待，很少谈及它的学术价值和方法意义，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非常有学术价值的口述历史作品的出现，它不仅拓展了相关学术研究的领域，而且丰富了以往学术研究的手段，可以说，在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最有新义的大体就是这些口述历史作品。
在知识分子研究中，八十年代主要是以研究有从政经历学者为主的，但在九十年代以后，把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作为研究对象成为主流。比较早意识到口述史学方法意义的是李辉。说较早意识到，并不是说他最早采用了这种方法，在几乎所有历史研究中，采访直接当事人和间接当事人本来就是常见的手段，李辉的研究一是比较有系统，二是有学术眼光。他的《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1998年海天出版社）是目前关于周扬研究中，在材料的丰富和视角独特上，最有代表性的。他在九十年代初用了几年时间，采访了25个与周扬有关的人，这些人当中，有周扬的朋友，也有被周扬迫害过的人。作为一个研究者，李辉有自己的价值选择，但在已完成的这本书中，他选择了相对中立的态度，以真实为第一追求，人物的丰富性是在比较和众人评说中体现出来的。这样的研究比单独人物传记的意义更丰富。虽然是口述历史，但它的研究深度还是让读者感觉到了。李辉的学术眼光除了对周扬这个历史人物的选择以外，更在于他把周扬放在了整个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定位上，他的自觉和无奈以及最后的命运，都显示出了历史的复杂性。五·七
贺黎、杨健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1998年光明日报出版社），也是一部视角独特的口述史学著作。五·七干校是中国文革中产生的一种以改造知识分子为主要目的特殊形式，它是介于“劳改”和“学习班”之间的一种惩罚。这种形式的主要对象是高级知识分子。从中国科学院到文化部和省市都有这样的干校，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中国几乎所有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作者选择这样的历史事件本身，就显示了他们的学术取向和历史眼光，应该说他们的努力，特别是对研究中国知识分子文革中的经历，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像李辉一样，贺黎、杨健都不是那种偶然访谈或为研究作资料准备，而是把访谈本身就看作是一种历史研究，所以他们都比较重视访谈本身的完整和系统性，这种学术努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更显出它的意义。
邢小群关于知名右派的访谈，也是近年来口述史学中值得注意的作品。《凝望夕阳》（1988年青岛出版社）是邢小群的一本散文随笔集，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却是由关于右派的系列访谈组成的，这也是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她选择了那些在历史事件中有丰富经历的右派为自己的系列访谈对象，他的访谈不是随意的采访，而是事前对采访对象的人生经历作了比较深入研究以后，把他们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看出他们悲剧命运的不可避免性。中国的反右运动是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关于这一事件最有价值的研究，目前并没有产生在专门的现代史学者笔下，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是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和一些口述史作品，邢小群关于知名右派的访谈，它的学术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她关于丁陈反党集团的口述史，在丁玲研究中是最重要的文献。
李辉、贺黎、杨健和邢小群的口述历史工作，主要完成于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出版在九十年代末。他们的研究工作，虽然有一定的系统性，但基本是围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分头访问众多的当事人，与通常口述史学，以一个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村庄等视角还略有区别，因为这些作者没有受过专门系统的口述史学训练，所以他们的工作并不为史学研究者所重视，但他们的研究工作大体上还是体现了越往后往有自觉的口述史意识，到了二○○○年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口述史学在知识分子研究中已得到了相当自觉的运用，学术性更突出，作者个人的意识在叙述中也强化起来，他不仅是要搞清楚事实，还有自己对这些事实的理解和评价。陈徒手选择的研究对象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如丁铃、沈从文、俞平伯、郭小川、赵树理、浩然、汪曾祺等。他的方法是先把握住了一个与研究对象经历和命运相关的历史意象，如“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午门城下的沈从文”和“艳阳天中的阴影”里的浩然。陈徒手的学术工作以口述史学为基本风格，但他是以历史意象为中心来展开口述的，所有口述历史的人物和事件，最后都以他把握住的那个历史意象为归宿。这种写法，常常让我们想起，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史景迁《天安门》和孔飞力《叫魂》的视角，虽然研究对象和方法不一样，但学术风格和学术趣味却很有相似的地方。类似的口述史作品还有郑实、傅光明的《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2001年海天出版社）。
关于老舍的传记和研究已有很多，但郑实、傅光明的这本口述史著作，在老舍研究中的价值是独特的，方法和视角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都有启发意义。我理解，作者选择这个题目，也是先把握住了“老舍之死”作为一个历史意象的象征意义，然后才进行相关的口述史工作。因为“老舍自杀在太平湖”，这其中有丰富的历史内涵，老舍的自杀不仅是一个作家的自杀，在相当的意义上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后命运的一个缩影。有了这个“太平湖自杀”的意象，其它就比较容易解释了。郑实、傅光明的这本书，更接近西方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学作品，即除了口述的内容外，还有大量相关的历史挡案、原始文件和必要的能说明当时历史情景的其它材料，这些东西构成了完整的历史记忆。
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了一套“口述传记”丛书，出版了《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等几本传记，都是由传主口述，旁人记录的作品。另外还有《我的一生——师哲自述》（2001年人民出版社），也是近年比较重要的口述传记作品。这些以人物个人经历为主的口述传记，是口述历史中最常见的形式，它的好处是可读性强，叙述自由，一般主要由传主的亲属和比较亲近的人来完成。但短处可能是难免有为传主避讳的地方，特别是传主的私人生活，在这样的口述传记中是很难处理好的。我个人比较欣赏的口述传记还是唐德刚的那种，作者与传主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而且对传主生活的时代有深入的了解，对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有自己的评价标准。有时候，作者应当比传主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了解还要仔细，这样在从事口述史学工作的时候，就能有更开阔的历史视野。我举许福芦《舒芜口述自传》（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本口述传记，应该说是一本比较成功的口述史学作品。与其它口述传记相比，这本传记的一个特点是对于涉及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都作了注解，但这些注解的意义只是常识性的，而不是研究性的，唐德刚的注解主要是后者，这也是口述史学的一个较高要求，它在史学界的地位，有时候就是靠这些注解来确立的。但许福芦的努力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书中有舒芜讲到1951年11月他参加中南文代会的情况，他的回忆大体准确，但也有一些没有提到的事。比如这次会上，舒芜有一个发言《我的体会》，从中很能看出舒芜五十年代初的心情。这次大会的具体情况，1951年12月出版的《长江文艺》第五卷八·九期是关于这次会议的专号，如果能找来参考，并在注解中说明，是非常丰富的史料。还有书中关于反右时毛泽东的动机，舒芜提到了关于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流沙河的《草木篇》，回忆都不够准确，因为这些情况本来有现成的史料，可惜作者没有去利用。这里涉及的是毛泽东1957年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当时没有发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收了这个讲话，不过都把关于王蒙和流沙河的那些话删除了。但这个讲话的全文在文革中流传出来，就在《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书中，这本书很容易找到，虽然是非正式出版物，但现在文革研究专家公认内容是可靠的，只是记录的文字上稍有差别。类似的问题书中还有不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书的学术性。
附带提一句，书中提到舒芜父亲方孝岳最早的著作是“《欧洲大陆法律思潮小史》”（9页），也不准确。应该是《大陆近代法律思想小史》，上下两册，注明方孝岳编，上册定价：三角五分，下册：一元）在商务印书馆“世界丛书”名下出版（商务印书馆1930年《图书汇报》121期，121页）。
口述史学在知识分子研究中，已有了较为可观的成绩，因为有些作者并不是在自觉的意识下选择这种方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作品的学术努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述史学的成熟是指日可待的，它已取得的学术成绩值得史学界重视。
西方女性主义口述史发展初探
西方女性主义口述史发展初探
作者：鲍晓兰主题类号：D423/妇女研究 【 文献号 】1-1681
【原文出处】浙江学刊
【原刊地名】杭州
【原刊期号】199906
【原刊页号】85～90
【分 类 号】D423
【分 类 名】妇女研究
【复印期号】200001
【 标 题 】西方女性主义口述史发展初探
【标题注释】这里强调女性主义口述史，是为了使议题有别于一般的妇女口述史。因为缺乏社会性别观念的访谈，得到的结果是不可能一样的。
【 作 者 】鲍晓兰
【作者简介】作者鲍晓兰，女，1952年出生，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历史系副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 90840）
【内容提要】口述已成为妇女史和女性主义研究采用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是与女性主义的精神及其指导下的妇女史研究的目的息息相关的。更进一步看，妇女口述是一种政治手段，它通过对妇女经历的肯定增强妇女自信心，从而赋权于妇女，而其向传统史学中的精英思想的挑战，则是所有史学家不可忽视的。
【关 键 词】口述/妇女史/史学界/女性主义研究
【 正 文 】
本世纪七十年代初，女性主义研究在西方学术界掀起浪潮之际，采录妇女口述即成为美国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妇女史研究，作为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自然也不例外。然而，就史学而言，口述撰史并非始于妇女史的研究。可以说，它是西方史学研究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如果大卫·亨内格（David Hinge ）的研究可以为凭据，那么，西方的历史撰写始于口述。现存最古老的史学著作为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两位史学家（Hero dotus和Thueyd kides）的作品，而这两位史学家就是通过采录不同个人的口述来收集史料的。
口述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逐渐被史学家们所遗弃。这与史学界内部的变迁直接相关。特别是自十七世纪以来，西方各主要城镇和宗教组织开始聘请专人，为本地和本组织的主要事件和人物做历史性的记录。这些文字记载为后来的史学研究提供了一定依据。它们的存在不仅使史学家们察觉到口述中的种种历史误差，而且产生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认为凡是值得研究的历史内容都可以有史料为凭，而无史料为依据的课题则是不值得研究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为对史学进行学科建设，使史学研究专业化、科学化，并高于其它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精英价值观念在史学界占了上风。越来越多的史学家以研究有文字记载的主要事件、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名士风流为己任，而把对普通人及其文化的研究，贬为“原始文化”的研究，认为属于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研究范围。由此，档案文献逐渐成了史学研究的唯一途径，而口述则被打入冷宫（注：有意思的是，邦尼·史密斯（Bennie Smith）的研究显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男性文化主导了西方史学界。 详见该学者所著“Gender and the Practice of Scienticic History:The Seminar andArchival Researc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AmericanHistorical Review 100.4(October 1995):1150-1176.）。
可以说，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除了少数史学家仍用口述的传统研究历史外，访谈这一形式已基本被史学界所摒弃。四、五十年代，有一小部分史学家力图将口述史重新引回史学研究中，但总成不了气候。口述史在西方史学界重见天日，乃是在近二、三十年的事。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经历了一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传统史学研究也因此受到了冲击。一个通过重现平民百姓、下属阶层的生活，来重审历史的社会史学流派，开始在西方史学界蓬勃发展。由于现存史料多以名人将相的生活变迁为历史的座标，社会史学家们不得不通过访谈、采录口述的形式填补史料，重审历史。口述撰史也就因此重新成了史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至今它仍被西方社会史和文化史学家们广泛使用（注：有关以上两段的内容，请参阅David Henige 所著Oral Historiography(London,1982).）。
综上所述可见，口述既非始于妇女史的研究，亦非妇女史研究的“专利”。那么，为什么它一被引入，就深受女性主义史学家的欢迎，而且到今仍被广泛使用？女性主义口述史和一般口述史有什么不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在对这一研究方法的使用和认识上，有何发展？本文将对以上问题加以阐述。
从略，全文浏览：
http://www.hubce.edu.cn/cbb/qwjs/lib/6548.html 按照国际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口述历史指的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或录影的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
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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