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讨论】公祭轩辕黄帝大典：《2004中华大祭祖》
中华民国孙中山派员祭黄陵
公元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汉三镇取得胜利，彻底推翻了几千年封建帝王统治的体制。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同年３月，孙中山委派了一个由十五人组成的代表团，赴陕西中部县桥山致祭轩辕黄帝陵。代表团临动身的前一天，孙中山以中华民国大总统名义，为轩辕黄帝写了一首气壮山河的诗词，交由代表团恭祭黄帝陵时宣读。可惜，这份祭文手迹已经遗失，但他写的"世界文明，唯有我先"这首诗词，至今却牢牢刻印在人们心中，并一代一代地传颂着：
中华开国五千年，
神州轩辕自古传。
创造指南车，
平定蚩尤乱。
世界文明，
唯有我先。
同盟会致祭黄帝陵
公元１９０８年（光绪三十四年），陕西省民主革命力量在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影响下，不断发展壮大。井勿幕三次由日本回陕，首先召开了一次同盟会会员大会，成立了陕西分会，选出李仲特为陕西分会会长；同时做出决议，联合新军，如"慕亲会"、"哥老会"、"刀客"等力量，推动革命，以与全国形势相配合。
１９０８年重阳节前，同盟会在西安大雁塔召开了一次会议，有人提出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在陕西行不通，经讨论改为"土地国有"四个字，以利宣传。接着便讨论重阳节祭扫民族祖先轩辕黄帝陵墓的事，决定在黄帝陵前宣誓，借以表示复兴民族的决心，会上推定郭希仁、张赞元起草祭文，并约会邻省在陕会员，一同前往祭祀。同盟会员这次决定要在黄陵前宣誓，实质上就是对清朝统治者的宣战，是革命行动的深入和发展的标志。为了保证这一行动的顺利进行，必须事先做好安排，所有参加的人，利用各种关系，采取各种方法做好隐蔽工作。于是有的扮作商人，有的扮作猎户，有的找到官府证明或介绍，有的假借仿拓古碑之名，带着一群化装的拓字工人前往。独僧人吴虚白以和尚身份游到黄陵。到达黄陵后，就商定指派"总管司"二人，"外巡司"二人 ，"内巡司"一人，以防风声外露。各省到达黄陵的计有：陕西十六人，四川七人，甘肃、山西各三人，广东一人，共二十余人，其祭文照录如下：
维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五年九月重阳日，玄曾孙某某等仅以香花清酒牲肴之仪，敬献于我皇祖轩辕黄帝之墓前而泣告曰：惟我皇祖，承天御世，钟奇孕灵。乃圣乃神，允文允武，举修六府，章明百物。翦蚩尤于涿鹿，战炎帝于阪泉。挥斥八埏，疆理万国。用是奠基中夏，绥服九州，声教覃敷，讫于四海。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自是以后，圣子神孙，历世相承，尧舜以禅让缉熙，汤武以征诛定乱。洎乎秦皇、汉武、明祖、唐宗，皆能仰承遗绪，奋厥声威，镇抚百蛮，光宅九土。其间偶逢衰替，暂堕纲维，秽丑跳梁，蛮夷猾夏，然皆历时未几；族伏厥辜，弃彼毡裘，袭我冠服。我民族屡蹶屡振，既仆复兴，卒能重整金瓯，澄清玉宇者，莫非我皇祖在天之灵，有以默相而佑启之也。迨至前明甲申之岁，国运凌迟。建州虏夷，乘我丧乱，驱其胡骑，入我燕京，盗据我神器，变乱我衣冠，侵占我版图，奴役我民众。神州到处，遍染腥膻，文化同胞，备受压迫。剃发令下，虽圣裔犹莫逃；旗兵驻防，遍禹迹而皆满。又无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百年之惨痛犹存，十八省奇耻未湔已也。且近年以来，欧美民族，对我环伺，各欲脔割大好河山，而满清政府恣其荒淫，不恤国耻，殷忧之士，义愤填膺，近有执义帜而起者，粤东如陆皓东、郑士良、孙逸仙、湘越如马福益、黄克强，湖南如唐常才，均矢志盟天，力图恢复。某等生逢艰巨，何敢后人，乃集合同志，密筹方略，誓共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共赴国难，艰巨不辞，决不自私利禄，决不陷害同人；本众志成城之古训，建九州复仇之义师。伏望我皇祖在天之灵，鉴此愚衷，威神扶佑，以纾民生之苦，以复汉族之业。某等不自量力，竭诚奉告，不胜惶愧煎灼，郁结悲祷之至。尚飨。
祭典仪式是相当隆重而朴素的，与祭者本着"祭如在"的精神，跪伏黄帝陵墓之前，向祖先上香。献酒完毕，恭读祭文时，人人落泪，有的呜咽流涕，有的放声大哭。祭后各人面容均似有无限心事。其中吴希真年岁最幼而天真，竟两三天吃不下饭，可见所受感动之深。与祭者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文字动人，不若仪式之有声有色，深刻有效。"从此，同盟会决定：每年农历二月初二祭扫民族祖先一次。每年祭扫时，必须有"告墓文"，后改称为"誓墓文"，其主要内容是向祖先奉告一年中的活动情况，以表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精神，表示决心保证完成未来的任务。此外，还定出戒律："不准陷害同人"，"不准自私利禄"违者应跽伏祖先灵位之前，受主祭人"当头三棒"之罚。由于大家遵守甚严，历年没有发现违反戒律的人，所以"戒棒"也就没用上。
于右任编纂《黄帝功德纪》
皇祖威灵我欲攀，西征间道礼桥山。
弥天风雨伤今日，垂老仓皇过春间。
独创文明开草昧，高悬日月识天颜。
干霄古柏摩挲遍，挂甲何人亦等闲！
这是爱国志士于右任先生在民国七年（1918年），清明节冒雨谒黄陵时写的一道诗。
于右任先生当后因公务来陕西，正值清明节，便专程从西安动身前往中部县（今黄陵）谒陵拜祖。不巧的是刚到中部县，第二天就下起雨来。他隔窗望着天空，对中部县长说："春雨贵如油，许下不许流，看来，中部县今年又是风调雨顺年。"中午，春雨仍然未停，于先生在中部县长的陪同下，一起上山祭扫黄帝陵。回县府后，尽管衣衫湿透，他还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吃饭时，他告诉中部县长："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奠基者，作出了很多伟大的贡献。清明扫墓祭奠，缅怀祖德，应该坚持代代相传。"于右任先生当时表示：他要把黄帝一生的功德编写成一本书，这是他多年的愿望。今天冒雨祭扫黄帝陵，更加坚定了写这本书的信心。于右任先生返回南京后，即约友人，对先秦以来有关史籍记载的黄帝事迹和传说，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先后花了十年时间，翻阅了上千册史书。从大量史料中，摘抄整理，分目编纂，详加校正。于先生亲自过目审定，辑成一书，取名《黄帝功德记》，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四月初，由南京仿古印书局排印出版。于右任先生亲自为《黄帝功德纪》写了序言：
黄帝公孙轩辕氏，实吾中华民族之元祖。吾中华民族有此生息昌大之疆土，有此博大悠久之文化，有此四千余年震烁世界之历史，翳维黄帝，为国族之神。于史黄帝既战胜蚩尤，东至于海，西登昆仑，南及交趾，北出幽陵，而开拓中华民国已有之疆土。其子孙之蔓延于各地也，如汉族固为其苗裔，而西藏族之羌，回族之安息，苗黎族之禺号，蒙古族之匈奴，东胡族之鲜卑。金人之祖且为黄帝之子清，满清则金人之后也，是皆近世治史者所能考信。是中华民族之全体，均皆黄帝之子孙也。皇古荒昧，孰启鸿潆？生活文物，孰为大备？黄帝不惟为中华民族之始祖，抑又为中国文化之创造者也。其发明制作，除人民衣食住行日常资用者外，尤要者如文字、算术、历数、医药、音乐等，皆万世之资，而一时已备。至于指南之针，辨方定位，迄今为世界交通所大赖。然此犹事功之彰著者言耳。更如至德要道，典籍恒垂，后世玄言，动皆称述。是此精神文教之施，亦万世万类矣。我中华民族有如此之伟大，中国文明有如此之超远，实黄帝拓殖创造之功也，兹我民族奋图复兴，思缵我远祖之皇烈，国于近世，岂有以四百兆庶众子孙，凭席威灵，而无以遂其国之自由平等？桥山之弓剑可攀！千里万里，千叩万叩，其共誓于我之祖之陵！于国之初，于岁之春，中央政府倡率民族扫墓，将有事于桥陵，礼也。斯为天下所未尝有，抑为天下所有可能；追维作始，发扬踔厉，不可不有功德之纪。余昔由陕北而南，赴关中主革命军事，过中部县曾谒于陵下。兹因动念，约友人将黄帝功德之见于载籍者，撮要录次，即名为黄帝功德纪。凡书所有，类多列之，由是以为徵考断定，则史家之职也。夫祖德之述，在美盛德之形容，吾民族既有此疆土文物历史矣，其道大光，责无旁贷，重践吾民族东来之路。兹献一编，愿念兹在兹名言兹在兹也。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三月 于右任谨序 于南京
于右任先生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元老之一。"为人正直"，是"有我民族气节"的真诚爱国者。他精通书法，以草书名世，是著名书法大师。于先生1879年生于陕西三原县。1945年到了台湾。平时仍坚持写字作诗。于先生晚年思念家乡心切，1962年在台湾抱病时，以诗抒怀："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分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这声泪俱下的倾诉，表达了台湾同胞思念家乡，渴望祖国统一的心情。我们从《黄帝功德纪》这本书中，可以了解到伟大中华民族的来历，追溯祖国优秀文化的渊源，这对增强民族自豪感，加强各族人民大团结，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
国共两党代表祭黄陵
1937年，正值抗日战争高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分别委派官员，共同于四月五日前来陕西省黄陵县致祭中华民族元祖――轩辕黄帝，这对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唤起四万万民众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卫我主权"，拯救危难的中华民族，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因而被载入了史册。四月五日黎明，旭日东升，万里晴空，初春的陕北高原，显得格外生气勃勃。桥山之上六万余棵古柏郁郁葱葱。黄帝陵墓前香烟缭绕，供品祭器摆设庄严整齐。上午十时，中国国民党特派委员张继、顾祝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派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派代表林祖涵（即林柏渠），各自携带祭文，同步来到桥山，列队鸣炮致祭，并各自宣读各党的祭文。
国民党中央党部祭文云：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民族扫墓之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追怀先民功烈，欲使来者知所绍述，以焕发我民族之精神，特派委员张继、顾祝同，驰抵陵寝，代表致祭于我开国始祖轩辕黄帝之陵前曰：粤稽遐古，世属洪荒；天造草昧，民乏典章。维我黄帝，受命于天：开国建极，临治黎元。始作制度，规距百工，诸侯仰化，咸与宾从。置历纪时，造字纪事；宫室衣裳，文物大备，丑虏蚩尤，梗化作乱；爱诛不庭，华夷永判。仰维功业，广庇万方；佑启后昆，恢廓发扬。追承绩猷，群情罔懈；保我族类，先灵攸赖。怀思春露，祀典告成；陈斯俎豆，来格来歆！尚飨！
国民政府祭文云：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派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谨以香醴庶羞代表敬祭于桥陵，其辞曰：惟帝智周万物，泽被瀛寰。拯群生于涂炭，固国本于金汤。涿鹿征诸侯之兵，辔野成一统之业。干戈以定祸乱，制作以开太平。盛德鸿规，于今攸赖。今值清明之良辰，爱修?祀之旧典。园寝葱郁，如瞻弓剑之威仪；庭燎通明，恍接云门之雅奏。所冀在天灵爽、鉴此精诚；默启邦人，同心一德，化灾?为祥和，跻一世于仁寿。庶凭鸿贶，以集丕功。备礼洁诚，伏维歆格！
中国共产党祭文：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遣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我中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硫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为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备，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主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烈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抗日战争期间六次祭陵，其中国共两党共同祭黄陵两次。
毛泽东亲笔写祭文
1939年4月5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遗代表林祖涵（即林伯渠），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
蒋中正敬题"黄帝陵"
中华民国31年（１９４２年）冬，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原计划和胡宗南一起前往中部县（今黄陵）桥山致祭轩辕黄帝陵。后因公务紧迫，未能亲自前来祭奠，遂亲笔写了"黄帝陵"三个大字，手迹至今保存完好，并载入黄陵县志。
蒋鼎文敬题"轩辕庙"
蒋鼎文，字铭三，逝江诸暨县石山人。1895年1月25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三日）生。蒋鼎文十岁入象山私塾读书，十五岁转入浙江讲武学堂。毕业后，分发浙江督江署守备队见习。后升排长、连长。1915年蒋鼎文失职远走广东。1921年5月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部副官。一九二四年五月黄埔军校成立，蒋鼎文进入该校，初任区队长、教官。由于他有早起床的习惯，经常被当时的校长蒋介石碰到，对他留下好印象。在一次军事演习中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不到一年他就被提升为教导团第一营副营长。以后又接二连三被提升。在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鼎文出任陕西西安行营主任，兼十战区司令长官。六月蒋鼎文又改任陕西省主席。在他任职期间，先后三次代表国民党中央政府，陕西省政府致祭黄帝陵。1938年祭陵时，他亲笔写了"轩辕庙"山门大匾。至今仍然悬挂在黄帝庙大门上。1938年，他为重修黄帝陵庙写了碑记，载入史册。他在这份碑记中写道：
"．．．．．．余自莅陕，三谒桥陵；二十七年，代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明年，又明年，均代国民政府。殿宇多圮，睹之心?。先是，国民政府将大事修葺，规划已具．．．．．．令中部县长仁山躬督，．．．．．．凡大门、享殿、围墙，及聩缺者，均加葺补。．．．．．．自二十八年秋经始，明岁三月讫工，所费总及万元。而远眺山陵，近瞻清庙，一草一木，亦焕然增新矣。．．．．．．自阪泉涿鹿大捷后，群强乃帖帖就辖矣。武功既成，文治愈兴，万世治功，由此开基，方今倭寇内侵，欲以肆志于我，全国共愤，誓逐此虏。以帝盛德大业，沾溉无穷，重新陵庙，树之风声。思远祖缔造之维艰，念守业缵绪之莫贷，则万万同仇敌忾之志，愈奋迅激发而莫之能遏。克奏肤功，计日可待；绳绳翼翼，我中华民国永垂无疆之休。．．．．．．中华民国二十九年。
1949年3月，蒋鼎文去台湾。临走时对亲友哀叹说："此后以天为盖，以地为底，未知葬身何所？"可见，蒋鼎文在年过半百后，仍不愿远离大陆家乡。他知道自己将来的前途，但又不好公开表达，只好向亲友发出"葬身何所"的悲叹。1974年1月2日，蒋鼎文病故于台湾。
程潜题"人文初祖"匾
程潜，字颂云。1882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曾考中秀才。后因看不惯清朝政府腐败，弃文习武，于1904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后，受同盟会委派入川训练新军。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前往武昌，在黄兴领导下，参加了著名的武汉保卫战，任龟山炮兵阵地指挥。1913年，袁世凯解散议会，担任湖南省军事厅长的程潜，积极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参加讨袁。1915年，他奉孙先生之命，由日本归国，在云南得到护国军政府的帮助，率兵进入湖南，一举攻开靖县，被推选为湖南护国军总司令。程潜宣布通电湖南督军汤芗铭的罪状。由此，他在"讨袁驱汤"中颇负盛名。1917年八月，孙中山派程潜由广东赴湖南进行护法运动。程潜被推选为湖南护法军总司令。1925年，程潜参加了讨代陈炯明的东征和镇压杨希闵等在广州的叛乱，屡立军功，得到中山先生的赞赏。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程潜继续拥护著名的三大政策。北伐时他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与担任该军党代表的共产党人林伯渠通力合作，转战湖北、江西，并于1927年3月攻克南京。其时，英美帝国主义分子乘机捣乱，妄图阻止北伐进军。程潜愤然下令还击，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程潜毫不犹豫地投入到抗日战争的行列之中。先后担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西北行营主任、战地党政委员副主任等职务。在程潜驻陕其间，他和于右任、蒋鼎文，先后前来中部县（今黄陵县）致祭轩辕黄帝陵。他们三人当时都是有名的书法家，程潜是隶书的代表。当时他为黄帝庙敬写的"人文初祖"匾额，交由富平县石匠雕刻而成。由于运输困难，用牛拉车，运至黄陵县九里山，车翻被打碎。出任黄陵县长的卢仁山对这一事故非常害怕，但又无法挽回。只得如实地把车翻石碑被打的经过，详细向程潜进行书面汇报。时隔不久，程潜就来信说，石碑被打，不必惊慌。运输困难，不必再备。请制作一幅木匾，来年清明祭陵再写。县长卢仁山看了此信，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他赶忙派人选购上等木料，制作了一幅三米长、两米宽的木匾。1938年4月5日清明节来临，程潜果然亲自前来祭陵。卢仁山县长取出早已备好的"文房四宝"，请示程潜如何写。程潜叫四个人抬着制好的木匾，蘸饱墨笔，提笔一挥，写成"人文初祖"四个隶书大字。周围的人感叹叫绝，评论这四个字是铁画银钩，苍劲中带有娟秀，堪称当今的书法上品。此次来黄陵县祭陵，程潜先生心情很激动，当晚又写了"桥陵颂"诗篇：
报本崇初祖，数典颂轩辕。
神武开天运，睿智启人文。
书契宫室作，衣冠礼乐新。
涿鹿除凶暴，崆峒阐道源。
声教播九州，膏泽被八垠，
绵绵垂统绪，烈烈贻子孙。
巍巍则昊苍，皇皇光典坟。
我行来西土，持麾镇北门。
恭荷奉祀命，崇礼亿代尊。
逡巡陟修坂，回互历重垣。
始见灵宅峰，形胜据高原。
冈峦自周卫，沮水复潆湾。
杂花香满道，翠柏黛参天。
和禽喧密林，野鹤降云间。
坦步登圣域，斋宿祛尘纷。
明发万象清，伛偻献苹蘩。
诚感愿必达，神忾俨有闻。
宫墙匪易窥，天阙岂容攀？
朝宗肃端拜，虔企奏承云。
至德苞宇宙，荡荡难为言。
抗日战争胜利后，程潜期望和平、光明。1948年他又回湖南任省政府主席，对家乡兵祸频仍、人民蒙受苦难的情景，极为痛心。翌年，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南京、上海相继解放，程潜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决心投入人民革命行列。他不顾别人的非议和反对，经过周密筹划，于同年8月4日，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一道，在长沙宣布起义。这一革命行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称赞。
1949年9月，程潜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参与了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工作。此后，他就相继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领导职务，为祖国的和平、繁荣和统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68年4月9日，程潜先生在北京因病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张国焘祭陵逃武汉
张国焘，字恺荫，又名特立。1897年11月26日，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上栗市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1938年4月3日，当时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得知国民党也在清明节委派西北行营主任、陕西省主席蒋鼎文前来主祭黄帝陵，就一再向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去祭黄帝陵。因祭黄陵已安排有人，毛泽东再三劝他不要去，但张国焘却不听劝告，于四月三日带着警卫员张海、陆秘书和一个警卫班，乘坐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下午到达黄陵（当时黄陵县是国民党区域）。当晚，张国焘背过身边的警卫员，去蒋鼎文住处密谈到深夜。第二天（4月4日）他们双双去桥山致祭了轩辕黄帝陵。下山之后张国焘即对陆秘书和警卫班说："你们先坐卡车回延安吧！我要去西安办事。"说完，就钻进了蒋鼎文的小汽车里，直奔西安。据随身的警卫员张海同志回忆说："．．．．．．张国焘此行，我一直跟着，起初，我不知道他要搞什么明堂，到了西安后，我发现他不住八路军办事处，而住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住的西京招待所，就产生了怀疑。第二天，张国焘上火车前，我曾报告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告诉他张国焘搞不好要走的，要他到车站来一下。林柏渠同志到车站后，对张国焘反复进行了劝说，要他不要走。但他执意不肯，一定要到武汉去。武汉当时是蒋介石的住地，他要到那里去干什么？一路上，我的心情十分不安．．．．．．从此以后，张国焘一直没有再回延安。
谢觉哉谒陵留诗篇
1937年，正值抗日战争烽火年代，为了唤起四万万民众，国共两党合作起来共同抗日，当时在苏维埃政府工作的谢觉哉同志，在1937年7月和1943年，先后两次前来黄陵县谒陵拜祖，写下了"谒黄帝陵"、"黄陵方柏"等诗篇。他在"浪淘沙" 一词中写道：
远望郁苍连，抱岭环川。成林古柏势参天。
百里荒原青一点，愈见森然。碑石付落烟。
唐宋无传。茫茫几千年。汉武驱胡勋尚在，
安用求仙？
庙貌仰崔巍，子孙宜其。四万五千万有奇。
扫墓何为？玄黄涿鹿尚余威，不是人穷才念祖，
祖武依稀．
又有： 黄陵古柏
五千年庙儿兴废，老柏数十常青葱。
蟠根怒出托负重，孙枝旁挺虬拿空。
无碑为柏记年岁，开天劈地洪荒流。
武皇逐虏三千里，解甲挂树来献功。
此树至今两千载，以视巨者孙从翁。
中州神物此为最，鲁楷秦栎俱下风。
神灵呵护犹余愤，中霄风雨吟群龙。
邵力子为《黄陵县志》写"序言"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即1944年）七月十七日，陕西省政府批准，中央内政部电复云："关于贵省中部县更名黄陵一节，经呈奉院会转奉，民国政府备案，并另铸新印，请查照饬知。"当时，陕西延安第三行政督察专员余正东，正在主持修订中部县志，省主席邵力子连夜复电："中央已批中部改黄陵，已付印的县志改为黄陵县志。"余正东接电后，要求邵力子主席为改名的《黄陵县志》写篇序言。邵主席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个要求。现将这篇序言主要部分摘抄如下：
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先后被命为陕甘两省主席。其时政府实已注意于西北的开发，以为今日抗战的准备。为求明澈西北的情形起见，我首先留意的即为各种志书的搜集与修订。而陕甘两地的志书，多属前清中叶所纂修，不免陈旧，效用减低。有的县志，竟已绝版，无从觅得，尤为遗憾。当时陕甘两省都有通志馆的设置，但以经费与设备的欠缺，甘肃志稿，在我离去多年以后方始完成，迄今未能拜读；陕西新志，则在我就任时，业已脱稿，因即赶速印行。我对于承修诸先生学识之丰富，用力之辛勤，深为钦佩，但讲到编纂方法，实仍觉有应时改进的必要。各县县志的修订，更因人力财力的限制，进行迟缓。中部县为黄帝陵庙所在，自中央有民族扫墓的规定，觅阅中部县志的人日多一日，而旧志已甚难得，新志未能即修……。本月初，我得陕西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余正东同志来信，知道他于去年发起新修第三区各县县志，一年来，各志稿本都已草创完成，而中部县志更将校印完毕；在此抗战进入最后阶段之时，物力艰难，视前更甚，而建国工作同时并进，政务繁忙尤可想见；余同志独能致力于修志，且成功若此之速，可见他是十分了解志书的重要。…………我希望在抗战胜利以后，宪政实施之时，各县县志都有关于地方自治很详尽的记载，而中部尤将为首先达到完全自治之县，籍为黄陵生色。．．．．．．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六月二十日邵力子
谒黄陵 邵力子
万千古柏翠霞飞，漫对桥陵既式微。
挂甲碑前想将帅，祈仙台下想旌旗。
如油春雨逢佳节，仙锦山花接晓晖。
惟愿秦风重振起，同仇与子赋无衣。
巍然高冢起??，民族精神感怒潮。
庙貌中衰威尚在，山客赫濯路非遥。
天开草昧初垂拱，石漱泪流恍听诏。
仙迹渺茫难尽信，至诚应可感重霄。
注：邵力子，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民国二十四年谒陵时作。
张治中捐款修大殿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国民党陕西省主席熊斌，为整修黄帝陵庙，组织起修建黄帝陵庙委员会。委员会号召：凡国内外名流，中央及本省军政长官与本地官绅，对纪念中华民族元祖、建设中华圣地、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特具热忱者，皆得聘为本会委员。以陕西省第三行政区（今延安地区）督察专员余正东，中部县（今黄陵）县长卢仁山为本会主要会员。负实际修建之实。会址设中部，通讯处分设西安及洛川。这个号召一发出，先后有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美国等国外华侨，捐书三千册，捐外币七万元。省主席熊斌即派技工人员六名，赴中部设计庙宇图，并批拨十万元专款，水泥二十桶。又有督察专员余正东，向本区所属县区募捐十六万元，军团陶峙岳总司令捐国币二万九千元。张治中部长私人捐款三万元，并指定这三万元专用于改建轩辕黄帝庙大殿，不得挪作它用。这次募捐整修黄帝陵庙，都按原设计进行了施工。
RE:【讨论】公祭轩辕黄帝大典：《2004中华大祭祖》
中华人民共和国郭沫若重题"黄帝陵"
1958年，黄陵县人民委员会，上书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要求主席为复修的黄帝陵题字，毛泽东同志看后说：我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黄帝写过祭文，题字的事，最好叫郭老（郭沫若）去写。随后他就把信批转给郭沫若同志。同年五月郭老就把字写好，交给秘书寄往黄陵县。1963年修复桥山祭亭时，将郭沫若手迹刻在石碑上。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黄帝陵"三个大字。
赵紫阳谒陵登桥山
1983年3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来到黄陵县，登上桥山，拜谒了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陵。
赵总理在黄陵县委书记王泽英、县长杨海潮陪同下，驱车登上桥山之巅，赵紫阳总理看到国务院公布的黄帝陵是全国古墓葬第一号标志时，就问："第二号是谁？"讲解人员说："是孔子。第三号是秦始皇。"在下山的路上，赵紫阳总理看到桥山半山腰还有一些空白地，即建议黄陵县："把空白地带应该全部植上树。"谒陵完毕后，赵总理在县招待所和县领导进行了座谈，并接见了黄陵县农技站农艺师杨贵本同志，对渭北高原农业生产、粮食产量、粮种改良等问题进行了交谈。
贺敬之谒陵留诗篇
著名诗人和剧作家贺敬之，1924年出生于山东省峰县（今枣庄市），童年靠亲戚资助读私立小学，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家流亡到湖北国立中学学习。1939年随校赴四川参加救亡运动，并开始诗歌和散文创作活动。1940年到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45年和丁毅执笔集体写成歌剧《白毛女》，曾荣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全国解放后，他以炽烈的热情，歌颂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时代。《放声歌唱》、《回延安》、《三门峡歌》、《东风万里》、《桂林山水歌》等，都为人们传颂和喜爱。他的诗歌擅长驾驭重大题材，热情澎湃，想象丰富，又善于吸收古典诗词和民歌的长处。能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富于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气势磅礴，叩人心扉，开一代之诗风。
1982年11月21日，贺敬之同志从北京来陕，在省文联书记方杰、子敏、非克等同志陪同下，到黄陵县登桥山，谒拜始祖轩辕黄帝陵。当时的文管所所长高增安要求他题词，于是贺敬之挥笔写下一首五言律诗：
风云四十载，
几度谒黄陵。
古柏今犹绿，
战士白发增。
不问挂甲树，
但听战马鸣。
指南车又发，
心逐万里程。
廖沫沙题字颂祖先
廖沫沙同志于1984年10月9日去延安，途经黄陵县留宿一晚，第二天专程登桥山，致祭黄帝陵。
这天晚上，当人们知道廖沫沙同志住在黄陵县招待所时，县上有关部门领导和文化界一些同志前往招待所，看望这位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诬陷的"反党人物"。廖老笑着说："在那是非不分的年月，我还能说什么！"廖老还说："本来我就没名，也不出名，一个'文化大革命'反倒出了名。"一席话说的大伙都笑了。这时，县文化馆干部王桂生同志拿来一本文化馆内部搜集整理的《黄帝传说故事》，要廖沫沙同志提些意见。廖老接过书翻了翻说："我一时看不完，不过，黄帝传说故事是中华民族一份宝贵遗产，你们应该组织各方面力量搜集整理。"王桂生同志提出要廖老写几个字，廖沫沙同志谦虚地说："我的字写得不好，你们不要见笑。"说着提笔写下了："轩辕黄帝的传说故事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题赠《轩辕黄帝传说故事》。一九八四年十月廖沫沙。第二天，他去拜谒黄帝陵，在文管所休息室里，又写下了"古都风貌依然在"。
李政道拜谒黄帝陵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博士和他的夫人秦惠君女士，于1984年5月7日回国访问后，专程来陕西黄陵县拜谒了中年民族始祖轩辕黄帝陵墓。
李政道青年时代曾获得诺贝尔奖金。尽管他在国外生活了几十年，加入了美国国藉，但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是黄帝的子孙。当他步入轩辕庙山门，一眼望见具有五千年高龄的"黄帝手植柏"，心情非常激动地说："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见证，"他双手摸着粗旷的树身，眼睛湿润了。感慨地向夫人秦惠君讲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轩辕黄帝的伟大功绩。当他和夫人进入"人文初祖"大殿，在"轩辕黄帝之位"灵位前，虔诚地叩礼膜拜时，发现大殿两侧林立着国内外黄帝子孙献敬的各式各祥花篮、花圈。他一一过目后，感慨地说："凡我华裔，不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不能忘记自己是黄帝的子孙。凡回国的人，都应该到这里寻根拜祖。"李政道夫妇来到文管所休息室，发现桌子上摆有"文房四宝"和留言簿，他随手拿起翻看，见其中有《青春之歌》作者、著名女作家杨沫的题词："五千年前的轩辕祖先，呈现在五千年后的中华子孙面前，巍巍乎乎，心中感慨万千！"李政道看后，立即在杨沫题词的后边，挥笔写道："世界各族皆兄弟，黄帝子孙独人杰"。题词完毕，李政道夫妇浏览了碑亭，观看了历代官府致祭黄帝陵所写的"御制祝文"。当他看到康熙皇帝写的满文碑时，口里喃喃地说："黄帝不仅是汉族人的祖先，他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两个小时过去了，李政道夫妇仍然不愿离开，在陪同人多次提示下，他们才依依不舍地上车离开庙院。
姚依林途经黄陵拜始祖
1984年6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因工作去延安，途经黄陵县，专程拜谒了轩辕黄帝陵。
在黄陵县县长杨海潮陪同下，姚副总理进入轩辕庙，仰首观看了七人合抱不住的"黄帝手植柏"。在碑亭里详细看了历代朝廷祭黄陵刻立的石碑和"御制祝文"。在"人文初祖"大殿前，细看了周身斑痕的汉武帝"挂甲柏"。看完轩辕庙，姚副总理驱车上桥山。刚上山巅，"文武官员至此下马"石碑映在他的面前，姚副总理让司机立即停车，他下车缓步来到黄帝陵前，瞻仰了高大雄伟的黄帝陵墓。又在黄帝陵前留影后才离开了黄陵。
丁玲、陈明谒桥陵
1985年4月6日，八十二岁的著名女作家丁玲与丈夫陈明，因去阔别了三十多年的延安，路经黄陵县，专程登桥山，致祭轩辕黄帝陵。
这天，风和日丽，满山翠柏，郁郁葱葱，初春的陕北高原，显得生气勃勃。丁玲、陈明夫妇登上桥山，在延安地区行署副专员呼三同志陪同下，拜谒了黄帝陵墓，观看了汉武帝祈仙台，并摄影留念。下山后，丁玲夫妇瞻仰了轩辕庙，观赏了有五千年历史的"黄帝手植柏"。见此柏苍翠挺拔，根深叶茂，丁玲感叹不绝。当她来到文管所休息室，接待人员摆好"文房四宝"，要丁玲留言，丁玲说：我年岁大了，今天从西安到黄陵，一路上没有顾上休息，就上山谒拜陵祖，我太累了，一时想不出什么。她和陈明商量后进行了签名留念，并在留言薄上写下"学习鲁迅，血荐轩辕"。
舒同寄书"黄帝庙"
1985年清明节，黄帝陵举办书法展览，来自全国二十九个省（市）的一百五十多件书法作品参加了展出。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牵动着全国书法家们的情怀。山东书法家张正，"师法泰山金石字"，他写下一个特大的隶体"源"字；书法名家费新我，左笔书成行草 "功德穆呼悠远，民族焕若维新"；书法家、黑龙江省省长陈雷，工笔楷书"华祖"两个大字；云南纳西族书法家和在瑞同志，则用民族文字和汉族篆文，分别写下"山高水长，子孙繁昌，地灵人杰，物阜民康"；新疆书法家协会主席申西岚，草书"龙"字，迹若游龙，翘首腾飞。一位老书法家欣喜地说，国运昌盛，书道昌盛，这次书法汇展，海内外名家云集，作品笔力深厚，锐意创新，堪称书法盛会。
特别是全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舒同也远道寄来他的亲笔题字"根深叶茂，源远流长"，更为这次书法展览增色。
田纪云冒雨谒桥陵
1986年5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陕北视察工作期间，途经黄陵具，专程拜谒了轩辕黄帝陵。
这天，下着大雨，田副总理在中共黄陵具委书记张志清、黄陵县县长许胜利、黄陵文管所所长王忠贵等同志陪同下，冒雨登上桥山，尽管雨下得很大，田副总理仍看得很仔细。下山后，田副总理来到轩辕庙，观看了"黄帝手植柏"，及汉武帝"挂甲柏"。在"人文初祖"大殿里，观看了历年来各界人士、机关团体，海外侨胞们每年祭陵向黄帝敬献的各式各样的花圈、花篮。最后，在看了黄陵县出土的文物展览后，这才来到文管所休息室。工作人员摆好"文房四宝"，要求田副总理题字，田副总理笑了笑说："这里是祖先圣地，不能乱写。"他拿起"谒陵留言簿"，签下了"田纪云"三个字，作为留名。
陈慕华谒陵量古柏
1986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前往延安视察工作，途经黄陵具，在县长许胜利的陪同下，专门登桥山，拜谒中华民族始祖一一轩辕黄帝陵。
陈慕华是第一个女国家领导人拜谒黄帝陵。她怀着崇敬心情，在"文武官员至此下马"石碑前下车，缓步走进了陵园，环视一周。观看了修复后的"汉武仙台"。然后驱车下山走进轩辕庙。首先映在她面前的是棵高大雄伟的"黄帝手植柏"，她闻听人说，此柏七人合抱不严，已有五千多岁，是全国最大一棵古柏。难怪外国人称赞它是"世界柏树之父"。它是五千年中华民族文明古国象征。陈慕华要求亲自抱一抱始祖黄帝亲手种植的这棵古柏。参谒完毕后，陈慕华来到文管所休息室，同志们要求她题字留言。她说，这是祖先圣地，不可乱写。我签个名，以作谒陵拜祖的留念。提笔在留言簿上写下：陈慕华 1986年9月10日。
RE:【讨论】公祭轩辕黄帝大典：《2004中华大祭祖》
请问风情兄上述资料的出处，多谢多谢 :)
RE:【讨论】公祭轩辕黄帝大典：《2004中华大祭祖》
http://cn.netor.com/m/minren/hd/rwcz/jw/j6/j6.htm。不好意思，我的忘性一向比记性好很多倍，兼之又是电脑劣手，找了这半天方才有点眉目。劳流萤妹妹久候！
另外，这个网页也可参考一二：http://www.snofa.com/gongji/huandi.htm
RE:【讨论】公祭轩辕黄帝大典：《2004中华大祭祖》
真是太感谢了，最近正做资料搜集的工作，弄得焦头烂额的～～～
RE:【讨论】公祭轩辕黄帝大典：《2004中华大祭祖》
立此存照,流萤干了件大好事.可是看了半天,怎么不见五岳盟主岳不群和一统江湖的日月教主呀,按理这种大场面是不能少这俩江湖领袖的.
[ 本帖由 施爱东不在线 于 2004-4-6 12:28 最后编辑 ]
RE:【讨论】公祭轩辕黄帝大典：《2004中华大祭祖》
『关天茶舍』 “国家级”公祭黄帝是宗教活动吗？——与葛剑雄先生商榷(转载)作者：配剑儒生 提交日期：2004-4-5 18:07:00
??作者: lthx 发表日期: 2004-04-05 17:44:03
原道论坛
笔者读了《南风窗》2003年第8期上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先生对于“国家级”公祭黄帝进行质疑的文章，早就有些想法。后来由于参与准备作为2004年公祭黄帝重要礼物的《陕西省志·黄帝陵志》的编写，再加上近期正在进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宗教性的研究，一直没有时间。现在觉得有必要把我的想法写出来，以就这个问题进一步进行讨论。
葛先生文章似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公祭黄帝是一种宗教活动，其他的看法都是建立在这一观点之上。对此，笔者要进行一番辨证。在文章中，虽然葛先生提出，质问“祭黄帝是祭人，还是祭神？如果是祭神，并且是‘国家级’祭神，那与宗教有什么不同？”但他并不是要谁回答，而是径直认为“将祭黄帝升格为国家级就是由中央政府肯定这种（宗教）信仰”，“祭祀仪式，从本质上讲是对神的崇拜，是相信灵魂不死。”并由此引起了“违反《宪法》”，“不利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科学教育”等消极影响。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先，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也有自己的祖先——这就是黄帝。我们每个人的祖先是直接的血缘关系，而黄帝作为我们的祖先，则是象征性的血缘关系，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经过了数千年，在多元民族的交融中形成的，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弄清确切的血缘关系了；更重要的，黄帝作为我们的祖先，主要是从文化意义上说的。因此，我认为，祭祀祖先不是宗教活动，当然不排除有一定的宗教性；祭祀黄帝也不是宗教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活动，具有丰富的文化蕴涵。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敬祭祖先是我们必行的责任和义务，是最能体现我们民族特性的文化活动。后世的祭祖敬祖是从原始祖先崇拜中发展而来的，祖先崇拜在母系社会是女祖先崇拜，主要表现为女神祭祀和女感生神话。在红山文化辽西牛河梁发现的女神庙和女神头像，是崇拜始祖女神的典型例证。中国古代文献中还记载着许多感生神话，它们是为了衬托部落男性英雄首领的非凡性，常说这些英雄一出世就很奇特，不像一般人那样是父母结合所生，而是由其母亲与某种神物相感应而怀孕出生的。进入父系社会，男性在社会生产及日常生活中占据了支配地位而女性逐渐降到从属地位。在父系时代，每个氏族或部落都有其传说中的男性始祖，他在智能、能力、德性等方面特别出色，生前给部族带来繁荣和强大，先民当然幻想祖先去世后不死的灵魂仍会在暗中保佑自己的部落和子孙后代，所以那些有功有德的祖先就被从先祖中突显出来，被称为“祖宗”而成为崇拜的对象。对于中国古代民族来说，祖先崇拜与中国古代特有的血缘根基和农业社会相联系。在当时底下的生产条件和需要群体大规模劳作的生存条件下，宗族无论在耕种和狩猎中，还是在防卫灾害、抗击别的部落进攻中，都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另外，祖先崇拜还有一个因素是每个宗族都需要一个宗族的精神象征以增强宗族的凝聚力，这往往就寄托在来自同一个血脉的祖先身上，“先祖者类之本也”，对同一祖先的崇拜会强化血缘部族的认同感。《礼记·大传》说：“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讲的就是把整个宗族凝聚在一起。
不可否认，祭祖敬祖确实有一定的宗教性。但在春秋战国经过儒家的人文理性化，传统的祖先崇拜变成了一种以人文教化为主导的文化活动。于是，祭祖敬祖的宗教性便只是形式上的，并非祭祀祖先的本质。这方面儒家有许多阐发，以发挥祭礼的政治和伦理作用。
关于祭祀祖先的意义，《礼记·郊特牲》云：“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祭祀“所以报本反始也”，《礼记·祭义》云：“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说明中国人对自然人生本源的基本观念，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在情理上的依据。在我们先民看来，自然界给了我们衣食，祖先给了我们生命，所以要报本答恩，报答的方式便是敬天祭祖。中国人很少相信人生命是某种神灵创造的，只是实实在在相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母又受父母，以至先祖，这是根本决不能忘记的。祭祖是报本反始之意，不忘我们所自来，报答祖先之恩德，颂扬祖先之功德。这种礼敬是贯彻始终的，即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生事之以礼属于伦理道德范畴，丧葬和祭祀确实是有宗教性的形式，但是依存和附属于前者的。在儒家看来，人在生前孝敬父母是，即使由于不得已的原因，生前不能尽孝，死后也要通过丧葬和祭祀来表达对父母的恩情。因此，儒家十分强调祭祀的伦理作用，特别是孝：“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此之谓十伦。”又说：“祭者，教之本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礼记·祭统》）“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礼记·坊》）“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致爱故能致丧祭，春秋祭祀之不绝，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馈养之道也，死且思慕馈养，况于生而存乎？故曰丧祭之礼明，则民孝矣。”（《大戴礼记·盛德》）中国自古以伦理立国，就集中地反映在“孝”上，这就是“先王以孝治天下”，认为一个家庭的孝道搞好了，忠臣必出孝子门，在家里孝敬父母的人必定在外尊敬君长，所以孝就成为治理天下的基础。《论语·学而》载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就是要尽丧葬之礼，追远就是在祭祀礼仪中要诚敬不伪。这样，通过祭祀，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地进行教化，使民德民风归于纯厚朴素。
《荀子》在《礼论》中也谈到祭祀之礼的人文精神：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
这是说祭祀之事原本不是以鬼神信仰为核心，而是在于表达思慕之情，忠信爱敬之意，所以荀子说祭祀是“人道”，人道就是祭祀的文化意义之所在，是祭祀的本质之所在。但只有“君子”（有修养的知识分子）能够领悟这一点，一般的老百姓往往还是把祭祀当成宗教性的行为。正因为如此，儒家强调“神道设教”，这是在民智未开的情况下最佳的方式。
从明末清初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士对中国祭祖发生了认识上的分歧，在著名的“礼仪之争”中一些传教士认为中国人的祭祖行为是迷信。当时有中国学者就进行了辩驳：“礼祭祖宗止是思念死者之意，非有求福也。”中国人在先人的牌位前烧香磕头，敬献牲、酒、瓜果，都是为了纪念，并不是希望祖先的灵魂从牌位上下来保佑他们，这都是内心追思故人的情感宣泄。用现代哲学术语来说，如果祭祖是在“求福”，那就是祭祀者信仰超自然的神明，便是宗教；反之，那就是本人内心情感的流露，就是伦理。他还从历代的经典和疏文中，摘录了有关章句加以辨析，然后证明中国人祭祖并没有什么“求福”之意。祭祀中不向祖宗“求福”，自然也就很难说祭祀本身是一种宗教行为（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88-190页）。后来如冯友兰认为中国的“丧礼祭礼是诗与艺术而非宗教。其对死者之态度是诗的，艺术的，而非宗教的。”（《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8页）“关于祭礼之理论”中，引用的也是《礼记》中《祭义》和《祭统》的文字，强调“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同上第424页）说明中国人在祭祀的时候，并不是对外在神明的崇拜，而是比较注意他们自己内心的感情。一种仪式如果主要是主体性的体验，而不是的超越客体的祈盼，当然就难称是宗教的，而主要是人文的。
中国人的重视祭祀还有崇德报功之意，《礼记·祭法》上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帝喾能序星辰以着众，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舜勤众事而野死，鲧鄣鸿水而殛死，禹能修鲧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契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冯友兰先生进一步分析说：“根于崇德报功之意，以人为祭祀之对象，……中国旧社会中，每行之人，皆供奉其行之人神，如木匠供鲁班，酒家奉葛仙。其意即谓，各种手艺，皆有其发明者。后来以此手艺为生者，饮水思源，崇德报功，故奉原来发明者为神明，而祀之焉。至于天地星辰，鸟兽草木，亦以崇德报功之义而崇拜之。此或起源于原始社会中之拜物教，但以儒家所与之义，则此已为诗而非宗教矣。”（《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8页）这里说的再明白不过了，中国人的重视祭祀往往祭祀的是人，而不是神。即是以人为神也表达的是崇德报功之意，是人文的而不是宗教的，是理性的而不是迷信的。对天地万物的崇拜也有此义，所以儒家认为是诗而不是宗教。
黄帝时代是父系血缘关系强化的时代，也是祖先崇拜观念趋于明确的时代。后来的虞、夏、商、周都尊黄帝为始祖，许多方国也都有关于黄帝后裔的传说，这是祖先崇拜进一步发展的结果。纪念黄帝并不是现在才这样做的，历史上就有祭祀黄帝陵的传统。黄帝去后，后人对他的遗物进行朝拜，以表纪念。《博物志·史补》：“黄帝登仙，其臣左彻者削木象黄帝，帅诸侯以朝之。七年不还，左彻乃立颛顼，左彻亦仙去也。”《竹书纪年》亦云：“帝以土德王，应地裂而陟。葬，群臣有左彻者，感思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庙飨之，诸侯大夫岁时朝焉。”在司马贞为《史记·五帝本纪》作的《索隐》中引用《大戴礼记》一段话说：
“宰我问孔子曰：‘予闻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何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至三百年乎？’对曰：‘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则士安之说，略可凭矣。
说明对黄帝的祭祀一开始就是为了表达人们对黄帝为功德的纪念和感戴，并出现了祭祖的文化传统。《国语·鲁语上》载“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里也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从文献记载看，西汉王朝建立，刘邦入关，曾强调祭祖的重要性。《史记·封禅书》载汉武帝“北巡朔方……祭黄帝冢桥山”。《汉书·王莽传》载：“九庙，一曰黄帝太初祖庙。”魏晋南北朝时期，对黄帝祭祀虽因战乱中断，但总的说来是绵延不断。《通典》载：“后魏文武成帝东巡，历桥山，祀黄帝。”又载：“（隋）祃祭轩辕皇帝”。到了唐代宗大历5年，于桥山西麓建庙并规定按时祭典。宋太祖开宝年间，移庙址于今址，祭祀活动相沿不断。明、清两代对祭黄陵十分重视，明代皇室派遣官员祭祀黄陵14次，清王朝共计29次。清末民初，政局动乱，祭祀中断。20世纪1935——1943年，国民政府多次派遣专官祭祀黄帝陵。特别是1936年清明节，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国共两党首次共祭黄帝陵，对唤起中华儿女共同抗日起到巨大作用。建国后，1955——1962年，每年都举行祭典，但均为省级领导主祭，以后祭礼中断，到1980年恢复。由以上可以看出，历史上祭祀黄帝是从建立统一的封建政权开始的，除了战乱和分裂，一般都重视祭祀黄帝。而现代史上国共两党在民族危难时刻共祭黄帝陵，最能显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体的存在，已经超越了传统上封建帝王家天下的狭隘意识，而具有现代民族意识觉醒的重大意义。
1990年4月，黄帝陵基金会名誉会长李瑞环同志到陕西考察时指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把黄帝陵整修好、保护好、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特殊的现实意义。他还说过，祭祀黄帝陵可以团结一切海内外华人。特别是海外华人、侨胞他们看到了祖国改革开放新面貌、国力强盛，对故国家园的赤子之心很强烈，有时我们很难体会，他们强烈要求把祭祀黄帝陵的规模礼仪制度化一个民族需要认同自己的根，了解自己的历史，只有了解过去，认识过去，总结过去，才能发展我们美好的未来。在当前来讲，纪念黄帝，缅怀先祖的伟大业绩，才能够宏扬我们中华民族的悠久的文化，凝聚民族力量，增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促进我们祖国的统一大业的完成，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家，使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的伟大民族之一，屹立于世界民族民族之林。
人民日报网络中心强国论坛(www.qglt.com)曾邀请中国黄帝陵基金会会长孙天义教授做客，与网友交流，主题是“纪念黄帝的现实意义”。在回答网友“纪念黄帝，与我们平时祭祖，与迷信的最大区别在什么地方”的疑问时，孙天义教授说：“我们纪念先祖、拜谒黄帝陵的活动和宗教信仰完全是两回事。我们把黄帝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而不是作为神来崇敬的。”这个说法是有历史依据的，我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是从黄帝写起，并没有把黄帝当作神来写，而是把他作为一位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实事，德配天地、功勋卓著，得到民众爱戴的贤明古帝来写的。对此清代学者张昭认为“顾迁之所以始黄帝者，盖以武帝好神仙、神仙家言，并托之封禅，书载帝语，我若得如黄帝，视弃妻子如敝履耳。迁是以据古史著黄帝事实，以言黄帝亦人耳，非驾风长生不死，如所言，神仙者也。故五帝中，独著黄帝之葬桥山，余并不书葬者，言黄帝之死，有冢可据也。”这就是说，司马迁以黄帝为中国历史之开端，在材料的取舍上把历来关于黄帝传说的神话色彩大大地降低了，以表达对汉武帝好神仙的批评和对黄帝开创中华文明历史功绩的敬重。
当然，我们对祭祀黄帝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在历史上黄帝被塑造成帝王形象。我们在许多古代文献中看到的黄帝具有史前英雄人物、祖先神和帝王三种身份，这三种身份通常又是混淆不清的。20世纪疑古学派的学者在澄清这种混淆过程中又走了极端，否定了黄帝是一个史前人物，断言黄帝是后人虚构出来的人物。事实上黄帝是实有的史前人物，是黄帝部落的首领，后来成为中原部落联盟的首领。黄帝的后代分散到各地，成为今天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但黄帝不是后世的帝王，当时处于原始民主阶段，各个部落只不过是松散的联盟，黄帝的权威比起后世帝王来也非常有限。把黄帝看成帝王是为了强化封建专制主义，这样的思想我们今天的祭祀不能有。还有历史上曾把黄帝改造成汉族的始祖，以“夷夏之防”的观念推行大汉族主义，这也是应该清除的。还有，历史上有时过分强调血缘关系而忽视文化的意义，这在今天看来也是不科学的，还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歧义和混乱，这些都应该经过严谨的科学研究予以澄清。在尊崇黄帝过程中要很好地把握黄帝以及祭祀黄帝活动的本质，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防止和消除负面影响，以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