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往事的简单再现到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西方口述史学方法述评
从往事的简单再现到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西方口述史学方法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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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庞玉洁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12-24 18:17:46发布)
口述史学，简单地说，就是搜集、传播口头史料，并以此进行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方法。史学家对口头史料的运用由来已久，但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历史方法学则诞生于本世纪30、40年代的美国，并于60、70年代在西方各国得到广泛应用。纵观西方口述史学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可以以60年代末70年代初为界，把西方口述史学的发展归纳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口述史学只是停留在史料学阶段，以确定历史人物、事件的存在形态为目的，基本上是在与文献史料学的不断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后期的口述史学家们则开始把口述史学当作一种治史方法，结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跨学科方法来研究大众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本文试图在阐述和分析这一历史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对其作出简要的评价。
一
在19世纪中叶史学走向专业化之前，口头史料一直是西方历史著述的主要依据。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曾把史学家的责任归结为“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91页。）。修昔底德(Thcydides)在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时是这样阐述他的写史原则的：“我描写的事件，不是我亲眼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7-18页。）。尽管17世纪以后，由于印刷术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史学家开始转向已经建立起来的档案库和业已大量发行的历史著作，但是那种认为口述证据更能客观地展现历史发展过程的传统观点仍然得到大多数史学家的赞同。伏尔泰在《查理十二历史》一书中明确表示：在没有得到那些讲实话的目击者证实的情况下，他不敢提出任何历史事实。
然而，19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科学的进步使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信念，即随着科学的进步，一切都将被纳入科学的范畴，一切问题都可以随着科学的进步而迎刃而解。这种科学将囊括一切的实证主义思潮也深深地渗入到历史学领域，它使史学家们坚信：只要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待史料，研究史实，并以严格的科学逻辑进行考证，就可以获得确凿的历史事实，从而客观地再现往事。“历史事实”的概念就是这一时期被西方史学界誉为史学“泰斗”、“科学史学之父”的德国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正式提出来的。兰克不仅把历史事实等同于自然科学的事实，甚至认为历史事实只存在于那些“曾经目击其事的人”所记载的文献史料中。在兰克看来，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文献，没有文献，便没有历史学。史学家只有到档案库中去穷本溯源，研究原始文献，才能客观地“再现往事”。在兰克学派的影响下，文献考证成了19世纪西方职业史学家训练的中心内容。而传统的口述回忆，因其是一种事实有确定目的的有意回忆，不符合兰克所谓的“纯客观”的原则，必然会随着西方史学专业化的形成而遭到冷落。
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一些历史学家通过对历史认识过程的反思逐渐认识到：文献史料中的主体意识也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文献档案都不可避免地会留下其最初记录者和编定者的个人印记。即使是官方文件也未必能反映真正的历史事实。许多史学家在研究实践中都发现：由于某些高级官员们害怕后世学者们用他们留下的文字记录做文章，因此，不愿把自己某些行动的真实动机用文字记录下来。此外，文献记录者有时为讨好上司也故意伪造。担任过英国政府大臣的克罗斯曼(R.Crossman)就曾指出：阅读了我所参加的内阁会议的全部文件，我发现文件实质上与实际发生的事情毫无共同之处。因为整理会议记录的官员力图在记录中说明的完全不是事情的真相，而是官方所希望的事情（注：参见彭卫、孟庆顺：《历史学的新视野》，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页。）。所有这一切，使得越来越多的史学家们普遍感到，文献档案中为政界利益服务的宣传品越来越多。
史学家们对文献史料真实价值的怀疑，为日后口述史学的再度复兴提供了前提。
20世纪30年代，随着兰克文献史料学的衰落和文献资料的日益减少，口述史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历史方法学，重新登上了历史学的大雅之堂。由于西方口述史学的再度复兴是以反对兰克学派关于“没有文献便没有历史学”的史学观念为前提的，故早期的口述史学家们大都强调：口述史料优于文献史料。美国早期口述史学家斯坦利·维斯塔尔(Stanley Vestal)在比较和分析《西亭·布尔》一书中所使用的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之后指出：“我们都过于相信印刷品的权威性，而实际远非如此。在采访中，人们有许多机会来检验口述者的忠诚、能力和知识。但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只能盲目地接受。”（注：坎曼：《往事历历在目：美国当代历史写作》(Michael Kammen,The Past Before Us:ContemporaryHistorical Writ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92页。）另一位美国口述史学家霍夫曼(Alice Hoffman)认为：口述史料的作者只有一个，而且是明确的，史学家可以对他或她进行重复采访以确定其所提供的史料的可信程度；而文献史料的作者也许是明确的、也许是不明确的，也许是一个、也许不只一个，而且死无对证，因此不易于考察史料的可靠性（注：参见杜拿威等编：《口述史：跨学科论文集》(David K.Dunaway & Willa K.Banum ed.,Oral History:an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美国国家与地方史学会1987年版，第72页。）。英国口述史学家塞缪尔(RaphaelSamuel)认为：“口述证据是接近最可靠、最自然的历史事实的最佳途径，因为日常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受思想回顾的影响，而文献则不然”（注：塞缪尔：《神话与历史：首次阅读》(Raphael Samuel,Myth and History:First Reading)，载《口述史》(Oral History)16卷，1988年第1期第15页。），此外，“口述史料特别自然，未加修饰，……而历史实际上就是从最初的直接经历中建立起来的”（注：塞缪尔：《神话与历史：首次阅读》(RaphaelSamuel,Myth and History:First Reading)，载《口述史》(Oral His-tory)16卷，1988年第1期第15页。）。
尽管这些早期的口述史学家们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历史认识中主体意识的不可避免性，但是由于他们在本体论上还没有摆脱传统史学的影响，在历史认识的目的和动机方面仍然与兰克建立档案历史学之初的想法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即如实地再现客观历史过程，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早期的口述史学家们往往也同传统史学家们一样，回避对历史认识主体（无论是被访者，还是史学家本人）的研究，力图排除一切与主体意识有关的思想、情感、态度等方面因素的干扰。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早期口述史学家们对被访对象的采访以及处理和使用口述史料所奉行的原则中。例如，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在撰写《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书时，甚至要求桑切斯一家中的每个成员都分别关在自己的房间中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目的就是使口述证据更加自然地“再现往事”。此外，在处理口述史料方面，早期口述史学家们所强调的也是尽量保持其原有风貌，避免留下史学家的个人印记。有些口述史学家担心口述笔录的方法会影响口述史料的纯客观性，还把打印出来的结果再交给被访者进行修改。后来，随着录音机的问世，口述史学家可以更加准确地记录下被访者的原话，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第一个倡导者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很早就购买了电子录音机，并安装了信息转换器，使记录下来的采访内容直接转变为打字稿，这样，就可以避免史学家的二次创作，使口述史料能够更加客观地“再现往事”。
二
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大量廉价录音机的上市，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和口述实践活动的深入，以约翰·托什(John Tosh)和查尔斯·乔伊娜(Charles Joyner)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越来越认识到：无论口述史料多么可靠，它与所有以精神形态存在的史料一样，只是历史认识的“间接客体”或“中介客体”，而不是“直接客体”或“原本客体”，因此，即使口述史料中避免了口述史学家主体意识的渗入（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仅以此来再现往事，也是徒劳的。正如约翰·托什在《追踪历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无论依据是什么，与往事直接接触的想法只是一种幻觉”（注：托什：《追踪历史：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John 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 and New Direstions in Study of Modern History)，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81页。），因为，“过去的声音，同时难免也是现在的声音”（注：托什：《追踪历史：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John 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 and New Direstions in Study of Modern History)，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81页。）。此外，“即使认为口述证据是真实而未受影响的，仅以此来表现过去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历史事实并不是个人经历的总和”（注：托什：《追踪历史：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John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 and New Direstions inStudy of Modern History)，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81页。）。
既然口述史学不能满足史学家再现往事的愿望，那么为什么口述史学在70年代以后在西方会得到广泛的传播？口述史学方法的真正优势又在哪里呢？托什认为：“历史理解不仅要认识普通个体的生活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大众日常生活经历背后的思想动机，尽管这些思想动机被现实生活过程所掩盖，但他们是现实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注：托什：《追踪历史：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John 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 and New Direstionsin Study of Modern History)，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81页。）由此托什得出结论：“口述研究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证明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因为人们的历史意识决定着“当时作用于个人生活的更深刻的结构和过程”（注：托什：《追踪历史：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第178、181页。）。尽管这一主体性范畴有碍于史学家客观地再现往事，但它有助于史学家“揭示那些被认为是自然的、静止的，而实际却是文化的、运动着的现象”（注：帕塞里尼：《大众记忆中的法西斯主义：都灵工人阶级的文化经历》(Luisa Passerlin,Fa-scism in Popular Memory:the Cultural Experience of the Turin Working Class)，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历史研究只有弄清楚这一深层结构，才能使历史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当代西方口述史学家的口述研究实践证明：口述史学方法确实能够在揭示深层结构方面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对此，美国口述史学家威廉姆斯(T.HarryWilliams)体会得最早。早在60年代初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休伊·朗》一书后就深有感触地说：“我越来越相信口述史的价值，它不仅是一种编纂近代史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还可以为研究过去提供一个不同寻常的视角，即它可以使人们从内心深处审视过去。”（注：坎曼：《往事历历在目：美国当代历史写作》，第394页。）
既然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把重建大众历史意识当作口述研究的目的，那么他们又是怎样考察人们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的呢？英国口述史学家查尔斯·乔伊娜认为：情感是历史事件作用于历史认识主体的结果，是主体的一部分，它不仅在被访者的头脑中保留的时间长，易于回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真实可靠的。即使被访者所提供的口述史料与历史事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但是从他或她的情感中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他们自己最深层的价值体系的依据”（注：杜拿威等编：《口述史：跨学科论文集》，第304页。）。另一位英国口述史学家斯蒂芬(StephenYao)也认为：口述者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情感，因为它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因而不易于被人们遗忘掉，即便有时我们很难找到一种方式去理解它。斯蒂芬甚至把口述回忆直接看作是各种不同演员抒发情感的舞台。
为了刺激口述者尽量地吐露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为了使自己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甚至连口述者本人都未意识到的作用于口述者生活经历中最深层的价值体系，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摒弃了以往那种排斥一切主体意识、避免留下史学家个人印记的原则，而是主张史学家应该积极地参加到口述者的行列中来，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与他们一起交谈，因为只有通过交谈，才能使史学家真正地融入到口述者的感情世界中去，才能使史学家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个性与共性，从而增进史学家与口述者之间的相互了解，这是口述史学方法的独到之处。至于技术手段的应用，当代口述史学家们一致认为：音像技术只是为口述史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它决不是口述史学发展的唯一条件。而且实际上，当代一些有成就的口述史学家并不是依靠录音、录像设备来提高自己的口述研究水平。例如，曾获普力策奖的美国口述史学家巴巴拉·塔克曼(Ba-rbara Tuchman)就极力反对使用录音机进行采访，她认为用笔记录更有助于史学家从口述回忆中选择出重要的史料。
既然口述史料中主体意识的渗透是无法避免的，也是无可厚非的，那么以重建大众历史意识为目的的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又是怎样判断口述史料的可信程度的呢？
首先，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除了考察口述者自我陈述的可靠程度以外，更重要的是考察口述者本人的心理过渡。对此，意大利口述史学家卢萨·帕塞里尼(Luisa Passerini)有过深切的体会。帕塞里尼自1976年至1981年曾在意大利的工业城市都灵采访过67位1922年以前出生的工人，他们大多数都是在30年代初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统治时期来到都灵的。他的采访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被访者的个人生活经历；二是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在个人生活经历的采访中，帕塞里尼发现：尽管复杂的日常生活是被访者进行口述回忆的原始材料，但被访者的自我陈述往往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生活状况，口述者所提供的口述史料实际上都是对个人真实经历的选择，原因很简单，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看作是当时那种艰难和动荡时期的产物，而是把自己的形象投射到相对静止的现存状态中去”。例如：被访者中“大多数男人都试图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工作能力极强的人”，“而妇女和老人们则愿意把自己表现为当时社会中的一个叛逆”（注：帕塞里尼：《大众记忆中的法西斯主义，都灵工人阶级的文化经历》，第17页。）。帕塞里尼认为：那些经过选择的经历，尽管有时有背于历史事实，但却能反映出被访者的心理过渡，从而有助于史学家解释和说明被现实社会已经接受了的传统的价值体系，就此而言，它是真实可靠的。此外，英国当代口述史学家约翰·托什在评保罗·汤普逊(Paul Thompson)的《爱德华时代的人》时也曾指出：尽管那些爱德华时代的人活下来变成了乔治时代的人，又变成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经历了这些岁月，一些往事必然会在记忆中消失，但是从爱德华时代的人，到乔治时代的人，再到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的心理过渡本身就是一个真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过程，而不单纯是作为史学家与往事直接接触的障碍而存在（注：参见托什：《追踪历史：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第178页。）。
其次，以重建大众历史意识为目的，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在验证不同口述者在反映同一历史事件方面的一致性程度以外，还要考察口述者在口述回忆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历史观的代表性范围。帕塞里尼认为：口述史料是否可靠，实际上取决于口述者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和分析是否能够代表特别是与其本人有血缘和政治联系的那些朋友或亲戚所构成的社会集团中大多数成员的文化态度和社会历史观。口述史料的代表范围越广泛，其可靠性程度就越高，因为历史发展的趋势往往总是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所构成的社会集团中所共有的情感、愿望、利益、心态等因素所组成的历史意识的发展方向紧密相连的。帕塞里尼在采访30年代都灵工人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态度时，他发现：尽管当时法西斯的暴政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各个方面，但以都灵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意大利民众并没有被法西斯主义的高压政策所征服，他们在无法公开建立反法西斯组织、宣传反法西斯主义思想、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活动的情况下，仍然利用都灵工人阶级自己特有的文化形式，如歌曲、漫画、玩笑来发泄对法西斯主义的不满和仇恨。由此，帕塞里尼得出结论：人们的历史意识就像一个战场，在这里，互相竞争的思想体系和权威的正当与否并不是通过政治权力、经济实力的强弱来检验。法西斯政府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普通民众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和心态（注：帕塞里尼：《大众记忆中的法西斯主义，都灵工人阶级的文化经历》，第72页。）。换句话说，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以占意大利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历史意识为前提的。可见，研究历史意识，特别是民众的历史意识，要比单纯考证某个历史事件或人物更有意义，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发展趋势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三
无论是早期西方口述史学家，还是当代西方口述史学家，都对西方历史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以客观地“再现往事”为目的的西方口述史学的早期开拓者们，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对二战以后西方历史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二战以后，“交通运输业日益发达，政界和企业界的领导人不再只利用信件互通信息，而是通过电话和各种交通工具直接进行会谈，致使文献资料日益减少。……此外，由于查阅公共文献日益方便，国家领导人也不愿保存完整的记录”（注：坎曼：《往事历历在目：美国当代历史写作》，第392页。）。在这种情况下，口述史学方法的确立和应用，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西方近代政治史料的不足。西方口述史学研究的发源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研究中心在搜集和整理近代政治史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美国最大的口述研究项目就是由该中心承担、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对历届美国总统的口述研究。内文斯首先完成了对罗斯福总统执政期间的采访资料的整理，并把它保存在海德公园的罗斯福图书馆里。他的后继者路易斯·斯塔尔(Louis Starr)采访了与1952-1960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有一定联系的人士，采访记录保存在艾森豪威尔图书馆中。此后，对历届卸任总统的口述研究一直持续到现在。此外，由哥伦比亚口述研究中心整理出版的《口传史料汇编》，除了在国内受到美国的科研机构和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之外，还得到外国史学界人士的采用。前苏联学者西瓦切夫(H.B Cyvachev)编著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美国政治斗争》一书，就采用了《汇编》中的大量的口述材料。
第二，口述史学方法的确立和应用，还为各行各业历史的建立提供了搜集史料的有效手段，从而拓宽了西方历史学的研究领域。1951年博姆巴特(Owen Bombard)的口述研究以及1953年欧文斯(William Owens)对亨利·福特(Henry Ford)主持录制的有关德克萨斯石油工业发展状况的口述回忆，不仅为企业主“考察和熟悉自己企业的历史，特别是仔细地研究企业及其管理程序的发展过程”（注：侯成德：《美国口碑史料学三十年》，《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第31页。）提供了帮助，而且也引起了其他学科对历史学，特别是口述史学本身的关注。此后，各行各业都把口述史学方法视为建立本行业历史的有效手段，口述史从企业史、机构史的研究发展到农业、社会、保险、卫生保健、高等院校、报刊杂志、宗教团体、宇宙航空、艺术体育等各个领域。70年代美国出现的公共历史学派(Public History)中的应用历史学派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些以“再现往事”为目的的早期口述史学家们过多地关注于对口传史料的搜集与抢救，导致60年代以前的西方口述史学只是停留在史料学阶段，而作为一种治史方法，口述史学的内在潜力还未得到应有的开发。
70年代以后，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从简单地确定人物、事件的存在形态，深入到探讨历史过程的参与者本身的历史意识，特别是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群众的愿望、情感和心态等精神交往活动当作口述历史研究的主题，这一研究视角的变化，无论是在史学本体论上，还是在史学认识论方面，都对历史学的发展和史学观念的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一，它给了普通人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这样，不仅可以纠正各种史料中遗留下来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偏见，使历史学更加全面地反映人类社会的历史；而且可以增强普通人的主体意识，从而有助于历史学的教育和启迪功能的实现。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历史学本身的发展，历史学早已超越了昔日那种主要为统治阶级提供统治经验的政治功能，它面向社会公共教育和启迪的功能具有了日益突出的地位。历史学本来就应该成为促进劳动大众认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有力工具。但西方传统史学和早期的口述史学家们都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精英人物的精神作用的结果，至使普通人在以往的历史著作中，只是被看作是大人物的陪衬，是精英统治下的永久牺牲品。这种错误的社会历史观不仅限制了普通劳动群众通过自我认识这个心理过程了解自己、理解自己，而且大大阻碍了他们自我认知能力的发展。而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通过调动普通人参与历史研究和写作的积极性，不仅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这些“沉默者”们体会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以及自己在创造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的力量，而且意识到历史写作决不只是学术界少数人的事情，普通人也能够而且也应该在提供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知识方面扮演主动的角色，因为“通过晤谈而得到的历史证词是双方合作的学术成果”（注：M.海德：《哲学诠释学和经历的交流——口述历史的范型》，《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第42页。）。如果人人都把自己当作历史学家，人人都把自己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力量，从而自觉地扩大自己社会生活实践活动的范围广度和深度，并用自己在广泛深入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科学的社会历史观来分析过去、指导现实、预见未来，那么，历史学的教育启迪功能就可以充分地得以实现。虽说西方当代口述史学距离这一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但其中的一些积极因素，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第二，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把口述研究的目的从往事的简单再现深入到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把关注的焦点从“真实的过去”转移到“记住的过去”，不仅增加了历史认识的深度，而且扩大了历史认识的广度。
一方面，研究大众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可以使人们认识到“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之间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历史关系。因为人们在口述回忆中所陈述的历史事件似乎只是“往事的再现”，但是口述者所流露出的情感或愿望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人们的情绪，也可以或多或少地反映人们对现实社会所持的态度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梦想。换句话说，口述者在口述回忆中为自己所树立的形象，既可以揭示过去，也可以揭示现实；既可以揭示已经发生的事情，也可以揭示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历史是现实的前身，而现实则是历史的延伸，而口述者本人既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口述回忆离历史事实越远，它所包含的口述者的现实态度的成份就越多。口述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同一历史事件的描述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恰恰体现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之间的某种历史继承关系。
另一方面，研究大众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可以打破个性与共性之间静止不动的对立关系。由于生活在同一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甚至精神交往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似之处，因而口述者在口述回忆中所暴露出来的个性并不是绝对的个性，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口述者所生存的那个社会阶层乃至整个阶级中人们所共有的性格。帕塞里尼对30年代都灵工人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文化态度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然而，也正是由于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过多地关注于情感、意识、性格等一系列心理因素，因此，他们在解释口述史料时，有时也难免陷入困境。例如，帕塞里尼在口述采访中注意到了都灵女工中大部分都具有叛逆的文化性格，那么向现存的社会秩序挑战的个性为什么会在妇女身上表现得如此突出呢？帕塞里尼认为这是由这些妇女本身的性格决定的，因为她们在从事政治活动以外的任何活动中，也表现得十分倔强，这种性格是与生俱来的。他曾举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被访者卡罗兰纳(Caro Lina)5岁时在桌旁吃面包，遭到几只鸡的袭击，她没有躲闪，而是用面包刀刺死了其中的一只，其他几只鸡也吓跑了。
帕塞里尼用性格来解释性格，必然回答不了卡罗兰纳及其他都灵女工的性格到底是怎样形成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生活实践是认识主体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得以形成和实现的现实基础，是决定主、客体之间关系的根本因素。历史意识之所以能够反映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是因为它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的，而实践活动具有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个性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共性，是因为生活在同一共同体中的人们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相似之处。卡罗兰纳及其他都灵女工的叛逆性格是由她们的具体生活实践经历造成的，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根据卡罗兰纳的自我陈述，她在5岁之前就失去了母亲，她必须学会自我保护，她在自己短短的生活实践中逐渐体会到：靠躲闪是不能保护自己的，只有起来反抗才有出路。都灵女工之所以具有比男人更为明显的叛逆性格，是因为她们在社会生活中所承受的重压比男人又多了一层，也就是说，她们除了要在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下争取做人的权利以外，还要在以男性为核心的社会中争取做女人的权利。
由此可见，以重建大众历史意识为目的的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如果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只是单纯地吸收人类学、社会学或心理学的思想和方法，那么就根本无法摆脱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同时也无法打破这些学科之间的界限。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庞玉洁，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责任编辑】赵文洪
出处：世界历史199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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