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古典经济学奠基人杨小凯先生辞世
新兴古典经济学奠基人杨小凯先生辞世永远走不出的背影
本报记者 李磊 实习记者 梅洁 上海报道
杨小凯（1948－2004）
著名华裔经济学家，“新兴古典经济学”创始人。1948年出生于吉林敦化，1968
年，年仅20岁的杨小凯因发表《中国向何处去？》而入狱整整十年。1980年杨小凯直
接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到武汉大学讲
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1983年在著名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的推荐下，杨小凯赴
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杨小凯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
教，四年之后被聘为教授，曾任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
中心主任。
2004年7月7日，北京时间7时49分，一个传奇人物走完了他坎坷而又卓越的一
生。他就是被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赞誉
为“当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的杨小凯。在与晚期肺癌抗争了三年后，他生命的年
轮永远在第56环上停止了生长。
作为一个内地长大的华人学者，杨小凯被认为是“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
国内地经济学家”。他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开创出
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的崭新学派，成为一代经济学宗
师。
新兴古典经济学
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在继承了古典经
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同时，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同时
用以需求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经济学以供给为核心的分析。尽管在20世纪30－60
年代遭遇了“凯恩斯主义”的强力解构，但至今仍可谓西方经济学的主流。
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同时，在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国际贸
易理论、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城市化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几乎所有当代重要领域
进行了原创、新颖解释，并试图通过“分工和网络效果”全线贯通之。“消弭微观经
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包纳新古典经济学”，杨小凯可谓超级雄心。
无论如何，杨氏却不能亲眼见证这一刻的到来了。
去世前，杨小凯的学术职位包括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经
济系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
任。他的论文见诸于《美国经济评论》（AER）、《政治经济学杂志》（JPE）、《发
展经济学杂志》（JDE）、《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EBO）等国际一流经济学刊
物，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经济发展
与分工》、《分工和经济组织：一个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等。
他的著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审稿人评论为：“这是
一项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的研究，激动人心而又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
有能力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也是世上仅有的几个有能力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
一……在整个经济学面临剧变的时代，他处于这个剧变的最活跃部分。”布坎南也再
三表示，“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在莫纳什大学，就是以杨小凯为主的对分工的
分析。”
休克疗法设计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特别顾问杰弗里·萨克斯也早在20世纪90年
代初就开始了对杨小凯学术研究的关注。对中国、东欧和俄罗斯转轨的共同兴趣与交
叠共识，也促成了杨小凯1998－2000年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发展中心访问
（杰弗里·萨克斯时任该中心主任）。在杰弗里·萨克斯为杨小凯所著《发展经济
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所作的序言里（题为《杨小凯的贡献》），这位“世界发展
的大脑”表示，“作为序言的作者，还有杨小凯一直以来的同事和值得托付的朋友，
是我的幸运。”
在北京，杨小凯去世后第二天即7月8日9时30分，一个由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员和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员共同参加的悼念座谈会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
行。林毅夫、海闻、陈平、周其仁、宋国青、姚洋等中心教员，以及钱颖一、徐滇
庆、李稻葵、汤敏等著名经济学者共20多人在沉重而悲痛的气氛中对杨小凯进行了缅
怀。
座谈会的组织者之一，从1981年就开始与杨小凯相熟的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
教授徐滇庆告诉记者，尽管身在外地或因公务，茅于轼、吴敬链、樊纲和张维迎也都
在第一时间发来了唁电。“我7月7日晚上打了通电话，12个小时后那么多人都赶来
了，这实在说明了小凯在我们心中的地位。”
从后发优势到后发劣势
国内社会科学界乃至公共实务部门感受到杨小凯的超群思维力量，却是因为他和
林毅夫2002年开始的那场石破天惊的论争。论辩行进中，也就是杨小凯在国内精英阶
层中普遍性影响力的构建时。
这是一场关于中国发展前景的论争，被很多知识精英和政府高级官员定义为“改
革开放以来，就战略级别上的中国发展所进行的最具原创性洞见，也是最平衡锋芒和
理性精神的论辩”。
争论的开始是2002年4月，杨小凯在北京做了题为《后发劣势》的主题演讲。他原
创地指出，1）发展中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易而模仿发达国家制度难；2）发展中
国家总是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而不是制度；3）这种“路径依赖”可以使发展中
国家获得短期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并从而给长期发展
留下隐患，甚至使得长期发展变成不可能。由此他推导以为：后发国家不仅有后发优
势，后发劣势也是国家发展基因中的隐含信息。
论据部分，杨小凯从仍在暗涌不息的历史河流中采撷到了不胜枚举的案例对其论
点进行了实证。比如：1）法国为何在19世纪时落后于英国；2）苏联为何在上世纪三
四十年代经济发展迅猛而后来又急剧趋缓；3）日本为何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后来
的金融危机。
在与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合作的一篇题为《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的论文
中，他提出警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开放很成功，但由于没有进
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发展前景并不清晰明朗。他甚至预言，尽管俄罗斯震荡疗法
后的短期社会效果相较于中国的渐进式转轨而言好像是一个失败，但由于俄罗斯进行
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其将来发展会超越中国。
就在众人震惊、激赏之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对好友的观点
公开表示了“不苟同”，并洋洋洒洒行文万言写下《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
小凯教授商榷》，浑厚内力跃然纸上。
林文从理论和经验角度分别回击。其文以为，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
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
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
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
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
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
结果会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还将必然伴随各种制度扭曲即所谓
后发劣势。
林文最后结论认为，虽然不必先进行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能成功地发展经
济，但并不是一个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不必进行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的改
革。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实在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随后的几个月里，伴随着杨小凯和林毅夫接踵而至的多回合“内力公开大比
拼”，互联网络上、现实生活的学术沙龙、各式论坛里可谓“刀光剑影”。到后来，
没有人关心谁胜谁负，只是众人的心里，又多了两个尊敬的姓名。
在7月8日的悼念座谈会上，林毅夫对这场争论是这样说的，“公开的学术争论，
言辞难免有时相当尖刻，但是我们的友情并没有因为这些争论而受影响。前年暑期，
我的学生张鹏飞到莫纳什参加他举办的超边际分析夏令营之时，托他带了一封信，小
凯看了很高兴。过去他多次邀请我到莫纳什访问，这几年我也几次邀请他再度到中心
来讲学，如今病魔竟然已经夺他而去。”
永远走不出的背影
从2001年被诊断出肺癌晚期，至今已是三年。三年里，杨小凯的爱徒，现台湾中
原大学工商管理系的曲祉宁助理教授见证了全过程。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曲回忆说，就病理治疗而言基本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开
始是在澳大利亚接受化疗，服用IRESSA，然后经杰弗里·萨克斯介绍了多位在波士顿
的资深医师进行咨询；病情稳定了一段时间后出现反复，筹集资金飞赴洛杉矶尝试
GVAX疗法，后发现不合适进行该项实验性治疗；回到澳大利亚后，服用一江西抗癌土
方，效果也不明显，直到最后一次接受化疗。
曲还告诉记者，在杨小凯生命的最后三年里，作为旁观者，他没有在先生身上看
到灰色，有的只是乐观和奇迹。
墨尔本是个鸟语花香的城市，市域1／3都是森林，多次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合人居
的城市。杨小凯的住处就在莫纳什大学东北11公里一个晚近开发的社区里。确诊后，
他开始学习康德，并笃信基督教。他每天去离家不远的森林散步两次：早上是6：30出
发，8：30回来；下午3：30出发，5：30回来，这四个小时，是他主要的会客、辅导
学生和思考的时间。当身体条件允许的时候，他还会去爬山玩飞盘，有时还会去海滩
散步玩帆船。“他掌大帆，我掌小帆。”曲的声音有些哽咽。
记者了解到，就是这三年里，杨小凯建树依旧惊人：1）建立了递增报酬和经济组
织研究中心；2）催生了一份超边际分析的学术杂志；3）在美国、澳洲、中国内地和
台湾进行了六次短期课程；4）写作两本经济学教材；5）在湖南大学、复旦大学和台
湾大学进行多次讲演。
而出于纪录超边际分析方法历史发展的目的，曲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也为杨小凯做
一些录音整理工作。由此，他也得知了老师青年时期的坎坷经历：从1968（当时20
岁）到1978年，杨小凯受了整整十年牢狱之灾！艰苦劳改之余，他拜当时也关在牢里
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学习数学、英语和材料力学、流体力学和机械学。
“那种精神力，让人联想起小说里的基督山伯爵。”
1983年，已经平反的杨小凯受到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推
荐，赴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在这所以“美丽心灵”容纳了诺奖得主纳什的世界名校
里，杨如鱼得水———师从国际贸易顶尖高手迪克西特和格罗斯曼并于1988年获得博
士学位。随后，杨小凯只用四年时间就成为莫纳什大学的高级讲师。
曲告诉记者，尽管在文革中遭受了不公平待遇，但杨小凯极少向他人提及他的这
些早年遭遇。而徐滇庆则认为，安静并不表示忘却。“那个特殊的时代，这段特殊的
经历其实是每一个留洋的中国学者都永远走不出的背景———出去时我们已是成年
人，思维模式和现在出去的留学生区别很大，只能以各自的方式去理解西方经济学理
论。杨小凯遭灾最重，经历也最坎坷，批判精神也因而最彻底强健。”
春华秋实，时光荏苒。不经意间，杨小凯已经成为一代代中国经济后学走不出的
背影———无论我们意识得到，或者意识不到……
（相关报道，请见本报32版文章《杨小凯与新兴古典经济学之美》）
RE:新兴古典经济学奠基人杨小凯先生辞世
杨小凯与新兴古典经济学之美21世纪经济报道 2004-07-12 16:28:32
杨小凯 张永生合著
以杨小凯教授为主要代表人物而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其思想萌芽于中国本
土，其体系则形成于美利坚和澳洲大地，而今已成长为一颗枝繁叶茂的理论大树。
杨小凯与新兴古典经济学之美
张永生
新兴古典经济学将现代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尽收囊中，从而整合成一个新的经济学
主流学派。
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小凯“使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
然一体”。这句话点出了杨小凯教授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
同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兴古典经济学真可谓气薄云天。在新兴古典框架下，当
代向新古典经济学挑战的新思想，汇聚成了一条汹涌澎湃的主流经济学大河。关于新
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性区别，杨小凯在“再论新兴古典经济学——答
黄兆基”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述。我要顺便提及，茅于轼教授是最早对杨小凯教授经济
学贡献进行系统介绍的国内学者之一（见“从资源配置到分工理论，从价格到制度—
—介绍杨小凯的学术成就”一文，载于《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新古典分析框架的困境
新古典分析框架的一些缺陷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新古典框架下的迪克特－斯蒂
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77）、克鲁格曼（Krugman，1979）以及福济
塔－克鲁格曼（Fujita and Krugman，1995）等人的理论对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
的形成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但他们的理论却面临如下困境：第一，他们关于经济增
长等现象在厂商平均规模扩大时才能发生的预见与现实不符。在他们看来，厂商规模
之所以扩大，是因为存在无止境的规模经济，而厂商规模决不可能变小，因为这意味
着规模不经济。但是，OECD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以及中国的经验证据
（张永生，2000）却显示，厂商平均规模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总体呈倒U型
变化趋势。无疑，递增报酬现象是经济增长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情节，但正如阿伦·杨
格指出，递增报酬的实现机制是分工与专业化，规模经济是对分工与专业化经济的一
个错误描述。
第二，在他们的模型中，企业只是一个“黑箱”，企业为什么出现以及企业制度
本身的经济含义则不能被解释，对现代商业社会中种种有趣的“新发展现象”，如企
业规模变小、生产外包、合约出让、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特许连锁经营、贴牌
（OEM）生产、电子商务等等，则更是无从解释。他们的框架无法将企业制度内生，如
果要内生企业制度，则他们所有的结论都会随之改变；而如果没有先天就存在的企
业，他们模型中所有的故事又都不会发生。
第三，交易费用在他们模型中没有实质性的含义，企业规模扩大等现象皆不存在
交易成本。而经济学之所以在1970年代后解释力有了质的提高，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
度经济学家将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分析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杨小凯的贡献：新兴古典分析框架
能否在不改变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对这些理论进行修正，从而走出上述困境？琼
斯、达斯格普特等人和国家研究委员会（参见C.Jones，1995a，b，1996；
Dasgupta，1995；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86）的做法或许对我们有一
些启发。他们在发现否定R＆D等新内生增长模型的经验证据后，提出了在原有框架内
进行改进的方案。琼斯（C.Jones，1995），杨（Alwyn Young，1998）和西格斯托
姆（Segerstrom，1998）建议了几种方法来避免R＆D模型中的第V类（研究与开发投
入）规模效应。但是，琼斯自己也承认，“这种改进后的模型也是不完善的，因为它
又产生了人口（第I类）规模效应”。而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中如果缺少了规模效应，
则内生增长就不会再出现。这些经验研究表明，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并没有对经济增
长背后的驱动机制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Jones，1995a，pp.508－509）。新古典增
长理论将递增报酬归于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来源对它又是一个不解之谜。
如果仔细读过斯密的《国富论》、杨格1928年发表在The Economic Journal
上的“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以及斯蒂格勒1951年发表的“市场容量限制分工”等
经典文献，我们就能理解斯密－杨格定理的重要性。经济增长中的递增报酬并非来源
于规模经济，而是来自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专业化经济是一个比规模经济恰当得多
的概念。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人模型的缺陷在于分析框架，只有在分析
框架上进行改进，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其局限。不幸的是，规模经济的概念由于更接近
人们的直观，而且符合人们力图改造世界的决心，以致于误导了很多经济学家。如果
用专业化经济替代规模经济，就不需再求助漏洞百出的规模经济概念来产生递增报
酬。
可见，以斯密分工理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思想更能解释我们周围的经济现实。但
是，仅有分工理论还不够，斯密的分工理论中没有企业理论。如果我们不幸生活在一
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之中，那如何才能演进到一个以企业制度为特征的高度分工的现代
社会呢？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科斯就出现了。他说，分工不足以
产生企业，因为市场的功能就是组织分工；对风险的厌恶也不足以产生企业，因为保
险市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企业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节省交易费用。张五常则进
一步指出，企业的出现是因为劳动力交易费用低于产品交易费用的结果（1983）。但
是，科斯等人的交易费用理论中却没有直接的经济增长含义。而贯通斯密、杨格、科
斯和张五常等人理论的，则正是杨小凯等人。他们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
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费用，同时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
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从而彻底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上述缺陷。他们的模
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
新兴古典经济学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分析框架，此框架能将现代经济学的各个流派
尽收囊中，从而整合成一个新的经济学主流学派。同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兴古典分
析框架有如下特征。第一，它扬弃了新古典规模经济的概念，而用专业化经济来表征
生产条件。第二，它没有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而新古典框架则是纯消费者和
纯生产者绝然两分。第三，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具
有决定性的意义。
新兴古典分析框架的内核
在某种程度上，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其实就是一种“斯密－科斯”框架。这个分析
框架的内核，正是分工与专业化思想。但是，马歇尔却不能用数学模型研究分工问
题。因为在1950年代以前，处理古典分工与专业化概念的数学方法还没有发明。马歇
尔于是做了一个非常不现实的假定，即社会分为两类人，一类是不事生产的纯消费
者；另一类是不做消费决策的纯生产者。每个人不能选择其专业化水平，每个消费者
必须从市场上购买一切产品，即分工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是外生给定的。每个厂商必须
在市场上卖出一切产品，厂商的存在也是外生给定的。于是，主流经济学研究的重
心，就从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框架下的资源分配问题（参见Yang＆
Ng，1993）。而斯密、杨格、斯蒂格勒、科斯、张五常、杨小凯等人，则代表一个不
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他们将分工等经济组织问题视为经济学之核心。
要将分工与专业化问题形式化，新古典边际分析不够用，我们要用到超边际分
析。超边际分析也并非天外来客。它既同边际分析有关，又不尽相同。贺学会和赵红
军的文章谈到超边际分析时，都以为其只包括两步，即首先对每个角点解进行边际分
析，求出其最优解；然后再进行总成本－收益分析，从中找出效用最大的角点解。但
是，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如果只有这两步，那么在马歇尔时代就完全可以做到。超
边际分析不只包括这两步，他们忽略了最为关键的第一步，即用文定理排除不可能为
最优的角点解。如果没有这第一步，则根本无从进行超边际分析。而且，对每个角点
解进行的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边际分析。
假设社会由两个人组成，每个人必需消费两种产品，即食物和衣服。每个人在每
种产品上有3个变量要选择：一是自给自足量；二是购买量；三是销售量。这样，两种
产品就有6个变量，每个变量可取正或零值。这在数学上是个6变量的2组合问题。因
此，在“两个人两种产品”的经济中，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的数量是。其中有63个
角点解和1个内点解。用公式表示就是。其中m是产品数，3表示每种产品有3种可能的
决策，1表示有1个内点解。如果有3种产品，那么可能的角点解数量就达，共有511个
可能的角点解和1个内点解。如果产品数量再继续增加，则可能的角点解就会变成一个
天文数目。
问题就出来了：如何才能从这63或511个甚至更多可能的角点解中找到最优解？这
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有2种产品，我们就要逐一计算63个角点解的最大值，然后进行总
收益－成本比较？在现实世界中，单个的决策者会根据他面临的特定限制条件来解决
这个非线性规划问题，但作为经济学家，关键是要将其纳入经济学形式化的分析体
系。马歇尔显然被这个问题难住了。
这个长期困扰经济学理论界的难题，被杨小凯成功地解决。1988年，他运用库
恩－塔克定理，排除了一些非优化的可能解，从而将最优解的范围大大缩小。假如存
在着专业化经济（意味着专业化生产比自给自足生产效率更高）和交易费用，则一个
人的最优决策决不会是同时购买和生产同一种商品，而且最多只卖一种商品，尽管他
可以生产几种商品。简单地说，我们将这称为文定理，因为文玫（Wen，1996）将这
一命题推广到了一般准凹效用函数的情形。文定理意味着，那些可能成为最优决策解
的数目，要比所有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少得多。目前，一个更强版本的文定理和第
一福利定理也已被姚顺天证明。这就为新兴古典经济学建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理论基
础。
有了文定理，我们就可以将最优解的范围大大缩小。比如2种产品有64个可能的角
点解和内点解的情况，如果用文定理排除，内点解和绝大多数角点解就永远不会是最
优。我们实际上只需考虑基于3种模式的3个角点解。第一种模式是，粮食和衣物两种
产品都自给自足，没有交易行为发生。第二种模式是，专业生产粮食，用卖粮食的钱
购买衣物。第三种模式是，专业生产衣物，用卖衣物的钱购买粮食。也就是说，一个
人进行决策时，只会选择这三种模式中的一种。
实际上，杨小凯为简便起见而在教材中称第二步为一个“给定角点解的边际分
析”，这可能会给读者带来一定程度的误导，因为第二步涉及到很多边际分析不适用
的角点解。他的本意是，如果你假定一个角点解中所有为零的变量都不在决策问题考
虑之列的话，则第二步看起来就象是边际分析。严格地说，边际分析只能运用到内点
解，而不能运用到角点解。但是，如果你假定一个角点解中所有为零的变量都不存在
的话，则一个角点解看起来就象是一个内点解。这样，对角点解的分析看起来就象是
边际分析。比如，自给自足模式角点解的6个变量是：2种产品的自给量为正，而2种产
品的购买量和售卖量各自为零（不加考虑）。这看起来就只是求最优自给量的边际分
析。对每个角点解的“边际分析”之后进行的对不同角点解进行总成本－收益分析并
不是一个创新，因为经济学家在1950年代就已经知道这一点。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角
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即使运用了非线性规划也是如此。但是，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不仅要用到非线性规划，而且内点解不可能是最优。角点解是
一个通例而不是例外。
贺学会和赵红军等人认为超边际分析的第二步只是单纯的边际分析，原因就在于
此。此外，他们之所以认为超边际分析只包括第二步和第三步，是因为杨小凯教科书
的模型中大多数是由“两个人－两种商品”组成的经济，第一步排除不可能为最优角
点解的过程并没有一一重复列出，书中的超边际分析大都是从第二步开始进行的，很
多读者不会注意到第一步。而恰恰是这第一步，才是超边际分析中的一个重大技术突
破。的确，如果依样画瓢对书中的模型进行求解，我们采用两步法就可以准确无误地
计算出超边际分析的结果。但是，如果你在一篇独立的论文中用两步法进行超边际分
析，审稿人就会这样问你：为什么不对每个角点解，而只对少数几个角点解进行“边
际分析”？两步法断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因此，完整的超边际分析应该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利用文定理排除那些不可
能为最优的角点解；第二步，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用“边际分析”求解，求出每一个
局部最优值；第三步，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
均衡最优解。可见，超边际分析脱胎于新古典的边际分析。但是，它的威力要远远大
于边际分析。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2001年4月起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从
事博士后研究。曾与杨小凯教授合著《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
RE:新兴古典经济学奠基人杨小凯先生辞世
杨小凯先生千古！！！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