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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食节－－经典演绎中国古代浪漫主义寒食节，距今已有2640多年的历史，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人命节的节日，早于以端午节纪念屈原200年左右。据《后汉书·周举传》记载：“太原一郡，旧俗以介之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诸如此类历史典籍记载俯拾皆是。这里说到的介之推和寒食节的关系，民间传说和典籍记载为：
春秋时期，晋献公晚年宠信骊姬，骊姬为使自己的儿子当上晋国的君王，先设计害死长公子申，又计划将献公次子重耳陷害。重耳得到消息后，就与几名亲信逃亡国外。在逃亡途中，有的人因为无法忍受逃亡的艰苦，而离弃了重耳，有的人则偷走了他的财物、辎重，致使重耳后来因饥饿而昏死在荒野，左右从属无奈之际，有大夫介之推手捧肉汤喂入重耳口中。重耳苏醒后，疑问介之推：“这荒野之外，连粮食都没有，您又从哪里找来这鲜美的肉汤？”这时重耳从属中有人发现介之推大腿上血迹殷殷，惊呼而起，原来重耳所饮肉汤是介之推将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来熬制而成的。后来，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返回晋国称王，号晋文公。晋文公对曾经追随他逃亡、复国的人们给予封赏，有的曾经抛弃、要挟他的从属同样给予了封赐。但是“未尽行赏，周襄王以第带难出居郑地，来告急晋。晋初定，欲发兵，恐他乱起。是以赏从亡，未至介子推，推亦不言禄，禄亦不及。推曰：‘献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曰是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西汉司马迁《史记》）于是介之推便携母至山西介休绵山隐居。后有介之推邻人解张为介之推鸣不平，写《龙蛇歌》悬于宫门：“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返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号死于中野。”（西汉刘向《说苑》）“文公闻之曰：‘嘻，此必介之推也。迁舍变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之推者，爵上卿，田百万。’”（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但是介之推母子归隐心定，无论晋文公如何呼唤都不肯出山受封，文公无奈三面放火烧山，欲逼其偕母出山，但是赵衰、狐偃（随重耳逃亡的两名大臣）自知功不及介之推，暗中使人四面举火，终于将介之推母子烧死在绵山之上。“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以记吾过，且旌善人。”（西汉司马迁《史记》）寒食节也就在此时而设――“国人思介子死于火，因不忍举火，以清明前一日为寒食节，谓之禁火，亦曰禁烟。遇清明日插柳于门，招推之魂，至今犹然。”（清代余自明撰《古文释义新编》）今山西省介休市即为当年的介之推被焚之地，“介休”二字也就是介之推休安之所的意思。宋代绵山《回銮寺碑》记载：“当山有晋文公忠臣介之推……上有敕葬陵墓，……每节清明，大地禁火。”清代《介休县志》载：“冬至后百五日即有疾风骤雨，邑人为介之推断火一月……寒食之风实始此乡，旁郡县因而效之，竟成习尚。”介之推既被焚而亡，晋文公“抚木哀叹，遂以为屐。每怀从亡之功，辄俯视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称有自此始也。”（《东方逆·琐语》）
寒食节的设立，正是缘于这个动人的故事。不仅仅故事本身在被史学家、文学家历代记载、转载的过程中，赋予了作者本人根据其所处时代的特点的浪漫主义色彩，而且，寒食节在26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浪漫主义色彩愈加浓重，也恰恰因为如此，寒食节成为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一种浪漫主义的载体，使中国古代人民在这一节日，充分展示自身的浪漫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记载了中国古代人民在社会学、文学、政治等多方面极具价值的研究内容。
一、寒食节与中国古代社会
1、寒食节的变迁对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
寒食节原本是晋文公为纪念忠臣介之推而设立的节日，根据西晋孙楚《祭介之推文》说寒食节为每冬一月。《后汉书·周举传》也有同样的记载。但是到了南朝时期寒食禁火的时间，则从一个月缩短为三天。而至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的提法已经是“盖清明前一日是也。”寒食节的时间为什么越来越短？原因在于，最早时候的一月寒食，正是在每年隆冬季节，“老小不堪，岁多死者。”（《周举传》）但是，人们又视介之推为神仙（见西汉刘向《神仙传》），怕神灵不乐见火，所以“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周举传》）为此，三国魏武帝曹操、东晋后赵皇帝石勒、北魏孝文帝都颁发过禁烟令之类的措施，但是寒食禁烟的风俗却依旧在民间广为流传。人民既然不愿意放弃寒食节的风俗，官方只能采取其他措施来解决寒食节一月所导致的问题。主要的措施就是缩短寒食节的时间，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东汉时名重朝廷的尚书周举初在并州任刺史时，采用求神告庙之策，“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据《潞安府志》记载：周举移书介庙后，断火改为三日。《周举传》文中记道：移书介庙，断火三日，“使还温食，众惑稍解，风俗颇革。”
但是，尽管寒食节从一月，改为几日或一日，最终使寒食节顽强而具有生命力的延续下来的原因则是因为，寒食节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的融入到了春暖花开，气候温和的清明节气当中。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的人民心目中，寒食节是不可以被禁绝的，如果非要禁绝的话就在形式进行一定的改变，比如缩短时间或改变时节。这也正是中国人民族文化中常常体现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的处世哲学。寒食节和清明节气相融，最终寒食节也被称为清明节，唐宋时期寒食和清明在表述上并无既定的章法，但从有关的文献和历代文人墨客的作品中都可以得到证实，我们今天所说的清明节其实就是寒食节。如：清代《燕京岁时记》载：“清明即寒食。”宋代吴潜《满江红》词句：“柳带榆钱，又还是清明寒食。”宋代苏轼《寒食诗二首》名曰：“自我来黄州，已见三寒食。”另一首曰：“临皋亭中一危坐，三见清明改新火。”清初文学家屈大均《壬戌清明作》曰：“龙蛇四海归无所，寒食年年怆客心。”
到了隋唐时期，与清明节气相融的寒食节，已经演变成为一个非常盛大的节日，同时也受到皇家的默许。如果说汉魏时代寒食禁火主要在晋省，但隋唐以降，寒食节已经演变为国人拜扫之节。届时，民间要禁火，皇宫要禁烟，士庶要展墓，皇家要祭陵。为适应“四海皆寒食，千里赶上坟”之俗，全国上下要度休假日（唐代为“寒食假二日”或“给假拜墓”；宋代“休假七日”；金代“给假五日”；元代，拜墓假三百里以内十日，三百里以外“计远近给假”）。一些朝代律令中甚至规定寒食节为“不理刑名日”。由此不难看出，寒食节到了隋唐的时候确实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再也没有帝王、官府中人来对寒食节的风俗来加以阻止。至此，寒食节也逐步确立了“天下第一祭日”的地位。
至明清以后，寒食节的叫法逐渐被清明节的叫法所代替。但是其主要内容（祭介子、禁烟、展墓等）并未发生显著变化。这一点可以从明、清两代的许多诗词中得到证实。如，明代诗人朱日藩《清明扬州道中忆王端公》诗曰：“江花江草净春烟，北望空怀乘兴船。水国人家种杨柳，清明士女竞秋千。客厨未乞龙蛇火，旅食频催犬马年。……”；清代诗人祝德麟《绵上》诗曰：“从者二三子，亡人十九年。贪功臣亦缪，偕隐母真贤。忌板空残烧，清明尚禁烟。五蛇俱已空，无恙旧绵田。” 而民俗学者张君虽然认为：“唐代以降，寒食地位日趋式微，但是”纵观这两个节日的演变、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这么一条线索，那就是，寒食节式微的时候，清明节就从一个单纯农事节气上升为一个大的节日，这说明清明节的产生，是借用了寒食节的节期，寒食仅先于清明一两日，因而很自然地便被后者借用了。这种借用的文化基础是人们世世代代传承、积淀下来的对年节节期的稳定的习惯心理。除节期的借用外，清明节也借用了寒食节作为一个纪念性、祭祀性节日的内核，清明的祭祖扫墓之俗的深层结构无疑就是纪念和祭祀。”（中国湖北大学张君《神秘的节俗》）。
纵观寒食节的发展、起伏直至后来能够成为盛大的节日、“天下第一祭日”，原因在于中国古代人民对于介之推高风亮节的崇敬，渴望为官为宦之人都能够具有和介之推一样的高尚情操。这是中国古代人民常有的一种情感，说明在封建社会时期，人民对于清正开明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向往。同时，寒食节中加入祭祖展墓的活动后，完善成为一个至忠至孝意识、情操的载体――寒食节既要纪念忠臣介之推，又要祭拜自家祖先，以尽儿孙孝道。“忠”与“孝”在寒食节中的融合，使得将“忠”、“孝”作为立身、立国之本的中国古代人民有了形式上的表达方式，为忠孝思想在中华民族中的普遍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中国古代节俗与其他民族的古代节俗相比，有几个内容的表现是比较突出的，而敬神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介之推为神在春秋后逐渐被民间和官方认同，是使寒食节在改革派的改革中继续生存、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
2、寒食节的活动对中国古代社会活动的反映
自唐以后，寒食节的祭拜活动在传统的寒食、禁烟、插柳等活动中，逐步出现了祭祖、展墓的风俗，这一风俗的出现与中国自汉代以后形成的文化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自周代传承下来的将敬祭祖先、孝道父母视为立身行事的根本，在经过了孔子所谓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后，中国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汉代的“文景之治”。在此时期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治的政策，结束了中华民族从东周末年开始的百家争鸣――各种学术、政治主张呼声并举的时期，儒学中四维、八度的主张和对“忠”、“孝”思想、行为的着重强调逐渐成为主流的社会文化。这一重大的措施，在发展过程中至唐朝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盛世――“贞观之治”，使入学中的“忠”、“孝”思想和自周代以来的“孝道”思想完全深入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每个成员的意识形态当中。因此，在唐代最早出现了寒食节祭祖、展墓的活动，并非人们的凭空想像，而是与当时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有着紧密联系的，是中国古代的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运用文化的教导作用，来改善、调节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一个创造性举措。
因此，祭祖、展墓是寒食节中的重要活动之一。在唐朝以前，寒食清明展墓只是一种民间活动，因此被叫作“野祭”，只是由于世代相传，逐渐成为风俗，所涉及的地区相当辽阔。北方地区以顺天府为例，史载寒食清明日，这里“男女扫墓，担提尊酹，桥马后挂楮锭（纸活），灿灿然满道也。拜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南方地区苏州府《嘉定县志》载：“清明前两日谓之寒食，人有新亡者名新寒食……清明前后十余日，士女拈香，阗塞塘路，楼船野舫，充满溪河。附近村坊各以船载楮帛、鸣金、张帜，交纳庙内，堆积如山。名曰解钱粮……”寒食清明中华大地“千家皆展墓，九原飞纸钱”，“生身不忘宗，千里赶上坟。”
至唐朝开元二十年，唐玄宗从政治家、统治者的角度为给世人一个追贤思孝的机会，敕令“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从此，士庶人家展墓得到了礼经官文的支持，野祭也成为认同的拜扫之礼。此后不久，不少官家人君也随入士庶寒食展墓之列。如，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7年）三月即下诏文，让“常参官寒食拜基，在内听假月往返，他府州奏取进止。”不过，纵然是中国古代执政当局将寒食节纳入法定节日，也并不是全面促成寒食节成为一个盛大节日的重要条件。寒食节之所以在隋唐以后越来越隆重，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古代执政当局在认可了寒食节的存在、存在的意义的同时，更将寒食节设为法定假日，这就使中国古代的人们有充分的时间、精力来参与到寒食节中，并在发展的过程中丰富起寒食节的内容。有关记载如：《册府元龟》记载，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寒食假已满，因内鞠会（打球、踢球活动）未毕”，特赐百官再放假一天；宋代“休假七日”；金代“给假五日”；元代拜墓假三百里以内十日，三百里以外“计远近给假”。古代寒食节，人们在这一举国放假的日子中，挂“之推燕”于柳树之上，封火禁烟，吃寒食，以“束饭一盘，醴酪二盂，清泉甘水，充君之厨。”；乡里社长挨家挨户用鸡毛查拨各家灶灰，鸡毛稍有焦卷，说明这家没有禁火，则罚香纸钱。（宋代周密撰《癸辛杂识》）；家家户户“生身不忘宗，千里赶上坟”形成了：“人家展谒坟墓，舆步壶浆，络绎郊原，祭毕籍草衔环，递为酬劝，薄暮乃归。”，真实演绎着宋代张择端中《清明上河图》中的热闹场面；“采柳枝供家神。”（河北《宣化府志》）；“……，岁清明日，都人踏青。舆者，骑者、步者、游人以万计……”；“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柳里，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祀。”；“清明时节花开时，望之如雪，公安袁宏道称此为卉木三绝之一。花树时人多负几案，携酒看饮树下，暮则就宿于寺。”；寒食饮酒必不可少，唐代白居易有诗云：“此时无一盏，怎过艳阳天？”；“此节城市尤多斗鸡斗卵之戏。“并将画卵、雕卵于节日期间以礼品相赠。
寒食节的活动，并不仅仅限于以上所谈到的祭祀、展墓、踏青、赏花、饮酒、蹴鞠、秋千戏等活动。有这样几则史书故事可以使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人们在寒食节中并非哭哭啼啼，而是在祭祀、展墓的严肃过后，尽情活动：“老父姓贾，名昌，生七岁能解鸟语音。玄宗还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治鸡坊（养鸡场院）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机房。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训扰（调教）教饲。帝出游，见昌弄木鸡于运龙门道旁，召入为鸡坊小二。”这虽然是在记载贾昌被选为鸡坊小儿的经过，但是可以想像当年寒食节的斗鸡如何兴盛，难怪明代陈继儒《南都》云：“寒食斗鸡归去晚，院门新月印梨花。”还有拔河戏，不仅仅在民间盛行，而且在帝王宫中也非常隆重，“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清明节，帝幸梨园。命侍臣为拔河之戏。以大麻绳两头系十余小索，每索数人执之。。以挽六弱为输。时，七宰相，二驸马为东朋，三相五将为西朋。仆射韦巨源，少师唐休因年老，随而踣（扑倒），久不能起，帝以笑为乐。”
寒食节，顾名思义，在这一节日当中是要吃凉的食物的。寒食在发展过程同样经过了单一到丰富的过程。这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强烈地反映出古代中国人的浪漫主义情怀。寒食节中的寒食首推之推燕、子推蒸饼、蛇盘兔和青精饭
由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不难看出，当寒食节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与清明节气融合，被执政当局采取禁寒食不止，则适当引导的办法认可寒食节，并设为法定假日后，中国古代的人民有了充分的时间、精力来参与到祭拜和游艺当中，枯燥的农耕、书仕生活规律得以在寒食节时按照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内涵来度过有限的时光，浪漫主义式的生活方式也得以在现实中展示给世人。
3、中国古代特殊阶层在寒食节期间的社会活动。
寒食节的设立在与古代人民为纪念介之推的高风亮节，发展过程中寒食节丰富的内容所形成的习俗，已经被社会各个阶层所接受，敬鬼神、立孝道的传统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因此说，寒食节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上及帝王，中至将相官宦，下至士农工商。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寒食节中除皇家以外的一些特殊阶层在此期间的活动，更加体现出寒食节这一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社会活动，对中国古代的人们所具有的影响力。而中国古代的特殊社会阶层，则以他们的方式，通过行动反映出了寒食节的浪漫主义色彩在传承的过程，已经潜移默化地浸入中国古代社会各个阶层成员的意识当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他们在现实世界的一些行为和表现。
唐代唐宪宗时期，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因革新失败被贬到广西作永州司马，遇到寒食节不能回祖籍扫墓，写信给许孟容曰：“近世礼重拜扫，今已阙者四年。每遇寒食，则北向长号，以首顿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坟，马医夏畦之鬼，无不受子孙追养……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柳宗元为自己被贬在外，难以在寒食节这一天回到祖籍去展墓既遗憾、痛苦，又有深深地自责，认为“马医夏畦之鬼”都会受到子孙的追养，而自己的祖宗在这一天却难以受到柳宗元这子孙的拜扫。由此可见，在寒食节中祭祖、展墓、拜扫不仅对于庶民，而且对于像柳宗元一样的文豪、官宦也同样具有精神层面的影响。与柳宗元有者相似遭遇和感受的，是在宋代时期的另外一位文豪――苏轼。苏轼在被贬黄州体验着和柳宗元一样的感受，怀着和柳宗元同样的心情写下了《寒食诗二首》，其中一首中说：“自我来黄州，已见三寒食。……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另一首说：“临皋亭中一危坐，三见清明改新火。”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很容易想到自己的祖先如果没有得到子孙的祭祀，其于彼岸将是一件如何痛心的事情，而自己在这盛大节日时未出现在祭祀队列中，又是如何的不孝不肖，而这对于中国古代的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罪恶。
而且在唐宋之后，官家认同的寒食拜扫礼节即宗庙祭奠已是恒式成例。此后的金、元、明、清朝代在寒食节期间的祭祀都有专司官员经办。献果、宰牛、上烛、焚帛、读祝文等也都有成规。届时每遇行礼，“文武诸司遗官一员，而以亲王或驸马，都尉主祀。若天下无事，天子于清明日亦或一行……藩王有来朝者亦许拜谒……内外臣僚有事给过者必先拜谒，否则有罪。”可以看出，宋代以后中国在几个少数民族（明代除外）统治的时期，寒食节不仅仅没有被汉族以外民族所以禁绝，而且在那时候寒食节甚至称为了一项神圣不可乱的节日，内外臣僚有事情要汇报的时候，在这一天如不先行拜谒的话，就要吃上罪罚。同时，“藩王有来朝者亦许拜谒”似乎是一种莫大的恩典。不难看出，寒食节的民族文化内涵以其根植于汉族人民的精神当中的牢固难移，迫使少数民族的执政者也必须对寒食节采取肯定的态度，同时，无论是少数民族统治者，还是藩王，遵守寒食节的祭拜规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融合、调节汉族与本族之间关系、朝廷与藩邦之间关系的重要措施。
据《山东通志》记载，曲阜有孔林，为孔子先师墓，此地受天至精，历代规定一年两祀，即春天寒食节、冬季十月朔日（初一）祭奉孔子。河南汝州郏县西三十里有三苏祠，传说为宋代大文豪苏轼与其子（皆文定公）葬地，每逢寒食清明节，这里的守官和乡众都要来拜扫。另据《文潞公家庙碑记》记载，宋代时文潞公（文彦博）、司马光一类朝廷宰辅重臣，在外立家庙，原籍有宗墓，每逢寒食节，家庙与宗墓都要行祭祀之礼。
明代都穆《南濠诗话》记载：元代僧人圆至，本人工于古文，诗尤清婉。其《寒食》诗云：“月暗花明掩竹房，轻寒脉脉透衣裳。清明院落无灯火，独绕迥廊体夜香。”由此诗我们不仅仅可以看到寒食节禁烟的风俗不仅仅延续到了元代，而且连寺院里的和尚也会在寒食节这一天禁烟。由此可见，虽然当时蒙古族统治中国，但是寒食节的风俗却非常盛行，在当时相对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寒食节依然是一个非常神圣、隆重的节日，其生命力确实很顽强。
自明代起，寒食节举国上下的祭奠又增加了祭厉坛的内容，从而使寒食节的祭祀活动又有所丰富，同时寒食节的浪漫主义色彩也进一步浓重。据《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各府州县及乡都立坛行三祭厉。每岁清明节、秋七月十五、冬十月初一祭无祀鬼神。其坛设于城市北郊，府州各郡厉，县各邑厉。祭物牲用羊三、、饭米三石。香烛、酒纸随用。乡厉凡各乡村每里一百户内立坛一所，祭无祀鬼神同时，也求祷民庶安康，畜蕃兴盛。其礼仪注为先期三日，主祭官要斋沐更衣，移牒城隍。到祭日将城隍神奉请于厉坛内，并让无祀鬼神名位奉陪左右两侧。《苏州府志》记载，每逢寒食清明前迎城隍出郭，“香花仪从，盛况络绎山塘，游人杂沓。”
二、寒食节与中国古代政治
寒食节无论是诞生还是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不能够说其延续的现实情况是纯粹的政治因素，但是寒食节的发展，或者说寒食节之所以能够在隋唐以后迅速发展成为天下第一祭日，当时的执政当局确实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不过，站在历史的长河之畔来看，古代中国执政当局之所以有这样的决策，并非是出于丰富人民精神文明为目的，期间社会现象和传统文化对广大人民思想、精神的熏陶，在发展过程中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说，寒食节不仅具有社会学的研究价值，同时也从社会发展的宏观状况下对政治主体形成了影响和作用，并且促成了其自身的质变。
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在于晋文公当年设立寒食节以缅怀纪念介之推，一方面不能够完全否认晋文公对介之推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古代中国很多功臣的下场莫不是在帝王获得最高权力之后，或被杀戮，或被贬放，尤其是在春秋战国中国处于诸侯割据的“礼崩乐坏”的时代，这种情况的发生是非常普遍的，故而依据此而揣测，晋文公当年设寒食节之举，实在是担心晋国初定，若传出自己背弃曾经的救命恩人，并且将其烧死的消息，对于自己和晋国都是大大的不利――民心涣散、朝廷失信将导致晋国再次陷入危机。基于这样的情况，晋文公设立寒食节的考虑应该是非常复杂的，也正因为此晋文公才会用很强有力的措施来推行寒食节，一方面以此告慰恩人介之推，一方面以此向晋国人民证明自己并非忘恩负义的君王，只是求贤心切而铸成大错。为此，晋文公为使自己的形象不受损害，自然会采用一些很政治化的手段来挽回自己的过失――寒食节家家禁火寒食，如果违反则要处罚，或者到介公庙卜卦，卜到吉，可燃用木炭，如卜到不吉，则宁让死也不让用火。（宋代周密《癸辛杂识》）这种政治化地处理个人感情或亲情的情况，不仅仅是晋文公的行为，中国自汉以后儒学逐渐称为国学，孔子受到了皇家的尊崇，因此皇家总会把自己的一名公主许配给孔子“大成衍圣公”的世袭子孙，一方面以表示皇家对孔子、儒学的尊崇，一方面以收罗天下读书人的心。
在这样复杂的个人感情和政治思想下设立的寒食节，被东汉桓谭谈到的时候，是抱有“……，隆冬不火食五日。虽病不敢触犯，王者宜应改易。”的意见。但是尽管桓谭这位当时著名的哲学家、经学家有这样的意见，寒食节“隆冬不火食五日”到后来不仅仅没有被“改”或“易”，却发展成了“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由此可见，在汉代尚未对寒食节从立法上来给予支持、肯定的情况下，寒食节从“五日”增加到“一月”，说明民间的百姓对于寒食节确实抱有很深厚的感情或者很深厚的信仰的。故而到了周举的作并州刺史的时候，看到当时的人们视介之推为神灵， “……。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的情况，从官方或者是从政人员的角度是这样折中的来处理这一问题的： “乃作吊书以置之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又有一说其文为：”春中寒食一月，老小不堪。今则三日而已。“
桓谭作为一名哲学家、经学家虽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是仅仅作为一名学者从事实上来看他并没有使寒食节的风俗革除，那么按照他的想法：“王者宜应改易。”汉末时期的曹操算是一名对寒食节改易的王者了。曹操曾经在一次北上太行山的时候，备尝冰雪溪谷之苦，其名作《苦太行》句曰“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催……”这次“苦寒行”中又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且北方冱寒之地，老少赢弱，将有不堪之患”，于是下“禁绝火令”，令文中规定：“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潞安府志·曹操禁绝火令》）。不过，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曹操的禁绝火令实际上并没有达到他的初衷，寒食节不但没有被禁止，反而在后来越来越繁荣起来。
另一位王者，东晋时的后赵皇帝石勒，曾于东晋成帝六年（即后赵建平三年，公元331年），下过与曹操类似的禁绝火令、禁寒食令，结果次年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冰雹起自西河介山，冰雹大如鸡子，平地三尺，行人禽兽死者万数。冰雹所到处，太原、乐平、武乡、赵郡等地千余里，树木摧折，禾稼荡然。于是石勒便问徐光下冰雹的原因，光曰：“去年帝不该禁寒食。帝乡之神介之推，历代为世人所尊，介山左右之田为晋文公祭结子推田，这一带百姓奉祀介子推，士民们愿寒食禁火可任其随便。帝纵不能让天下人心同尔。”于是，勒乃下诏书曰：“寒食既并州旧风，朕生起俗……之推历代攸尊，请普复寒食，更为植嘉木，立祠堂，给户奉祀。”（晋书·石勒传）。由此可以看到，石勒虽然也是一位具有开拓性的帝王，但是最终为了顺天应人，也只好放弃禁绝寒食节的命令。
再有如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二月，魏孝文帝也下令禁止国人停火寒食，他虽然不像曹操和石勒一样极左，下了内容为：“……除介山之邑听为寒食，其余禁断。”的诏文但是正是自南北朝以后，隋朝建立，寒食节却逐步呈现出了一个盛大节日的头角，时间逐渐于清明节气相融，内容逐渐丰富，被官方也越来越肯定、重视起来。
在这历史上三名极其具有改革意识和作风的帝王，为了领地百姓能够不在寒食节中继续寒食的改革失败的情况来看，统治者当时的目的是不希望自己的臣民在这一节日中有所损害，从而危急到自身政权和朝廷利益。于是采用了这样的措施，但是中国古训有云：“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人之天下。”他们所忽略的问题在于，尽管从政治、军事斗争和爱民的角度来说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们所忽略的是人民在精神方面的对榜样、信仰的需求，以及对传统文化影响得力潜意识接受，因此最终尽管有严厉的刑罚，却依旧没有能够达到初衷。
但是隋唐以降，寒食节隆冬禁火寒食所引发的问题，起初的时候依旧存在，同样作为帝王的他们也不希望自己的政权和子民们因隆冬禁火而导致的现实问题出现，不过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却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在发展中，帝王们逐步总结出来的经验：对于百姓中的社会问题，应采取“疏而不堵”的办法——这一办法和孔子的“循循善诱”之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对于传统礼仪、风俗采纳孔子及儒学“复周礼”的思想。针对寒食节的问题来说“疏而不堵”和“复周礼“，以唐玄宗将寒食节及其禁火、寒食、展墓（这一时期寒食节已经融入到了清明节气当中）等内容，纳入国家的五礼之中，将其内容加以丰富和规范。唐以后的历代帝王也都采取这样一种办法，通过立法来认可寒食节的存在意义、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同时，还通过立法执法等行为、措施来引导、教育人们一些不太合适的节日活动内容。来修正一些不太合适的节日内容。这样在政府作出一些让步，又有所坚持的情况下，作为只想保留自己的节日和精神信仰需求的百姓们自然就不会冒大不违而以身试法了。
再到后来，蒙古族、女真族、满族（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时候，由于寒食节的风俗已经完全成为当时士农工商生活中、习俗中、精神层面中的一种固有生活方式和需求，他们也只好像石勒及隋唐以后的帝王们一样顺天应人。同时， 这些少数民族中聪明的统治者们意识到，占有其子民多数量的汉族人，是需要他们这些“外族”人去积极征服（武力征服和精神征服）和改善关系的，因此对于汉族人特别看重的一些事物，如寒食节，所给予的重视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前朝，比如，元代在寒食节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措施，即每岁寒食节，三百里以内的放假十天，三百里以外的“计远近给假”。
由这些丰富的历史事件所展示出的寒食节“风波”，可以看出寒食节虽然在发展过程中成为一个民间社会活动，但其本身被晋文公所赋予的一些负面效应，对古代中国统治者的统治形成了一定的危机，但是聪明的古代帝王们在充分总结经验教训之后，充分把握了古代中国人民的心态，以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顺天应人”思想为核心，采取“疏而不堵”的方式，最终非常成功的通过种种政策、措施、立法消除了一个被广大人民固执的社会活动所可能导致的统治危机的因素。并且在此基础上，巧妙引导人民的思想、行为，成功的使寒食节的活动服务于统治阶层对人民的精神、思想的统治——使古代中国人民，在行为和思想的特点上，深深烙有“忠”、“孝”的思想和观念，充分体现了《大学》中所说的：“欲平天下者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家，欲齐家者必先修身，……”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安邦定国、修身处世的思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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