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藏山经》成书探讨
《五藏山经》成书探讨《五藏山经》结构严谨，五经26篇448条目的格式划一。可见编纂此书有一个“写作班底”，最后还有类似今日的“统稿”之类的工作程序，由一二人定稿。
西周末年，《西山经》四篇，《北山经》的次三经和《中山经》的首经至次七经，次十经等8篇，总共13篇都以调查记录的形式整理成简，但只是一种王官版籍资料而已。平王东迁洛邑，周王权逐渐衰弱。不过，春秋时周王尚有一定权威，各大国只能以伯主身份称雄诸侯；即使如此，也得以“尊王攘夷”为旗号。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等既成事实还须表面上征求周王的认可。东周时，周王还有一定的直接管辖范围。春秋前期周王直辖区尚有“方六百里” (《史记·秦本纪》)。大概包括今河南的洛阳、原阳、洛源、修武、巩县、嵩县、登封、新安、宜阳、偃师等地。失去了统治天下的大宗伯等在内的整套王官机构，为了维护表面上的权威，也为了得到某些方面的心理补偿，东周王室必须继承西周法制。山川祭祀和名物调查是西周法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受到王室的重视。一方面，司徒、宗伯属下有关官吏在周王直辖区内继续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山川名物调查，按时祭祀山川，而且由于疆土狭小或精力反多，这些调查活动进行得更为仔细；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周王直辖区以外的地方，则主要是通过整理加工原来的调查记录以完成其所谓“普天之下”山川名物调查之使命。经过长期的摸索，《山经》这种叙事体裁终于脱颖而出。
公元前367年，周分裂为东西二周，东周公居巩（今河南巩县西南），西周公居河南（今河南洛阳），西周君（西周武公）“犇秦……又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后七岁，秦庄襄王灭东周”(《史记·秦本纪》集解)，必然掠得周人图籍带回咸阳，上述篇幅的《山经》原始资料当也在其中。
《北山经》的次二经，《东山经》的首经、次三经、次四经，《中山经》的次八经，次十一经，次十二经，是赵齐燕楚等大国的调查记录。这些资料当存于诸国都城的王室藏书处所。《中次九经》可能是战国后期秦灭巴蜀后秦人的调查记录，也当存于秦国王都。《东次二经》是秦初置闽中郡后的调查记录。秦灭六国后，《五藏山经》中的除《南山经》，《北山经》首经以外的部分均已成为新建秦朝的皇家典藏。由于这些简册既非儒家典籍，也不是涉及政治主张的诸子著述，或者因为内中还有秦人作品，故而免遭焚书之祸。秦末，刘邦率军攻入咸阳，萧何得秦图书。《隋书·经籍志》又称“后又得《山海经》”。尽管这一记载未见《史记》《汉书》等正史，恐有附会之嫌。不过，根据刘向、刘歆父子主持中秘校书得《山海经》诸简的情况进行分析，可以断定《五藏山经》主要篇幅的简册由秦秘阁转至汉秘阁是可能的。
西汉初年，国家忙于经济恢复，休养生息，《山经》主要篇幅的简册可能藏于秘阁鲜为人知。武帝时，司马迁为了收集资料，广采诸书见到过此书，所以才有“余不敢言”的评说。与太史公同时代的董仲舒、东方朔等朝官也有机会接触此书。武帝年间开疆拓土，随后在全国遍设祠官，广及五岭南北和北方旷原，又确立五岳祭祀制度，五岭南北和北方旷原的官祠调查可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西汉朝廷主管祠祭的机构可能是《五藏山经》编定工作的组织者。它们或有意复古尊尚，或有意渲染祠祭遍全国之功，乃主持编定这一周秦古籍。为了南北、东西篇数对称，《北山经》以“国朝之作”为首经而将古本编为二篇，同时对全经文字作了加工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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