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潇贺古道就是秦建“新道”及其与富川经济、文化的联系
:)试论潇贺古道就是秦建“新道”及其与富川经济、文化的联系－－唐玉文
潇贺古道自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建成以来，曾被西汉王朝修整为楚粤通衢，明清时代又被更名为富川驿道，成为从湖南永州（零陵）抵达广东广信（封开）、贯穿冯乘、古富川的交通运输大动脉，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两广特别是桂东地区的开发，发展经济使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也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促进作用。现在，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活动的深入开展，潇贺古道的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也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本文试图从客观的历史角度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论法的方式，对潇贺古道确是秦代修建的“新道”及其与富川经济、文化的联系作一个抛砖引玉式的探讨和论证，求教于方家，以期获得启迪和教益，望不吝赐教为盼。
一、富川的历史沿革和潇贺古道的修建
1、富川的历史沿革
据史志记载，富川地区在夏商周三代为荆州南越之域，春秋战国为楚地，三国时归吴国，两晋南北朝时属湘州，唐宋以来归岭南西道、广南西路即后来的广西省。细而折之，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设置桂林、象、南海三郡，富川地区属南海郡地，居住在这儿的西瓯族，从此正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今富川瑶族自治县本属古富川、冯乘二县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分秦三郡为九郡（即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并折都庞岭南麓临贺银山地，始置富川县，以县内有富水而名之，隶苍梧郡，属交州，《汉书•地理志》记载，苍梧郡领十县，其七为冯乘，其八为富川。 疆域东与冯乘县（今湖南江华和广西富川的部分地域）为邻，西与荔浦县相接，北与谢沐县（今湖南江永）为界，南与临贺县（今贺州八步区）相靠，幅员广大，总面积约为5751平方公里，县治在今钟山县钟山镇。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分全国为十道，将冯乘县划入富川，升富川县为岭南西道桂管富州，元代之后又将富川撤州成县、隶贺州，属广西等处行中书省（即今广西省），沿垄至今。富川的县治曾在过矮石、富阳古明城和钟山镇，直到1961年7月1日富川与钟山分县之后，县政府所在地便设在富阳镇直到现在。
2、潇贺古道的修建
潇贺古道又名秦建“新道”,其雏形秦“古道”最初建成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冬。富川于春秋战国时属楚地,为楚越之交境,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是时秦皇朝派猛将尉屠睢帅师五十万大军兵分五路南征西瓯岭南，其中一军（中军）从古九疑之塞即今萌渚岭（亦称临贺岭、姑婆山）挥戈南下，东接连州、北连道州、从永州、谢沐、冯乘、富川、临贺、封阳、广信直达海南（今佛山）、广州。此军在岭南与西瓯族人相持三年多以后，借助岭口古道（即潇贺古道）向南推进，很快击败了西瓯人的反抗，占领了整个西瓯，并将岭南化分为三郡：桂林、象（今南宁）、南海（今佛山），富川（冯乘）属南海郡，据说至今在南海、佛山还有记录这一史实的谱志和碑刻。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即其统一岭南后的第二年，赢政为了便于对岭南三郡的辖制和管理，便在岭南古道的基地上，扩修了一条自秦国都咸阳到广州的水陆相连的秦代“新道”——潇贺古道，并与其海上丝绸之路相接。据考证，秦尉屠睢督修从道州到封阳、广信的这段水陆古道，历时两年，动用湘、桂、粤三地戍民四十多万人，其中因病、饿、工伤、杀伐有二十万多人遗尸工地。由此可见修建古道的凶险和艰难。
对潇贺古道的描述，《晋书•地理下》说：“自北徂南，入城之道，必由岭峤”。宋人周去非在《岭南代答》卷一《地理门》中说：入岭南之途有五，“自道（道州）入广西之贺（临贺）四也”。说明道州至贺州的这条古道属于五道中的第四条。清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书方舆纪要》卷八十一中，说秦末尉佗如不在桂岭拒防，其后果必然是，北兵“从道州而风驰富川、临贺之郡，则西粤之藩篱尽决矣”，文中说明了这条“新道”的具体走向是“道州—富川—临贺新道”。它是在楚越岭口。“古道”的基础上扩筑而成，是一条水陆兼程，以水路为主的秦通“新道”。它由湖南道县的双屋凉亭、麦山洞入江永县的锦江、岩口塘至广西富川的麦岭、青山口、黄龙（富阳）、古城。陆程全长为170多公里，经过三十多个村寨和城镇。路宽1米至1.5米不等。多为鹅卵石和碎角石铺成，也有用青石块铺垫而成的，它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蜿蜒曲迴于巍峨的西岭山脉丘陵之间，北连潇水、湘水和长江，南结临水（富江），封水（贺江）和西江，使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通过“新道”紧密相连，成为海陆丝绸之路的主体，为楚越交流拓展了通途，开了湘粤桂交通的历史新纪元。另外，由于这条古道连潇水达贺州，所以人们将之命名为“潇贺古道”。
二、潇贺古道确是秦建“新道”
关于潇贺古道的修建年代,说它是秦建“新道”,不少专家、学者都已认可,只是缺乏令人信服的史证。其实这些史证、新证如明珠般闪烁、散落于浩瀚的史志及现代专家的文、著之中,尚未被人找到和发现。今年以来,笔者为了响应上级部门宣传、研究潇贺古道的号召,查阅了大量的史志和今人著作,亦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下面我就潇贺古道确是秦建“新道”论证如下；
(一)、潇贺古道确是秦建“新道”的佐证
1、宋人范之晔编《秦史拾遗》(商务印刷馆民国二十八年版26页)说秦有“道于潇永临封,为秦蔚屠睢督帅征骆越所辟也。”这里的“潇”即潇水,“永”即永州,就是现在的湖南零陵,“临”即临水,就是现在的富江,“封”即封水,就是现在的贺江。范之晔的这句话,不但指明了潇贺古道的走向,而且还说明了它为谁所辟(修建),因何而辟等问题。,后人将该道称为“潇贺古道”,会不会有其中的原因呢？
2、宋人周去非在《岭南代答》卷一《地理门》中说：入岭南之途有五,“自道(道州)入广西之贺(临贺)四也”。它不但说明了道州至贺州的这条“潇贺古道”属于五道中的第四条,而且还可以与同朝人范之晔的话相印证。
3、《富川瑶族自治县概况》(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166页)的《秦通“道州—富川—临贺”新道》一节,更是对潇贺古道的修建、走向、名称的来源及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及意义作了详细的论证和说明,笔者在这儿就不再详加引用和评述了。
4、广东著名学者陈乃良先生在《潇贺沟通越五岭——漫话“封中”之二》(见《羊城晚报》1998年2月25日报)一文中写道：“广西富川县有心人王国政,花了廿年时间,用两条腿跑遍湘南与粤桂边界,历尽艰险,弄清秦修‘新道’的位置,澄清过去的误载,写成论文发表,于是《富川瑶族自治县县志》采纳了他的论点,记载如下：‘新道’起于湖南道县双屋凉亭,经江永县进入富川境内,经麦岭、青山口、黄龙至古城止。陆路全程为170公里,境内约65公里。路宽1—1.5米,多为鹅卵石铺面,也有青石块铺成的。道路蜿蜒于萌渚岭、都庞岭山脉丘陵间,并联潇水、湘江,南结富江、贺江和西江,使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通过‘新道’紧密相连,为楚粤交往打开通道。”
5、富川著名学者、专家王国政先生为了证明潇贺古道是秦建“新道”,他除写文在报刊上发表、论证之外,还专门跑到秦朝都城西安秦始皇兵马俑管理处找专家要来秦朝“商鞅尺”,对潇贺古道与西安秦古道的路形、路宽、用石、车辙、设桥过水等方面进行测量、对比和考证,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终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潇贺古道就是秦建“新道”。
三、潇贺古道促进了富川经济的发展
潇贺古道及后来的楚粤通衢修通以前，冯乘、古富川地区交通闭塞，人烟稀少，房屋破陋，物产缺乏，加之山主、头人、官吏们惨无人道的盘剥和压榨，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煎熬之中。自从古道修通以后，中原的先进耕种、养殖工具、技术及优良的禽、畜、鱼、谷禾薯果类优良品种引进古富川地区，车舆、房屋、桥梁、道路等修建工艺也跟之传入，并与当地的民族建筑工艺相融汇，不但增加了农作物及禽畜鱼类的品种和产量，便利了集镇商贸交易，增加了当地民众的经济收入，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促进了当地与中原的经济交流，将古富川地区的经济发展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潇贺古道改善了当地民众的居住、生活条件。《古今图书集成》引用明万历《富川县志》称：瑶人的“居址屋舍，如鸟巢兽穴，其俗，啖血肉”。但到了明朝中叶，他们的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局面已经形成，特别是在清至民国时，平地瑶的“村落八九栉比而居，四面皆山”、“枕山面水”、“凿井而耕”，房舍比较集中，以砖墙瓦顶、三开间式为主，两开间的次之，三开间式住房一般有楼，以放粮谷物为主。楼下中间为正厅（正堂），都设有神龛。西侧分内外两层，里层为住房，外层为厨房，猪、牛栏、厕所一般在屋后园地里，这种住房格局沿袭至今。至于饮食，则从“啖血肉”转为以谷黍薯芋等淀粉粮食为主食，椒茄瓜豆及茎叶根果类蔬菜为主菜，并佐以羹汤茶酒为饮料的熟食餐饮习惯。
2、促进了当地的农林牧渔业的发展。《古今图书集成》引用明万历年的《富川县志》称，秦古道修建之前，瑶人“出入常佩短刀，负劲弩，淬药箭”。大抵至元代时，瑶族先民过着极其贫困艰苦的游耕生活。他们吃山过山，不蓄禽畜，狩猎捕鱼，不入编籍，不服瑶役，居无定所。秦古道建成之后，在南谪南迁的戍民的影响下，他们立村落，居家室，植谷黍，蓄禽畜，从明代初叶开始从山区逐渐走向平地，与其他民族比邻而居，联姻互助，加强交流。他们和汉族兄弟一起用辛勤的双手，披荆斩棘，刀耕火种，开辟富川的山区坡岭和平地荒野，将一片蛮荒之地创建成谷香果甜、牛羊成群、鱼虾肥而鸡鸭欢的米粮川。据清光绪版《富川县志》载：在“石山叠嶂，多伏流涌泉”的东山，瑶人“随地制宜”，修筑“井田”，“以利民瑶”；瑶人“所据丘林麓”，“多种棉花、豆麦、苧麻及烧灰炭以利市”，“通县屋宁、薪爨之资”皆由过山瑶的山区供给。足见当时瑶族对富川社会经济生活的贡献之大，古道的修建对当地农林牧渔业发展推动作用之重要。
3、提高了当地房屋、道路、桥梁等建筑工艺的技术水平。据明、清版《富川县志》载，元代之前，当地的住房简陋，形如鸟巢，当地的道路多为“兽踏畜蹄之径”，“崎岖险峻”，行人极难行走。桥梁多为“原木架设，或铺有杉松糙板或无”，颠簸晃动，陋桥下“浊流咆啸”，“险极”，人畜经过十分危险，“常有失足坠落者”。元代之后，当地居民在自己建筑工艺的基础上，吸取中原先进的建筑工艺，“建楼宇”，“通坦途”，“架亭桥”，完善并提高了自己的居住、交通环境。如秀水、福溪、风溪等古寨，一些房屋、街道、亭台楼阁的布局及建筑工艺，与杭州、桂林、西安的一些古民居的布局、建筑工艺同一；如回澜、青龙风雨桥，“皆为石砌、劵孔，砖墙、木结构，以石劵桥、桥亭和阁楼三者组合而成，并配以彩墨绘画艺术造型，乃是集我国北方的石劵桥、南方的亭、古远的阁，以及本地的廊桥四者造型的特点于一物的组合体。这产生了别具富川特色的新品种——石劵廊桥，在全国古建园林中是属于独特的”（见《古建园林技术》32期49页）。而这些北方建筑工艺及技术，也是以各种形式和途径从潇贺古道，楚粤通衢、富川驿道传入我县的。
4、促进了当地集市贸易的兴盛，便利了南北经济交流，发展了富川的经济建设。古道修通之前，富川只有一些“棉麻、谷黍、灰炭之利市”，“以物易物”“聚散匆匆”的简易集市，交易的货物十分粗陋缺乏，交易的范围也十分有限，潇贺古道及后来的楚粤道衢，富川驿道修成之后，富川“集市兴盛”，“交易物者增多”，圩日“人头攒动”，“叫卖不绝”、“金银钱币易之”。据谢沐关遗存的两块刻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修路碑中载：“此（指秦古道）是诚邃三湘，通西粤之要径。高车驷马之往来不知几许，山珍海错之经过何止千般”。“是以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能得其所欲”（见《史记•货值列传》）。从中原运往富川乃至岭南交易的货物有：“金、铁、田器、马、牛、羊（见《史记•南越列传》），从富川乃至岭南运往北方交易的有：“犀、象、玳瑁、珠玑、铜、银、果、布之类”（见《汉书•地理志》），富川“物茂人丰，市面繁华，税银得讫”（见清《富川县志》）。朝东秀水村还曾有人于明清时在美国人开办的公司中当过买办，建了“吉嘉孚”门楼(当地人称之为“吉美孚”门楼)，做洋务促进中外交流，在瑶乡外贸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潇贺古道对富川经济发展的推动、促进作用及所产生的积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了。
四、潇贺古道加快了富川文化发展的步伐
在发展富川民族经济的同时，作为连接中原与岭南的交通大动脉的潇贺古道，对富川乃至岭南地区的文化事业发展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秦古道修建之前，人们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文盲。没有自己的文字和文化，以绳结、豆粒记事记数；没有正统的曲艺戏剧，以劳动号子和山歌自娱；没有象样的乐器，巫婆师公以舞木剑、燃香作驱鬼跳神的道具骗钱害人，人们过着孤寂单调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蒙昧生活。秦古道修起来之后，中原文化随着经济的交流和人员的往来传入富川地区，《诗经》、楚韶音乐、咸宁戏剧、长安狮鼓、琴瑟、二胡等文化要件纷纷相继被引进至富川乃至岭南地区，在官府的倡导之下，人们读“关关睢鸠”，哼唱“宫商角徵羽”，弹琴鼓瑟，演奔月的嫦娥，射日的后羿，创办书院开学授教，调龙舞狮庆贺喜庆佳节，将原先单调枯躁的生活变得色彩纷呈，幸福快乐。随着书籍刊印社、书院私塾、玩字馆戏园、龙狮队及乐坊的创办和设立，富川地区的文化事业也随着古道交通的发达繁忙、经济商贸的兴盛而日趋发展与繁荣，形成了一种百业俱兴的欣欣向荣景象。
1、书院、书屋的创办是古道教育兴盛的标志。秦古道修建之前，富川没有学校，识字的人少之又少。秦始皇收服六国，统一江山，称帝华夏之后，实行“书同文、行同伦、车同轨、治同论”的专制体制，修通了潇贺古道，统一了文字，广开教育之门。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当地官府倡导，有识之士创办，好学之人入学，古道两旁一时兴起办学热，一些村镇纷纷创办书屋、书房和书院，使得全县书院林立，教师众多，学子成群，人才济济，涌现了各类书院、书房、书屋二十多个。其中成就较大且较有名气的有书房山书房、江东书院、富江书院、五源书院、恕堂书屋等几个。较有名的办学之人是：宋代毛基、清代朱德鉠、叶承立、蒋登云，较有名的教师是：阳朔举人莫炳贤、灌阳廩贡生蒋文檀，较有名的学子有：毛商之、毛彦章、唐谟、沈儒、林毓峰、萧晋荣、蒋选山、蒋世培、蒋体元等。从唐宋至明清，富川共有状元1人，进士27人，举人140人。
2、诗人、画家及他们著作的流传，使古道文坛奇葩绽放。古道修通以前，富川没有自己的诗人、画家及诗画作品。人们唱山歌，讲故事，以口头文学来交流思想、感情。潇贺古道修起之后，随着书院、书屋的创办，中原文化的传入，一大批诗人、画家、艺术家纷纷涌现，一大批诗、书、画作品也得以在县内外流传。比较有影响的诗人是：毛衷、林通、张祜、朱盛浓、林毓峰、孔亚青、延益齐；比较有名的诗作是：林毓峰的《螺峰诗集》、《孔亚青诗选》、朱盛浓的《知米石刻四题》、汪呈淑的《乙卯丙辰纪变》；比较有名的书画艺术家及作品是：宋御史周英纠的套铜刻子母印、清代周臣的人物画卷、蒋世昌的兰花、欧阳汉华的书法、周京画竹、何谓平的木刻浮雕；发行图书较有名的是广和堂、康文雅刻字印刷文具店；藏书最多的是县图书馆，它设在古明城的东门城楼上，藏书二万多册，较有名的藏书是《康熙字典》、《四库全书》、明清版《富川县志》、《广西通志》、《古今图书集成》等。
3、舞蹈、戏剧艺术的发展，使古道艺坛春色满园。古富川属蛮荒之地，潇贺古道修建之前，本地以师公舞、傩舞、《木头狮子》、《芦笙长鼓舞》、《土地唱本》自娱共乐。古道修建之后，一些戏剧、舞蹈艺人纷纷从湖南、江西、广东，本省的桂林、南宁一带来到富川，或办班或设馆收徒授艺，发展、繁荣了富川的舞蹈戏剧艺术。比较有名的艺人是：广东的胡师父、湖南的李师父教舞龙舞狮，平乐的李志荣教桂剧，本县的翟苟二、翟燕堂教祁剧，桂林的杨兴艺教彩调和渔鼓；比较有名的戏班、戏园、玩字馆是：老古城共乐轩、富阳镇天皇班的桂剧班，麦岭高桥、葛坡深坡街的调子班，城北金瑞园、老古城赛舞台的祁剧班，比较有名的剧目是：桂剧《杏元和番》、《珍珠塔》，彩调《三看亲》、《王三打鸟》、《假报喜》，祁剧《专诸刺僚》、《孟丽君》等。
4、宗教、寺庙文化的传入，使富川的古道文化百花盛开。据老人言，秦汉的潇贺古道、楚粤通衢修建之前，富川没什么有名的寺庙和神楼，唐宋之后，盘王庙、关公庙、文庙、观音庙及各姓始祖庙、各姓宗词纷纷建立，把中原的宗教文化传入富川，一些得道高僧、和尚到富川来诵经念佛、收徒度人。比较有名的寺庙是：福溪的百柱庙，富阳镇的文庙、慈云寺和三界庙、新华的盘古庙、富阳巩塘的钟师殿等，比较有名的高僧、和尚是：慈云寺的衍和僧、盘古庙的嘉德道人、文庙的智高和尚等。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潇贺古道确实是秦代修建的岭南“新道”，它以详实的史料和物证证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历,这是不容置疑的。它的修建,对发展、繁荣富川地区的经济、文化，曾起到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对今天秦古道及海陆丝绸之路的研究，也有着非常重要和积极的意义。如果把富川地区比喻成人的肢体，那潇贺古道便是与富川血肉相连的大动脉，它所注入的新鲜血液和青春活力使富川生机勃勃，百业俱兴。如果把富川比作是一片冬后的原野，那潇贺古道便是初春如约而至的一条送风送雨、滋润万物的河流，它使富川百花盛开，千芽齐吐，万叶竞绿，成为鸟语花香硕果累累的圣境。如果把潇贺古道比喻成一条闪光的红线，那富川的古寨古城、古桥古亭、古塔古寺、书院书屋、戏园戏馆，便是它串起的一只只珍珠，使富川成为古西瓯、岭南的璀灿瑰宝。潇贺古道，给了古富川（冯乘）新的生命，开创了富川文明、进化的新天地，翻开了古富川经济、文化发展史的新篇章！
古富川、冯乘的立县，为潇贺古道的修建创造了前提条件；而潇贺古道及后来的楚粤通衢、富川驿道的修建，又为富川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便利和保障。从经济、文化上来讲，潇贺古道对它们的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促进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富川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名村名镇、名桥名寺，之所以出了那么多的商贾贤达、状元、进士和举人，与潇贺古道这条贯穿中原和岭南的交通大动脉有极大的联系。古道不仅加强了商贾贸易，货物流通，而且也便利了人才来往，信息交流。一些外地客商到此做生意，搞活了集市贸易，财物流通，将富川的经济发展推上新的台阶。一些外地的秀才、举人沿古道到此任教，传授知识，开阔了当地人的视野，增长了当地人的见识。而县内的有识之士也沿古道外出求学、应试、入仕、经商，拓宽了他们成才、创业的途径，也加大了他们成功、取胜的概率和机会。潇贺古道促进富川乃至桂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兴盛，人才成长，社会进步，由此可以得到详实可信的例证和具体可考的史料。
参考书目：
《富川瑶族自治县概况》第二、第九章
《古今图书集成》
《富川县志》明万历、清乾隆、光绪版
《富川文史》第四、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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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广西《贺州日报》2004年4月27日报、9月7日报第3版。广西贺州市古道文化研究室编辑出版的《贺州古道文化论》第55——62页。
请各位行家多多指教——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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