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进入和研究方法
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
作者：李培林
版本信息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04
IBDN:ISBN 7-100-03950-9
定 价:定价：22.00元
书名的选择，并不是为了赶"终结"一词的时鬃，因为时下不少人在谈论"历史的终结"、"现代性的终结"等等。而我的研究恰恰是要说明，农民的终结并不等同于村落的终结。"城中村"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很普遍，也很特殊，在其他国家乡村城市化过程中比较少见，而且广州市在建设国际大都市的规划中，改造"城中村"是一个重点和难点，由此也引起一些社会冲突。村落的最后终结，不是一个轻松浪漫的过程，与农民的终结可能不是同一的过程。一是村落的终结和农民的终结不是完全同一的过程，不是非农化、工业化和户籍改革就能解决的，村落的终结更加艰难，更加漫长，一蹴而就的结果往往是造成社会的断裂;二是村落的终结必然伴随产权的变动和社会网络的重组，其间必然伴随着激烈的利益和价值冲突，需要建立一种超越"零和博弈"的新的合作和整合机制;三是村落组织的传统本土资源，并不完全是现代性的对立面，它也可以融入或被用来构建现代化的新传统，在所有被视为对立两极的中间，都存在连续谱的过渡和多样性;四是"城中村"在城市化过程中具有双重的功能;五是城中村的研究，为我们最终揭示从村落非农化到村落终结的变迁逻辑提供了可能。
目 录
村落进入和研究方法
土地崇拜和工商精神
无农的村落
村落边界和生活半径
村落单位制到村落公司制的转变
企业化的村落和内部市场
屋租市场和农民的理性
社会嵌人和产权残缺
非正式制度与村落社会网络
乡土人情和民间信用
村落权力的复制循环和更新继替
存在的和生成的社会分层结构
村落地下经济
村落终结的冲突与整合:迁坟与迁居
附录羊城村的故事
故事一:羊城村的原村民
家乡巨变
回村记
卖帆布的杂货店老板
对城中村改造很有看法的出租车司机
对村干部不满并留恋村落生活的村民
爱买彩票的技工
担心失去分红的村民
自认为生活水平属村落下层的村民
注重子女教育的村民
退休工人的一家
村落的家庭主妇
坐收房租的房东
开车跑运输的村民
卸任的前任村长
村里的卫生管理员
卖猪肉的个体户
村落屋租管理制度
租屋带来的治安问题
老年人眼里的村落福利
土地的使用和收益
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观念
麻将村的悲哀
禁毒整治
故事二:羊城村外来的小老板
广东梅县来的照相店老板娘
广东湛江来的肉菜店老板娘
广东潮州凤凰镇来的茶行老板
广东梅州兴宁来的餐馆老板
湖南未阳来的发廊老板
湖南安化来的炒货店老板
湖南衡阳来的发廊老板
湖南衡阳来的美容院老板
河南平顶山来的杂货店老板
河南洛阳来的发廊老板
四川乡下来的花店小老板
江西宁都来的士多小老板
故事三:羊城村租居的白领阶层
广东湛江来的公司财务总监
湖北来的公司销售主任
湖南来的餐馆经理
湖南来的软件程序员
湖南来的企业推销员
广东深圳来的晚报编辑
河南商丘来的电脑技术员
湖南衡阳来的兼职电脑教师
湖南来的中学行政主管
广东梅州来的网吧技术员
湖南来的企业会计和家庭保姆
广东梅州来的学生租客
故事四:羊城村租居的蓝领阶层
江西来的制衣工
湖南邵阳来的制衣妹
广西玉林来的搬家公司搬运工
四川松潘来的酒楼服务员
四川绵阳来的缝纫女工
重庆来的超市推销小姐
江西来的理发工
四川来的企管员
河南新乡来的商场服务员
湖南衡南县来的送煤气罐的人
湖南常德来的送报工
参考文献
后记
---------------------------------
村落进入和研究方法
李培林
从1985年到2001年，在这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村落的个数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940617个锐减到709257个。仅2001年一年，中国那些延续了数千年的村落，就减少了25458个，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人们原来以为，村落的终结与农民的终结是同一个过程，就是非农化、工业化或户籍制度的变更过程，但在现实中，村落作为一种生活制度和社会关系网络，其终结过程要比作为职业身份的农民的终结过程更加延迟和艰难，城市化并非仅仅是工业化的伴随曲，它展现出自身不同于工业化的发展轨迹。
“城中村”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和热门的话题，近20年来，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和城市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扩张，这种高速扩张似乎是引发产生“城中村”这种独特事物的直接原因。据统计，广州市共有139条“城中村”，以“条”而不是以“个”为单位来计算“城中村”的数量，表现出“城中村”融入城区的特点。
村落研究虽然进入调查对象比较容易，但也存在两个重大缺陷，就是类型比较上的困难和概括具有更广泛对话能力的类型上的困难。费孝通先生很早就意识到，村落研究中存在个案解释力的局限问题，他一直在探索乡村社区研究的现实类型比较方法，试图通过这种类型比较，走出村落个案的局限。为了走出这种局限，一些学者也在试图提炼某种村落比较的理想类型或象限图示。1988年，杜赞奇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1940 1942年在河北、山东主要是6个村庄的调查资料，写了《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 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杜赞奇在他的书中，画了一个当时国内学者还较少使用的村落分类象限图，横坐标是生活的富裕或贫穷，纵坐标是邻近城市、宗教社区或远离城市、宗族社区，调查的6个村庄，被分成4种理想类型，放在4个象限里。1990年，王汉生等人以农村工业化为背景，试图概括出村落变迁的解释模式。很难说王汉生等人这种构架村落理想类型的思路，受到杜赞奇的影响，因为当时多数中国学者还未看到杜赞奇的书，他们似乎更可能受到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提出的分析框架的影响，该书当时在中国颇为流行。贝尔以代表生产力的技术为横轴，以代表社会关系的财产关系为纵轴，构成一个十字坐标，技术横轴划分的是工业化程度，财产关系纵轴划分的是集体化程度，这样就出现了4种配合：工业资本主义的，工业集体主义的，前工业资本主义的和前工业集体主义的。贝尔认为，并不存在唯一的社会变迁解释构架，可以有不同的社会发展图式：如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或者前工业的、工业的和后工业的。随后，王晓毅也提出了一种很类似的村落理想类型的解释框架。李国庆在为一项百村调查课题设计村落类型划分方法时，把宗族权力强弱与行政权力强弱以及市场影响强弱与行政权力强弱作为两个象限图的坐标，划分出8种象限。这样，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似乎都考虑到了，象限图也变得更为复杂了，但与现实的距离似乎也更远了。
以不同观察维度的交叉来构成具有理想类型意义的分析框架，这比简单的横断面的现实类型比较似乎在理论上前进了一步，但象限图示的复杂化，也带来新的问题，它越来越成为无血无肉的干枯骨架。至少从目前来看，在利用象限图示的理想类型分析具体村落方面，还没有人比杜赞奇做的更为成功。有鉴于此，我思忖再三，在研究方法上想另辟蹊径，试图在研究中建立一种关于中国村落终结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想类型。但我所说的这种理想类型，不是哲学家塑造的抽象骨架，而是看起来有血有肉的东西，有些像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它来自生活，但无法还原为生活，是生活的提炼和综合。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老舍的《茶馆》、鲁迅的《祝福》、曹禺的《雷雨》、巴金的《家》、沈从文的《边城》......这都是提炼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想类型。我给自己塑造的这个村落类型起了一个学名，叫“羊城村”，代表珠江三角洲城郊地区进入终结过程的村落。
在写作的方法和分析的关注点上，我受到两本书的影响。一本是贝克夫妇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另一本是格兰诺维特和斯威德伯格1992年编的《经济生活的社会学》。该书作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似乎都集中在经济和社会之间，强调经济行动是一种社会行动，经济行动是嵌入社会境况的，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构成。这也成为我这本书的主要假设，我在书中所寻求的，就是经济生活的社会规则。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
城乡之间的“连续谱”
谢仲礼/文
农村现代化是国内外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20世纪90年代起，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村落城市化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成果。李培林的《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一书以深入浅出的叙事方式，从不同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城市变迁的故事，并以此为基础，从社会学、人类学角度对蓬勃发展的非农化、城市化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思考。
李培林从普通人点点滴滴的生活经历入手，针对珠江三角洲城郊村落进入终结的过程，实地调查广州40多个城中村400多个个案（作者遵循为受访者隐的原则，把这些村落虚拟为一个“羊城村”），讲述羊城村四种类型的居民的故事：（1）羊城村原村民的故事，如卸任的前任村长、坐收房租的房东、担心失去分红的村民等的平凡人生和生活期盼；（2）羊城村外来小老板的故事，如广东潮州凤凰镇来的茶行老板、河南平顶山来的杂货店老板等的喜怒哀乐和人生追求；（3）羊城村租居白领阶层的故事，如广东湛江来的公司财务总监、湖南来的餐厅经理、湖北来的公司销售主任等的人生理想和职场阅历；（4）羊城村租居蓝领阶层的故事，如四川绵阳来的缝纫女工、湖南常德来的送报工等的甜酸苦辣和就职经历。
城市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大，许多地方的做法是郊区农民分散拆迁安置，如北京的望京等。在这些地方，非农化和城市化基本上是同一过程。广州的情况比较特殊，那里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涌现大量乡镇企业（最早称为“社队企业”），开始了“非农化”过程，耕地越来越少，厂房越来越多。在城市空间规模扩大的同时，村民没有分散拆迁，村落依然完整，形成了独特的“城中村”现象。在城中村，虽然没有了耕地，传统的农舍也被单调的火柴盒似的楼房所替代，但是那里依然是未被城市化的“社区”：村落内部，虽然非农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但是人们在收入、生活、情感、社会交往、心理认同等许多方面依然对自己的“村落”有着强烈的依赖关系；在那里，土地崇拜与工商精神并存，传统乡土民情及非正式制度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村落权力的更新继替方式依然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村落边界（社会边界、文化边界、行政边界、自然边界、经济边界）出现了从边缘到核心、从经济边界开放到社会边界开放的分化过程，社会组织完成了由生产队制向村落单位制、并最终向村落公司制的转变……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李培林当然不能停留在讲述故事的层面，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种“超越经验社会学”的一般化分析模型。李培林认为，“羊城村”不仅仅是一个村落，它也是一个特殊的企业，是一种村落和企业合一的特殊的社会经济组织，是市场网络和企业组织之间的一种形态。这种形态深深地嵌入于村落社会网络之中。“羊城村”是村落城市化多样性的变异形态，正是这种特例可以修正一些“普遍规则”的内涵和边界。比如，关于中国村落的变迁和转型，在学界里常用“非农化”和“城市化”两个概念，许多研究者经常互相换用。事实上，“非农化”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它与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有关，与“离乡不离土”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有关；“非农化”是由于农民认为农业“无利可图”而走向非农产业，是农民的主动选择。“城市化”是一个国际通用概念。“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农民来说是外在的铁律，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城市化”是因为农民认为土地值钱，而将土地用做他用，逐渐放弃了农业，最后变得“无地可耕”。李培林指出，由农业“无利”而引导的“非农化”和农民“无地”而伴随的“城市化”，在现实中的确并非同一过程。在农村“非农化”中，“无利”是因，“非农化”是果；而在农村“城市化”中，“城市化”是因，“无地”是果。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学术界关于“非农化”和“城市化”的内涵和边界。
在传统社会变迁的研究中，学术界一直通用的是二元对立的分析方法，如“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的对立（梅因）、“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对立（涂尔干）、“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对立（滕尼斯）、“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立（韦伯）、“特殊价值”与“普遍价值”的对立（帕森斯）、“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对立（雷德菲尔德）等。在他们看来，从前者到后者的发展，是一种“结构的转型”。针对传统的二元对立分析框架，李培林提出了“连续谱”的概念。他指出，在我们已经习惯了的那些二元对立之间，事实上都存在着“连续谱”的真实世界，并非完全依赖于理想化的二元对立分析框架（如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私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等）就可以解释的。比如，在现实中我们会发现，企业的产权形式，从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私有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地方政府所有企业、国有民营企业、国家参股企业、国家控股企业、全资国有企业，一直到外商独资企业，是一个产权多样性的“连续谱”。根据“连续谱”观点，而不是“二元论”的主张，我们在看待变迁时，也不能采取由此及彼，或非此即彼的态度。
李培林发现，广州的城中村虽然早已实现了生产和职业的非农化、生活方式和户籍制度的城市化，村民的乡土观念和价值观念也开始动摇，但是，一个由血缘、地缘、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而成的村落乡土社会，其终结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远不是非农化、工业化和户籍制度改革就能完成的；一蹴而就往往会造成社会的断裂。村落的终结必然伴随着产权的变动、社会网络的重组以及利益和价值的冲突，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合作与整合机制；在村落的传统本土资源和现代化的新传统之间，存在着连续谱的过渡和多样性；城中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双重功能，它既是城市异质的边缘，也是农民工融入城市并转变为新市民的摇篮和跳板。
（《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 李培林著 商务印书馆2004年1月第1版 22.00元）
RE:村落进入和研究方法
李培林的大作，俺得找来消化消化：））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