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酒吧：全球化、消费主义与生活政治
上海酒吧：全球化、消费主义与生活政治包亚明
上海酒吧，特别是衡山路酒吧因为成功地演绎了“东方香榭丽舍”之梦，在短短的两、三年里已经成为了消费主义全方位地进驻日常生活的一个绝妙注脚。事实上，上海酒吧不仅成为了自由资本与国家权力结合的典范，而且也成为了各种力量的汇聚之处，一方面是对经济利益的执着追求，另一方面又是对文化意义的苦心构建，而“东方香榭丽舍”的称呼既表达了对于异国情调的缅怀与迷恋，又体现了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强烈愿望。不过，本文所要探讨的不是上海酒吧的高度消费主义这一简单的事实，而是这个事实的文化意义。
这是“飞地”上的一段旅程，起点与终点分别是两幢独立的小洋楼。当夜幕将临时，你步入前中央银行行长席德懿的私宅“席家花园”，在装饰老派的大厅或精巧雅致的包房用餐，墙上悬挂着三、四年代“十里洋场”的老照片，悄然地掀开了半个世纪以前的海上风情。走出“席家花园”，沿着一条僻静的小马路继续你的旅程，你会路过灯光昏暗的“豪士”德国酒吧的门廊，微弱的光线刚好照亮小黑板上用粉笔标出的德式自助餐的价码。然后，一个明亮的光团从泰国餐厅小巧的门洞里喷泻而出，门厅里的佛龛上摆放着一具神情怡然的佛像。接着你会路过名叫“Ali YY”的新疆餐厅，如果你在中午光顾的话，将会看到窗外草地上悠闲漫步的白鹅、山羊和白孔雀，不知道为什么这家餐厅的门牌号有着明显的涂改痕迹，最后，你终于抵达了旅途的终点，一家名叫Sasha's的英国酒吧兼餐厅。
我总是非常乐意地带领各种各样的朋友在夜色下重复这段旅程，引诱他们观看一幅“别有用心”拼贴的图景，帮助他们“吞咽”意义含糊不清的想象，当他们站在东平路九号Sasha's门口，回望一号“席家花园”时，我总能得意地宣称：沿着不足百米的旅程弥漫的想象并没有结束，而是即将进入高潮。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Sasha's的原因。
这段文字出自于一家试图以“白领”为读者对象的时尚杂志《上海文化》，是关于衡山路的支马路东平路的一段街景，是我描写Sasha's酒吧的文章中的一个片段。没想到杂志出版后不久，它就受到了东方广播电台的垂青，在一档午夜节目中以我意想不到的方式播出了。主持人在朗读了这段文字后，竟然意想天开地让听众打电话竞猜这究竟是上海的哪条马路，可惜我事先不知道节目竟会如此“精彩”，因而错过了亲耳聆听千奇百怪的答案的机会。
当初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本意，是想通过对于一系列风格迥异的消费空间的罗列，提醒人们注意编织这些空间的“看不见的手”及其产生的复杂的意义，我把这种编织看成是日常生活中的“写作”，也许这类“写作”的动机、效果与操作手法千差万别，充斥着各种偶然性或个人化的风格，但它们却共同创作了意义丰富的文本，“东方香榭丽舍”虽然只是纷繁复杂的意义表述中的一个名词，但却准确传达了这座城市对于异国情调难以割舍的迷恋。我们可以将那些充斥着异国情调的空间称为“飞地”，这一称呼在指称空间的同时，无疑也表达了时间的纬度，因为“飞地”常被用来指称上海租界。事实上，租界时期构筑的物理空间恰恰是构建“东方香榭丽舍”的历史资源。于是在短短的一段东平路上，我们同时领略到了新疆的边塞豪情、泰国的东南亚风情，德国简约浑厚的风格、英国清新内敛的韵致；同时跨越了三、四十年代的十里洋场与如今复兴的上海滩。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的空间在此互相叠加、互相介入、互相组合甚至互相抵触与冲撞，譬如英伦风情的Sasha's一度被传说为蒋介石、宋美龄的别墅而招来不少好奇的访客。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将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混杂排列称为“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他认为这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吉登斯不仅看到了全球化是政治与经济两种影响合力推动的进程，而且认为全球化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的力量对比的同时，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因而“全球化的内容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经济上的互相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时—空巨变”。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推论：上海酒吧这一消费空间之所以受到各种力量的青睐，正是因为它向全球化的文化想象敞开了意义的通道，时间和空间上的远距离的社会关系在此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所有在场的与不在场的因素都纠缠在一起。走在衡山路上，或者坐在衡山路上的酒吧里，你就等于走在了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上，就等于坐在了伦敦或欧洲随便某个地方的酒吧里？
当这种乐观情绪恣意蔓延的同时，我们显然还听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这种声音往往是由习惯于站在消费主义的对立面的知识分子群体发出的。陈思和教授在一篇关于酒吧的访谈中，提到O'Malley's酒吧留给他的印象是“很不真实”，而且“这种感觉是我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每次进入五星级宾馆、高级酒吧等繁华场所时，都会产生梦幻的印象。”不少学者都认为，标榜英伦风情或者爱尔兰情思的上海酒吧，其实都只是一个表演的舞台，而不是现实的空间，“一切都太过做作，有着过浓过重的人工布景的气息”，“氛围总带着那么一种刻意营造的痕迹”，显得“虚幻，飘渺”。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因为一切都太精致了，因而缺少了“生命的活力与血性”？那么，当这些消费空间简陋一点、粗糙一些，是不是会显得更逼真一些呢？更有利于我们品位异国情调、展开全球化想象呢？我们是否有理由推断：上海酒吧所代表的消费空间的真实程度，与其精致的程度、与其物质性的气味或氛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联系；换句话说，只要这类空间是在上海或者中国出现，它先天就是不真实的，而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全球化的经验也同样难逃虚假的指责。显然，上海酒吧所代表的空间，更多的指向了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说的“抽象空间”，而且这一消费空间还与其他社会空间相互交叠，并且与各种话语纠缠在一起。
遵循列斐伏尔的思路，我将不把上海酒吧看成是被动的地理环境、空洞的几何环境或同质的和完全客观的空间；而是将其视为工具性的、社会的产物。同时，上海酒吧这一特定空间的生产也将被比拟为特定种类的商品的生产。可以说，上海酒吧这一特定空间是消费行为的发源地，它既是一种先决条件，又是大众媒介和国家权力等社会关系的生成物。而这一空间的生产不能简约化为工业性的劳动过程，它是依赖于资本积累的抽象时空逻辑之上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化和理性化，也就是说，上海酒吧是在历史发展中生产的，又随着历史的演变而 重新结构和转化。
事实上，对于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已经成为了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而上海酒吧所高度凝聚的消费主义不只是整合了现存的空间，它还将休闲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工业伸进了其他的社会空间。因为空间带有消费主义的特征，所以空间把消费主义关系（如个人主义、商品化等）的形式投射到全部的日常生活之中。消费主义的逻辑成为了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成为了日常生活的逻辑。控制生产的群体也控制着空间的生产，并进而控制着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在衡山路上过往的行人、通过媒体获取上海酒吧信息的人们，都与这一消费空间发生了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而且其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离奇纷乱的想象和不切实际的判断。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空间，被消费主义所占据，被分段，被降为同质性，被分成碎片，成为了权力的活动中心。同时，消费主义也开启了“全球性空间”的生产的可能性，于是，对于差异性的普遍性压抑转化成了日常生活的社会基础。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异国情调的消费与全球化的经验，我们会发现问题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
上海酒吧无疑是一个高度消费主义的空间，消费性的选择在这一空间中扮演了某种极为中心的角色。在此，消费主义不仅仅是指简单的消费行为，而主要是指对酒吧空间里象征性物质的生产、分布、欲求、获得与使用。列斐伏尔倾向于用“引导性消费的官僚社会”来指称我们所处的时代，他认为在当代社会中，日常生活已不再是“主体性的”，因为已经不存在具有丰富的主体性可能，日常生活已经变成了“客体性的”，变成了社会组织的作用对象。日常生活的这一变迁正是通过消费来进行的。消费物品变成了记号物，充满了想象投射和意识形态，而在吞食性的消费活动中，人们的孤独感与厌倦感却在不断增加。
列斐伏尔的学生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沿着老师的思路对消费主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剖析，他在《物体系》一书中提到：“消费的对象，并非物质性的物品和产品：它们只是需要和满足的对象。我们过去只是在购买、拥有、享受、花费——然而那时我们并不是在‘消费’。原始的节庆、封建领主的浪费、19世纪布尔乔亚的奢华，都不是消费。……财富的数量和需要的满足，皆不足以定义消费的概念：它们只是一种事先的必要条件。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象和讯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功能的实质；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讯息，由这时开始，构成了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记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
鲍德里亚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指出了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它既被指涉又是缺席的，既被包括又被排除——在物品构成的系列中，自我消费的是关系的理念。因而，上海酒吧里的消费行为应该被看成是一种非物质性的实践，这种消费行为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和满足需求的“被动”程序，而是一种“主动”的关系模式，这不仅仅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也是人与集体、与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系统性的活动和全面性的回应，正是在这一消费之上，文化体系的整体才得以建立。
在这个意义上说，消费主义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消费空间成为了政治性的，而且个人消费行为中的认同等私人体验本身，也都变成了一种政治力量。吉登斯称之为“生活政治”，这是相对于解放政治而言的，因为它并不主要关涉为了使我们作出选择而使我们获得自由的那些条件，它只是一种选择的政治。
当生活方式本身成为政治时，上海酒吧及其空间的生产，无疑将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在过往的路人和普通市民眼里，上海酒吧是具体而实在的地理空间；在自由资本的眼里，上海酒吧是休闲工业的福地；在媒体的眼里，上海酒吧隐藏着挖掘不尽的故事；在国家权力的视野里，上海酒吧是欣欣向荣的文化新景观；在消费者的眼里，上海酒吧是释放压力的港湾；在猎奇者的眼里，上海酒吧是洋溢着异国情调的飞地，在怀旧者的眼里，上海酒吧是读不完的历史；在新人类的眼里，上海酒吧是生活的底色；在前卫作家的眼里，上海酒吧是欲望表演的舞台；在知识分子的眼里，上海酒吧是虚假的文化意象；同时，上海酒吧还是意义含混的公共领域，还是资本主义文化全球扩散的痕迹，还是需要警惕与批判的对象。不管上海酒吧是多少社会空间的重叠，也不管上海酒吧具有多少复杂的意义，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上海酒吧不是内涵前后连贯的“一个整体”，空间的生产与话语的生产相互叠加与渗透。因此，意义的探究不仅艰辛困苦，而且布满陷阱。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酒吧的复杂性无疑昭示着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原载《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作者在此文基础上与王宠图、朱生坚合著了《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相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转自清华人文日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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