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悼念邓迪斯教授
之二：邓迪斯访华期间在中国民研会讲演9005RE:悼念邓迪斯教授
之三：刘锡诚与邓迪斯夫妇在大观园RE:悼念邓迪斯教授
读其书，作为悼念的一种方式！RE:悼念邓迪斯教授
永远的邓迪斯户晓辉
2005年4月2日上午，我正在家中写作，同事邹明华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突然去世了！
邓迪斯在3月30日下午突然倒在了讲台上，以这样一个姿势定格，使世界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界永远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学者，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永远失去了一位倍受学生爱戴的名教授，也使我突然之间痛失了一位神交已久的良师益友。
作为邓迪斯的一个译者以及新版《中国大百科全书》“邓迪斯”条目的撰写者，我与他也算有一些学术“缘分”。邓迪斯之所以在数年前就吸引我的注意，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凡事都要问个究竟的研究精神，哪怕他给出的答案“错”了，但至少把民俗学或民间文学的深层意义问题提了出来；二是他那种学术研究无禁区的自由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1年，我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一个重点课题《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的跨文化对话》，正是以邓迪斯为个案对象，将重大问题突出出来，并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形成比较和对话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外民间文学研究相互隔膜的知识现状。在这个过程中，我把他的几篇文章翻译成中文，也萌生了为他编选并翻译一个文集的念头。恰好这时刘魁立先生打算主编一套“民间文化新经典译丛”，于是，我的这个想法就开始付诸实施了。我很快通过电子邮件和邓迪斯教授取得了联系。他在得知我的编选计划之后，对我选的篇目表示满意，热心地寄来了他补充的三篇文章以及几本新著，授权翻译和出版这本文集，还专门为这本书写了“序”。在此过程中，他还耐心地解答了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在邓迪斯教授的支持下，由我为他编选并翻译的一个文集《民俗解析》终于在今年1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当我把这本书封面的扫描图片发给邓迪斯教授之后，他非常欣赏该书的封面设计，愈发地说自己已经等不及了。我告诉他，出版社在2月初已经给他寄去了5本样书。他风趣而又有些迫不及待地说，“他们是用骡子运的还是通过海路寄的？”我起初以为他只是急于想看到这个中文选集的样子，就安慰他说，这些样书寄出已经一个多月，大概快到了，他又来信说，走海路可能会长达6个月呢，不过他表示自己会（无奈地？）耐心地等待。如今想来，莫非他已经对自己的“归期”早已有了某种预感，所以才这样迫不及待？想不到，这给邓迪斯和我都留下了一件无法弥补的憾事！值得让他欣慰的是，《民俗解析》终于在他生前进一步实现了他的“民俗学家的国际对话”的理想。邓迪斯从前的学生、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民俗学研究的约翰娜•雅各布森（Johanna Jacobsen）博士给我来信说，这本书的出版对邓迪斯来说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精神慰藉。
在当代研究界，邓迪斯大概是对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论述最多也颇有创新的一位学者，他在民间故事类型和形态学研究以及精神分析学研究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为了寻求对民间文学或民俗学材料的意义的理解和解释，邓迪斯把精神分析方法引入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研究，从而进一步把描述民俗学推向了解释民俗学的新阶段，使传统的确认和描述走向了深度分析和阐释的研究。在欧美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研究界，邓迪斯以精神分析方法的研究而著称，并引起褒贬不一的评价。邓迪斯对民间文学或民俗的精神分析学研究的确显得有些形单影只，或者独树一帜，所以，美国学者法恩（Gary Alan Fine）认为，邓迪斯是目前把精神分析研究作为中心理论参照点的惟一受过学术训练的出色民俗学家，“在真正的意义上，阿兰·邓迪斯就是精神分析的民俗学。”在这种情况下，邓迪斯仍然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运用精神分析方法研究了民间故事、童话、谚语、谄媚语、传说、民族性格（国民性）、体育运动、民间游戏等广泛领域。邓迪斯的这种“打破沙锅（纹）问到底”的研究精神以及“道之所在，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的学术追求精神，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也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在美国这样一个实用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方法盛行的国度里，邓迪斯对民俗或民间文学所做的精神分析研究有如此“遭遇”，并不奇怪。但我想，如果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个基本分野在于：自然科学面对的是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所说的“自然而然地由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即自然产物，而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们播种之后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文化产物，那么，人文科学的任务就是认识人类自己生产的文化产品的价值和意义，它的方法就应该是理解和诠释。对这种理解和诠释的判定标准应该是看其是否获得了正确的问题视域。邓迪斯对民俗和民间文学的精神分析阐释也应该在这样的视域中得到评价。
作为一个国际知名学者，邓迪斯与中国学术界有着不解之缘。1990年5月，他曾经来中国，在武汉、北京和上海等地进行学术交流。他编的《民俗研究》和《神圣的叙述》也分别以《世界民俗学》和《西方神话学论文选》为题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经过邓迪斯教授生前授权，《神圣的叙述》的修订译本也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今年，由他编的四卷本《民俗：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键概念》（Folklore：Critical Concept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刚刚由英国Routledge公司出版，这或许可以看作是邓迪斯为世界民俗学研究留下的最后一份遗产。他在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说，如果我看了他的这些新书有什么感想以及中国的报刊上对我翻译的那本《民俗解析》有什么评价，他很想知道。可惜的是，这些即使有，也来不及告诉他了。
我已经接近了“耳畔频闻故人去”的理智之年，再也不会像小时候那样觉得死亡是别人的事情，和自己没有关系了。邓迪斯的突然离世又一次提醒我们：向着死亡而存在是人命定的存在方式。死亡不是一个可能降临我们头上的事件，而是我们无法逾越的可能性。如今，邓迪斯已经跨过了他个人最后的可能性，但他在自己的身后，却为民俗学或民间文学研究留下了诸多的实际可能性。据说，邓迪斯在去年美国民俗学学会的年会上曾经为民俗学的衰落而痛哭流涕。我觉得，这其中除了他个人退休之后的失落感之外，更包含着他对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未来的切身忧虑。作为后继者，我们如何在自己最终的可能性到来之前将学者个人和我们学科的诸种实际的可能性开掘和展现出来，这是每位学者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作为有限存在者必须践行的生存任务。
我为邓迪斯“不得其时”的离去而黯然神伤，但又觉得他“死得其所”，因为他以这样一种最直观的死亡方式充分表明，他已经为国际民俗学研究奉献了自己辉煌的一生。正如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M.多尔森（Richard M.Dorson）30年前在给邓迪斯的《民俗分析文集》写的“序”中所说，邓迪斯首先是一个理论家，一个分析者，一个对民俗材料的意义做大胆思索的人。“一个学科的成功取决于它吸引的心灵的质量。在对阿兰·邓迪斯这位出色的演说家、教师和学者的吸引中，民俗学再次证明了自己的耐力。”
2005年4月于北京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6月23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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