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老辞别乡土中国
现转载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让我们共同缅怀这位令人敬仰的一代学术大师一生志在富民
费老辞别乡土中国
2005年04月26日 02:11:55
记者 万兴亚
本报北京4月25日电
费老走了，带着他一生志在富民的梦想。
大师离去，满怀着对乡土中国的眷恋。
费老走得很安详。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邱泽奇教授说：“我理解，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可逆转地走上了富强和崛起的征程，而这正是费老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就立志要研究和给出的‘药方’。”
邱教授是费孝通先生生前最后带的几个博士生之一。从1991年开始，邱教授就一直跟着费孝通在全国各地跑，八九十岁的费老惦记的还是如何帮助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邱泽奇教授说，费老的学术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两个阶段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是：志在富民。费老志在富民研究的起点就是农村研究，他的社会学名著《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巨著和长期的社会调查，印证着他一生都在关心中国农村和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关心农产品流通和农民增收问题，探索着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可行途径，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费老的志在富民研究是从他的家乡“江村”开始的。“江村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一个人多地少的农村地区，如何在保证农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农民还有富余的资金。也就是说，如何在农村找到一条小康之路。
1936年的夏天，费孝通到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然后启程赴英国留学。在去伦敦的船上，他把在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并为该村起了个学名叫“江村”。在英国留学期间，费孝通师从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他撰写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把它列为必读参考书之一。在“江村”调查中，费老产生了一个想法：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吃饭穿衣的问题，内忧外患使他们陷入极端贫困境地。当时的现实促使他产生了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也使他一生“志在富民”的追求更加坚定。他在以后的学术工作中，提出了农民温饱的“小康水准”、“现代工业技术下乡”、“乡土工业重建”等问题和想法。费老毕生的研究，大都围绕中国农民脱贫致富这个主题作的文章。
费老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阶段始于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以后，费老受中央的委托，重建中国社会学。费老选择了三访“江村”。正是这次研究，他发现了“小城镇”问题。调查研究的地域也从家乡的一个村，扩大到包括7大镇、十几个小镇的吴江县，再扩大到苏南、江苏全省及浙江、内蒙古乃至东北等地。
其间，费老最有名的文章就是《小城镇，大问题》，他主张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要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城市为辅。小城镇小则三五万人，大者也不超过10万余人。当然，大中城市也是需要的，但不宜多，布局要合理。他主张把城乡“三大差别”消灭在小城镇里。“中国正在走向富裕，费老可以放心地走了。”邱泽奇教授说。
RE:费老辞别乡土中国
“行走”，是他整个学术生命的“呼吸”与“阳光”———费孝通：行走一生
新华社记者曲志红沈路涛
95岁的世纪老人费孝通24日深夜溘然长逝。
从风华正茂的学子，到声名卓著的耄耋老人，他的步履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走一趟，写一篇”的工作和研究方式，造就他成为我国乃至世界上享有盛誉的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走一趟，写一篇”的众多学术和研究成果，饱含他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奉献的满腔热诚、智慧和心血。“行走”，是他整个学术生命的“呼吸”与“阳光”。
行行重行行
“30年代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提出了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社会这样一个题目……”费孝通说，“这就是我走出的第一步。”
1935年初秋，广西大瑶山的峻岭密林间，刚刚毕业于清华研究生院的费孝通和新婚燕尔的妻子王同惠，开始了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的学术之旅。万万没想到的是，因一次意外，王同惠迷路山涧，“怀爱而终”。“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这句古诗，经常萦绕在费孝通心底。对志同道合的爱人的思念，更加坚定了他行走中国大地、寻找富国富民之路的步伐。
次年，他对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细致严密的社会人类学调查，写出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被当时的学术界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这部论著卷首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60多年后，费孝通晚年调查研究的著述结集出版，他郑重地为文集择定书名：《行行重行行》。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在对少数民族聚居地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撰写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中国在多元一体格局中向更高层次发展提供了历史逻辑依据和理论依据。改革开放后，他对新时期小城镇发展变化的研究、对区域经济模式的调查、对开发大西北的建议等，为国家解决发展、建设中的迫切问题开拓了思路。
对国家、对民族的爱与哀愁
费孝通的学者之路，发端于对国家、对民族的爱与哀愁。
青年时代的费孝通最初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医生，悬壶济世，救助病弱。但20岁时，他却转为学社会学，“我不再满足于仅仅帮助病人治疗身体上的疾病这个目标。”为治疗社会的疾病，他走上了社会学研究的道路，并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为反侵略奔走，为民主自由呼号。
在那个“搁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年代，费孝通积极投身于进步的民族民主运动。1945年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图书馆前6000多名学生举行反战时事晚会，费孝通等4位教授应邀前来演讲。演讲过程中，国民党军队包围了会场，突然断电，枪声大作。正在台上的费孝通不顾危险仍然大声疾呼：“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
当历史迈进上个世纪80年代，在“反右”、“文革”中历经坎坷的费孝通，沉寂20多年后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他重新捡起了自己被迫中断的研究，继续开始在乡村城镇的行走。
较之以往，晚年费孝通的学术研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联系更加密切和直接。“我的一生经历过无数重大的历史变革，但最重要的当属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与祖国的富强和发展紧密相连。”这是费孝通总结自己60多年学术生涯时由衷的感慨。
据身边工作人员粗略计算，近20年来，费孝通每年都有150天左右在全国各地搞调查研究。2001年已经九旬高龄的他，甚至在外调研了170多天。而且，越是贫困落后的偏远山区，他去得越多。甘肃定西，他一共去了7次；贵州毕节，他也一次又一次奔波往返。
费孝通在很多场合一再说，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一生做什么要明白。而他表述自己一生的目标就是：“志在富民”，他说：“这是我一生的追求。”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人民日报》 (2005年04月28日 第十一版)
RE:费老辞别乡土中国
向老人家致敬。非常喜欢先生的《乡土中国》《江村经济》。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