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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学：理论与方法(一)——介绍几本英文口述史学读本
www.folkcn.org2005-5-30 10:01:51 作者：杨祥银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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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Columbia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的建立，正式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口述史学在美国、英国等国家取得了不少成就，而且成为历史学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分支学科。(注：关于国际口述史学的兴起与发展，请参阅：Alistair Thomson,“Fifty Years O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Oral Histo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Sep.1998.)近年来，口述史学在中国也有所发展，不仅出现了一系列的口述史学论文和口述历史项目，而且国内外的口述史学交流也日益频繁，这些都大大推动了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注：关于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的兴起和发展，请参阅：杨祥银：《当代中国口述史学透视》，《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47—58页。)但是，目前国内对于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还不成熟，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也大都局限于综述性的介绍。
过去的几年里，笔者一直从事口述史学理论的学习与研究，我认为有几本书值得向同行们推荐，希望通过对它们的介绍为国内的同行提供某些借鉴和参考。
本文选取的读本的作者(或主编)主要来自美国和英国，因为除了美国、英国和意大利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于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大都还处于探索阶段。(注：代表意大利口述史学理论研究最高水平的是Alessandro Portelli先生和Luisa Passerini女士，代表作分别为：Alessandro Portelli, The Death of Luigi Trastulli and Other Stories: Form and Meaning in Oral History,Albany:1991.Alessandro Portelli,The Battle of Valle Giulia:Oral History and The Art of Dialogue,Wisconsin,1997.Luisa Passerini, Fascism in Popular Memory,Cambridge,1987.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国际上出现了多种关于口述史学的专业学术期刊，它们非常有助于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深入与国际交流：BIOS(Zeitschrift fur Biographieforschung und Oral History)(德国)；Historia, Anthropologia Y Fuentes Orales(西班牙)；Historia Oral(巴西)；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History(国际口述历史协会)；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Oral History and Life Stories(国际口述历史协会)；Neho-Historia(巴西)；Oral History(英国)；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Journal(澳大利亚)；Oral History Forum(加拿大)；Oral History in New Zealand(新西兰)；The Oral History Review(美国)；Words and Silence(国际口述历史协会)；口述历史(台北)。)具体书目如下(按照出版时间先后排序)：
1.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Second Edit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过去的声音：口述史》
2.Ronald J.Grele, Envelopes of Sound: The Art of Oral History,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1991.《声音外壳：口述历史的艺术》
3.Eva M. McMahan and Kim Lacy Rogers eds., Interactive Oral History Interviewing,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Publishers,1994.《交互式口述历史访谈》
4.Valerie Raleigh Yow, Recording Oral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1994.《记录口述历史：社会科学家的实践指南》
5.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1995.《从事口述史学》
6.David K.Dunaway and Willa K.Baum eds.,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Second Edition, California: AltaMira Press,1996.《口述史学：跨学科文集》
7.Robert Perks and Alistair Thomson eds., The Oral History Reader,London:Routledge,1997.《口述史学读本》
《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的作者Paul Thompson是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英国图书馆国家声音档案馆(British Library National Sound Archive)国家生活故事收藏部(National Life Story Collection)的创始人和英国口述历史学会(Oral History Society)官方刊物——《口述史学》(Oral History)的创办者。(注：此书于1978年首次出版，1988年再版，2000年第3次出版。中文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3月出版。英国图书馆国家声音档案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声音档案馆之一，目前已经成为英国口述历史的收藏中心，它不仅开展一系列的口述历史项目，而且举行各种各样的培训班，讲授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口述历史学会成立于1973年，是一个致力于推动口述历史收集和保存以及研究口述史学自身理论和方法问题的国家性和国际性组织。其官方网站：http://www.oralhistory.org.uk。)他为推动英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和口述史学的国际联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和美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纳德•J.格雷尔(Ronald J. Grele)的倡导下，于1979年在英国成立了国际口述历史协会(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注：国际口述历史协会的官方网站：http://www.ioha.fgv.org。)
全书正文共九章，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前五章和第九章属于理论总结，作者着重分析了口述历史与历史学的关系。第一章“历史与社区”和第九章《解释：历史的构成》作者分析了口述历史对于建构历史(特别是普通人民群众的历史)的意义，正如作者指出的，“口述历史是围绕人民所建构的历史。它给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拓宽了其范围。它不仅允许英雄来自领袖，而且还允许英雄来自不被人知晓的多数平民”。(注：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Oral History,p.21.)“口述历史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建构自己的将来”。(注：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p.265.)这两章也深刻地反映了当时(20世纪70年代)英国历史学界和社会学界掀起的“自下而上”的撰史运动，即历史研究的真正对象应当是普通人民群众，而不是上层社会的精英人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口述历史成为当代历史学家关注弱势群体、实现历史重心转移的重要武器。第二章“历史学家和口述历史”追溯了现代口述史学的渊源，并且以历史学家使用和评价口头证据的大量例子论证了历史学家与口述历史的特殊关系。这章也从历史的角度反映了随着承载人类知识的媒介的演进，历史学家所使用的研究材料的类型的不断变化过程。第三章“口述历史的成就”从经济史、劳工史、科学史、社会史、妇女史、黑人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等方面评价了口述历史对于历史学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第四章“证据”通过对不同类型历史研究证据可靠性的考察，作者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口述历史作为一种历史证据的可靠性问题，并且指出口述历史的可靠性在于其动态性，因为通过口述历史有助于“人们怎样理解过去，他们怎样将个人经历和社会背景相连，过去怎样成为现实的一部分，人们怎样用过去解释他们现在的生活和周围世界。”(注：Michael Frisch, A Shared Authority: Essays on the Craft and Meaning of Oral History and Public History,Albany,1990,p.188.另外，关于国际口述历史学界对待口述历史可靠性问题的观点，请参阅杨祥银：《试论口述史学的功用与困难》，《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第43—45页。)第五章“记忆与自我”是1988年再版时新增加的一部分，作者分析了主体性、精神分析和怀旧疗法等问题，指出口述历史可以通过释放记忆，获得自我认同感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达到治愈心灵和精神创伤的目的。
第二部分包括第六章“计划”、第七章“访谈”和第八章“保存和筛选”，属于口述历史方法论，作者考察了如何从事一项具体口述历史计划，主要包括如何选题、口述历史访谈、口述历史资料的整理与编辑、口述历史资料的保存与筛选等等实际操作性问题。
此外，附录部分还包括参考书目和作者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访谈提纲，参考书目有助于读者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理解口述史学的兴起与发展，而访谈提纲对于那些刚刚从事口述历史实践的同行来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0世纪70年代虽然是口述史学的迅速发展时期，但是当时主要是限于对口述历史的收集与保存，侧重方法论而很少关注口述史学本身的理论问题，因而这本书的出版有着特殊的意义。罗纳德•丁.格雷尔称它的出版是当时国际口述历史学界的三件重大事件(还有1979年第一届国际口述历史大会的召开和1980年国际口述历史杂志的出版)之一。(注：Ronald J. Grele, Envelopes of Sound: The Art of Oral History,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xvii—xviii.)
“声音外壳：口述历史的艺术”是作者罗纳德•丁•格雷尔教授20多年来从事口述史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成果，1975年首版，1991年再版，它反映了当时关于口述史学方法的争论，并且集中探讨了口述史学领域的前沿问题：口述历史访谈中蕴涵的记忆、神话、意识形态、语言、叙述学、社会性别和历史认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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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学：理论与方法(二)——介绍几本英文口述史学读本
www.folkcn.org2005-5-30 10:01:51 作者：杨祥银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格雷尔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多年来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主任(2001年卸任)、国际口述历史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History)和国际口述历史年鉴(International Annul of Oral History)主编。(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口述历史组织，于1948年春由美国历史学家阿兰•尼万(Allan Nevin)创立。官方网站：http://www.columbia.edu/cu/lweb/indiv/oral/。)他对于口述史学的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促进口述史学理论问题研究的深入和推动口述史学的国际联合。(注：关于格雷尔的口述史学理论，请参阅：Richard Candida Smith,Ronald Grele on the Role Theory in Oral History, The Oral History Review,Vol.21,No.2,Winter 1993,pp.99—103.)
全书正文总共八章，前四章(即第一版)是为1973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年会口述历史分会的召开而准备的，这一分会主要是为了回应口述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和其他学科中应用口述证据的研究者对于访谈和转录程序不准确性的疑问。第一章“即兴谈话和即兴创作”(Riffs and Improvisations)是作者与美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斯塔德•特克尔(Studs Terkel)的访谈，主要讨论了口述历史的编辑、访谈和偏见等问题。(注：斯塔德•特克尔利用口述历史完成的著作有：Division Street-Report from An American City, Hard Time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Working American Dreams, Lost and Found.)第二章“它不是歌曲但在歌唱：关于口述历史小组讨论”是6位口述历史学家关于口述历史讨论的广播节目记录。第三章“口述历史作为诗歌”丹尼斯•台德洛克(Dennis Tedlock)分析了将口头语言转录为书写形式的问题。第四章“没有目标的运动”，作者分析了当时口述史学面临的方法和理论问题，他突破了一些传统历史学家和档案学家将口述历史理解为档案实践的观念，并把口述历史定义为一种“会话叙事”，希望通过口述历史理解埋藏于访谈中的语言模式和象征叙述者内心世界的思想，进而揭示他们对其在历史中扮演角色的阶级感知。(注：Ronald J.Grele, Envelopes of Sound: The Art of Oral History, Preface to the Paper Edition, vi.)
后四章是第二版时新增加的内容，撰写于1975—1983年间，主要反映了作者对于语言学和人类学理论的关注，即所谓的口述史学的跨学科性。第五章“一种可推测的多样性：跨学科性和口述历史”是作者撰写的关于口述历史跨学科参考书目的论文。因为作者把口述历史理解为一种“会话叙事”，而语言学在“会话叙事”问题研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正是如此，作者尝试着探讨了口述历史与语言学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打开了口述史学跨学科研究的崭新局面。第六章“超过30岁的人能相信吗?关于口述历史的友好批评”，写于1978年，正值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30周年之际，作者全面回顾了美国口述史学30年的发展，在充分肯定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异常冷静、深刻地反思了口述史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历史记忆、会话的语言和认知结构等等)。第七章“倾听他们的声音：口述历史访谈解释的两个个案研究”是作者主持纽约城市学院口述历史研究计划进而研究的结果。作者旨在探求访谈中展现的特定的历史视野、概述访谈的结构、思索这种视野的结果和结构，并且向我们说明口述历史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受访者以及他们的历史视野；如何理解访谈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和这种叙事的深层次含义。(注：Ronald J.Grele, Envelopes of Sound: The Art of Oral History,p.213.)第八章“私人记忆与公共表述：口述历史的艺术”探讨了口述历史新的关注点，比如叙述模式、会话分析、意识形态、主观性、访谈者和叙述者关系、口述历史中的历史表述、历史学家与研究资料关系等等。这篇文章反映了作者对于“会话叙事”关注焦点的转移，他认为不仅要研究“会话”背后隐藏着的意识形态，而且更要关注口述历史的公共表述(注：关于口述历史的公共表述，请参阅：Michael Frisch: A Shared Authority: Essays on the Craft and Meaning of Oral History and Public History,Albany,1990.)。本书中的文章撰写于20世纪70—80年代，修改于90年代初，作者对口述史学性质的分析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美国口述史学(乃至国际口述历史学界)的巨大转折，这一转折主要体现在作者将口述历史理解为一种“会话叙事”，因而突破了长期以来将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档案实践的固有观念。正如作者指出的，“这是一本关于历史会话的书，我们把它定义为会话叙事。它探讨了会话叙事的形成、理解和解释以及历史学家在口述历史访谈中扮演的角色。口述历史的重要性不在于保存了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今天的我们对于过去的理解与解释。”(注：Ronald J.Grele, Envelopes of Sound: The Art of Oral History,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xv.)
《交互式口述历史访谈》是一部关于口述历史访谈的跨学科文集，作者除了口述历史学家之外，还有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女性主义研究者、语言学家和摄影师，他们主要从各自实际访谈的经历出发来考察口述历史访谈的“交互式”(interactive)特征，正如两位编者伊娃•M.麦克马汉(Eva M.McMahan)和克姆•雷西•罗格斯(Kim Lacy Rogers)在序言中所说的，本书旨在“揭开影响口述历史访谈的稠密的交互式过程”(注：Eva M. McMahan and Kim Lacy Rogers eds., Interactive Oral History Interviewing, Preface,ix.)。
对于什么是“交互式访谈”，虽然各有主张，不过比较好的定义是朱迪斯•莫代尔(Judith Modell)和查理•布罗德斯基(Charlee Brodsky)的观点，他们认为，“交互式访谈是指访谈者和受访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种会话的、开放的或者是结构松散的模式，其中会话中特别强调平等交换意见，平等交换意见是后续分析的重要方面。”(注：Eva M.McMahan and Kim Lacy Rogers eds.,Interactive Oral History Interviewing,p.142.)
全书正文总共8章，作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展示了口述历史访谈的复杂性和互动性。第一章“口述历史访谈中的历史和历史语言：谁回答谁的问题和为什么?”，格雷尔提出了访谈中的权力关系，把访谈描述为“争取解释权的舞台”。他主要从口述历史访谈中出现的记忆、意识、意义和意识形态等问题出发来考察访谈中访谈者和受访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试图寻找一条实现双方精诚合作的道路。第二章“重建历史：缩影的形象”，卡皮波尔•E•克拉克(Culpepper E.Clark)分析了口述历史访谈中自我构建的过程，即叙述者有可能故意操纵自己的回忆来重建他们期望的个人历史，以寻求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和认同感。第三章“创伤恢复：社会暴力的叙事构建”，罗格斯通过与20世纪60年代非裔美国民权运动积极参与者的访谈的叙述结构的分析，阐明了叙述者如何将他们自己受创伤的经历与民权运动中个人的发展与成就这一更大的背景协调的过程，即如何赋予记忆以现实意义。第四章“口述历史访谈的社会心理学方面”，哈渥德•E.西波尔(Howard E.Sypher)、玛丽•李•休莫尔(Mary Lee Hummer)和雪莉•L.维廉姆斯(Sheryl L .)基于对一本相关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著作的评论，他们论述了有选择的、有组织的个人记忆如何影响口述历史访谈。第五章“解释女性主观性的复杂性”，苏姆•E.蔡斯(Susan.E.Chase)和科利恩•S.贝尔(Colleen S.Bell)借用女性主义理论，考察了女性主义口述历史的特殊性。(注：女性主义口述历史(feminist oral history)是目前口述历史学界和女性研究领域的一大热门。具体研究成果(理论和方法)参阅：Sherna Gluck and Daphne Patai,eds., Women's Words: 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Routledge: New York and London,1991.Sherna Gluck, “What's So Special About Women? Women's Oral History”,Frontiers: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Vol.2,No.2,1977,p.3-17.Susan H.Armitage, “The Next Step”, Frontiers: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Vol.7,No.1,1983,p.3-8.“Problems and Perplexities in Women's Oral History”,Frontiers: 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Vol.19,No.3,1998.屈雅君：《妇女口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评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98年第4期；《口述史与妇女历史研究：来自德国的经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98年第4期；杨洁：《妇女口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口述史发展初探》，《浙江学刊》1996年第6期；游鉴明：《从事女性口述历史的几个问题》，《口述历史研习营学员手册》，台北：中国近代史学会，1999年。游鉴明：《镜花水月毕竟总成空?女性口述历史的虚与实》，《口述历史进阶研习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第六章“相互主观性和访谈”，阿兰•W.福特罗尔(Allan W. Futrell)和查理•A.维拉德(Charles A. Willard)通过把“交际”定义为“社会自我和位置的创造和协调”仔细分析了“访谈的相互主观性”，而这种相互主观性来源于受访者和访谈者之间协调(negotiation)的结果。第七章“声音的暴动：交互式口述历史访谈中的种族和族裔变量”，亚瑟•A.汉森(Arthur A. Hansen)考察了访谈中的种族和族裔因素差异，正是如此，作者提醒访谈者应该切实注意跨文化交际中的诸多差异。第八章《想象的侯姆斯台德：访谈中使用照片》(Homestead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著名钢铁城)，莫代尔和布罗德斯基把交互式访谈看成是创造个人和公共记忆的手段，主要分析了照片在访谈中的作用，并把它描述为访谈者和叙述者交际间的“第三种声音”。(注：Eva M. McMahan and Kim Lacy Rogers eds., Interactive Oral History Interviewing, Preface,vii-vii.)
事实上，这本书是继格雷尔的《声音外壳》之后对口述历史作为一种“会话叙事”和“交互式过程”的又一有益探索，它融合了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老年医学、传播学、女性主义、民族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考察了影响口述历史访谈的诸多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访谈者和受访者在访谈中各自扮演的角色。随着口述历史的跨学科化，口述历史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单纯的保存“过去的声音”的手段，而成为联系访谈者和受访者、过去与现在并造成互动的桥梁。
RE:【转帖】口述史学：理论与方法
口述史学：理论与方法(三)——介绍几本英文口述史学读本
www.folkcn.org2005-5-30 10:01:51 作者：杨祥银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记录口述历史：社会科学家的实践指南》是一本主要针对那些执行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s)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实践性指导手册。作者瓦莱里•莱雷•约(Valerie Raleigh Yow)是一位独立学者和精神治疗医师，多年来积极从事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各种活动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担任口述历史评论(协会官方刊物)书评主编。
《记录口述历史》是作者多年来实践经验的总结，此外，它还反映了作者对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关注，这从书中她对相关著作的分析可以看出。全书正文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项口述历史项目的基本程序和口述历史的跨学科应用。(第一章是关于深度访谈前言性论述：包括口述历史的历史、定义、特征以及深度访谈的定性和定量研究。)在第二、三、四、五、九章中，作者以一项口述历史项目的基本程序为顺序分析了口述历史访谈(准备、执行和结束访谈)、口述历史的整理和编辑(转录、校对、索引)、口述历史的传播以及口述历史的法律和道德考量。(注：口述历史实践操作过程中经常涉及到一些敏感和隐私的问题，如果不予以注意便可能引起一系列的法律和道德问题。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就颁布“口述历史协会的标准和原则”(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of the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以规范口述史学的发展，其原则和标准值得参考和借鉴。具体内容请访问：http://chnm.gmu.edu/rov/newguide.html。)作者在这部分借用了相关学科的理论深刻地分析了影响口述历史访谈的诸多因素：种族、民族、年龄、族裔、性别、社会地位、职业等等。第六到第八章，她考察了口述历史的跨学科应用，包括社区研究、传记和家庭研究。(注：关于口述历史与社区研究，请参阅：Laurie Mercier and Madeline Buckendorf, Using Oral History in Community History Project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1992.关于口述历史与传记，请参阅王明珂：《谁的历史：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的社会记忆本质》，《口述历史进阶研习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关于口述历史与家庭研究，请参阅：Linda Shopes,“Using Oral History for a Family History project”,in David K. Dunaway and Willa K.Baum eds.,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pp.231—240.)附录部分收录了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标准和原则、口述历史评估指南和相关表格(访谈指南、访谈索引、访谈登记、访谈协议、法律授权书等等)范例。
本书的写作风格非常适合于阅读，作者以小专题的形式逐一分析并且在每章结束以最简练的话总结这一章的主要内容，而且附录了详细的注释和相关的参考书目，这对于初学者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正是这个特点，这本书在美国成为很多大学里与访谈有关的课程的必读书目。(注：关于本书的其他评论，请参阅：The Journal of Oral History,vol.23,no.2,Winter,1996.Brian Roberts, Biographical Research,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2002.)
《从事口述史学》是一本关于口述史学理论、方法和实践的力作。(注：中文繁体版由台北远流出版公司于1997年3月出版，题目翻译为《大家来做口述历史》，译者为台北辅仁大学历史系王芝芝教授。本书将于2003年再版，大部分内容将保持不变，作者在新版中主要增加两部分内容：数字革命(digital revolution)对口述史学的影响和过去几年来这一领域的新的研究成果。)作者多纳德•A.里奇(Donald A. Ritchie)系美国参议院历史办公室特约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主席，Twayne口述历史系列(Twayne's Oral History Series)主编。
全书正文总共8章。第一章是关于口述史学的概述，作者在阐述什么是口述历史和回顾口述史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回答了涉及口述历史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比如，口述历史作为历史证据的可靠性、口述历史与公共历史学的关系、人类记忆的脆弱性以及访谈者在访谈中的合适角色和态度。(注：公共历史学是历史学家展示历史学公共魅力的重要舞台，目前在美国和加拿大颇受关注，具体内容请参阅杨祥银：《美国公共历史学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在接下去的第二、三、四、五、六章中，作者就以下问题提出了参考性意见：如何设计一项口述历史计划、执行访谈、如何在研究和撰述中使用口述历史、口述历史录影、口述历史保存。
第七章是本书的重点内容，即口述历史教学。口述历史不仅是收集史料、研究历史的方法，它还是一种新的历史教育手段。目前历史学作为一种普及教育，学生对历史学的兴趣在减弱。在这种严峻的形式下，历史教学究竟何去何从?从当前美国、英国的历史教学实践来看，口述历史教学已经成为摆脱历史教学困境的一种有益尝试。诚如美国口述历史教育家协会(Association of Oral History Educators)主席巴里兰曼(Barry Lanman)所说：“口述历史也并非摆脱现代教育困惑的万能药，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很容易适应它。但是那些曾经采用口述历史教学方式的教师，却对口述历史教学的优点有着热烈的评价，认为它将是一种值得尝试和付出辛勤的方法。”(注：Barry Lanman,“The Use of Oral History in the Classroom”,The Oral History Review,Vol.17,No.1,1989,pp.223—224.美国口述历史教育家协会宗旨：促进学生口述史学研究专业水平的提高，促进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教育手段的研究，奖励优秀学生口述历史项目，为下一代口述历史学家的诞生做准备。官方网站：http://www.geocities.com/AOHELanman/。)从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它的流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通过口述历史教学来实现的。作者是一位口述历史教学权威，他在美国各地举办各种类型的研讨班。由于口述历史教学在美国的中小学和大学以及研究所中都非常流行，因而作者以相当的篇幅解释了中小学和大学口述史学教学的区别。而且，在具体论述时，作者详细地分析了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包括在学校开展口述历史项目如何获得资助，教学人员如何提高自己，如何设置大学口述史学课程等等。
第八章作者具体地论述了口述历史的特殊用途，即如何展现口述历史，作者分析了口述史学在社区历史、家族历史、博物馆展览会、广播电台、舞台等方面的应用。
附录部分收录了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标准和原则、口述历史评估指南(Oral History Evaluation Guidelines)、相关表格范例以及丰富的按照分类归纳好的参考书目，极具参考价值。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在行文结构上，作者采用了一问一答的对话形式。本书针对当今口述历史的实践及人们所关注的焦点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并做以回答。这种问答并不是简单的陈述而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更贴切些说，也就是一种口述历史访谈的方式，而此书就象一份经过整理的口述历史访谈抄本。在这个“访谈”中，作者承担受访者的身份，而读者扮演的是访问者的角色，只不过读者的这些问题是由作者在实践操作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作者之所以采用这种形式，充分地体现了作者对于口述史学把握的准确性，也体现了其做学问的谦虚精神。因为，作者不想以审判官的口吻来告诉大家应该怎样从事口述史学。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进行口述历史研究实践的方法不是唯一的，有时非正统的方法也会十分奏效。原则和标准的设立自有它的道理，但每一准则都有例外。口述历史学家欢迎创新和想象。本书致力于帮助访问者仔细思考他们现在所做的事，然后弄清可能出现的结果，而不是使每个访问者千篇一律、墨守成规地去做”。(注：Donald A.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Introduction and Acknowledgements, xiii.)
《从事口述史学》从1995年出版以来，一直是口述史学研究者的经典读本，中文繁体版在台湾广受欢迎。美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施尔纳格鲁克(Sherna Gluck)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它为当代口述历史研究人员提供了实践性建议和合理性解释。这本书几近口述史学研究领域的百科全书。”(注：Sherna Gluck,“Doing Oral History(Review)”,The History Teacher,vol.29,February,1996.)
《口述史学：跨学科文集》首版于1984年，它的问世是当时国际口述历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因为它不仅探讨了口述历史的方法论，而且以很大的篇幅考察了口述历史的跨学科应用和口述历史教学问题。以其内容全面性和跨学科性为特征，它是1984年之前出版的口述史学论著中最为权威的(当然至今仍然是一本口述史学经典读本)。
主编之一大卫•K.达那维(David K. Dunaway)是电台制片人，系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英语系教授，开设口述历史、传记、民俗学和媒体研究等课程，他以倡导口述历史与媒体的交叉而闻名于口述历史学界。(注：关于口述历史和电台，请参阅：David K. Dunaway,“Radio and the Public Use of Oral History”,in David K. Dunaway and Willa K. Baum eds., Oral History: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pp.306—320.)另一主编维拉•K.鲍姆(Willa K. Baum)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地方口述历史办公室主任，她是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发起成员之一，以倡导口述历史与图书馆的联合闻名。(注：地方口述历史办公室是美国著名的口述历史机构，创办于1954年。官方网站：http://www.lib.berkeley.edu/BANC/ROHO。Willa K. Baum的主要口述历史著作：Transcribing and Editing Oral History, Nashvill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1977;Oral History for the Local Historical Society, Nashvill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1987 and 1995.关于口述历史和图书馆，请参阅Willa K. Baum,“The Expanding Role of the Librarian in Oral History”,in David K. Dunaway and Willa K. Baum eds.,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pp.321—340.)
正如编者所说，为了反映20世纪80—90年代口述史学的变化和出于篇幅的限制，在1996年新版中增加了新的材料，也删除了一些相关论文。文集从6个部分减为5个部分，1984年版的第五部分“口述历史与学校”和第六部分“口述历史与图书馆”被删除。而新版的第五部分为“口述历史和地区研究”，达那维说增加这部分是为了扩大文集的国际眼界，以促进口述史学的国际交流。(注：David K. Dunaway and Willa K. Baum eds.,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p.19.)为了这部分，主编专门邀请了国际上著名的口述历史学家撰写有关他们国家和地区的口述史学开展情况。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拉丁美洲。(注：自1979年国际口述历史协会创建以来，活动中心一直在欧美地区。1998、2000、2002年国际口述历史会议在巴西、土耳其和南非的召开，开始意味着口述史学的真正国际化，但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口述史学的发展还面临很多挑战。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口述史学发展的重镇，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口述史学开展情况为什么没有在此书得到体现?)新版的第一部分到第四部分的主题与第一版没有变化，只有个别论文的删除与增加，其主题分别为“口述历史之门”、“解释和设计口述历史”、“口述史学应用：地方史、族裔史、家庭史和妇女史”和“口述史学和相关学科：民俗学、人类学、媒体和图书馆学”。
从题目可以看出，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为了展示口述历史的跨学科特征，这从第三和第四部分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它们的篇幅占全书的40%左右。1996年再版时，达那维更是强调了这一特征，在前言“口述历史的跨学科性”以相当的篇幅概括地分析了口述历史的跨学应用(人类学、教育学、族裔研究、人种史学、美国研究、民俗学、老年医学、法律研究、文学史、媒体研究、社会学、社区研究、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并且以丰富的注释了回顾了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这篇序言是新版的精华。
遗憾的是，笔者觉得文集中论文的成文年代过于久远，它们大部分撰写于20世纪70年代。(注：据笔者统计，在31篇论文中，60年代的占3篇，70年代占17篇，80年代占4篇，90年代占7篇(主要分布在第五部分)。)这倒不是说年代久远不好，而是因为到1996年再版时，口述史学领域关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已经有很多成果，所以没有必要再重复1984年版的大部分内容。(注：关于本书的其他评论，请参阅Paul Atkinson,“Oral History：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Review)”,Sociology,Vol.33,February,1999,pp.191—197.)
《口述史学读本》可谓英国版的《口述历史：跨学科文集》。(注：遗憾的是笔者还没有拿到这本书，所以不能做出详细分析和评价，只是通过与两位主编的电子邮件交流和其他渠道获得相关信息，在这里做一简单介绍。)主编罗伯特•波克斯(Roberts Perks)系英国图书馆国家声音档案馆口述历史馆长、国家生活故事收藏部主任、英国口述历史学会秘书长。另一主编阿利斯泰尔(Alistair Thomson)系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继续教育中心讲师，教授口述历史和生活史课程，目前担任国际口述历史协会副主席。《口述史学读本》是一本关于口述历史理论、方法和应用的关键著述的国际性文集，作者来自北美、欧洲、澳大利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它分五个专题详细考察了口述史学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口述史学50年来的关键性争论：访谈方法的相关问题、道德争论和授权政治学(politics of empowerment)、记忆解释的分析策略以及档案和公共历史。本书在行文结构上值得一提的是，在每一部分的开始都有主编的前言性论述，包括对每一篇论文的背景介绍和简短评价，这为读者的阅读提供某种参考维度。
此书出版以来，广受好评，在英国是继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的又一口述史学佳作。汤普森称其为“未来口述史学学生的关键性资源”。罗纳德•丁.格雷尔认为，“它是目前为止用英语撰写的最为全面和最有价值的口述历史文集”。里奇的评价最为准确地反映了此书的特征，它是“国际性的、跨学科性的和不可缺少的”。(注：Robert Perks and Alistair Thomson eds., The Oral History Reader, cover page.)它不仅得到口述历史学界同行的认可，而且深受其他学科杂志(比如Museums Journal,Family and Community History, Ageing and Society)的高度评价，从此也足见此书的跨学科关怀。(注：关于它们的评论，详细参阅此书出版公司Routledge网站：http://www.routledge.co.uk，搜索作者或书名，便能找到。)
综上所述，对于上述7本口述史学读本的介绍，不在于说明哪本是最好的，因为各自有其优势和特点。一般而言，《过去的声音》、《声音外壳》、《交互式口述历史访谈》、《口述史学：跨学科文集》和《口述史学读本》侧重于口述史学理论的分析，它们比较适合于那些对口述史学深层次理论感兴趣的读者。而《记录口述历史》和《从事口述史学》主要侧重于口述史学实践操作，虽然也非常关注理论问题，它们比较适合于运用口述历史进行访谈和收集资料的读者使用。
最后需要指出的，本文不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组合书评，因为笔者并没有对书中的观点进行深刻的分析和评价，而旨在通过对它们的介绍，借此了解国际口述史学的历史、现时发展及其主要关注点。正是基于此，笔者特意在注释中提供了丰富的相关信息，以作参考。
RE:【转帖】口述史学：理论与方法
“口述历史”就是信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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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之死”无疑是“文革”期间一系列非正常死亡的自杀事件中的个案，但却是极其特殊的“个案”，对它进行反省、思考，已不仅仅是分析一个著名文人自杀所带来的启迪，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透过它来挖掘、折射、反思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灵思想和精神意识进程中某些原生态的东西。这对今天及以后的知识分子同样重要，也是我从事这一“个案”研究的初衷。
老舍自杀的太平湖早已填平，它的遗址现在是北京地铁太平湖修理厂。但在我心中，始终保存着一小块太平湖的旧迹，永远无法填平。老舍殉难的地方至今还连块碑记都没有，我只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把“老舍之死”做成一页活的历史，并使之成为历史的永恒“记忆”。
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个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地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却没有随同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每逢这位老人的诞辰纪念日，人们都要将不朽的光环献给他。他的谜一样的“非正常死亡”，早已在不经意间成为历史传说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个曾用笔创造了无数鲜活生命，又给无数生命带来愉快的老人会孤独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我至今没有找到答案，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答案。其实，这就是历史。我们只能无限近地接近历史，却无法还原历史本真。
说到家，我觉得历史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是硬性的文字材料——历史的原始档案，二就是由历史的记录者将人们口口相传的“历史”——“口述历史”记录下来的文字记录，就像我们的《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我们现在所接受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经记录者文学梳理过的“口述历史”。严格意义的所谓“信史”，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我现在扮演的也只是一个记录“历史”的书记官的角色。因为被称为“文革”的史无前例的那场浩劫，几乎是在我有准确的记忆之前便宣告结束了，它对我来说已不是生活中的客观现实。
依照人类文明的规律，任何暴力行为都要受到审判，哪怕最后被推上被告席的是一个所有法官都心知肚明的替罪羊。但“文革”没有，至少“老舍之死”没有，没有法官，没有起诉人，没有被告，没有旁听者。难怪斯大林要说这样的话：“死一个人是惨事，死100万人只是个统计数字”。
我喜欢用“圈套”来形容历史的真空，我们现在大批量对历史的“戏说”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制造历史的“真空”。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雍正即位。小时侯我就从在故宫工作的父亲那里得到这样的历史灌输，说雍正是篡改康熙的遗诏即位的，即位后杀兄杀弟，搞“血滴子”暗杀，并因此最后被吕四娘砍了头，埋葬时装了个金脑袋。这成了许多港台武侠小说和大陆影视剧“戏说”历史的上好作料。可这绝不是历史！但我当时深信不疑。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历史圈套呵！也许今天还有人没从这个圈套中挣脱出来。这让我后来在读书做学问的时候，更加体会到要不疑处有疑，有疑处更疑的妙谛。
其实历史的圈套非常脆弱，一捅就破。就雍正即位来看，凡是中了这个圈套的人，都说雍正是将遗诏上的“将皇位传十四子”改成了“将皇位传于四子”。从字面看上去似乎合情合理。仔细一想问题就出来了，清朝是满人的大清，清帝留遗诏怎么会只留下汉文，而没了满文。我们去看故宫，所有大殿的牌匾像“太和殿”、“乾清宫”什么的，都是满汉两种文字。再说，清朝也还没发明简体字呢，康熙怎么会写这个“于”呢？雍正有那么傻吗？要真是“于”，也该是那个繁体的“於”。但那样就没法改遗诏了。还有，清朝称皇子时都习惯称皇多少子。所以，如果遗诏是“将皇位传皇十四子”，改了之后就是“将皇位传皇于四子”。雍正他敢吗？历史的圈套不攻自破了。现在康熙的那份遗诏真迹还在清史馆里躺着睡大觉呢。
原来在我脑子里，雍正是个大兴“文字狱”的暴君。而唐国强主演的那个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把雍正塑造成了一个整顿吏治、勤于朝政的明君。我无所适从了。这更让我没有理由不去相信汤恩比所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看看我们的许多历史，得有多少是在以“胜利者”的姿态对自己进行“宣传”？也即是对自己的历史有所遮掩？我想以我的恩师萧乾先生来说明。
我早就听到一些说法，说萧先生在我帮他整理的口述自传《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里，对“别人”过于刻薄了，而对自己的某段“历史”却故意“隐瞒”了一些。我想，他确实没有“说假话”，但“尽量”说出的“真话”，即“口述历史”却不够多。他没写到这一点，这是我为他感到遗憾的地方。不过，在他去世前不久，我曾试探着问过他。他并没有回避，也没有躲闪。他深深叹了口气，一字一顿地说：“那个时候，人活得连畜生都不如，还能怎样！”当然是指“文革”期间。我感觉到，这一定是扭结在他心灵深处的一个难以解开的死扣。
无疑，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他自己历史上的“真空”。这要怎样去填补呢？历史的证人正在一个个逝去。历史都是有“真空”的。历史有绝对真实的吗？我不敢妄自置喙。只要我们别有意制造“真空”的历史，就已经是历史的幸运了。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口述历史”不啻是摆放在历史案头的原材料。
再以浩然的《我的人生》为例。限于这书“口述自传”的体例，采写者只能是个历史的记录者。但重要的是，采写者在记录浩然的历史叙述时，清醒地意识到了，历史的当事人和“过来人”并不意味着就是完整历史最佳的诠释者。因为关键要看浩然“是否真诚地、毫无保留地讲述历史。”这本书有多大价值关键看浩然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真实。
浩然在书中也提到了“老舍之死”。他有没有给这段历史留下“真空”？他真像书的封底广告词中所说，“将自己一生的痛苦与欢乐、愧疚与自豪，内心的苦楚与灵魂的叩问，坦白给世人”了吗？
所以就有了我和《人有病，天知否？》的作者陈徒手的不同。他在书的后记里断言，“这本书文字里构筑的一切成了绝对历史，一去而不复返”。而我的疑惑恰恰就在这里。无论陈徒手书中采访到的上百位受访者，我采写的萧乾和有关“老舍之死”的目击者、见证人，还是郑实采访的浩然，他们所口述的就是“绝对历史”吗？他们有没有出现事过境迁的记忆模糊？有没有凄风苦雨之后的自我升华？甚至有没有狡黠的睚眦必报？给历史打上人性弱点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就连司马迁的《史记》也是一部蚀刻着人性弱点的史书。而我们今天往往把它当信史来读。按胡适的标准，《史记》算不上“历史”，充其量只是一部历史小说。在这个意义上，二月河的“清代帝王系列”也不例外。谁要拿它当正史来读，便是在帮历史设圈套。
其实，聪明睿智的王蒙先生已在《人有病，天知否》的序里，就以他惯常的通灵文字点出了这个症结。他说：“陈先生是以一种极大的善意敬意写这些离我们不远的作家们的，善人写，写得对象也善了起来可敬了起来。话又说回来，不往善里写你往恶里写一下试试，光吃官司的危险也足以令作者吓退的。不全面是肯定的，不粉饰也不歪曲却是有把握的”。历史的“真空”有时就是在“善意”和“敬意”之中保留了下来。而且，历史甚至有时模糊到经不起追问，历史在哲学意义上的深邃也脆弱得一捅就破。这是人性的无奈，还是历史的无奈。
我采访调查“老舍之死”遇到同样的问题。历史都是由一个个不间断甚至错综复杂的生活细节构筑的，而谁又都有权利来陈述自认是史实的细节。那么到底谁的生活记忆最接近历史的真实？谁的述说最具史实的可靠性？换言之，陈述者有说出“真实”的权利，也有制造“真空”的可能。以“老舍之死”为例，历史的责任无论如何也不该由哪一个个人来负，且也是负不了的；有人也许是抱着多亏当初没沾上什么责任的庆幸，来为自己做几十年之后的道德升华，甚至在口述中有意无意间掺杂进小说的演绎，这使“老舍之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故事化了。历史与文学合二为一的症结，便是遗留下这样一个难解之谜：何以老舍会在那么多的同情与保护下死去？
可老舍还是死了。这让我感到，历史真是有太多人性的弱点，历史的叙述者与历史的记录者之间，无疑存在着可能非常大的历史“真空”。我们绝不敢说，这本书在文字里构成了一部“绝对历史”。就拿再简单不过的打捞老舍尸体这件事来说，现在已经出现了不同的打捞者。老舍尸体是捞上来了，但到底是谁捞的？所以我用“真实的神迹”来指那惟一的史实。
法国哲学家保罗·凡纳指出，事件永远不可能和事件的参加者和目击者的感知相吻合；而史学家正是要从证据和文件中刻画出他们想塑造的那个事件。若果真如此，史学家也有了创造神话的可能。由此，其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只要你愿意，都有资格去当“历史”的福尔摩斯。
我不太喜欢东方人的历史观，我们总喜欢在时间上把历史分段割裂开。相比较而言，我们更喜欢展望未来，却不喜欢反思历史。我们的历史观常常特别功利、实用，老希望某一个历史主题对我们今天有用，所谓“古为今用”。小时侯给我印象很深的一本小人书，是描写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书名早忘了。但那武士们押着被绳捆索绑的儒生去“坑”和把搜罗来的竹简堆积如山放火焚烧的场景，却像海滩岩石上的牡蛎深深粘在我的脑际，难以磨灭。当时的正面教育告诉我，那些书该“焚”，那些儒该“坑”，心中对秦始皇油然充满了敬意和崇拜。我估计这很像日本在教科书里美化侵华战争，日本年轻人接受的是被重新塑造的历史，也就是被篡改了的历史。所以日本人中的右翼仍然是把侵华战争当成是把黄种人从白人奴役下解救出来的“大东亚圣战”。像我当初把秦始皇当英雄一样，他们也是把东条英机当成崇拜的对象，也才会屡屡去参拜靖国神社。这非常可怕。如果忘记历史，很可能重蹈覆辙。（傅光明）
《北京日报》2002年1月30日
RE:【转帖】口述史学：理论与方法
[书界观察] 口述的历史与历史的口述
中国古史籍中有大量的口述史料。正是司马迁老先生做了许多第一手的口述访谈，并与大量文字史料相映照，后人才看到一部生动精彩的《史记》。更早的《论语》中记载孔丘老夫子的话语，亦是口述语录体。我们完全能够说，在中国古代史学界中，口述方法是长期用的。只是到了清代的乾嘉学派，他们因为政治压力才被迫致力于考据学，长年累月钻故纸堆，讲究“无一字无来历”。他们的考据成果相当多，但是他们也使得史学脱离现实，阻碍了新史学方法的探索，结果就连老祖宗原先所擅长的口述史方法也弃之不用，似乎是“口说无凭”。这样的后果，对于近代中国人开展学术，跟上时代改革步伐，不能不说是一种障碍。
与近代中国变革相适应，新史学大兴疑古之风，鼓吹新学，与旧学形成强烈冲突，其中也包括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探求突破，去搜寻新史料。梁启超先生就曾藉于海外新知识，以狂飙式言论横扫史学界。他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对史料的分类中，有一类正是“传述之口碑”。
鲁迅先生曾经于《华盖集》中评论道，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的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大摆史官的架子。他的历史观，通过如此形象的文字表现出来，实在很清晰。而史学家翦伯赞教授则在他的《史料与史学》一书中说得更直白：“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但是有了琐言一类的杂史，则民间言语，亦获记录，而此种民间言语，则最为可信。”当然翦教授把政府文告同民间言语杂史绝对地对立起来，恐怕也有点过分，因为问题的核心，还是具体史实的真实性。
笔者的基本看法是：口述历史是叙述者与历史工作者（访谈者）合作的产物。
口述史有如下五个特色：
（一）口述能够纠正文字的偏见，能够形成生动的形象，特别适用于表述人际生活中各种基本活动联系。口述的心理效果是远胜于呆板的文字的，文字组成的每一句话，都不能够反映其中语气的深浅分量、高昂低回。当然，口述史并不是要取代文字史，他们各有其适用度，它们之间可以互补和纠正。
（二）口述史重视的是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
（三）口述史所运用的口述史学方法，是一种独特的方法。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仅是在书房中查阅旧书就可以研究了。口述方法是需要田野作业和书斋作业相结合的，并且有一套国际通用的规范程序来操作。
（四）口述史工作计划可以多样化，不论是以人物为中心，或是以事件为中心，还是设定主题中心，皆可以事前设计安排。
（五）口述史是一种可取的学术方式，可以对某些学术界片面的话语权力提出挑战，因为普通的叙者和访谈者都可以成为历史角色。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历史性和历史的群众性，都是可以通过口述史来表述的。
有位英国学者托什（J.Yosh）指出：“口述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人们的历史意识就像一个战场，在这里，互相竞争的思想体系和权威的正当与否可能受到考验。”这样的见解，很值得中国的历史工作者考虑。（钟少华）
《光明日报》2002年7月18日
RE:【转帖】口述史学：理论与方法
张学良口述历史录音带和“毅荻书斋”所存资料的来龙去脉
张学良在90年代初与美籍华人——哥伦比亚大学唐德刚教授在台湾相识后，张有意让唐为他撰写“回忆录”。他们先后相聚十多次，前后共非正式地录制了十一盘录音带（大约5万字左右）。唐拟了写作大纲，将第一章的草稿交张一阅。并达成协议，要进一步交谈下去，直至完成写作任务。但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
因唐德刚教授有一次到台湾访问张学良，自己到街上碰见记者，记者问他来台北干什么？唐无意中说，他来搞张学良口述历史。这简短的对话，被记者报道出去了，张学良看了大为恼火，质问唐为什么不遵守协议，对新闻界公布口述历史的事？后来，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知道此事后，就警告张学良说：“台湾有这么多的史学家，你为什么偏要找唐德刚来作传呢？”在宋看来，唐是从美国来的，并对台湾的事经常说三道四，态度不友好，是亲共的。鉴于当时政治方面的因素和张学良的处境，张就有点恐慌。与唐解除协议，所以，这本计划中的《张学良“我讲你写”录》就不了了之了。
此后，张另请哥伦比亚大学的张子丙女士来完成此事。当时，刘绍堂、吴天威、王冀等著名教授和郭冠英（台湾著名作家，也是研究张学良很有成就的学者）联名给张写信，请他慎重，不要更换唐德刚教授。那位张女士不是学历史的，也不是研究历史的，是搞文学的。为此，张学良派人到哥大了解张女士是否哥大派出的？后来得知是哥大派出的。于是，就决定让张女士来完成他口述历史的任务。张女士跟随张学良由台北到夏威夷有四、五年的时间。据说，她录制了50盘录音带，交给哥大保存，后来听说她并没交给哥大“毅荻书斋”。
“毅荻书斋”是赵一荻一手操办的。它实际上是哥大图书馆内的一个长方形阅览室，中间有一个大的长条桌。四周放了一些椅子。据哥大图书馆副馆长介绍，现在橱窗展出的是张学良的一些收藏物，两面的墙里分别封存着一批资料，一面墙里封存着张学良的手稿，其中最重要的是西安事变的回忆录原稿，还有读书笔记之类的一些资料；另一面墙里封存着重要历史文献资料，就是西安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红军总部的领导人和张学良来往的书信、电文之类的重要文件和资料。据说最近几天就要公布这批资料。
对于上述资料的内容，世人都特别关注，并有多种揣测：有人说，可能有对中国共产党不利的内容；有的说，可能会改变对西安事变的一些传统定论；也有人认为，对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所编造的那些谎言肯定会有所揭露，等等。
笔者根据这几年对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研究，认为上述资料不会有太多惊人的地方，其理由是：
（1） 张学良从小就是一个爱国狂，一生都在为中国的和平统一、抵御外侮（主要是抗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振兴中华而不断探索。他所做的三件大事：东北易帜、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惊天动地的西安兵谏和身陷囹圄，不忘爱国的言行，就是例证。他说，他的这些行动，既不是为国民党，也不是为共产党，而是为中国，他永远是个中国人，他愿为中国的和平统一、繁荣昌盛而尽力。鉴于此，他不会去伤害哪一方。
另外，有关张学良的家庭、身世、西安事变前的经历，张已多次谈过，并已有好几部传记出版。郭冠英先生编制的、有香港卫视中文台连播两次的《世纪行过——张学良传》文献片，就是按照张学良的口述写成的。所剩下的就是他在台湾与记者谈话时经常吞吞吐吐、躲躲闪闪的最为敏感的“九一八”和“西安事变”问题。
（2） 张学良1986年、1990年和1991年，在分别与晚辈、和日本NHK记者以及和吕正操的多次谈话中，都对日本侵略者的侵华罪行进行了谴责；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非常赞扬，认为是真正的抗日队伍，尤其佩服周恩来；1991年6月，他在美国与吕正操会面时曾说：“我这个人清清楚楚地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就会牵涉到大陆、台湾两个方面。……我不愿为我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我要是回去，也要先跟大陆约法三章，头一条就是不要欢迎，不要见记者，大家经常见面都可以，但千万不要来恭维那一套，给我点方便我就很高兴了。”他引用“鹤有会巢梦，云无出岫心”两句诗来表达他既想回家乡看看，又不愿过分张扬的愿望，并应阎明光邀请，将这两句诗书赠给她。
吕说：“不见记者可以，但你一下飞机，老百姓就会认出你来，围住不让你走。”张说：“我不怕老百姓，我不喜欢见记者。”吕笑着说：“我保证，你说怎么行，就按你的意见办，决不会像当年你送蒋介石回南京那样，一上飞机就没有自由了。”
在谈到“二二八”事件时，张学良说：“到台湾时国民党更加腐败，不是人干的事，都干了。硬是把台湾人民逼反了，有人说这是共产党搞的，依我看，要是有共产党领导，就不会失败。……蒋先生失败就失败在丢失人心上。坏就坏在戴笠和何应钦身上，我原来也很尊重蒋先生，后来发现他办事很不地道。”张将军还关切地询问了邓小平、江泽民、杨尚昆等中国共产党新领导人的情况。特别提到杨尚昆主席在亚运会期间接见他五弟张学森一家，邓小平的女儿邓琳给他送画的事，要吕代为转达谢意，并表示，如有机会回大陆，一定去拜访中枢诸公。
1993年他还把自己培养了二十多年的一盆兰花（爱国号）通过黄秀球赠送给江泽民。爱国将领送爱国兰，在海峡两岸传为佳话。他对中国共产党有如此的好感，怎么会有对中国共产党不利的内容呢？何况张学良是一个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他决不会表面上说一套，背地里又是另一套。
（3）对西安兵谏的意义，张学良早在1937年元旦致东北军将士书中就称：“‘双十二’事件是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分野，我们自相残杀的内战，是要从此绝迹了，我们抗日复土的光荣战争，是马上就要见之行动了。我们的民族与国家已有了复兴的希望，这显然是我们中国划时代的一个事件，不独使我们可以期待着国策的转变适合了民众的要求，且已投下了一块巨石于国际深潭，忽然飞沫四溅，惊醒了世界苟且偷安的人士与野心帝国主义者的憧憬与迷梦。”
张学良始终都说，西安兵谏是他自己所为，杨虎城受到牵连，与共产党无关。好汉做事好汉当，能捉就能放。他说：西安事变是蒋先生逼出来的。蒋要他向游行学生开枪，这才把他逼急了，决心要教训教训老头子（指蒋介石）。他说，西安事变（对蒋）好像是灯泡，我先把它关掉，擦一擦，再把它开开，让它更亮。曾对人讲过，如果再遇到那样的情况，他还会那样干。对此他从无后悔过。对台湾公布的所谓《张学良忏悔录》，张将军说，那是经过修改的，原稿还在我手中。对唐得刚说，他从来没有写过“忏悔录”那玩意儿。他始终认为西安事变，是他为国家、为民族干了一件大事，并为此而感到自豪。他非常赞赏当年担任审判长的李烈钧称赞他的那句话——“张学良真不愧是张作霖之子！”
西安事变的内幕是最敏感、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都想从张学良口中多知道一些情况，但根据已公布的大量文献资料和回忆录以及张学良的几次谈话来看，上述资料的公布，不仅不会影响或改变对西安事变意义的正确评价。而且会更加丰富这方面的材料。
（3） 要说有影响的话，我想一定会对蒋介石所编造的历史谎言有所揭露。因为蒋介石当年在洛阳，曾让陈布雷为他起草了八易其稿的“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词”、《西安半月记》等。关于“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和为蒋介石背黑锅的问题。在美国吕对张说：“东北丢了，‘不抵抗将军’这个黑锅你替蒋介石背了很久。你下野的头一天晚上，还让我回山海关，传令何柱国、缪徵流、孙德荃反攻热河，可是第二天起床，一看号外，说你下野了，反攻热河就成了一句空话。”张说：“背这个黑锅，我不在乎。”显然，张学良承认他为蒋介石背了黑锅，只是不在乎而已。
总之，那些口述录音带和“毅荻书斋”所藏张学良的一批资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张学良爱国生涯、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与蒋介石恩恩怨怨、国共二次合作及他的幽居岁月，特别是西安事变等，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网2002年6月4日
RE:【转帖】口述史学：理论与方法
好帖，在下一直对口述史学颇多留意，看过唐德刚的历史书，建议诸位兄台有空翻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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