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钟先生中大故迹
抗战后，钟敬文先生所在的中大文学院RE:寻访钟先生中大故迹
烦请老兄说说是现在的什么地方。RE:寻访钟先生中大故迹
原中大文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电工教研室。钟先生故居在华工东区松花江路14号，该房子经钟少华先生确认。[ 本帖由 刘晓春 于 2004-6-12 12:15 最后编辑 ]
RE:寻访钟先生中大故迹
哦，我知道那里是老中大。不知道华工会不会把钟老的故居保护起来。
RE:寻访钟先生中大故迹
晓春兄的照相技术真不错，我在广州很少看到这么蓝的天，更没拍过这么好的照片。RE:寻访钟先生中大故迹
嘿嘿，那是因为施兄你很少抬头看天的缘故罢？广州的蓝天率现在已经高了很多啦~ :PRE:寻访钟先生中大故迹
近段以来，广州的天空难得一见蓝天，大概是先生显灵了吧，哈哈!祝各位大侠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RE:寻访钟先生中大故迹
钟敬文的学问人生萧 放
文坛耆宿，民俗学界领军人物，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民俗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文联荣誉委员，国家一级教授，钟敬文先生今年已达百岁高龄。有人常常探询这位不老松“不老”的秘诀，而钟老常讲自己是五四的儿子，五四精神、五四情怀是钟敬老永葆青春的精神血脉，人生与学问在钟敬文教授的人生历程中是那样水乳交融。钟敬文的百年之旅不仅为我们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而且以其对民族文化的挚爱，对学问的虔诚，以及他与生俱来的人类善良品性，为我们树立了人生的典范。
春雷惊蛰：少年风华
钟敬文，原名谭宗，一字静闻。1903年3月20日出生于海丰县公平镇一小商人家庭。1919年，是永远值得记忆的年代，“五四”的一声春雷，惊醒了沉睡的赤县神州，其中就有躲在古屋小楼角里用朱笔圈点《唐宋诗醇》、《渔洋精华录》、学做“子曰”文的钟敬文。钟敬文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五四的雷鸣使自己有如触了电似的，沉睡着的思想、感情被唤醒了。这位曾经沉浸在恬静诗境的腼腆少年顿时热血沸腾，他与学友一道手拿纸旗，走上十字街头，或声嘶汗滚地演讲，或化妆表演短剧，激情满腔地揭穿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华的阴谋，当钟敬文等同学看到那些原来因为好奇心而聚拢来的听众，最后脸上带着悲愤散去的时候，“我们的感奋真是难以形容。”正是这样的人生实践，使钟敬文对国家和社会有了实体的感觉，国家和社会，对于他来说，再不是那种书面上的抽象观念或者只有一种漠然的关系了，它是生动的实体，它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
心系祖国的人自然对它的文化有着特别的关注，在五四新风的感召下，钟敬文自觉地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如他自己所说：“五四的智慧醒觉运动把我的心眼撞开了”。他在海丰家乡起劲地搜集民间故事、民歌、民谣，家里的嫂嫂、邻居老伯、店里的工人都成为他访问的对象，他将搜集来的民间文艺材料进行整理之后，投寄到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当一些人讥之为“破铜烂铁”的野生文艺公然刊登在中国第一学府的校刊上时，对于这位热情洋溢海滨少年来说，不仅是鼓舞，而且意味着此生将与民众的文化结缘。
岭南接力与西湖秋色
1922年钟敬文陆安师范毕业以后，无钱继续升学的钟敬文，在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他对新文化的兴趣不减，通过邮局到上海、汕头等城市邮购新的文化书籍、期刊，如《尝试集》、《女神》、《呐喊》等，并动笔创作新诗、散文及记录、谈论民间文学。地方的偏僻，环境的狭小，使急切地盼望新知的钟敬文，感觉到寂寞与苦闷。一次偶然的机会，钟敬文终于走出了故乡的天地，来到了华南的大都市广州，这是钟敬文走上学术之路的关键一步。在岭南大学工作、学习之余，钟敬文利用图书馆开始了民间文化的研究工作，他整理了《粤风》等民俗文献。并结识了冼星海、刘乾初等进步人士，开始阅读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革命书刊，给《少年先锋》写稿。
1927年秋，钟敬文转入中山大学，担任中文系助教并教预科的国文。这时一批在北京大学从事歌谣研究会与风俗调查会的教授如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等南来中大，他们觉得应该继承发展在北方开始的新学术事业，而钟敬文更是积极的参与者与组织者，他协助顾颉刚等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民俗学会，倡办民俗学讲习班，编印《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学丛书，对民俗学这门研究民间文化的新学问极力进行宣传与推进，年轻的钟敬文经常是身兼编辑、校对、联系印刷等事务，忙得不可开交，忙得有滋有味，因为这是他喜爱的事业。在广州期间，钟敬文出版了《荔枝小品》、《民间文艺丛话》、《民间趣事》等文艺与学术专集，在文艺界学术界崭露头角。次年的夏天，正醉心于学艺进步的钟敬文，遭逢了涉世以来的第一次打击，早就对进步学者不满的假道学校长，借钟敬文经手付印的《吴歌乙集》中有“猥亵”的语句，而将他解除教职。但他并没有沉沦，在钱塘江潮水高涨的时候，钟敬文应朋友刘大白之邀，乘船到了杭州。
西湖秋色安抚了这位远来的异乡游子，催发了他的文学情思。在杭州，钟敬文除了在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任教外，曾热心于散文、小品的写作，出版了《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记》（1930）等散文集，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郁达夫对钟敬文的散文有很高的评价，“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之后武”（1935）。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1935）中认为钟敬文的散文不少篇章是“新文艺的小品中的优秀之作”。钟敬文的散文创作成就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如果钟敬文沿着这条文学之路走下去，中国也许会多了一位文学大师，但中国就会少了一位民众文化研究的大学者。
钟敬文没有忘记五四的精神滋养，没有忘记自己研究草根文化的使命，在文学与民间文化的两条道路的比较中，钟敬文选择了后者。在杭州他团结了一批同志，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编印了《民间》（月刊）、《民俗学集镌》及民俗学丛书。杭州时期，是钟敬文学术上迅速成长的时期，他不仅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写下了多篇民间文学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至今仍然为学界所引用），而且注意吸取国外的理论研究成果，同外国同行建立学术联系。一时间杭州成为继北大、中大之后的民俗研究重镇。钟敬文的人生抉择对于他个人的情趣来说，是一种牺牲。在他95岁生日时我们曾问及他想法，他说：我在选专业道路时，主要是从社会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个人角度考虑。文学的兴趣我一直保持，不过那是一种“余事”。秉承着传统文化精华的钟敬文先生，更看重的是肩上的社会责任。
为了直接吸取国外文化理论的滋养，1934年，钟敬文毅然放弃优厚的教职，东渡日本求学深造。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研究院，钟敬文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生，他每天伏在那九层楼的图书馆里，耽读着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著作。每天的午餐是一毛钱一碗的荞麦面，为的是省下一点买旧书的钱。生活是清贫的，但精神却快乐着，在跟著名神话学家西村真次学习神话学期间，钟敬文在当地的《民族学研究》、《民俗学》月刊等学术杂志发表了多种关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论著，还结识了日本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实藤惠秀教授和增田涉、竹内好诸君，推进了中外学术交流。同时保持着与国内民俗学界的联系，在《艺风》杂志上主编《民俗园地》，向国内介绍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发表民俗与民间文学的记录资料，并为此刊编辑了几期学术专号。钟敬文在日本期间撰写了《民间文艺学建设》这篇重要学术文章，首次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民间文艺学的问题，为建设中国自己科学的的民俗学学科体系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1936年夏，钟敬文从日本回到了杭州，继续从事着民间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民众教育》月刊编辑了《民间艺术专号》和《民间文化专号》。他与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同事施世珍一道举办了“民间图画展览会”，展出了3000件浙江及部分外地搜集来的民间绘画、木刻艺术品，此举在当时得到社会舆论与各界好评。浙江省报《东南日报》为此特别发表社论，称赞此次展出“为国内文化界的一次创举，颇饶深隽意义”。将民众固有艺术展示给世人，对于保存与传承民族文化是一有力地促进。
以笔为旗，诗人与战士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钟敬文投笔从戎，到广州四战区政治部作视察专员，从事鼓动群众、宣传抗日的文字工作。他跟随部队转战粤北，亲赴战地采访军民抗敌情形和收集写作材料，与人共同创立了中国全国文艺抗战协会曲江分会，被选为常务理事；写出了《良口之战》、《抗日的民族老英雄》、《指挥刀与诗笔》、《牛背脊》多篇报告文学。钟敬文充满了民族激情的写作，鼓舞着南国抗战军民。钟敬文本人对有着同样爱国激情的“欧罗巴的良心”罗曼·罗兰无比崇敬，他在《纪念罗曼·罗兰先生》的文章中说：“他是我灵魂的深切的关与者。读着他的作品，我完全被带入一种比现实远为严肃和深邃的世界。”“没有别的作家比他更加和我的精神结合得深切的了。即使是他最脆弱的地方，也使我感到一种心灵的真实和温暖。”钟敬文被罗曼·罗兰的人类之爱激动着，他的思想情绪和文风在战争中得到锤炼，他同样将自己对祖国的爱献给了捍卫它的人民。
北上京华，五十年辟出一片风景动人的天地
抗战后期钟敬文重返中山大学，任文科研究所指导教授，讲授民间文学、文学概论、诗歌概论等课程。1947年因思想“左倾”再次被中大解职，7月在判完研究生考卷后，化装逃离广州，任教于香港达德书院。1949年5月，相应党的号召，回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代表大会，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并先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科研部主任、中文系主任等教职。
五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满腔热情地参与筹组工作的钟敬文教授当选为副理事长，主持该会的日常工作。经历了数十年的努力，中国终于有了研究民间文艺的专门机构，钟先生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他心身畅快地工作着。他先后创办了《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文学遗产》等刊物，为民间文艺研究提供园地。在北京师范大学等大学讲授民间文学（后改名人民口头创作），并创建全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195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了第一个研究生班，为新中国培养民间文学领域的高级人才。可惜好景不长，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将他打入了冷宫，钟敬文不仅失去了政治权利，也失去了学术的自由。三十、四十年代的民俗学研究也成为钟敬文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罪状。接着是“史无前例”的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钟敬文的学术生命被无情地中断了二十年之久。
岁月蹉跎，未坠先生弘毅之志，1976年，73岁的钟敬文先生获得了第二度学术青春。他为恢复民俗学的学术地位而呼吁奔走，亲自邀集顾颉刚、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白寿彝、罗致平等七位著名学者联名倡议建立中国民俗学会。1983年，全国民俗学会成立，钟敬文当选为理事长。为了推动和协助各省市这类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北至丹东，西至兰州、四川，南至两广，东至上海、杭州、宁波，参加成立大会，参与学术讨论，进行学术演讲。
钟先生十分看重民俗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为了推进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教学与研究，除了主持全国性的民俗学会工作以外，钟敬文先生先后两次组织全国高校教师编写《民间文学概论》（1979编写出版，1988年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民俗学概论》（1998年出版，1999年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作为专业教材与理论普及读本。在钟敬文等老一辈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民俗学现已被列入国家二级学科目录，民俗学从一个民间的学术门类上升为国家发展的规划学科，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的进步。钟敬文先生为之奋斗了近八十年的民俗学事业终于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作为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第一批文科博士后流动站的合作导师钟敬文教授，他为了培养学科建设所需的教学科研人才，坚持亲自授课，他传授的不仅是知识学问，还有人品与献身学术的精神。为此他曾获得北京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1982）、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一等奖（1999）。
新的二十年，是钟敬文先生获得巨大丰收的时节。在北京师范大学他先后领导创建了211工程重点学科与国家重点文科研究基地，培养了近五十位博士、博士后，以及来自全国各地民俗访问进修学者，他们绝大部分成为全国民俗学民间文学教学研究的骨干力量。钟敬文领衔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创建与实践”的教学改革项目分别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2000）、国家教育部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
从80年代开始钟老还有着重要的学术兼职，1984年他被推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主席，民协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民间文学集成的编纂，这是一个有“文化长城”之誉的大工程。钟先生的任务是组织、领导并具体参与全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搜集与编篡工作。他将这项工作视为传承与保存民族文化的重大工程，他竭尽全力支持这一工作。作为民间文学集成的常务副总编、故事卷主编他在集成工作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全国各省故事卷的审稿中，钟老不顾年迈体弱亲临每一次的审稿会，跟同仁一道，认真审读文稿，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在钟老的带动下，几位编委与集成办公室的同志精诚团结，在民间文学集成工作上取得了重大成果。为了表彰钟敬文先生在主持艺术学科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审工作，为弘扬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做出的突出贡献，国家文化部1997年给钟老颁发了“文艺集成志书编审工作特殊荣誉奖。”2000年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给钟先生颁发了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终身成就奖
他先后出版了《新的驿程》、《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钟敬文学述》、《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标示着学科进步的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著作，发表了数十篇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论文。他的《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论文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5），《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获民间文艺山花奖首届学术著作奖最高荣誉奖（2001）。在钟敬文教授的率领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成为中国民俗学建设的重要基地，北京师范大学的民间资料库、以及正在建设中的民俗博物馆，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开展中国民俗研究的信息中心与资料中心。
志存高远的钟敬文教授，并没有为已取得的成绩而满足，他在95岁的自寿诗中表露自己的心迹：“事功未竟意难安”。他认为自己所倡导的民间文化事业还远远没有成功，他不断地思考着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方向。在1999年他终于推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理论新著，提出了建立多民族一国民俗学的新主张。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了对有着深厚文化渊源的中国民俗学进行深入的探究，2000年钟老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民俗史》，这项课题已被人民出版社纳入出版计划。民俗学学派的旗帜已经竖立，中国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百岁高龄的钟敬文教授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他正在创造学术的奇迹，他的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民俗学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民族文化的显学。
钟敬文教授曾经说过：“一个知识分子不能仅仅为自己活着。我喜欢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为人类工作。”他又说：只有不断地努力，才不会将自己混同于对社会无所贡献的庸人。你区别于庸人的地方，就是你人格力量显现之处。钟先生就是这样民族文化的进步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当他身体欠佳住进医院时，他还时刻挂念着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带着14名博士生的他主动安排好新生的课程，对一些博士生论文的开题报告也十分关心，多次约请他们去病房商谈；学科建设依然是他关注的重点，他不仅积极为师大民俗学争取国家重点学科的继续支持，还亲自与出版社的同志商谈出版一套中国古代民俗史志丛刊，为我们学科发展打好学术的基础。2001年9月他在《拟百岁自省》中以诗铭志：“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百年。曾抱壮心奔国难，犹余微尚恋诗篇。宏思竣想终何补，素食粗衣分自甘。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
11月22日，师大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举办了“民俗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学术研讨会，钟老十分兴奋，他在会见来自全国各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代表时说：“这是住院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也是我八十年来最高兴的一天！”钟老面对民俗学学术队伍的壮大与学科建设的发展，他有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他郑重地嘱咐民俗学工作者：“大家有一种民族的自觉，将中国的精神视为命根子，将中国的 优秀文化也视为我们的命根子”。最后勉励大家“我希望大家努力，努力，再努力！民俗学是一种重要的学科！”钟老就是这样一位挚爱着他的事业，钟老的学问人生与我们的民族文化血肉相连。人们为了表示对他的崇敬，曾用“国瑞文宗”形容我们敬爱的钟先生，真是实至名归！
生平简介：钟敬文广东海丰人，1903年生。20年代初毕业于陆安师范，后曾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任教，1934至193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研修神话学及民俗学。1949年到北师大任教至今。现为博士生导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民俗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顾问。主要著述有：《民间文艺丛话》(1928)、《楚辞中的神话与传说》(1930)、《柳花集》(1930)、《诗心》(1942)、《民间文学概论》(主编，1980)、《民间文艺谈薮》(1981)、《关于鲁迅的论考与回想》(1982)、《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下，1982～1985)、《新的驿程》(1987)、《钟敬文教育及文化文存》(1991)、《兰窗诗论集》(1993)、《芸香楼文艺论集》(1996)、《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1996)、《钟敬文学术文化随笔》(1996)、《民俗学概论》(主编，1998)、《钟敬文民俗学论集》(1998)、《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1998)、《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诗学及文艺论卷、民间文艺学卷，1999～2000)、《中国民间文化讲演集》(1999)、《建立中国民俗学派》(2000)、《谣俗蠡测》（2001）、《钟敬文学述》（2001）、《婪尾集》（2002）、《沧海潮音》（2002）等。
[ 本帖由 小小小小草 于 2003-2-10 10:31 最后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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