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旧作，拿来为诸兄解闷
论英雄传奇文学中“屠亲婚配”的情节模式在英雄传奇文学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一种“屠亲婚配”的情节模式，即书中的男英雄与女英雄的婚配往往与女英雄家庭的遭难相先后，对女英雄来说遭难的是血亲，对男英雄而言，遭难的是姻亲。
在《秦英征西》中，洪月娥在阵前生擒罗章，因爱罗章人物俊秀，武艺高强，遂以终身相许，将他放归唐营。而罗章无视洪月娥的一片柔情蜜意，背信弃义，偷袭洪营，枪挑了洪月娥两位兄长 ；《说唐小英雄征西》中，樊梨花在薛丁山迎娶她之前，竟因与父亲发生争执，先是误杀老父，随之有意屠兄，气死老母 ；《杨家将演义》中，穆桂英与杨宗保私订终身后，孟良向穆桂英求借降龙木未遂，竟放火烧寨，乘乱将穆氏家小杀去一半 ；《十二寡妇出征》中，杨文广挑杀黄面熊，其妹黄金铃不仅不思复仇，反与杨家将岳朋私订终身，迫其另一兄黄面虎落荒而逃 ；《水浒传》中，一丈青扈三娘已被宋江心许王矮虎，扈太公一家也已归降梁山，但在梁山好汉攻破祝家庄之时，却遭黑旋风李逵横加屠戮，一门老幼尽遭荼毒，仅扈成一人落荒而逃 。
总之，通俗文学中男英雄与女英雄的婚配之日，正是男英雄姻亲家族或女英雄的血亲家族横遭屠戮之时。女英雄家族的这种灭门之灾，有时来自男英雄自身或其一方，有时则来自女英雄自身。笔者把英雄传奇文学中这类习见的故事情节，概括为“屠亲婚配”的情节模式。
英雄传奇故事中的女性英雄们，她们之所以长期为读者或听众所膜拜或敬仰，长久地活在人们的心头和口头，不仅仅是因为她们武艺超群，长于冲锋陷阵，能够在千军万马中取敌上将；也不仅仅是因为她们长于运筹帷幄，领兵挂帅，平叛灭虏，更重要的是，她们还是能让人感受到阴柔之美和母性慈爱的道德楷模。
可是，就是这样一些武功超群，智谋过人而又充满人性魅力的巾帼英豪，她们面对父兄的被屠却往往表现出令人难解的冷漠。洪月娥在罗章一番下跪求情之后，就轻易冰释了二人之间的血海深仇，转化为恩爱夫妻(《秦英征西》)；樊梨花对自己犯下的“屠亲”之罪，并没表现太多的悔恨，反倒哀求指斥自己不仁不义的薛丁山的谅解(《说唐小英雄征西》)；而穆桂英在穆柯寨被焚，家小被屠的情况下，竟怀着“完成佳配”，“建功朝廷”不必“自伤和气”的心理投奔宋营(《杨家将演义》)；一丈青扈三娘则听凭宋江作主，俯首贴耳地做了矮脚虎王英的婆姨，根本没有意识到她与梁山的“灭门”之仇。
在这里女英雄们表现出的懦弱和苟且，显然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也有悖于生活的常理。可是，就是这样一些不合乎人性的情节，反复出现在英雄传奇文学中，形成一种“屠亲婚配”的情节模式，却丝豪没有引起人们对男、女英雄道德人格的怀疑，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笔者认为，古代或传统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是一种男性权力话语，这一情节模式的反复出现，说明了在男性潜意识中有一种“屠亲(姻亲)”情结，“屠亲婚配”的情节模式正适合了男性深层心灵世界的需要。我们认为，“情结”来源于历史文化的积淀，也与个人的体验密切相关。男性“屠亲(姻亲)”情结的形成正是如此，既有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又与个体体验相关。
在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过程中，社会上曾盛行过“抢婚”习俗。抢婚在古代社会曾是一种普遍现象。当时抢婚不但要受到武力抵抗，而且常常引起战争。许多民族英雄史诗中的战争，就是由抢劫异部落的妇女而引起的。这种古代的婚姻形式，已由习俗转为遗风，仅在现代婚礼中还保留了某些仪式，可以窥视其原始风貌。瑶族有一种迎亲方式，是在晚上男方结伙高举火把向女家方向杀抢而来，到半路上，女方也持火把截杀出来，男方把新娘“抢”到自己行列，女方则作“夺”回的战斗，随后新娘与新郎溜出队伍，于是战斗停止，双方聚宴。瑶族的这种迎亲方式，生动地再现了古代的抢婚习俗，告诉我们在古代男子要得到妻子，就要用武力征服女性所在的氏族或部落，那时候，“屠亲”不是一种情结，而是一种现实。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着“服役婚”和“买卖婚”习俗。所谓服役婚，是一种较为古老的婚姻形式，它是以男子赴女方家服劳役为结婚条件。这种劳役等于男子向女家支付妻子的身价，是对女家失去一个女劳动力的先期赔偿。通常服役都有一定期限，服役期满，男子才可以携带妻子儿女返回男家。
所谓“买卖婚”，是男方用相当数量财物为代价娶女方为妻的婚俗。这种用财物构成婚姻关系的做法，在全世界都较为普遍。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男方与妻方家族存在着尖锐的对立。
此外，这种对立与冲突还表现在对女性情感的争夺上。《左传桓公十五年》载：“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婿雍纠杀之。将享诸郊，雍姬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汪。公载以出，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在这段记载中，雍姬在“父与夫孰亲”的问题上表现得难以抉择，其实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为女性所共有的普遍心理。“既嫁从夫”，“夫妇同体”，是父权制社会男性对妻子的要求，男子有着垄断妻子情感的强烈欲求。然而，由于天然的血缘关系，女性在“父与夫孰亲”的问题上，往往将感情的天平倾向自己的血亲家族，在处理涉及双方家庭利益的问题时往往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与男子同床而异梦。姻亲关系的存在有着影响妻子对丈夫忠诚专一的可能。因此，妻党这一姻亲关系，在社会生活中也就一直为人所轻视。我国传统礼制规定，妻子的生身父母与自己算五等亲，这正表明了人们对姻亲关系可靠性的怀疑。
由于以上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男性的无意识世界中形成了“屠亲”情结。英雄传奇故事中，“屠亲婚配”的情节模式，正是“人们以社会能够接受的行为动机来取代社会所不能认可的行为动机” 。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屠亲”是为现实所不能许可的，人们也就只能在文学中通过男性英雄或其一方屠戮其姻亲家族，或设想女性英雄心甘情愿地自屠其血亲家族，梦幻般地满足男性世界心灵深处的“屠亲”情结。在文学中，这种欲望有时经化装后表现出来，有时则未经任何化装，如《水浒传》中，双枪将董平杀程太守一家，夺他的女儿为妻，就是“屠亲”情结赤裸裸的表现。而使不明就里的余象斗先生勃然大怒，批曰：“观董平入城杀程太守一家，此不义也；非仁也。令人可恶，吾何以观之哉！” 余氏以现实的眼光看待董平杀程太守一家这一事件，给董平以伦理批评，这种批评虽能为我们所首肯，但却未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参破作者设置这一情节的玄机。
为什么“屠亲”情结更多地表现在英雄传奇故事中，为什么“屠亲婚配”的现象更多地出现在男、女传奇英雄身上？
笔者认为英雄传奇故事中，女英雄作为男英雄的配偶，成为英雄群体中的一员之后，一旦有变，就会给丈夫一方的事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所以更需要保证其对丈夫一方的绝对忠诚。在男性无意识中，妨碍女性对丈夫忠诚的只能是女性的血亲家族。这正是英雄传奇故事中，较强烈地表现出“屠亲”情结的原因，也是屡屡出现“屠亲婚配”情节，乃至形成一种情节模式的原因之所在。
李卓吾、金圣叹两位先生对《水浒传》中扈三娘一门被屠所作的批语，正透露出其中之奥妙。
《水浒传》中《宋公明三打祝家庄》一回对于扈三娘一门被屠有一段细致的文字描述：“祝彪见庄兵走来报知，不敢回，直望扈家庄投奔，被扈成叫庄客捉了绑缚下，正解将来见宋江，恰好遇着李逵，只一斧，砍翻祝彪头来，庄客都四散走了。李逵再抡起双斧，便看着扈成砍来。扈成见局面不好，投马落荒而走……且说李逵正杀得手顺，直抢入扈家庄里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
针对这段文字，李卓吾的眉批是“必如此扫除，扈三娘才死心作贼，又寨中始无闲汉……”金圣叹则批曰：“非为黑旋风快心满意，正为一丈青死心塌地。妙心妙笔” 。如果作理性的思考，诛其一门老幼，而求人“死心塌地”显然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然而这却正是潜藏于男性世界心灵深处的梦幻：女性英雄的血亲家族既已不复存在，也就不存在“夫与父孰亲”的问题，丈夫也就成了妻子情感的唯一归依，妻子也就只有与丈夫及其一方一心一意，同心同德了。李卓吾、金圣叹之所以称赞这段文字为“妙心妙笔”，正在于这段文字投合了两位心灵深处的“屠亲”情结。李卓吾、金圣叹对李逵暴行所作的议论，虽看似没肝没肺，却窥出了隐藏于作者心灵深处的无意识。
“上阵还是亲兄弟，打仗还靠父子兵”。由于受传统宗法、伦理观念的影响，我国文学中的传奇英雄群体，通常都是一个由多种亲情关系结合起来的大家庭。纵观“薛家将”“杨家将”“呼家将”等英雄传奇故事，在英雄群体中有父子、母子、妻子、兄弟姊妹及靠“老一辈少一辈交情”传承下来的结义关系，唯独极少看到翁婿、甥舅等姻亲关系。正是由于男性世界心灵深处的“屠亲”情结，使人们不自觉地对女英雄的血亲家族关闭了进入英雄群体的大门，在接纳女英雄的同时，却将其血亲家族赶尽杀绝于大门之外。
(原载于《文史研究》1999年第4期)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