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人类学2005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文学人类学2005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潘年英
同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等九家单位联合发起并由湖南科技大学和湘潭大学承办的“中国文学人类学2005年学术研究会”，于2005年5月13日至17日在湘潭召开。与会的知名学者有：叶舒宪、彭兆荣、徐新建、王铭铭、徐杰舜、刘宗迪、程金城、鹿国治、吕微、皇甫晓涛、杨昌国、吴广平、彭在钦、季水河、张铁夫、黎跃进、潘年英、赵宇共等50余人。这次会议是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继1997年厦门会议后的第二届学术年会，会议的宗旨是“通过会议的交流和讨论深化文学人类学的学术的研究，同时推动学科的进一步向前发展”。会议议题分别是：1、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2、文学与仪式/文学与疾病/文学与神话；3、文学中的神秘主义和原始主义/文学文本的人类学解读；4、原形批评在中国；5、文学与性别/艺术人类学；6、口头诗学研究/文化与记忆；7、人类学电影/文化与图像；8、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等。会议共收到论文33篇，内容涉及上述议题的各个方面。如果把上述议题和论文内容再加以浓缩和简化，则大到可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学研究
从人类学的角度切入文学研究，或用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关注文学，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兴起的一股重要的学术潮流。经二十余年的实践和探索，这种研究方法已日渐趋于成熟，在提交给本次会议的论文中，几乎有一半的篇目是属于这种类型的研究。叶舒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被誉为是中国文学人类学最积极的开拓者之一，他提交的论文是《“学而时习之”新释—〈论语〉口传语境的知识考古学发掘》。在论文中，他以其一以贯之的渊博的知识考古学方法，梳理和论证了《论语》作为口头文学时代的传统的学习和教育方式的结晶，指出如果不能恢复其口传语境，便会产生误读。“学而文《国家地理与族群写作——关于“长江故事”的文学人类学解读》，系统地分析了长江从自然地理到文化地理的不同书写形态，已及其间与国家意识和族群意识的关系。其取证材料广泛而丰富，分析的视野开阔而时习之”就是例证之一。作者最后的结论是：“孔子本人没有留下书写文本这一事实，并不应看成是书写文化的耻辱，从而对此加以种种的曲解、掩盖和粉饰；而应看成是中华远古口传文化的骄傲。数以万计的口头传统的深厚性，使它足以给孔子留下非常宝贵的礼乐诗歌的教学经验。孔子在书写文化取代口头传统的过度期，依然执着地坚持古老的价值观，从而有效地在我们的书写文明中存留了口头传统的及其学习——教育方式的精髓——通过口耳之间的不断重复的经久训练，达到身心统一的至高人格修养的境界。作为对话录的《论语》是这种学习方略和这种人格境界的最好见证。”徐新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的论独到，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文本分析，充分体现了文学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和优势。
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讨中国古典文学，这几乎成了近年来中国文学人类学新开掘的学术领域，并渐成传统。在本次会议上，这一类型的论文就有好几篇。其中，刘宗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的《伏羲、女娲神话探源》、吴广平（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的《理想化与妖魔化——论宋玉的女性形象描写艺术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许智银（河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的《论聊斋中黄英的精·神·人》等篇，都被认为是本次会议的精彩华章。刘文指出：伏羲、女娲交尾图的雏形最早见于先秦典籍，其是中国上古历法中“苍龙纪时”制度的产物，伏羲的原型是春天的龙星，女娲是秋天的龙星，伏羲、女娲交尾图是春、秋的象征。因为春、秋时节（尤其是春天）是“会合男女”的婚姻季节，因此，在古代神话中，伏羲、女娲又扮演着婚姻神的角色，伏羲兄妹婚故事就是用来解释婚姻制度及其起源的。吴文认为，宋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全方位描写女性形象的作家，是中国美女文学和丑妇文学的全方位开创者和代表作家，从形象学（imagologie）的角度看，作为男性作家的宋玉在对“他者”（others）——女性的描写方面存在理想化与妖魔化的两极化倾向，他塑造的高唐神女和东家之子是十全十美的丽人和美神，他描写的登徒子之妻则是集天下奇丑于一身的丑妇。中国后代作家描写美女与丑妇都深受宋玉的影响与沾溉。许文认为，《聊斋》中黄英的形象是蒲松龄笔下一个女性形象的代表，她不同于其他狐鬼妖魅，而是自始自终以人的形象出现。黄英的形象反映了蒲松龄在创作中追求形、景、情、意、神相结合的艺术境界，表达了作者在新的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念和理性思考。黄英的“精”是作者思想灵魂的寄托，黄英的“神”是作者的形象寓体，而黄英的“人”则是作者的理想化身。像这样的研究和探讨，不仅打破了学科间的壁垒和界限，而且的确再现了文学人类学的学科魅力，拓展了古典文学研究的空间。
从人类学角度关照现当代中国文学，也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何小平（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的《沈从文文化视野的人类学解读》，陆群、罗康隆（吉首大学）教授的《文学人类学的文化书写——沈从文湘西系列作品解读》，杨昌国、晏杰雄（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的《一个水气氤氲的艺术世界——<边城>水原型的微观剖析》等篇，都从人类学角度对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作了有益的探索和新颖的解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当代作家作品的人类学解读中，有两篇论文是直接针对以“文学人类学”写作命名的作家进行研究的，一篇是牛晓梅（中国社科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的《人类学小说研究》，虽然讨论的范围涉及古今中外，但重点分析的对象是以写作“中国上古文化人类学小说”闻名文坛的陕西作家赵宇共的作品。赵的代表作是《走婚》和《炎黄》，2001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牛晓梅指出，赵的小说虽是想象性的文学艺术作品，但作者原先是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人，他从考古、文献中发掘出大量的史前记载，而后经过作者的想象构思，以现代小说的形式展现原始社会真实的一面，其反映和再现的上古生活内容与人类学家的田野考察结果是吻合的，因而对这样的作品的解读，就不能再沿用原有的文艺小说批评模式，而须更多地从人类学的角度切入。另一篇是吴投文（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的《潘年英的道路：行走与皈依》，同样分析了潘年英以“人类学笔记”命名的系列文学作品，主要是200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两部长篇《故乡信札》、《木楼人家》和一部中短篇合集《伤心篱笆》。吴文指出，潘年英的写作是“徘徊于人类学与文学之间的写作。”从人类学的角度来探讨潘年英的创作，的确是一条有意义的路径，由此可以进入潘年英特异的文学世界，而潘年英富有创见的人类学思想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更易于一般读者所接受。吴文进一步指出，潘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民间思想，就体例来说，无疑是人类学著作，但作品中所蕴涵的苍凉和忧郁却迥异于一般普通的学术著作，而是一个人文学者与作家面对无孔不入的全球化潮流导致泯灭文化个性而发出的神圣忧思录。吴文最后指出，潘年英的作品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挽歌情调，这使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人类学的符号与象征。
从文化看文学
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有三大支流，即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前二者在中国因缺乏深厚的学术传统，至今仍显薄弱；后者则因历史和现实的促成，使该领域不仅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而且成果丰硕，汗牛充栋。又因近年来学界大力提倡破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因而从文化学或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讨论文学的现象渐成风尚，成果亦慰然可观。
在本次会议的论文中，权雅宁（宝鸡文理学院）硕士的论文《性文学的人类学解读》，可以说论题新颖，视角独到，因而成为与会者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权雅宁在论文中指出：从人类学视角对涉性文学进行批评使我们对这类作品和文学现象所涉及的人、性、文学三者关系有深刻的理解，创作和阅读涉性文学是人类的性补偿行为之一。涉性文学的圣洁与肮脏二重性是由于早期人类对性的公私分离，公类的性作为高媒祀典的国家行为抽象而神圣，私类的性才是个人的具体的性行为，由于其和群体、国家利益的远离而肮脏。涉性文学的书写方式中，“放荡”的美人尤为注目，这与人类早期女（雌）性的以色易食和男性对女性的性爱女神期待和地亩神崇拜有深刻的渊源。一般对涉性文学的贬损是由于耻感性心理和早期人类的生殖唯一的性意义。当下文学中的“性泛滥”与全球化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融会有关。存在于中国文化积习中的当下涉性文学并不能真正起到解放人性获得自由的作用。权在论文中列举的文学现象是广泛的，讨论也是相当深入的，而以文化人类学理论的介入和解释也是新鲜而令人信服的。
“原型”理论一直是人类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其最早可追溯到弗雷泽《金枝》中的“原始的神话仪式”，后来被加拿大人加诺斯普·弗莱加以发扬光大，并普遍运用于文学研究之中，形成传统。弗莱说：“原型可以是意象、象征、主题、人物、情节问题，也可以是结构单位，只要它们在文学中反复出现，具有约定性的联想。”由此，弗莱完成了人类学、心理学与文学批评的整合，创造了文学批评中一个经典的批评模式——原型批评。
在本次会议论文中，有多篇涉及该理论的文章，其中有些是疏理该理论在中国的实践的，有些则直接应用于具体的文本批评之中。主要的论文有：谢美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的《原型批评在中国的实践及原因简探》，安宁（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的《追索人类精神之根——试对“原型”进行一次粗浅的讨论》，郭启维（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的《“家”的乌托邦神话——汪曾祺高邮小说的精神原型》，潘年英（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的《在“原型”中寻找“民族性”》，胡红梅（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的《“兴”的文化溯源》，杨昌国、晏杰雄的《水的原型意义勾联》等。
“仪式”分析理论也是文化人类学重要的理论之一，其同样可以借来作文学的分析和解读。在本次会议的论文中，涉及“仪式”分析的也有不少。如彭兆荣（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的《文学人类学的仪式视野：西方经典文学的一种读法》，王菊（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的《彝族文学文献中的仪式研究初探》，杨朴《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的《二人转与圣婚仪式》等篇，都借传统的人类学“仪式”理论对本土文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分析。
从文化的视角讨论文学，其视域十分广阔，除了上述视界和领域外，本次会议还有部分论文是直接从性别诗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关注文学的。如袁三英（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的《“女性相煎”：觉醒前女性的自发反抗及其人类学反思》，马卫华（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硕士的《逾界的想象——20世纪60年代流行革命歌曲中的民族国家想象与表述》，葛荣玲（山东师大文学院）硕士的《被阉割的英雄——孙悟空与哪吒故事的一种跨文化阐释》，皇甫晓涛（清华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教授的《云南符号的文化产业测绘报告》等。袁文从文学文本中抽象出性别意识，并作人类学分析；马文和葛文是典型的跨文化阐释；皇文则直接将文学文本作为文化符号进行产业开发的讨论。这些都是十分新鲜而富有创意的命题和研究。
值得一提的还有来自广东暨南大学中文系的赵静蓉博士的两篇论文：《现代人的认同危机与怀旧情绪》、《想象的文化记忆》，可以说是本次会议的亮点话题之一。赵文指出：现代文化的转型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大变动和现代人的生存危机，危机最突出地表现为现代人对个体身份和集体同一性的认同危机。怀旧是现代人解决认同危机最普遍也最切身的途径。从时间维度上讲，怀旧就是保持自我在时间、历史、传统和社会中的“深度”；从空间维度上讲，怀旧就是寻找“在家感”，重建“本土感”。这样的讨论当然也是非常富有现实意义的。
学科建设：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未来
中国文学人类学会成立于1996年。1997年11月在厦门召开了首届学术研讨会。那一届的会议的确堪称高人云集，盛况空前。一些海内外知名的文艺理论家和人类学如李亦园、乔健、庄英章、庄孔韶、叶舒宪、彭兆荣、徐新建、徐杰舜、林兴宅、易中天、郑元者等人及国内多家出版单位都参加了会议。这就为当时国内正在兴起的年轻的文学人类学学科推波助澜，燃起了一把大火。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文学人类学更是风助火势，迅猛燎原。时至今日，在国内的高等院校中，不仅有数家单位专门开设了“文学人类学”的课程，而且还成立了专门的文学人类学学术研究机构，更有甚者，个别院校还成功申请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研修方向的授权点。而在国内各种学术刊物中，用人类学方法做学术分析和研究的文章更是遍地开花，日益增多。可见该学科成长之迅速，实在令人欣喜。
但是，这门新兴的学科究竟该怎样发展呢？或者说，究竟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和前景呢？这些问题自然就成了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论题。
关于此论题的文章主要有：鹿国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的《整体思维中的跨文化阐释——试论中国文学人类学重建的一个维度》、黄梅学（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的《爱国主义催发下的学术研究》、王轻鸿（湖北荆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类学范式》等。鹿文指出：“在市场、媒体以及文化的视觉转向的多重挤压下，文学必将进一步边缘化，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已不复存在，传统的文学的定义已不再有效，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对立也已轰然倒塌；更进一步，适应人类历史某个特定阶段，以分析性模式为基础而建立起的各种学科也必将进一步边缘化，学科与学科的边界也不复存在，学科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已然面临着有史以来的最严峻的挑战。”基于这一语境，作者提出了“整体思维中的跨文化阐释”的一个思维维度，即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就是运用整体思维的方式，借助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的宽广的胸怀、宏阔的视野、多重的证据等人文观念和研究方法，对文学这一研究对象，所采用的一种整体把握和内在透视的跨文化阐释，其强调人类总体观念和文化对话意识，把原始与现代贯通，把人类的相关知识领域相整合，其既是对自我中心主义的一个解构，也是中国文学人类学安身立命的本体。鹿文在讨论过程中，得到了与会者广泛的认同。黄文则是对中国早期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学术轨迹的疏理，其重点讨论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闻一多等人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方法和成果，认为那是中国文学人类学的早期萌芽。王文则强调在文学人类学批评模式正在探索发展的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类学范式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王文指出，马克思主义文学人类学批评在资源选择上，折解了宗教文化模式，而力图通过人的现实存在的考察，来建构人类精神文化的基石；在提炼方式上，摈弃了先验论的求证方式，而强调通过不同民族文化精神的平等对话，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来实现人类精神文化的持续建构；在价值取向上，纠偏了专注原始野性的褊狭视角，而是在理性和感性的结合点上揭示人追求自由的本质特点，将人的本质与美的本质结合起来考察，具有审美的维度。
除了上述三篇论文的专论外，在具体的研讨过程中，杨昌国教授也提出了文学人类学的学科定义和边界匡定等问题，叶舒宪教授回应说，文学人类学本来就是破学科的学科，因而没有必要画地为牢。这一意见也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
还有几篇论文是从艺术本体的角度讨论艺术人类学和文学人类学的，如阿嘎佐诗（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博士的《人类学视野中的艺术》，陈波（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的《审美人类学：从美学延伸出的新空间》等，都可以看作是文学人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命题之一。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本次会议是以圆桌讨论的形式举行的，每位与会者不仅都得到了发言机会，而且其发言也都得到了相应的评述和讨论，因此，没有一个话题是孤立的。一些与会代表虽然没有来得及提供完整的论文，但他们的发言同样是非常精彩的。如王铭铭教授、徐杰舜教授、程金城教授、赵宇共教授、张铁夫教授、黎跃进教授、季水河教授、郑长天教授等人的发言，都从不同的侧面回应了本次会议的主题，同样是本次会议的巨大成果之一。
在对会议作总结时，叶舒宪教授指出，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一是会议的论文质量普遍较高，而且所涉及的论题是多方面的；二是研讨得十分热烈，氛围特好；三是参会人员的结构非常合理，过去开会一般都是几个教授在说话，这次会议有知名学者、教授，还有相当多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还有不少的本科生，甚至个别小学生列席，他们都参与了研讨。这说明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和前途的。
在会议收到的34篇论文中，还有几篇是讨论边缘学术问题的，如萧兵（淮阴师范学院）教授的《中国上古文物里人与动物关系的思考——兼评张光直教授“动物伙伴”之泛萨满理论》、王海龙（上海市社科院）教授的《视觉人类学的潜语法结构论纲》和石峥嵘（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的《竹枝歌的音乐人类学研究》等篇，所有这些论题同样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共同兴趣，也充分展示了文学人类学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特点和魅力。
来源：中国文学网
RE:“中国文学人类学2005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Karin 于 2005-10-16 18:50 写道：过去开会一般都是几个教授在说话，这次会议有知名学者、教授，还有相当多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还有不少的本科生，甚至个别小学生列席，他们都参与了研讨。
一个字：牛！
文学人类学已经普及到小学生了！
RE:“中国文学人类学2005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满怀兴趣看贴。可惜，除了看到点名表扬之外，其它什么信息也没看出来。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