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朱竞编著的《世纪印象》
道义担承与心灵对话──读朱竞编著的《世纪印象》王兆胜
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连绵不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历朝历代都不乏有骨气担道义的大丈夫，他们往往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苦难挑在肩头，有的甚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远者有司马迁、屈原，还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近现代如谭嗣同、鲁迅和朱自清。不过，女中豪杰在中国历史上同样令人敬服，她们是巾帼不让须眉，如花木兰、岳飞之母、李清照、秋瑾、冰心等都是如此。近日由华龄出版社推出的《世纪印象——百名学者论中国文化》一书，即出自女性之手，她是由朱竞编著的，其关键词是对历史、文化、文学及其人生的忧患之情。
作为一个女性，在举世都急功近利之时，朱竞仍能肩担道义，令人感佩！她积十余年的时光专心访问了百余名学者，最后形成这上、下两卷七百余页的《世纪印象》一书，这本身就需要奉献精神、宽厚的胸襟和柔韧的品质。试想，在当今这类书籍极难出版的情况下，又是在为别人做着“嫁衣”，朱竞却能抛开功利之心，矢志不移地从事这一“事业”，并让它最后结出硕果，其精神可嘉，非有坚强的意志不可。最令我感动的是，朱竞将沉重的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和文学放在柔弱的肩头，着意于思考中国乃至于人类的历史、前景，孜孜以求，这让我们这些男子汉都为之汗颜！此时，我想起了鉴湖女侠秋瑾那张照片，她手握利刃，光辉闪烁，英气逼人，直刺阴郁的暗夜；我又想起冰心，她一直在用爱的线缕编织着中国富强之梦，柔弱中又是那样强大。从影响和成就上说，朱竞当然不能与秋瑾、冰心相提并论，但在柔弱女子身上的正气豪情和忧患意识却是前后贯通的。
将百余名学者作家荟萃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难题，它需要气魄和感召力。因为这其中长者已至耄耋之年，年轻人不过30岁；这里既有纯粹学者，又有作家、编辑和评论家；这其中有的已成文坛泰斗，而有的则刚崭露头角；这里除了男性，还有女性学者。在这方面，朱竞能够网罗宏富，兼容并蓄，不择细涓，确实难能可贵！如果说每个人都是历史文化网络上的一点，都具有不可或缺性，那么，透过这本书不同的被访问者，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们本人的方方面面，也可以体悟从他们身上折射出来的历史文化光影，尤其他们的文化思想观念及其理想。在这些学者身上同样也包含了一种担当道义的精神品质。
向学者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很不容易！在这方面朱竞显然深思熟虑，如她提出问题有：对20世纪中国有何印象？知识分子精神是否存在？最心仪哪些人？最痛苦和耻辱的事情是什么？受哪些书的深刻影响？对中国当代文学评价怎样？对目前中国教育体制有何看法？从事文学研究的原因及今后的打算？值得注意的是，朱竞并不是一个机械的发问者，而是在这些问题大致“不变”的情况下又有变化，即根据不同情况，针对不同的人展开不同的问题。在这中间，学者颇多真诚新见，而朱竞自己也表现出独立的思想感情和慧心悟性。
因为学者更多的时候进行的是一种“隐性”写作，即在文本中较难看出他们的生活现状和心灵声响，更难显现出他们最热爱、最崇尚、最耻辱以及最希望的人与事，而朱竞却在这本书中令其一一呈现。而依据的主要方式即是“对话”，通过对语走进百名学者的历史现场和心灵世界之中，这是本书的重要特色。因此，这是一本更加真实，更有精神深度的书。让学者直接现身说法，既可以展示其对国家、民族、家庭、文化、文学及其人生的思索；又可以使问答双方在心灵之间进行对话和感应。前者是深重的，后者则是轻灵的。换言之，“沉重的道义”通过“心灵的对语”达到了举重若轻的艺术效果，两颗心灵也因主体性的张扬而碰撞出性灵的花。如在《人·价值·尊严——访钱谷融》中有这样的对话：
钱谷融：朱竞先生，你的邀稿信写得很诚恳，所提问题也很有意义，我愿意尽我所知，竭我所能为你效劳。
朱竞：钱先生，您太客气也太谦虚了，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大家都知道，在您的人生经历中有过很多值得回忆的事情，那么您对中国20世纪的印象是怎样的？您认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存在吗？您最心仪的是哪一类型的知识分子？
钱谷融：我可以把你的这些问题归结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来作一回答。如果承认有“知识分子”这样一种类型的人存在，那么必有他们所持的精神。我认为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就在于他们代表着人所能代表的，当然是中国人的良知。他们立足于中国的土壤上，首先追求的也是中国人的幸福与进步，凡是以自己的一生，不懈贡献于这样追求的人，都是我所敬重的。鲁迅、胡适、陈寅恪，我都敬重。
在这本书中，有的问题非常沉重，但这种“对话”的随便和自由却使之变得轻松了,尤其在苦难的20世纪已然成为过去，在新的世纪我们再来“朝花夕拾”更是如此，这是“举重若轻”；有的问题看似轻松，但由于其中包含着对国家以及人类现状和前途的忧思，又显得十分沉重，这是“举轻若重”。如一些年轻学人对文学的前途并不乐观(甚至明显带有悲调，于是一种沉重如云似雾般地弥漫着，这也可能是现实的状况不容乐观)，也可能由知识分子的本色决定。朱竞与李建军有这样的对话：
朱竞：您为什么要从事文学研究？文学研究是您终生从事的事业吗？如果离开文学，您最想干的事是什么？
李建军：因为喜欢，因为快乐。即使不研究文学，我也会依然爱文学，其实，依赖文学而谋稻梁，对一个真正爱文学的人来讲，也许并不是一件幸事。如果有一种工作既可赖以活命，又不影响我更好地接近文学，那么，我想选择这种工作也许会更好些的。
朱竞：您这样的语气听起来有些消极。其实，无论您选择了什么职业和爱好，只要是认真的，快乐和痛苦就会并存。
这样的对话之所以富有意味，就在于它超越了所谓的一般性学术论文，而是在显现问答内容时，又包含了双方的理解与感悟，更包括了关于人生的思想和智慧。这样的对话如同火花点燃了思想，给人一种清澈明亮。
在本书“编后絮语”中，赛妮亚这样谈到朱竞：“经过了无数个不眠的夜晚，当她终于结束了漫长的‘精神之旅’——整整访谈了136位中国知名的学者——而当本书付梓之际，她禁不住失声痛哭，一来因为篇幅所限，容纳不了那么多的学者访谈录，令她惋惜；二来她舍不得将她心爱的书稿交出去。她说，给赛妮亚先生送去软盘的那一瞬，我感觉仿佛自己的儿子丢失了一般。”这段文字让我非常感动，这说明在本书中，朱竞将自己的身心全部投了进去。另外，除了精彩的提问，本书还有一个特色是学者后面的“印象记”，这是朱竞的画龙点睛之笔，也是她的性灵之作，这为本书增添了温暖而明丽的光色。
《世纪印象》是一本担当道义的书，也是一本充满诗性和智慧的灵动之作，这里既有被访谈学者的所历所思所感所念所望，也有访问者朱竞的精神高度、人生态度与审美旨趣，更有双方通过“对语”所呈现出的耀目的光芒。在21世纪初有这样一本书意义重大而深远，因为20世纪的许多问题在新的世纪并不过时，解决好它们在新的世纪仍然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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