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作者：瞿林东
名家简历
瞿林东 教授（博导） 1937年12月生，安徽肥东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1967年以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于该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导，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著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散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史学的沉思》、《杜佑评传》、《史学与史学评论》、《史学志》、《中国史学史纲》、《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等书，发表相关论文、评论200余篇。
与名家面对面
摘要：如何治学是关系到青年朋友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一件大事。本文就自学与人生、要有明确的研究领域、确定研究领域的原则、如何确定研究领域、怎样着手进行研究、重视理论和方法，以及要讲究体例、锤炼语言等十个方面的问题，结合作者本人治学的经历和体会，有针对性地作了扼要的阐述。
我要讲的一个题目是《与青年朋友谈治学》。以往几次，我讲的是关于史学理论问题和史学发展的一些问题。从我自己的认识来说，新的世纪开始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历史教育的发展，都寄托在青年人的身上。那么，我们青年人在新的世纪里，在这样一个难得的历史时代，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素质，更好地来发展自己，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当我们作这种思考的时候，治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我讲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从我自己来说，这几十年也多少积累了一点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可以供青年朋友们参考。如果说有做得对的地方，你们可以作为借鉴；如果说有失误的地方，你们也可以避免。学术工作也好，教育工作也好，都是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我们自己和社会才能够不断得到发展。这一点，大家都会有共识。同学们现在还在学习，一些青年教师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怎么把读书、治学和未来这三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即如何读书，如何治学，如何去创造有意义的未来？把它们作一个整体的思考，
做一个有计划来发展自己、自觉地为社会作贡献的一个人，这就离不开治学。
今天，我准备讲十个问题。当然，这不可能讲得很详细，我只是把一些有关的问题提出来供大家思考。
第一个问题，治学与立志。我们讲治学问题，首先就要考虑立志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有没有为社会作贡献的志向，这是我们讲治学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如果一个无所作为、不想对社会做什么事情的人，也就谈不上治学，谈不上立志。我们现在常讲：要塑造自我。这个塑造自我的前提，首先要认识到你是一个社会的人，不能离开社会；讲塑造自我，就要有对社会作贡献的责任感。当然，社会也在为你提供条件，这是辩证的关系。这不是什么大道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时时都会感受到自己生活在社会之中，我们不能离开社会。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考虑到要为社会去服务，那么社会的进步就会更快一些；在社会的进步当中，我们自己也会发展得更好一些。我想，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道理。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这样一个思想传统，就是要投身到社会当中去。大家知道，儒家思想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要参与社会，为社会服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当然是过去若干年的传统，在今天这个时代，应该赋予它新的内容。这就是要参与到当前的历史运动当中去，为当前的历史运动服务并且努力作出贡献，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就是思想传统和现代意识相结合。我们要从这样一个高度上来塑造自我，来建立志向。社会工作有种种区别，但是在这一点上应当是一致的。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七十列传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在他之前的两三千年的历史中，有许许多多人物出现，他用什么标准来写七十列传呢？这是司马迁要思考的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建议大家读一读《史记·太史公自序》，从中可以看到司马迁写七十列传，有一个标准，这就是\"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扶义，就是主持正义；倜傥，就是风流倜傥，豪放潇洒；不令己失时，是说不要让自己错过历史的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说要建功立业，对社会进步有好处。他写七十列传所选择的人物，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物。我们也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扶义倜傥\"，这是讲道德标准；\"不令己失时\"，是讲人的见识，不错过历史机遇；\"立功名于天下\"，这是事功的标准。有道德标准、有见识、有事功的标准，他就是这样来作七十列传的。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到启发：一个人在历史运动中怎么样被历史所承认，怎么样被历史学家所承认。司马迁这话给我们很大启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可以读一读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他在书中这样讲：人生在历史的长河中只能走过一次，不能走第二次，是一趟走过的。那么，在这个活泼泼的历史运动当中，人生怎么样才能够具有意义呢？那就是你在这一次走过的历史过程当中，发挥了自己的积极作用。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人生哲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断地反省自己：我这一段走过的路程，究竟怎么样？我是否对得起自己，是否对得起社会，是否对得起国家？如果经常作这样的思考，我们在这一趟走过的人生道路中就会很有意义。我讲这些，是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愿意为社会作贡献的人，应当建立一个志向。从我们接受高等教育来讲，要立志就离不开治学。因为我们为社会服务的基础和依托是知识，是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讲到知识，当然就和治学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已经确立起正确的志向的话，那么我希望青年朋友要认真地来对待治学问题，这样可以使我们对人生的认识变得更加自觉，更加自信，更有意义，使我们的人生更富有朝气。
第二个问题，要有明确的研究领域。这个问题，可能就要涉及到比较深层的思考。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讲，应当有治学的目标。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明确的而不是含糊的、相对稳定的而不是经常变动的研究领域，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有些人读了许多书，也有许多知识，但是在研究上少有成就。我想其中有很多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游击战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天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明天对那个问题感兴趣，也写了一些东西，但是要问这个人是研究什么的，说不清楚。这对个人的发展不利，对整个社会的学术发展也不利。如果我们一个民族有许多人都是这种状况的话，那么整个民族的学术水平就会受到影响，就会停滞不前。因此，不论是从个人来看，还是从社会来看，人们都应当有一个明确的治学目标，也就是说要有一个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对我们师专的同学来讲，应不应该提这个要求呢？我觉得也应当提这样的要求，我认为受到高等教育的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认识。关于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当中有许多经验教训。作为一个教师，有责任向同学们讲明这个道理，要在我们的学习当中、教学当中，逐渐地培养起对某一个领域的兴趣，逐渐地明确起来我们对什么领域有研究兴趣，并且有一种要突破、要创新的意识。如果我们多一些这样的青年朋友，那么我们的社会科学也好，自然科学也好，会发展得更快一些。
第三个问题，确定研究领域的几条原则。治学要有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那么，这个研究领域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呢？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也是十分关键的问题。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和认识，在确定这个研究领域的时候，应当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第一，不要轻易地确定；第二，确定之后不要轻易地更改。如果今天确定了一个目标，过了一个月之后，说这个目标不行，又换了，第三个月说还有一个目标更好。这样换来换去是不行的，这说明在确定目标的时候比较轻率。因此，确定目标一定要慎重，确定了之后不要轻易更改。当然，也不是说绝对不能更改，我是说不要轻易地更改。这对青年教师来讲尤其重要，对青年学生来讲，也是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这对我们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从我接触到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青年教师，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受过同等教育的人，在科学研究上会有不同的成就，甚至会有很大的差别？其中有许许多多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人有明确的目标，有人没有明确的目标。
现在，我来讲确定研究领域的几条原则。根据我个人的认识，第一个原则，你所选择的这个研究领域或者说这个目标，要有可研究性。什么叫做可研究性？按我肤浅的理解，就是通过努力是可以出成果的，是可以产生比较明确的结论的。那么，是不是有一些问题不容易得出结论，是很难有科学上的成果的呢？这样的问题是有的。我在安徽大学演讲的时候，有人提问说\"史学是不是科学\"。这使我想起了多年以来，人们在讨论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我不是说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只是考虑到在目前的认识水平上，很难得有新的进展。我个人认为：历史学是科学，是社会科学当中的一门科学。有人说历史学不是科学，是艺术，因为历史已成为过去，不可能重演，人们现在写出来的历史是不是完全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不能断然这样说。既然不能断然这样说，那么这就是历史学家自己编造的一种叙述，所以它不是科学。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其实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历史成为过去，历史学家根据许多材料来写已经过去的那一段历史，他很可能要加上自己的一些主观上的认识，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避免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历史学是不可靠的，历史学不是科学。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修驰道、废分封、立郡县等等，是不是历史？当然是历史。是不是事实？当然是事实。至于这里涉及到有些人，他们之间说了什么话，这些话有可能是历史学家根据当时他所接触到的一些材料表述出来的。你说这些话是不是当时就是这么说的，甚至是一个字不差这么说的，这就不一定了。这里有两点是应当明确的：一是这些话不论是出于什么情况写出来的，都不能改变上述历史事实；而且这些话即使经过史学家的修饰，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历史事实的真相。因此，历史学作为人们对历史认识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作为一门科学，是毋庸置疑的。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在目前我们还不能有更大的认识上的突破的情况下，就不要去讨论类似的问题。我再举个例子：中国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人说西周开始的，有人说春秋战国开始的，有人说秦统一开始的，有人说西汉开始的，东汉开始的，魏晋南北朝开始的等等。我们有必要关心这个讨论，有必要去了解它，知道有许许多多种看法，但自己不一定再去做这样的研究。这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个讨论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得到明显的进展的。当然，所谓“可研究性\"，也只是从相对意义上来理解的；对不同的人来说，前提和结果都是会有差别的。我所强调的是，当我们确定研究领域的时候，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领域的\"可研究性\"，即是可以期望它出成果的，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要有持续发展的空间。我们所选择的研究的领域，不是研究一两年就全部完成了，而是可以持续五年、八年，一二十年，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是一个\"可供开采的富矿\"，能够长期研究下去。否则，又会变成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大家知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比如说，用一年的功夫研究了这个领域，此后没有什么再研究的了，要重新开始去研究另一个领域，从搜集资料做起，又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入门，研究一二年之后又没有可研究的了。人生几十年，经不起这样的来回变更。因此，一定要选择一个\"富矿\"，能够供自己研究多年，至少能够研究五年以上，出一系列的成果。这里有一个很浅显的道理：越是在熟悉的材料、领域里反复地思考，思考得会越来越深，发现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研究的结论可能更具有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第三个原则，这个研究领域在学术上有开创性。举例说，如果你看到别人研究唐太宗，你也去研究唐太宗，研究了几年都没有超出别人的水平，这就没有什么价值。像《唐太宗传》，现在有四、五本了。如果你要研究唐太宗，你就要在某一个方面超出这四、五本唐太宗传记以及关于唐太宗的研究论文，你才有可能下这个决心，否则你就换一个别的领域。总之，开拓性、创造性，是确立研究领域的又一个原则。这个开拓性和创造性，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学术价值，一是社会意义。如果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社会价值，具有社会意义，那是非常好的。否则，在一个方面的价值很突出也很好。当然，一般说来，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统一的。比如说，史学界曾经讨论过，说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有区别的，不要硬把它们扯在一起。如甲骨文的研究有学术价值，那么它的社会价值表现在哪里呢？好像很难说它有什么社会价值。其实，它的社会价值也是很明显的。为什么呢？人们对甲骨文能够识别了，能够解读了，那么对商朝的历史能够解释得更确切、更明白了，这当然是学术上的进步。我们要知道，学术是社会的一部分。学术进步了，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在学术上有价值的东西，这本身就是社会价值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把学术和社会分开，学术应当是社会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有学术价值的成果都具有社会价值，所不同的是，有的表现得直接一些，有些表现得间接一些罢了。第四个原则，要有兴趣。这就是说你选择的某个研究领域，或者别人建议你选择的某个领域，最好是你有兴趣的。为什么呢？有兴趣就更加执着，更加投入，更加自觉，更有激情，而不是很勉强。我们知道，对什么事物有兴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一些优秀的运动员，他们获得了奥运金牌，有些就是从小对某种运动项目有兴趣，后来经过家长的培养，教练的培养，国家所创造的条件，使这种兴趣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从而创造出好的成绩。个人的兴趣，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是在文革前读研究生的?quot;文革\"结束以后，我重新回到自己读研究生时的那个领域--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史从先秦一直到现代，史书那么多，从哪里开始去研究它呢？自己很茫然。我曾经想从《史记》开始研究，当时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史记》研究论文目录索引，十六开本的。我要把这个目录索引上著录的那些著作要找来读一读，就要花很多时间。我觉得从这里研究起来有很大的困难，不是说不可以去做，但要同上面所讲的几条原则结合起来去做的话，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后来，我重新思考。我当时讲授中国古代史，对隋唐史很有兴趣，我想能不能从隋唐时期的史学开始研究。因为对隋唐史有兴趣，当然就产生一种愿望，想研究这个时期的史学。经过调查，在这之前研究隋唐史学的成果很少。唐代将近三百年，关于它的史学的研究文章所涉及到的史学家，只有三四个人。后来经过反复的考虑，我确定从唐代史学开始研究。这些年来，我研究中国史学史、研究史学理论、历史理论，就是从研究唐代史学起步的。如果我不确定从唐代史学研究起，东写一篇，西写一篇，上面可以写《左传》方面的文章，下面可以写李大钊、梁启超方面的文章。当然，这些都是史学史的内容，但你这个人以什么为专长，总是说不清楚，也难得有深入的研究。我最早的一本书《唐代史学论稿》，收了二十多篇论文，都是关于唐代史学的，这就是一个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最先给我带来的一个成果。
第四个问题，如何确定研究领域。原则明确了，那么在操作上，如何来确定研究领域呢？这里有一个学习和运用知识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懂得很多知识，但不懂得治学的方法，那就有很大的缺陷。我们讲如何确定研究领域，就涉及到方法了。按照上述几个原则，怎样来操作呢？第一，是作学术调查。我这里讲的学术调查，其实很简单，主要的就是查阅图书目录，查阅论文索引，找国内最权威的图书目录、最全面的论文索引。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八十年史学书目》，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现在已过去了二十年了，还有利用它来查阅的必要。当然，还要利用新的工具书来补充。这是图书目录。论文索引，最全面的应该是上海出版的《全国报刊论文目录索引》，每个月一本。此外，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国历史学年鉴》， 1979年创办的，至今每年一本，那上面既有图书目录，又有论文索引。通过这些我们可以调查什么呢？调查你所关心的那个领域，谁出版了什么书，谁写过了什么论文？经过调查，你可以发现你所选择的那个领域是一个空白呢？是一个大家研究得很热烈的领域呢？还是已经有人提出来了，但还有待开拓的一个领域呢？你就逐渐有所了解。说得具体一点，如果你选择的那个领域，通过查阅这些书目、这些论文索引，很少有研究成果，说明你选择的这个领域是一个新领域，说明这个领域有\"开采\"的余地，这就帮助你下决心去从事研究。如果你查阅这些书目、这些论文索引，已有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个领域，从你目前的认识来看，很难突破这些成果，那你有必要另外再去思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人把问题提出来了，但是研究得很不够，那么你完全可以投入到里面去进行新的研究。所有这些，都是最起码的、最一般的学术调查。如果不做这个工作，治学就无从谈起，就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可见，学术调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想，作为一个大学，各个学校藏书情况很不相同，但是工具书一般都是受到重视的，应当是能够满足大家的要求的。第二，是要请教有关的专家、学者。现在是信息时代，许多信息可以从网上查找。与此同时，还要请教有关的专家、学者。因为年轻人在治学上毕竟还刚刚起步，对许多问题还没有把握。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应当勇于向专家、学者求教。比如你选择的研究领域是先秦的某个方面，那么你向研究先秦史的专家写信去请教；你选择的研究领域是明代的某个方面，那么你向研究明史的专家写信去请教等等。请教什么呢？就问我这个选择可以不可以？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这一步是必须要做的。我们自己去进行学术调查，那只是一个基础。我们的选择，最好能得到专家的指点。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和学风。我在确定唐代史学作为起步的研究领域时，曾经得到一位学者的赞同，这就是宋史学者漆侠先生。在1977年和1978年两次学术会议上，我诚恳地向他请教。他听了我的想法之后，他说我看可以，你按照这个计划去做，每年发表三、四篇文章，几年积累下来，你就能有十几篇文章，渐渐地你就对唐代史学有比较深入的认识了。我得到他的鼓励，就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在我研究唐代史学的过程中，我还得到唐史研究学者韩国磐先生、胡如雷先生、陈光崇先生的帮助，我向他们都请教过问题。在请教问题的过程中，增强了我的信心。对这几位先生，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青年朋友，是不是也可以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做，来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这里面没有多少深奥的道理，只是我们要有决心这样去做。
第五个问题，如何着手进行研究。通过自己的调查，通过专家的指点，研究领域确定下来了，那么怎样去进行研究呢？这对于每个人来讲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有些共同的地方是可以遵循的，有些普遍性的做法是可以参考的。我想讲几种做法。第一，要学会作编年。历史系的学生都应该知道，中国有一种编年体史书，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什么大事，按时间顺序记载下来。如果你选择的研究领域是一个历史时段，是一个历史过程的话，最好就先从作编年开始。我举个例子，比如研究王安石变法，那么王安石什么时候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就是万言书，可仁宗皇帝没有采纳；在神宗皇帝的时候，王安石再一次提出变法，神宗皇帝如何采纳了王安石变法，然后王安石如何逐年推行新法。在这过程当中，反对派是怎么样提出来反对变法，在变法与反变法的过程当中，变法取得了什么成绩，有哪些弊病，最后到元丰年间变法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到哲宗元祐年间全面复辟，完全废除新法，王安石变法宣告失败。把这个过程先用年代顺序排列下来。再作这个编年的过程当中，谁做了什么，谁说了什么？要掌握很多材料。编年的价值，就在于你对事情的过程搞清楚了，你不会在事情的过程上有重大的失误。我们要判断一件事情的结果，就要把它的过程先弄明白，然后才能去考察这个结果。我在研究唐代史学的时候，大约读了八九十种书，作了十几万字的《唐代史学编年》。我当时的出发点很简单，因为对唐代史学没有太多的认识，为了将来少犯错误，不致于我明天写文章否定我今天的文章，后天写文章又否定我这两天写的文章。如果对整个过程了解清楚了，在基本的问题上就不致于失误，至少可以避免许多失误。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在我把编年做出来以后，让我感到惊喜的是，收获远远超出了预期的范围。第二，作资料长编。如果你要着手研究的问题主要不是一个历史过程，而是一个综合性的事件，这个事件又涉及到许多人，那么建议你先作资料长编。比如，唐初历史上有个\"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把他的哥哥、弟弟杀了，迫使他的父亲退位，这件事情涉及到许多人，涉及到许多文献，你就要把有关\"玄武门之变\"前前后后有关的资料，按时间顺序编次起来作成资料长编。资料长编所起的作用，首先也反映出一个时间过程；其次，这些资料放在一起加以排比，互相参照，可以从中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发现它们的异同，甚至发现它们之间有矛盾，这样对问题的考察就比较全面了。关于资料，我们要尽可能的搜集，要靠比较全面的资料来思考问题。如果掌握的资料是片面的、不全面的，那么我们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第三，作有关人物的著作与交游考。假如你选择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历史人物，这个人物或者是一个著作很丰富的人，是一个交游很广泛的人，就要作这方面的考察。所谓交游，就是他和一些人的往来，相互的应酬，书信的往返，他们的聚会等等，这都属于交游。同时，还要作关于他的著作的考察，这个人哪一年、多少岁数时写了什么书，写出了什么文章？他和谁有所交往，他给谁写了信，谁给他回了信？他给谁的书写了序，或者他的书请谁写了序等等，诸如此类都在考察范围之内。如果我们研究这样一个历史人物，那么对于他著作的发展情况，对于他交游的范围和其中的恩恩怨怨各种情况都掌握了，那么对这个人的认识就会比较全面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就其中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两个问题进行研究，你就有可能在比较全面的基础上来认识这个人物，评价这个人物。这也是一种进行研究的方法。第四，不论是人物也好、事件也好，或者是理论问题也好，可以作各种观点的排比。人们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常有的现象。作为研究者，对这些看法怎么去判断，就要把有关的看法、材料搜集起来，加以排比。在排比当中，可以看到它们的分歧所在；在各种分歧当中，还可能发现它们有共同的地方。就分歧来说，哪些分歧是带有根本性的，哪些分歧是枝节的，作出轻重主次的判断，这样就找到了要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突破口。第五，一定要做笔记。在做上述任何一种研究的过程当中，都要有笔记。现在是信息时代，我们要充分地运用电脑、网络，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电脑、网络确实有很多优点，信息量大，也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我们绝不能够完全依靠电脑，甚至把一些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都抛弃了，比如说作札记、作读书笔记还是很有必要的。现在有些青年朋友，就没有这种作笔记的习惯。清代史家章学诚给他的子侄辈写信说，你们读书一定要作札记，如果不作札记，你每天读书所得就像水珠落进大海里面一样。水珠掉到大海里面，你还能找回来吗？都找不到了。如果你把读书所得都记下来，日积月累，三年五载，你的笔记本上有许多心得、许多问题，那就是无价之宝，对你的人生来讲是无价之宝。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带硕士生的时候，我要求他们写札记，两个星期写一篇，字数不一定多，两千字左右，一个学期写出十篇札记。札记，文字不要长，但要有见解。为此，当时的硕士生叫苦不迭。但在他们毕业以后，都说非常感谢导师那样严格的要求。现在博士生赶上普及电脑了，疏于这种作札记的习惯了。我建议同学们、青年教师们还是要作札记的。作为起步阶段，至少在做以上研究的时候都要有笔记。笔记主要记什么呢？记你发现的问题，记你感到困惑的地方，特别要记你在读书过程中感到得意之处，几十个字、几百个字都可以，每则记载都有标目；放一段时间，浏览标目，也大致可知所记内容。这是一种积累。我愿意告诉大家，我在作《唐代史学编年》的过程中，积累了30多个问题。由于后来工作比较多，这30多个问题至今没有全部写出来。我所说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就是这个涵义。我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研究唐代史学，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唐代史学对我来讲还可以继续研究，还有一些我没有认识到的地方。
第六个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研究与撰述计划。我们的治学最终是要出成果的，不是把它仅仅作为一种兴趣，仅仅作为一种个人的爱好；我们的研究成果是要为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的，这就需要有一个切实的研究计划和撰述计划。关于这个问题，我考虑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从最有把握的问题做起。你不是积累了很多问题了吗？那么你从哪里做起呢？不要眼花缭乱，也不要犹豫不决，要断然地从那个你最有把握的问题开始研究，撰写文章。这个道理很简单。所谓最有把握，就是在资料的搜集、观点的锤炼等方面都感到比较成熟，而且自信多少有点新意，如果这些方面都看准了，千万不要迟疑，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入手。我现在指导博士生，在他们的开题报告和论文提纲通过后，要他们不一定按章节顺序写，在哪一章里哪一个问题你觉得是最有兴趣、最有把握，就先写出来。从最有把握的地方开始，这里有一定道理。为什么有一定的道理呢？有把握，可以比较顺利，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是你在写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势必还要看资料，从而又进一步积累了资料。同时，在一个领域之内问题是相通的，你在写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促使你对另外一个问题的思考逐渐地成熟起来：本来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可是在你写这个最有把握的问题的时候，使那个原先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的问题变成了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了；而当你写完这个最有把握的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着手写那个已有百分之七十把握的问题了，依次类推，不断扩大研究，不断进行撰述。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要有若干问题的积累。有些人读了许多书，或者教了多年的书，而没有问题，我想就是没有经过调查研究、没有经过思考的缘故。假如我们经过学术调查，经过思考，怎么会没有问题呢？孔子早就批评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试想没有问题，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和时间，这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在教书的过程中，一定要积累问题。积累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要作笔记。这里，我讲的是从最有把握的问题开始研究，开始撰述，然后依次类推，第一个有把握的问题写完了，写第二个相对有把握的问题，然后再接着往下写；用这种方法逐渐扩大我们的知识领域，逐渐提高我们的撰述水平和学术水平。第二，不要见异思迁，要执着、要持之以恒。往往有这种情况，一个研究领域确定下来了，经不起外界的干扰和吸引，看到有些问题挺时髦，就想追赶时兴。举例说，现在有人在评论《康熙王朝》，觉得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写一篇；明天《雍正王朝》重播了，觉得有必要跟《康熙王朝》作个比较，再来写一篇，而把自己那个明确的、稳定的研究领域抛到一边去了。这不好。我举这个例子未必恰当，无非是想说明，一定要执着，不要见异思迁，自己定下的这个目标，要努力地去实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所成就。我在《唐代史学论稿》自序中讲，在四十岁的时候学术上毫无成就，自己感到很羞愧。我确定了研究唐代史学，立下这个志向，\"背水一战\"，成功是它，失败也是它，决不后悔。四十岁了，没有机会再让你来回犹豫了，所以我就用了\"背水一战\"这个词。我想，凡做一件事情，要有这种决心，要执着，不要见异思迁，不要动摇。第三，要有近期成果和长远的预期成果的计划，就是近期的目标和远期的目标要逐步地明确起来。比如说，最近一两年在这个领域里我要做什么事，要写出二三篇、三四篇文章；在四五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范围内，在这个领域里面，在现有的基础上，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这要明确。比如我在着手研究唐代史学时是这样想的：用十年的时间出版一本唐代史学研究的论文集，然后再用十年的时间出版一本系统的唐代史学史。那么短期的目标是什么呢？要求自己一年发表四篇文章，也就是一个季度发表一篇文章，不能够有任何的松懈。我现在这样想，如果当年不抓紧研究唐代史学，未能出版《唐代史学论稿》这本书，那么此后的一些著作是否能写出来，就很难说了。我为什么从治学和立志说起？这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有志向的话，你就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第四，在进行撰述的同时，还要关注学术前沿的情况。所谓前沿，就是最新成果，要关心在这个领域里的最新成果，随时掌握这方面的信息，以保证自己的研究不落后。
第七个问题，要重视理论和方法。我们从事任何研究，都是有理论指导的，也都要讲究方法。这些年来，我们在方法上是很注意的，比如运用比较的方法、计量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人类学的方法等等，都是很必要的。这里，我想强调一下理论问题。我们现在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历史学的研究，从国外引进来许多理论，有许多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讲了各种各样的理论，都可以作为参考。我认为，唯物史观仍然是在许许多多理论当中最有权威的、最科学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多去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人们以往在运用唯物史观方面有什么缺陷，思考我们如何创造性的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问题。现在，由于西方的理论大量的涌进到中国来，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按照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但是作为科学发展方向来说，我们应当看到，唯物史观这个科学的体系，仍然是指导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最有力的理论武器。这里，我想讲几条理由，从唯物史观和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来看，有四个方面是别的历史观所不能代替的。第一，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研究整体的历史。整体的历史，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民族等等，要求对历史作全方位的整体的解释。第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要辩证地看待社会历史中的各个因素。比如经济、政治、文化，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意识形态；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意识形态对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也有反作用，它们是辩证的关系。第三，唯物史观告诉人们：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所谓自然发展过程，就说明它是有规律的，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历史。正因为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我们可以认识它的规律，至于对这个规律怎样解释、怎样说明，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中国社会经历了几种社会形态，五种社会形态，四种社会形态，还是三种社会形态，大家可以探讨，但它是有规律的，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第四，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唯物史观承认杰出历史人物的作用，同时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这四条结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代替唯物史观。我们可以借鉴其他的理论，但是我们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去进行新的创造，在这一点上，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第八个问题，撰写文章、专著，要讲究体例。现在，有一个很常见的词汇，叫做\"学术规范\"。中国的学者历来都讲究体例，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也就是讲究规范。当然，现在讲学术规范，还有和国际接轨的问题。因此，写文章也好，写专著也好，都要注重体例。我们在讲究体例上，往往太缺乏这种意识了。所谓体例，一方面表现在形式上，如文章或者专著内部的结构、标目的原则、行文的格式、注释的要求等等。另一方面，体例也同内容有关系，如关于一篇文章或一本专著的缘起、主旨的说明，也是体例所要求的。现在讲学术规范，非常重要的一条，是要说明这篇文章、这本专著是在什么起点上来展开的。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哪些人已经研究过并且达到了什么水平，本文或本书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如何前进一步。这是学术规范中最重要的。我想强调一下，在当前，讲究体例同学风建设有密切的关系，希望大家能够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第九个问题，要锤炼语言。文章也好，专著也好，写出来之后自己多读几遍，把不通顺的句子、不准确的词汇、误用的字一一加以改正。这个过程是省略不掉的。锤炼语言文字，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左传》、《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等，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都非常爱读？原因之一，是它们的文字表述非常优美。这一点非常重要。怎么才能把文章写得好？这是要自己反复地去感悟，去读有关的范文，在潜移默化过程中提高自己的语言修养。这里说的锤炼语言，还要看文章写出来以后能不能琅琅上口，是不是很通顺、很流畅，能不能有几句震动人的话，能不能有几句发人深省的句子？这就要反复地读一读、改一改才行。
第十个问题，要积极主动同外界交流。现在是信息时代，关起门来治学是不行的，一个群体要经常和外界交流，这是一个群体的学术形象。一个人，首先在自己所在的范围内和大家相互交流，同时要突破这个范围同外界交流，要创造条件，开拓视野。现在到网上可以查一些有意义的信息；同时通过书信、通过其它各种传媒进行交流。这是保持我们在学术上有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突破自满自足的状态。比如说，从这里到合肥很近，在合肥能不能有交流；这里离芜湖也不是很远，在芜湖有没有交流，还有其他地方能不能有交流？此外，天津、上海、北京这些地方，也可能有些同学、有些老师，可以作这样的交流。再一种交流，是可以通过文本来实现的。什么文本呢？要经常读报纸，要养成阅读最新出版的学术期刊的习惯。长期不读报、不读专业杂志，怎么能知道现在发展的情况呢？因此，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同外界交流，不断丰富自己、充实自己。
* * *
总起来说，治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每一个青年人来讲，怎样度过今后几十年人生，都直接、间接同治学有关系。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将来大家从事的职业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高等教育的基础，是我们立于社会的一个基本的条件，也是别人来认识我们的一个依据。我们怎样符合这个要求，怎样在现有基础上不断提高自己？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到的问题。如果大家掌握了正确的治学方法，又有一种在治学上自强不息的精神，你去从事研究、从事教学、去做公务员、去参与企业的活动，你都会用你的长处为你所在的那个群体创造出业绩，同时也为自己开辟广阔的前途。我想，这都和治学有关系。
RE: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谈读书作者：刘玉峰
要有精神和胸怀
如所周知，王国维先生曾借用三句宋词来概括治学的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quot;；"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实际上，这也谈到了治学所需的精神和胸怀。第一是说要甘于寂寞，不怕孤独，同时要目光远大，敢为人先，对自己严要求、高起点。第二是说要意志坚定，百折不挠，日积月累，持之以恒，毫不动摇。第三是说要谦虚地对待自己所取得的成绩，不可自恃高明，"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要活到老，学到老，探索到老。其中的道理不必详说，凡成就大学业者，必有大精神，也必有大胸怀。
要有三个重点
读书要有三个重点，即理论的修养、学术史的了解和史料的掌握。这三点都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成为一个史学家所必不可少的。三者之中，理论修养反映着一个研究者的"史识"。一部史学论著有没有"灵气"和"风气"，往往取决于作者理论修养的优劣。理论又包括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前者属于哲学理论，后者属于学科理论，对研究者来说均极为关键。当然，任何理论对具体的史学研究来说，又都是方法论；了解学术史即是了解行情，要清楚中外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状况，既要看到已经取得的成绩，又要看到存在的不足，把握学术发展的趋势，以选择继续研究的方向；史学所以成为一门科学，重要的是它以真实反映历史事实的史料为依据和基础，如果不掌握充分的真实史料，所谓的"史学研究"就成了空中楼阁，不是痴人说梦，就是指鹿为马，与历史科学又有何干？
高度重视代表作
史学研究如同历史长河一样，也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许多问题的研究会有一些代表性的论著，大多出自著名史学家之手。对这些论著，特别是自成一家的论著，要多读，更要细读，甚至反复地读，掌握其研究问题的指导思想、具体方法和重要结论，以从中受到感悟和启发。读这些论著，向真正的学者学习，能够提纲挈领地把握学术脉络，并可收到"近朱者赤"的熏陶。不言而喻，对于时下许多的垃圾论著，还是不读的好，以免"近墨者黑"。
带着问题去读书
非常广泛的阅读会让人感到抓不住要害，这时不妨带着一两个问题去有选择地读书。带着问题读书会激发培养兴趣，便于重点掌握和突破。一次，一位研究生对我说他很长时间也没有读完一本书。原因是他在读书时，发现了一个问题，记起另一本书对这个问题也有论述，于是就去看另一本书。结果循着这个问题看了很多书，但最初看的那本书一直没有读完，并说自己读书的效率不高，有些不开心。我听后很为他感到高兴，并告诉他这正是一种科学的读书方法。按照这样的读书方法，如果围绕一个大课题而弄通了若干具体问题，你肯定就成了关于这个课题的专家。
RE: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很受启发和鼓舞。RE: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希望能加深对祖国文化的认识.RE: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徐金龙 于 2005-11-29 16:03 写道：很受启发和鼓舞。
与我心有戚戚焉！
尽管以上两位名家谈的都是治史之道，但为学之道是相通的，对我们民俗学界的青年学人来讲，同样是金玉良言。
[ 本帖由 水流云在 于 2005-11-29 18:12 最后编辑 ]
RE: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为学之路是相通的，我也这么认为 :DRE: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想起当年读书时，不止一次地听导师谈治学之道，其中有句话记忆犹新：研究学问，既要能钻进去，又要能走出来，才不致为人所蔽，而能自有所得。诚哉斯言，今天想来仍感是研究学问的指针。 :jump:
RE: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多读经典 细读经典——和研究生谈读书--------------------------------------------------------------------------------
作者：叶朗
人文学科研究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读书。我国大学文科研究生的读书量大大低于国外大学研究生的读书量。现在我们有一部分毕业生的文化素质和学术水平比起过去来有所降低，读书少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希望诸位在攻读博士学位或硕士学位的三年中，要加大自己的读书量，要用更多的时间来读书。一旦你走出学校，走上工作岗位，你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读书了。
下面我就读书的方法问题，谈三点想法，供你们参考。
一、多读经典著作和大师的著作
我当学生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向我们强调要多读经典著作，多读大师的著作，现在我也要向你们强调这一点。我想这也是许可以列为读书的第一条原则。
每个学科都有若干经典著作，这些经典著作都是每个时代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每个学科都有一批大师，这些大师的著作也充满了智慧。我们读这些经典著作和大师的著作，就是为了吸收他们的智慧，使自己更快地成长起来，使自己更快地成熟起来。俄国19世纪哲学家、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一本小说《怎么办》，在当时影响很大，因为小说中写了几位那个时代的新的人物，其中最杰的一位名叫拉赫美托夫。这位拉赫美托夫读书有一个习惯，就是只读经典著作，例如文学就读果戈理，物理学就读牛顿。他说，其他一些著作，我只要翻一下，就知道它们是果戈理的模仿，或是牛顿的模仿，有的是很拙劣的模仿。正因为他读的经典著作，所以在同样的时间里，他的收获比别人大，他的进步比别人快。
多读经典著作，多读大师的著作，经常接触经典，经常聆听大师，可以把自己的品味提上去。一个人如果老读三四流的著作，就会被那些著作把自己框住，自己的情趣、格调、眼光、追求等等也会慢慢降低。这也是一种熏陶，一种潜移默化。大家都读过莫泊桑的小说《项链》，我记得过去的中学语文课本中有这篇小说。小说女主人公为了参加婚礼，向人借了一条项链，结果项链丢了，她得赔人家。项链很贵。为了挣钱，她去给人洗衣服，什么话都干。生活环境变了，接触的人也变了，人的性情也整个变了。过去很文雅的一个人变得可以站在大街上两手叉着腰大声骂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是环境的影响，环境的熏陶。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都极大。一个人读的书也构成一种精神——文化环境，它也会很深地影响一个人的文化气质和文化品格。
二、细读经典著作和大师的著作
对经典著作和大师的著作要精读。我为《书摘》杂志写过一篇《精读几本书》的短文，就是提倡精读经典著作。我在文章中说：“精读，用古人的话说就是‘熟读玩味’，也就是放慢速度，反复咀嚼，读懂，读通，读透。”我又说：“一个人要提高文化修养，打下做人、做学问的根底，必须精读几本书。”
精读，换一种说法，就是细读。多年来我一直感到，我们对于一些前辈大师的著作往往读得很粗心。例如对朱光潜先生的著作，很多人只注意其中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论述，其他的都忽略了。其实朱先生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我们都忽略了。所以1992年在纪念朱光潜、宗白华诞辰一百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我提出我们应该细读朱光潜、细读宗白华，后来在《张岱年全集》和《汤用彤全集》的出版座谈会上，我又提出我们应该细读张岱年、细读汤用彤。细读这些前辈大师的著作，可以读出许多新的东西，可以读出许多对我们今天仍然很有启发的东西。
当然，要精读一本经典著作或一本前辈大师的著作，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有时要花很大的力气。40多年前我曾读过日本一位哲学家柳田谦十郎写的自传。他在自传中说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读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为了庆贺这件事，他夫人还专门为他举办了一次家宴。这个故事使我领悟到，一个人写出一本书固然不容易，固然值得庆贺，一个人读完一本书(当然是《纯粹理性批判》这样的经典著作)也同样不容易，同样值得庆贺。
读经典著作不能太性急，不能贪多求快。熊十力先生曾经说，过去一些名人传记往往称美这个人“一目十行”，其实这种人在当时不过是一个名士，很少能成就大的学问。所以读经典著作不能求快。相反，要静下心来读，要放慢速度，要充分消化，把书中有价值的东西充分地吸收到你自己的头脑中来。像康德、黑格尔这样一些经典作家的著作，如果你一年能读两本，我想就是很大的成绩。如果坚持下去，10年你就可以精读20本，20年你就可以精读40本，那就了不起了，人人都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三、要善于抓住最有启发性、最有包孕性的东西
读经典著作和大师的著作，要善于抓住书中最精彩的东西，抓住最有启发性、最有包孕性的东西。所谓最有启发性，就是能够启发你的智慧，推动你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所谓最有包孕性，就是作者提出了某些很有价值的思想和命题，这些思想和命题有着极为丰富的内蕴，可以发生出许多新的思想。我可以举几个例子。例如，王夫之认为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在于能不能“兴”，这就是一个极富有包孕性的命题。王夫之用“现量”(“现在”、“现成”、“显现真实”)来规定和阐释审美活动，也是一个极富有包孕性的命题。从这些命题可以生发许多新的思想。又例如，宗白华先生在他的《形上学》笔记中突出了“象”这个概念，他认为，中西的形上学是两个不同的体系，西方的体系强调“数”，中国的体系强调“象”。他说，“象者，有层次，有等级，完形的，有机的，能尽意的创构。”，“象二是自足的，完形的，无待的，超关系的。”，“‘象’如日，创化万物，明朗万物！”宗先生的这些论断，有极丰富的内涵，也可以生发出许多新的思想。经典著作和大师著作的价值，就在于这些富有启发性和包孕性的思想和命题。这就是精华。这就是灵魂。我们要善于发现，要善于抓住，要善于挖掘。
但是我们有的同学读书的时候不善于抓住这些东西。他们抓住的往往是一些很一般的东西，而对书中真正的精华、活的灵魂似乎视而不见。例如前几年我曾多次建议一位同学去读一本前辈学者的著作，后来他读了这本书，还写了一份读书报告。但我一看他的读书报告，发现他抓住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在别人的书里也都有的东西，而那本书中真正深刻的和具有启发性的东西，他一点也没有抓住。
我想这就是理论思维能力的问题，也就是我常说的理论感的问题。一个人缺乏理论的直觉，就抓不住别人著作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那样他虽然也读了很多，但真正的收效并不大。就像一个人进了一座钻石矿山，发现不了真正的钻石，却费了好大劲抱了一大堆普通的石头回来，你想那有什么意义？
RE: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论社会科学选择科研课题的基本方法--------------------------------------------------------------------------------
作者：南同茂
一、科学研究工作的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选题是科研工作的真正起点。科学研究中首先碰到的问题是选择什么课题和如何选择课题的问题，这是整个科研工作的第一步。这第一步，对日后的科研工作具有战略性意义。它决定着科研工作的主攻方向、奋斗目标，规定着应采取的方法和途径。正因如此，科学家们都十分重视科研选题。著名科学家维纳说过，知道应该干什么，比知道干什么更重要。
选题是科研工作的强大动力。因为许多有价值、有吸引力的课题会激发研究人员去思考、去学习、去研究，问题总是在研究活动的前方，是未知世界的最早的拓荒者，也是全部科学探索的出发点。
选题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工作。选题并不是一个简单随意的问题，而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科学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一个科研选题比解决一个现实问题更困难。因为选到一个有价值有创造性的课题，既要懂得课题的来源，又要有相当的科学素养，要理解选题的价值意义，要富有想象力，对选题要有浓厚兴趣，有相当的知识储备等等。
选题是科研人员才能的体现。选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将产出什么样的成果，甚至关系到科研工作的成败。科学史表明，研究成功的影响因素有多种多样，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原因是选题得当，研究者只有选出恰当的课题，才有成功的可能。由于选题得当，科研人员可以把自己的学识、智慧用到最有效的科研工作上。
从培养研究能力的意义上说，特别是新参加研究活动的青年科研人员，需要有意识地培训选题能力，这是从事研究工作的一项基本训练，科研人员的基本功。
二、科研选题的角度
发现有价值的科研选题是一个创造性的思维过程，也是一项灵活的研究艺术。事实上，在社会生活中，各门学科中存在着大量可供选择的问题。科研选题有多种来源多条渠道。
1.从现实生活中选题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面广量大，选题的内容极为广泛，大至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小至日常生活中的吃穿住用行，只要深入探索，不难发现有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马克思就从人们司空见惯的商品中，研究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作为科研选题并不是那些表面的肤浅的问题，而是那些在一定深层上的价值的问题，这需要一定的思考甚至调查研究才会发现。
现实的需要，是科研课题的首选目标。本世纪三十年代初，美国经济处于大萧条的最低潮，如何摆脱经济困境，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成了许多经济学家研究的热门课题。美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对经济理论的兴趣或研究，多数都是从30年代开始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说他从事经济学的学习研究，是“时代感召的结果”（《我的成功之路》辽宁大学出版社第82页）。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扭亏为盈的问题、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政治生活中许多使人困惑的问题也很值得研究。例如，为什么二次大战后社会主义是人心所向，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资本主义成了许多人心中的丰碑；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几乎葬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而市场经济体制下主宰中国命运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却亏损严重；多年来党中央一再强调抓党风建设，也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但腐败之风却有蔓延之势……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2.从理论研究中选题
人类认识是无限发展的，理论的真理性只是相对的，理论与事实之间的矛盾总是存在的，理论体系的完备性也不是永恒的。即便是曾经“结论”了的理论观点，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也需要不断扩展和深化。因此，用探索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已有的、传统的理论观点，常会从中发现新问题。比如，传统文化理论中的继承发展问题，历史事件、人物评价中的问题。以疑古擅名于现代史学的“古史辩学派”创建者顾颉刚先生，1922年夏，在编写中学历史课本时，他从尧舜禹的地位问题及有关传说的演变，发现古史结构的层次，原是层累地造成的。他认为神农、黄帝、尧舜等历史人物被提出的时间与他们在历史中排列顺序的先后正好相反。1923年他正式向学术界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打破了传统的观念，引起了一场关于古史问题的学术论战。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经济学家许涤新是在30年代开始研究恩格斯提出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当时以《资本论》为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不能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特别不能适应青年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经济理解的需要，许涤新决心写一部广义政治经济学，该书第一、二卷1949年出版、第三卷1954年问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贡献。
对那些自相矛盾的理论问题，是应该引起注意的课题，通过研究，分析为什么会产生矛盾，矛盾的焦点在哪里，后一个结论对前一个结论是发展还是修正。
3.从不同学派、观点的学术争论中选题。
科学研究是一种探索性的创造性思维，对同一观点、理论常会发生分歧和争论，甚至形成不同的学派。如人猿之间界河、界限之争，中国封建社会起点之争，经济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之争，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之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与趋同论之争，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等等。在争论中，会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即便是基本正确，也会有不完备之处，争论的双方都会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和研究。因此，关注学术之争，深入了解争论的历史、现状和争论焦点，是发现问题、选择研究课题的一条重要途径。
著名作家、杰出的文艺理论家何其芳，抓住了文艺理论界争论较多的一个理论问题，即艺术典型问题进行研究，他以理论家的胆识和勇气打破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流行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即典型“共名”说。他说：“在实际的生活中，在文学的现象中，人物的性格和阶级性之间都并不能划一个数学上的全等号。”坚决反对文艺理论中的简单化和形而上学的倾向。
4.从学科渗透、交叉中选题
学科渗透、交叉是科学在广度、深度上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事物都在普遍联系之中，各门学科也在普遍联系中，以往人们注意从学科相对独立性上进行研究，现代科学注意了学科相互渗透、交叉的研究，在学科渗透、交叉“地带”存在着大量的新课题供选择。这样的地带主要有，比较学科：对不同系统，通过比较分析，探索其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比如，比较哲学、比较史学、比较法学、比较管理学中的课题；边缘学科：在二、三门学科的边缘地带，相互结合而形成的新的研究对象，如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中的课题；软科学：以管理和决策为中心问题的高度综合性，智能性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大多是与国民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相关的复杂系统，比如管理科学、领导科学、决策科学、预测学、政策学、战略学、咨询学中的课题；综合学科：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手段，从各不同方面进行立体研究的课题；横断学科：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各事物中的某种共同属性；超科学：从更高层次上研究一般规律，如科学学、哲学中的课题。
郭沫若兴趣广泛，知识渊博，很注意相关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学习研究。他为了把古代史研究置于更加坚实的基础上，用了很大的精力钻研中国的古文学，在古代甲骨文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克莱因把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建立了美国经济的新模型。
5.从科研管理和规划中选题
国家、省市及各种学术团体也经常提出许多科研课题，如国家、部省市的九五规划重点课题、年度课题，这些课题一般都是理论意义、现实意义上比较重要的课题，应当是科研工作者选题的重要来源。这类课题属指南性选题，其中许多课题的难度、规模很大，选题时，科研人员应从自己的优势出发，把课题加以具体化，以保证其可行性。此外，在各级政府、科研部门制订的各种科研规划中，也提出许多研究课题，也都是选题的重要来源。
6.从直觉思维、意外发现中选题
科研人员对研究对象富有浓厚的探索兴趣，也是科研选题的一个重要来源。大量值得研究的选题，首先表现在各种社会现象中，科研的任务就是现象认识本质。现象问题是人们最容易感觉到的。这时，选题常常得益于科研人员的想象、灵感、直觉，以及对这些直觉思维、意外发现带来的机遇的捕捉。当然，这类选题开始时可能是幼稚的、肤浅的，尚需深入思考和论证。郭沫若在追踪调查有关郑成功的事迹中，意外发现了郑成功铸造的钱币，从而把中国自铸钱币的历史上推了将近200年，并进一步发现了郑成功的财政政策和复国宏图，从而推进了晚明史的研究。
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常说，他对逻辑的兴趣是在“巴黎街头”产生的。1924年的一天，金岳霖和张奚若等在巴黎大街上散步时，遇到一群人在激烈辩论，引起他的好奇，他想有没有一个可靠的（逻辑推理）的解决争论的办法。
以上概括的各项来源，仅是选题中可供参考的若干方向线索，并不能包罗所有研究方向和课题，对于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值得研究的课题层出不穷。能否选择恰当的课题，需要科研人员有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创造才能。
三、科研选题的一般原则
科研工作面临的问题，可以说无穷无尽，对于一个科研人员来说，只能选择其中适当课题。如何选择，并无固定模式，总结科研选题的历史经验教训，可以概括出若干条原则：
1.目的性原则
科研选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应当是“为什么”，目的性是选题工作的首要原则。
选题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党的十三大曾明确指出，发展科学技术的首要任务就是振兴经济。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正以更大规模向着广度深度进军，需要解决和研究的课题越来越新、越多、越复杂和越困难。比如能源问题、交通问题、粮食问题、管理、贸易问题、就业问题、人口问题、人权问题等等，解决其中一现实问题，就是一种贡献。科研一定要满足社会需要，才会有真正前途。
与选题的目的性、需要性相联系的是课题的价值性。只有科研课题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价值的，比如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理论价值、学术价值等，才会达到满足社会需要的目的。所以课题的价值性就成了衡量选题目的性、需要性的标准，在选题中，目的性原则、需要性原则、价值性原则是一致的。
在选题中，贯彻目的性原则、应当注意到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一般选择实用较大课题。
第二、既要注重当务之急的课题，也要重视科学预测的课题，现实需要与长远需要相结合。
第三、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都重要。
第四、充分利用本地区本部门的条件，同时注意利用外来条件。
第五、积极开展和承担协作课题，特别是官、产、学三结合的研究课题。
怎样才能使选题达到目的？在选题中充分贯彻创造性原则至关重要。
2.创新性原则
科研的本质就应当具有创造性，评审科研成果质量的最重要原则就是看成果有无创新，因此，科研选题从一开始就应当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国家对学位论文有明确要求，其中硕士论文应当有新见解，表现作者具有从事科研工作或者独立担负专门业务工作的能力。博士论文应当是创造性成果。科研选题切忌重复别人解决了的课题。
所谓具有创新性的选题，指的是那些尚未解决或未完全解决的、预料经过研究可获得一定价值的新成果的课题。如新见解、新观点、新思想、新设计、新概念、新理论、新手段、新产品、新质量、新效益等。创新性具有新颖性、探索性、先进性、风险性等特点。它进一步体现了课题的需要性、价值性。
选题中，贯彻创新性原则，关键在一个“新”字上。这种创新的课题在哪里？一般而言，在各种各样的矛盾点上，尤其是新旧之间的矛盾点。比如新事实与旧理论的矛盾，新理论与旧理论的矛盾，不同学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突出表现在：科学发展的前沿地带、学科之间空白地带、不同理论观点、学派相争论的地带，研究工作遇到挫折失败的地带等等。这需要科研人员目光敏锐，抓住线索，跟踪追击，以求突破。
这些要求，对研究工作者来说，一般也是比较困难的。许多有经验的导师在指导学生科研时，常从这样三个方面入指导：第一、在局部性的课题上具有创新性。即解决一个多因素的大课题中的尚未解决的某一个因素，或者能作出深入透彻合理的分析见解；第二、在别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扩大，有自己的补充，新的见解或改进；第三、纠正别人的错误。总之，创新性可大可小，可难可易，如何选题，根据各人具体条件而定。
选题需要有价值性、创新性，选择并完成这样的课题，不能想入非非，脱离实际，要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因此，选题需要遵循求实性的原则。
3.求实性原则
选题的求实性是指选题要有真实的可靠的依据，或者事实根据，或者科学理论根据，选题要事出有因。
任何新课题以至新成果，都是在已有成果基础上提出的，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从事理论研究，要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从事应用研究，要有一定理论根据，正如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说的那样，实事就是科学家的空气，没有实事，永远飞腾不起来。
坚持求实性原则就是坚持辩证的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在选题中，不能违背一定范围内由实践检验过的事实和规律，以科学理论为依据，实质上也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客观规律性为依据。然而，对事实和理论的理解也应当是辩证的。在选题时依据的事实和理论并不是全面的、彻底的，也有一定的局限，况且都是变化、发展的。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化发展，新的认识、新的发现、新的发明还会对已有事实和理论进行新的审查，所以，求实中的“实”字并不是僵化的、呆板的。因此，求实性原则要求在选题时，既要尊重事实，又不拘泥于事实，既要接受已有理论的指导，又要敢于突破传统观念束缚，采取辩证的有分析的态度。
符合上述三原则的选题，是否就可以着手开题工作呢？还需要分析完成选题的主客观条件。还有一个现实可行性原则。
4.可行性原则
科研工作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种探索性、创造性活动，总要受到一定条件限制。正如恩格斯说的，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条件下进行认识，而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可行性原则体现了条件性原则。如果选题不具备可以完成的主客观条件，再好的选题也只能是一种愿望，因此，可行性原则是决定选题能否成功的关键。
选题，必须考虑将要遇到的困难。如理论方面的、技术主面的、资料方面的、各种人际关系方面的等等困难。应当均有解决这些困难的可能性。选题有难易不同，有工作量多少不同，一般常犯的错误是选题过大，试图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项过大的课题。
选题中，应当充分分析估计以下条件：
第一、现实的主观条件。主要是指，科研人员的知识结构、研究能力、对课题兴趣、理解程度、责任心等。
第二、现实的客观条件。主要是指，资料、经费、时间、协作条件、导师条件等，对应用性课题，还应考虑到成果的开发、推广条件，用户采用接受条件。
第三、积极创造条件。所谓条件，除已具备的条件外，对那些暂不具备的条件，可以通过努力创造条件。如知识不足可以补充，设备经费不足，有的也可以艰苦奋斗克服一些困难，情况不明，可以先进行调查研究等。
选题时应根据已具备的、或通过努力可以获得的条件，扬长避短，利用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选择基本符合自己情况的研究课题。
上述选题原则，分别体现了选题的社会需要、社会贡献、科学依据、基本条件，这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四条原则。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对选题要从严要求，作出最佳选择，即作出最大的努力，完成最富有创造性、最有价值的课题。以此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奋斗目标。
四、课题的立项和评估
科研选题实质上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工作，其结果有恰当、不妥、正确、错误之分。并不是一时的兴发，更不是随心所欲，特别是那些意义重大、难度大、代价高的课题。为了确保选题正确无误，需要认真对待。在课题选定之后，正式开题之前，尚需对选题作出科学论证和评估，就最佳方案作出决策。在评估决策中，以下程序不可少。
开题报告（即项目申请书）。包括课题来源，研究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课题的创新性及难度，主要研究方法、措施、步骤、阶段成果及最终达到的目标，研究人员的素质、水平，研究结果的先进性、效益、经费预算等。
论证评估。通常采用五种方法或步骤，即调查法、比较法、预测法、综合法、决策法。
历史比较 ← 现状调查 ← 未来预测
→ →
↓
系统综合
↓
优选决策
专家评审。是能否立题的最关键最重要的程序和依据。专家评审组主要评审项目申请书。对其中逐项评议，如有关键性条件不符合要求，即被淘汰。
主管审批。主管部门的审批工作，主要是掌握方向、抓出重点的工作，也是一项综合平衡合理分配经费的工作。
未被批准的课题，一般是开题条件不成熟、不符合要求的课题，尚需创造条件再次申报。当然也可能出现专家组评议不充分、领导水平不足、未能真正识别课题的情况。如果条件许可，这类课题仍可作为自选课题研究。
RE: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钱钟书是怎样做读书笔记的 ——《钱钟书手稿集》序--------------------------------------------------------------------------------
作者：杨绛
许多人说，钱钟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却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
他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ian——他译为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因为饱蠹楼的图书向例不外借。到那里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钟书的“饱蠹楼书记”第一册上写着如下几句：“廿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露钞雪纂、聊补三箧之无，铁画银钩，虚说千毫之秃，是为引。”第二册有题辞如下：“心如椰子纳群书，金匮青箱总不如，提要勾玄留指爪，忘筌他日并无鱼。（默存题，季康以狼鸡杂毫笔书于灯下）”这都是用毛笔写的，显然不是在饱蠹楼边读边记，而是经过反刍，然后写成的笔记。
做笔记很费时间。钟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他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
钟书读书做笔记成了习惯。但养成这习惯，也因为我们多年来没个安顿的居处，没地方藏书。他爱买书，新书的来源也很多，不过多数的书是从各图书馆借的。他读完并做完笔记，就把借来的书还掉，自己的书往往随手送人了。钟书深谙“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有书就赶紧读，读完总做笔记。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是笔记，所以我家没有大量藏书。
钟书的笔记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几经折磨，有部分笔记本已字迹模糊，纸张破损。钟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我曾想为他补裰破旧笔记，他却阻止了我。他说：“有些都没用了。”哪些没用了呢？对谁都没用了吗？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
钟书去世后，我找出大量笔记，经反复整理，分出三类。
第一类是外文笔记（外文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除了极小部分是钟书用两个指头在打字机上打的，其余全是手抄。笔记上还记有书目和重要的版本以及原文的页数。他读书也不忽略学术刊物。凡是著名作家有关文学、哲学、政治的重要论文，他读后都做笔记，并记下刊物出版的年、月、日。钟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英国文学，在他已有些基础。他又循序攻读法国文学，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而二十世纪；也同样攻读德国文学、意大利文学的历代重要作品，一部一部细读，并勤勤谨谨地做笔记。这样，他又为自己打下了法、德、意大利的文学基础。以后，他就随遇而读。他的笔记，常前后互相引证参考，所以这些笔记本很难编排。而且我又不懂德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恰逢翻译《围城》的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博士（ProfessorDr．MonikaMotsch）来北京。我就请她帮我编排。她看到目录和片断内容，“馋”得下一年暑假借机会又到北京来，帮我编排了全部外文笔记。笔记本共一百七十八册，还有打字稿若干页，全部外文笔记共三万四千多页。
钟书在国内外大学攻读外国文学，在大学教书也教外国文学，“院系调整”后，他也是属于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组的。但他多年被派去做别的工作，以后又借调中国古典文学组，始终未能回外文组工作。他原先打算用英文写一部论外国文学的著作，也始终未能如愿。那些外文笔记，对他来说，该是“没用了”。但是对于学习外国文学的人，对于研究钱钟书著作的人，能是没用吗？
第二是中文笔记。他开始把中文的读书笔记和日记混在一起。一九五二年知识分子第一次受“思想改造”时，他风闻学生可检查“老先生”的日记。日记属私人私事，不宜和学术性的笔记混在一起。他用小剪子把日记部分剪掉毁了。这部分笔记支离破碎，而且都散乱了，整理很费功夫。他这些笔记，都附带自己的议论，亦常常前后参考、互相引证。以后的笔记他都亲自记下书目，也偶有少许批语。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的数量，大致不相上下。
第三类是“日札”———钟书的读书心得。日札想是“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开始的。最初的本子上还有涂抹和剪残处。以后他就为日札题上各种名称，如“容安馆日札”、“容安室日札”、“容安斋日札”；署名也多种多样，如“容安馆主”、“容安斋居士”、“槐聚居士”等等；还郑重其事，盖上各式图章。我先还分门别类，后来才明白，这些“馆”、“斋”、“室”等，只是一九五三年“院系调整”后，我家居住的中关园小平房（引用陶渊明《归去来辞》“审容膝之易安”）。以后屡次迁居，在钟书都是“容膝易安”的住所，所以日札的名称一直没改。
日札共二十三册、二千多页，分八百零二则。每一则只有数目，没有篇目。日札基本上是用中文写的，杂有大量外文，有时连着几则都是外文。不论古今中外，从博雅精深的历代经典名著，到通俗的小说院本，以至村谣俚语，他都互相参考引证，融会贯通，而心有所得，但这点“心得”还待写成文章，才能成为他的著作。《管锥编》里，在在都是日札里的心得，经发挥充实而写成的文章。例如：《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十八则，共九十五页，而日札里读《楚辞》的笔记一则，只疏疏朗朗记了十六页；《管锥编·周易正义》二十七则，共一百零九页，而日札里读《周易》的笔记，只有一则，不足十二页；《管锥编·毛诗正义》六十则，共一百九十四页，而日札里读《毛诗》的笔记二则，不足十七页。
钟书在《管锥编》的序文中说：“……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初计此辑尚有《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懒，不能急就。”读《全唐文》等书的心得，日札里都有。他曾对我说：“我至少还想写一篇《韩愈》、一篇《杜甫》。”这两篇，想是“不易理董者”，再加“多病意懒”，都没有写出来。日札里的心得，没有写成文章的还不少呢。
这大量的中、外文笔记和读书心得，钟书都“没用了”。但是他一生孜孜石乞石乞积聚的知识，对于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我应当尽我所能，为有志读书求知者，把钟书留下的笔记和日札妥为保存。
感谢商务印书馆愿将钱钟书的全部手稿扫描印行，保留着手稿原貌，公之于众。我相信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但愿我这办法，“死者如生，生者无愧”。
杨绛敬序二○○一年五月四日（此文为《钱钟书手稿集》序，主标题为编者所加。《钱钟书手稿集》，商务印书馆出版）
RE: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学历史的何以人才辈出？－－看福布斯中国大陆首富排行榜有感--------------------------------------------------------------------------------
作者：盛志年
中国高等院校的专业中，历史系恐怕是最传统、最冷僻、最不受学生欢迎的系科之一了。这些年高考时，学子们都纷纷填报计算机、财贸、金融等时髦而热门的专业，有的无奈被历史系录取，也千方百计地转学换专业。原因很明显，历史系毕业的学生不吃香，或者当老师，或者搞研究，再或者就是改行了。
然而，当年抱着同样想法的我，近年来却渐渐看出了历史系的价值，甚至为之感叹不已。我是早年的杭州大学法律系学生，一直也有些自以为是。可是，在我们同批毕业的文科毕业生中，做了党政机关领导或大中专学校校长的则以历史系学生居多，有的甚至陆续在中央国家机关和省市级机关担任了重要职务。和我同期毕业的学生中，杭州大学历史系的王旭烽女士成了中国文坛上大名鼎鼎的女作家，还是浙江省唯一一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近来名气渐渐攀升的青年作家汪宛夫，居说也是杭州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他的《机关滋味》与王跃文《国画》并列为中国官场文学的代表作，汪被加拿大龙源国际书网及《京华时报》等各大媒体称为“中国当代官场文学的代表作家”。最近，《机关滋味》还被评选入“中国十大经典反腐小说”，其后劲十分看好。被视作“古董行”的历史系连出作家，令中文系的才子们大跌眼镜。
好戏还在后头。近日全国各大媒体爆炒了“2002年福布斯中国大陆首富排行榜”，富豪们公布的学历更是令人吃惊。在浙江省入选的13位富豪中，竟然有两位是杭州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一位是南都集团老总周庆治，一位是绿城集团老总宋卫平。两位商界巨子被美国人选入福布斯排行榜，使历史系学生的价值进一步飙升。
冷僻的历史系，何以人才辈出，能在政界、文坛和商界纵横捭阖、叱咤风云？这一现象着实令人深思。
其实，历史系看似“古纸堆”系，实质上是个跨学科的“全能”系，是个素质教育的“先驱”系。四年的大学和二十年的工作生涯使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大学专业分得到死，法律就是法律，哲学就是哲学，中文就是中文，而且越学到后面越专、越深，法律就是某一个种类的法律，哲学就是某个门派的哲学，中文也是某个阶段的中文，其他理工科更是精而又精。而历史系却不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史不分家”，其实是“文史哲不分家”。历史书籍里面包括了历史、中文、哲学甚至其他各种门类的学科，真是博大精深。一个优秀的历史系学生，在不知不觉中遨游于多种门类的学科，获得了比其他专业学生更为广博的知识。另外，在大学毕业以后，由于其他系科的学生比较容易分配，而历史系的学生往往受冷落，被分解到大中专院校、新闻媒体以及党政机关工作，广博的知识与新鲜的工作环境相结合，锻炼了卓越的才干和思维。著名作家王旭烽从历史系毕业后，先后在当过报社记者、幼儿园教师、博物馆讲解员，直至拿下了万人瞩目的茅盾文学奖。当年杭州大学历史系的大才子汪宛夫，竟然被分配到了浙西农村某农场，后调入县机关一干就是十年，正因为深知基层民众冷暖、对官场了如指掌，才将官场小说写得出神入化，活灵活现。周庆治从历史系毕业后，在温州市政府做了10年的政策研究员，后到南方从事电子产品和石油贸易，获得第一桶金后再回到杭州从事房地产开发。现在他的南都集团已于前年在新加坡上市，公司有1500名员工，旗下有一家期货投资公司和六条高速公路。因绿城足球队而名扬四海的绿城集团老总宋卫平，从历史系毕业后做了6年的教师，后去南方闯荡，再到杭州、上海、北京从事房地产生意，其去年的销售收入就达1.1亿美元。
历史系人才辈出，无疑是一件好事。它启迪我们，大学教育不能分得太死，应该尽量多喂“粗粮”，少用“精粮”，否则容易造成“营养不良”。另外，毕业以后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近段时间听说，复旦大学学生入校后，可以第二次选择专业。其他一些地方的大学也正在尝试先入学后选专业的做法，我们相信，这种教育模式必定会更加有利于人才的培养，而中华民族的复兴，也正是需要大批量的复合型人才！
RE: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受益非浅呵！！RE: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王力：谈谈怎样读书一、首先谈读什么书
中国的书是很多的，光古书浩如烟海，一辈子也读不完，所以读书要有选择。清末张之洞写了一本书叫《书目答问》，是为他的学生写的，他的学生等于我们现在的研究生。他说写这本书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给这些学生指出一个门径，从何入手；第二个目的是要他们选择良莠，即好不好，好的书才念，不好的书不念；第三个目的是分门别类，再加些注解，以帮学生念书。从《书目答问》看，读书就有个选择的问题，好书才读，不好的就不用读。他开的书单子是很长的，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把他提到的书都读过也不可能，今天读书恐怕要比《书目答问》提出的书少得多。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因此，选择书很重要。不加选择，如果读的是一本没有用处的书，或者是一本坏书，那就是浪费时间。不只是浪费时间，有时还接受些错误的东西。到底读什么不读什么？这要根据各人的专业来定。如对搞汉语史的来说，倘若一本书是专门研究“六书”的，或者专门研究什么叫“转注”的，像这样的书就不必去读，因为对研究汉语史没什么帮助。而像《说文段注》、《马氏文通》这样的书就不可不读了。因为《马氏文通》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语法书，而读了《说文段注》，对《说文解字》就容易理解多了，这对研究汉语史很有帮助。读书要有选择，这是第一点，可以叫去粗取精。
第二点叫由博返约。对于由博返约，现在大家不很注意，所以要讲一讲。我们研究一门学问，不能说限定在那一门学问里的书我才念，别的书我不念。你如果不读别的书，只陷在你搞的那一门的书里边，这是很不足取的，一定念不好，因为你的知识面太窄了，碰到别的问题你就不懂了。过去有个坏习惯，研究生只是选个题目，这题目也相当大，但只写论文了，别的书都没念，将来做学问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来做老师，那就更不好了。搞汉语史的，除了关于汉语史的一些书要读，还有很多别的书也要读，首先是历史，其次是文学。多啦，还是应该从博到专，即所谓由博返约。
第三点，要厚今薄古。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前人的书，如果有好的，现代人已经研究，并加以总结和发挥了。我们念今人的书，古人的书也包括在里边了。如果这书质量不高，没什么价值，那就大可不念。《书目答问》中就提到过这一点，张之洞说，他选的大多是清朝的书，有些古书，也是清朝人整理并加注解的，比如经书，十三经，也是经清朝人整理并加注解的。从前，好的书经清朝人整理就行了，不好的书，清朝人就不管它了。他的意思，也就是我上面说的哪个意思。他的话可适用于现在，并不需要把很多古书都读完，那也做不到。
二、其次谈怎样读书
首先应当读书的序例，即序文和凡例。过去我们有个坏习惯，以为看正文就行了，序例可以不看。其实序例里有很多好东西。序常常讲到写书的纲领，目的。替别人作序的，还讲书的优点。凡例是作者认为应该注意的地方。这些都很好，我们却常常忽略。《说文段注》的序是在最后的，我建议你们念《说文段注》时应该把序提到前面来念。《说文序》，段玉裁也加了注，更应该念，《说文段注》有王念孙的序，很重要。主要讲《说文段注》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作者讲究音韵，掌握了古音，能从音到义。王念孙的序把段注整部书的优点都讲了。再如《马氏文通》的序和凡例是很好的东西，序里有句话：“会集众字以成文，其道终不变。”序里讲了语法的稳定性，给语法下了定义。凡例说明了人们为什么要学语法，他为什么要写一本语法书。不单是《说文段注》和《马氏文通》这两部书，别的书也一样，看书必须十分注意序文和凡例。
其次，要摘要作笔记。现在人们喜欢在书的旁边圈点，表示重要。这个好，但是还不够，最好把重要的地方抄下来。这有什么好处呢？张之洞《书目答问》中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一本书什么地方重要，什么地方不重要，你看不出来，那就劳而无功。现在有些人念书能把有用的东西吸收进去，有的人并没有吸收进去，看是看了，却都忘了。为什么？因为他就知道看，不知道什么地方是好的，什么地方是最重要的，精彩的，这个书就白念了。这些人就知道死记硬背，背得很多，背下来有没有用处呢？有些人并不死记硬背，有些地方甚至马马虎虎就看过去了，但念到重要的地方他就一点不放过，把它记下来。所以读书要摘要作笔记。
第三点，应当考虑着作眉批，在书的天头加自己的评论。看一本书，如果自己一点意见都没有，可以说你没有好好看，你好好看，总会有些意见的。所以最好在书眉，又叫天头，即书上边空的地方作些眉批。试试看，我觉得这本书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合适，都可以加上评论。从前我念过的那本《马氏文通》，上边都写有眉批，那时我才26岁，也是在清华当研究生。我在某一点上不同意书里的意见，有我自己的看法，就都写在上边了。今天拿来看，有些批的是对的，有些批错了，但没关系，因为这经过了自己的考虑。批人家，自己就得用一番心思，这样，对那本书的印象就特别深。自己做眉批，可以帮你读书，把书的内容人吸收进去。也可用另外的办法，把记笔记和写书评结合在一起，把书评写在笔记里边，这样很方便。准备一个笔记本，一方面把书里重要的地方记下来；另一方面，也把自己对书里的某些讲法的不同意见记下来。
另外，要写读书报告。如果你作了笔记，又作了眉批，读书报告就很好写了。最近看了一篇文章，一篇很好的读书报告，就是赵振铎的《读<广雅疏证>》，可以向他学习。《广雅疏证》没有凡例，他给它定了凡例，《疏证》是怎么写的，有什么优点，他都讲到了。像这样写个读书报告就很好，好的读书报告简直就是一篇好的学术论文。
王力教授（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1924年赴上海求学，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赵元任等，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返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授，并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学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第四、五、六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务委员等职。王力先生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逾半个多世纪，他在汉语语法学、音韵学、词汇学、汉语史、语言学史等方面出版专著四十余种，发表论文200余篇。他研究领域之广，取得成就之大，中外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语言学家中是极其突出的。王力先生的语言学研究始终是与教学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语言学专门人材，为中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力先生在法国留学期间，翻译出版二十余种法国小说、剧本；抗战期间，写了大量的散文，被誉为战时学者散文三大家之一。
------《北大学者谈读书》
RE: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陈平原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作者：陈平原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一、 读书的定义
什么叫“读书”，动词还是名词，广义还是狭义，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还是“学得好不如长得好，长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读书？看来，谈论“读书”，还真得先下个定义。
“读书”是人生中的某一阶段。朋友见面打招呼：“你还在读书？”那意思是说，你还在学校里经受那没完没了的听课、复习、考试等煎熬。可如果终身教育的思路流行，那就可以坦然回答：活到老学到老，这么大年纪，还“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一点也不奇怪。
“读书”是社会上的某一职业。什么叫以读书为职业，就是说，不擅长使枪弄棒，也不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过去称读书郎、书生，现在则是教授、作家、研究员，还有许多以阅读、写作、思考、表达为生的。
“读书”是生活中的某一时刻。“都什么时候了，还手不释卷？”春节放假，你还沉湎书海，不出外游览，也不到歌厅舞厅玩乐。
“读书”是精神上的某一状态。在漫长的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文化人固执地认为，读不读书，不仅关涉举动，还影响精神。商务印书馆出版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所撰《阅读史》(2002)，开篇引的是法国作家福楼拜1857年的一句话：“阅读是为了活着。”这么说，不曾阅读或已经告别阅读的人，不就成了行尸走肉？这也太可怕了。还是中国人温和些，你不读书，最多也只是讥笑你俗气、懒惰、不上进。宋人黄庭坚《与子飞子均子予书》称：“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问题是，很多人自我感觉很好，照镜从不觉得面目可憎，这可就麻烦大了。
这四个定义都有道理，得看语境，也看趣味。以前说“学而优则仕”，现在变了，是“仕而优则学”——这后一个“学”，当然是装模作样的了，“‘官大学问大”嘛。中国特有的学历高消费，让人哭笑不得。如果有一天，连学校里看大门的，也都有了博士学位，那绝不是中国人的骄傲。眼看着很多年轻人盲目“考博”，我心里凉了半截，我当然晓得，都是找工作给逼的。这你就很容易明白，很多皓首穷经的博士生，一踏出校门，就再也不亲近书本了，还美其名曰“实践出真知”。
想到这些，我才格外欣赏那些不为文凭，凭自家兴趣读书的人。在北大教书，自然是看好自己的学生；可对那些来路不明的“旁听生”，我也不敢轻视，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室里有位子，你尽管坐下来听。这种不太符合校规的通融，其实更适合孔夫子“有教无类”的设想。
拿学位必须读书，但读书不等于拿学位。这其中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开学演讲时，专门谈这问题，希望学生们以学问为重，不要将大学看做文凭贩卖所(《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第二年开学，蔡先生再次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日后回想北大十年，蔡先生很得意，以为他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大学的想像(参见《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以及《自写年谱》)。现在看来，蔡先生还是过于乐观了，成为“贩卖知识之所”的大学，以及视大学为“养成资格之所”的学生，当今中国，比比皆是。
大致感觉是，今日中国，“博士”吃香，但“读书人”落寞。所谓“手不释卷”，变得很不合时宜了。至于你说读书能“脱俗”，人家不稀罕；不只不忌讳“俗气”，还以俗为雅，甚至“我是流氓我怕谁”。
二、读书的成本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叫“经济学帝国主义”，说的是经济学家对自家学问过于自信，不只谈经济，还谈政治、文化、道德、审美等，似乎经济学理论能解决一切问题。于是，讲机会，讲效率，讲成本核算，成了最大的时尚。你说“读书”，好吧，先算算投入与产出之比，看是否值得。学生选择专业，除个人兴趣外，还有成本方面的考量，这我理解。我不谈这些，谈的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精神状态的“读书”。
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书籍”，与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读书”之间，有某种微妙的关系，值得仔细钩稽。这里所谈论的“读书成本”，带有戏拟的成分，可博诸位一笑。
那是一则现代文学史上的公案。这么多劝学诗文，最有趣的，莫过于《礼拜六》的说法：“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健康，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也就是说，读书好，好在既便宜，又卫生。“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王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诸君越说越邪乎，甚至在报纸上登广告：“宁可不娶小老嬷，不可不看《礼拜六》。”这下子可激怒了新文学家，叶圣陶撰《侮辱人们的人》，称：“这实在一种侮辱，普遍的侮辱，他们侮辱自己，侮辱文学，更侮辱他人！”宁肯不娶小老婆云云，当然是噱头，不可取；可也说出实情：随着出版及印刷业的发展，书价下降，普通人可以买得起书刊，阅读成为并不昂贵的消费。起码比起大都市里其他更时髦的文化娱乐，是这样。我说的不是赌博、吸毒或游走青楼等不良行为，比起看电影，听歌剧，观赏芭蕾舞、交响乐来，读书还是最便宜的——尽管书价越来越贵。
现在好了，大学生在校园里，可以免费上网；网上又有那么多文学、史学、哲学名著，可以自由阅读乃至下载。好歹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之余，你干什么？总不能老逛街吧？听大歌剧、看芭蕾舞，很高雅，可太贵了，只能偶尔为之。于是，逛书店，进图书馆，网上阅读等，成了日常功课。可问题又来了，阅读需要时间。
十几年前，在香港访学，跟那里的教授聊天，说你们拿那么多钱，做出来的学问也不怎么样，实在让人不佩服。人家说，这你就外行了，正因为钱多，必须消费，没时间读书。想想也有道理。大家都说七七、七八级大学生读书很刻苦，他们之所以心无旁骛，一心向学，除了希望追回被耽误的时光，还有一点，那时的诱惑少。不像今天的孩子们，目迷五色，要抵抗，很难。我的经验是，穷人的孩子好读书，一半是天性，以及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一半则是无奈，因太时尚太高雅的娱乐玩不起。不过，没关系，这种选择的限制，有时因祸得福。作为生活方式的读书，对财力要求不太高，反而对心境和志趣要求更高些。
三、读书的姿态
在学界享有盛名的《读书》杂志，创刊号上有一名文《读书无禁区》，直接针对那时的诸多清规戒律。人为地划定禁区，说这些书能读，那些书不能读，未必有效果。历朝历代，那么多禁书令，全都行不通。越是朝廷查禁的书，读书人越感兴趣。不是说“雪夜闭门读禁书”吗，那可是很高雅的。就说《金瓶梅》吧，经常被禁，可士大夫家置一编，不放在桌子上而已。
读书没禁区，可阅读有路径。也就是说，有人会读书，有人不会，或不太会读书。只说“开卷有益”，还不够。读书，读什么书，怎么读？有两个说法，值得推荐。一是淸末文人孙宝瑄的，他在《忘山庐日记》中说，书无新旧，无雅俗，就看你的眼光。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反过来，以旧眼读新书，新书皆旧。
林语堂说的更有趣：只读极上流的，以及极下流的书。中流的书不读，因为那些书没有自家面目，人云亦云。最上流的书必须读，这不用说，谁都会这么认为。可为什么要读极下流的书呢？极下流的书里，泥沙混杂，你可以沙里淘金——因为社会偏见，很多先知先觉者的著述，最初都曾被查禁。还有一点，读这种书的人少，你偶尔引述，可以炫耀自己的博学。很多写文章的人，都有这习惯，即避开大路，专寻小径，显得特有眼光。这策略，有好有坏。
金克木有篇文章，题目叫《书读完了》，收在《燕啄春泥》(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中，说的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言，少时见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夏曾佑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才觉得有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么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这是教人家读原典，不要读那些二三手文献，要截断众流，从头说起。
其实，所谓的“经典”，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甚至不同性别，经典的定义在移动。谈“经典”，不见得非从三皇五帝说起不可。善读书的，不在选择孔孟老庄那些不言自明的经典，而在判定某些尚在路上、未被认可的潜在的经典。补充一句，我主张“读经典”，但不主张“读经”——后者有特定含义，只指向儒家的四书五经，未免太狭隘了。
谈到读书，不能不提及阅读时的姿态。你的书，是搁在厕所里，还是堆在书桌上，是放在膝盖还是拿在手中，是正襟危坐还是随便翻翻，阅读的姿态不同，效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这涉及阅读时的心态，再往深里说，还关涉阅读的志趣与方法等。举个大家都熟悉的人物，看鲁迅是怎样读书的。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中说，自己有个“随便翻翻”的阅读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不用心,不费力,拿这玩意来作消遣，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要翻，已经过时的书也要翻，翻来翻去，眼界自然开阔，不太容易受骗。
这“随便翻翻”的意思，接近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可必须记得，鲁迅说了，这不是读书的全部，是“当作消闲的读书”，“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这就是鲁迅杂文的特点，怕你胶柱鼓瑟，说完了，自我调侃，甚至自我消解，让你培养独立意志与怀疑精神。确实如此，鲁迅还有另一种读书姿态。
就拿治小说史来说，鲁迅称：“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不是信》)。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三书，与《中国小说史略》相对照，不难发现鲁迅著述态度的严谨。比起同时代诸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才子来，鲁迅的学术著述实在太少；许多研究计划之所以没能完成，与其认真得有点拘谨的治学态度有关。可几十年过去了，尘埃落定，不少当初轰动一时的“名著”烟消云散，而《中国小说史略》却依然屹立，可见认真也有认真的好处。
回到读书，该“随便翻翻”时，你尽可洒脱；可到了需要“扎死寨，打硬仗”的时候，你可千万马虎不得。所有谈论大学校园或读书生活的，都拣好玩的说，弄得不知底细的，以为读书很轻松，一点都不费力气。你要这么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
四、读书的乐趣
在重视学历的现代社会，读书与职业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大学里，只讲修心养性固然不行，可都变成纯粹的职业训练，也未免太可惜了。理想的状态是，不只习得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养成高远的“学术志向”与醇厚的“读书趣味”。
读书必须求解，但如何求解，有三种可能性：好读书，不求甚解——那是名士读书；好读书且求甚解——那是学者读书；不读书，好求甚解——这叫豪杰读书。后面这句，是对于晚清“豪杰译作”的戏拟。自由发挥，随意曲解，虽说别具一格，却不是“读书”的正路。
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必须跟下面一句连起来，才有意义：“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关注的是心境。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如何解说？为自家功名读书，为父母期待读书，或者为祖国富强而读书，都有点令人担忧。为读书而读书——据叶圣陶称，郑振铎谈及书籍，有句口头禅“喜欢得弗得了”(《<西谛书话>序》)——那才叫真爱书，真爱读书。读书这一行为自身，也就有了意义，不必“黄金屋”或“颜如玉”来当药引。将读书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或者像龚自珍自嘲的那样“著书都为稻粱谋”，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古之学者，读书有得，忍不住了，只好著述；今之学者，则是为著述而读书。今日中国，学术评价制度日渐刻板，学美国，“不出版，就死亡”。于是，大家见面，不问读了什么好书，只问出了什么新书，还有申请到什么课题。真不知道如果不报课题，还读不读书。我的感觉是，这种为著述而读书的习惯，很容易使阅读失去乐趣。
作为学者，你整天手不释卷，如果只是为了找资料写论文，也会走向另一极端，忘记了读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教训。十几年前，为了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我猛读了很多好的、坏的武侠小说。读伤了，以致很长时间里，一见到武侠小说就头疼。真希望有一天，能完全卸下学者的盔甲，自由自在地读书。我写过两本闲书《阅读日本》和《大英博物馆日记》，那不是逞能，而是希望自己能恢复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以及阅读乐趣。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陶渊明所说的“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是很多读书人的共同体会；不仅“忘食”，还可能忘了生死。刚才提到的《阅读史》中，有一幅摄于1940年伦敦大轰炸期间的照片，很感人。坍塌的图书馆，靠墙的书架并没倒下，瓦砾堆中，三个男子还在怡然自得地阅读。这固然是对抗厄运，坚信未来，但也不妨解读为：“阅读”已经成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为生命存在的标志。这本书中，穿插了大量关于书籍以及阅读的历史图像，很好看；遗憾的是，关于中国的，只有一幅16世纪的版刻，描述秦始皇焚书情景。
五、读书的策略
读书，读什么书？读经典还是读时尚，读硬的还是读软的，读雅的还是读俗的，专家各有说法。除此之外，还牵涉到不同的学科。我的建议是，读文学书。为什么？因为没用。没听说谁靠读诗发了大财，或者因为读小说当了大官。今人读书过于势利，事事讲求实用，这不好。经济、法律等专业书籍很重要，这不用说，世人都晓得。我想说的是，审美趣味的培养以及精神探索的意义，同样不能忽略。当然，对于志向远大者来说，文学太软弱了，无法拯世济民；可那也不对，你想想鲁迅存在的意义。
两年前，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在北大演讲，提到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跟他说的两句话：中国文学世界第一；研究中国，从文学入手是最佳途径。公开发表时，这两句话都被删去了，大概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以为是挟洋人以自重。可后面这句，其实很在理。从文学入手研究中国，照样可以广大，可以深邃。而且，我特别看重一点：从文学研究入手，容易做到体贴入微，有较好的想象力与表达能力。所有这些，都并非可有可无，不是装饰品，而是直接影响你的学问境界与生活趣味。你看外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中对于文学经典的引述与发挥，你就明白，中国学者对于文学的阅读，普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浅。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确实应该发扬光大，因此，建国学院，修清史，编《儒藏》，我都没意见。我想提醒的是，今天谈“传统”，有两个不同的含义。晚清以降，中国人与西学对话、抗争、融合，并因此而形成的新文化，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的传统。比如，谈文学，你只讲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不讲鲁迅，行吗？说到现代文学，因为是我的老本行，不免多说两句。不是招生广告，而是有感而发。尽管我也批评五四新文化人的某些举措，但反对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归咎于五四的反传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很多人开始头脑发热，大谈“民族自信心”，听不得任何批评的声音。回过头来，指责五四新文化人的反叛与抗争，嘲笑鲁迅的偏激与孤独。我理解这一思潮的变化，但也警惕可能的“沉渣泛起”。
说到读书的策略，我的意见很简单：第一，读读没有实际功用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第二，关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连的现当代文学；第三，所有的阅读，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做底色，这样，才不至于读死书，读书死。
古今中外，“劝学文”汗牛充栋，你我都听了，效果如何？那么多人真心诚意地“取经”，但真管用的很少。这里推荐章太炎的思路，作为演讲的结语。章先生再三强调，平生学问，得之于师长的，远不及得之于社会阅历以及人生忧患的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0年”条有言：“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而在1912年的《章太炎先生答问》中，又有这么两段：“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曲园先生，吾师也，然非作八股，读书有不明白处，则问之。”合起来，就三句话：学问以自修为主；不明白处则问之；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借花献佛，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读书的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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