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金良：大 师 永 远——关德栋先生的国学思想与国学造诣读解
大 师 永 远
——关德栋先生的国学思想与国学造诣读解
曲金良
一
大师已去。
2005年4月28日，我的导师关德栋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的家人，离开了他为之工作了半个世纪的山东大学，离开了他为之献身六十多年的学问，以85岁的定格年龄，安详地走了。
大师永远。
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半年有余，可是在我的意念里，一直感觉关先生还健在。他一直在默默地做他的学问，一直在显山露水的热点学术界中不声不响，一直在思考着他所认为重要的学术问题，一直在不轻易出手地整理、撰写着他的学术发现，一直在不事张扬地培养着国内外慕名而来、投奔门下的后学求教者，其中更多地是国外的博士生、进修生。
参加完向先生告别的仪式之后，一直想写点什么，关于我的先生，以表达吐露我的悼念之情。但是，作为先生“文革”之后开门招收的首届也是末届硕士研究生、开门弟子也是关门弟子三人之一，也许是由于对先生了解得太多，感念太多，思绪太多，要表达的意思太多，想得太多，竟然一直理不出头绪，一直写不出一篇文字。我很佩服刘锡诚等先生，他们出手那么快，表达了他对关先生逝世的由衷的哀痛与怀念之情。我作为关先生正式收入门下的“真正的”学生，确实感到应该诉诸于文字，写点什么，然而越发写不出，因而越发感到自己“太不像话”。可是，关于我的先生，我写点什么呢？一般的文字我不想写，我怕亵渎了我的先生。
我在整理我的思路。实际上是在“整理”我对我的先生的“认识”。
我知道，过去称谁为“大师”，那是对所称指的先生的极高的评价和尊敬，而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大师”三含义——其一，是时下那种被某一类人所崇拜的“行业大师”，比如“气功大师”等；其二，是时下那种只是一位专家、学问家，却轻易甚至随便就被称为“大师”者；其三，才是那种过去称指意义上的学问做得大、广、深、精，学术思想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和广泛的指导意义，多学科、多领域久仰其人、久慕其学问的大学问家。
关德栋先生就是这样的大学问家。
不过，我也知道，关德栋先生健在的时候，他是绝对不会允许我们有谁这样以“大师”称指他的。他一向谦谨，一向低调，一向淡化自己，一向不显山不露水的做着自己的学问，做着自己的人，决非时下动辄以“学术权威”自居者可同日而语。我清楚地记得，我刚入山大从关先生读研的那几年，由于那时候研究生制度刚刚启动未久，“研究生导师”是很了不起的学术头衔，更由于关先生德高望重，且“辈分”很高，是郑振铎先生、季羡林先生、任二北先生、赵景深先生、吴晓玲先生等的老朋友（用关先生的话说，是“亦师亦友”的“小弟弟”，但郑先生、季先生、任先生、吴先生等都很敬重他们的这位“小弟弟”，无论是书信往来还是见面看望，大多以“德栋兄”相称），更是当时山大中文系的系主任、副主任、很多“研究生导师”们的老师，因而在山大，很多人十分自然地称呼他为“关老”，但却都被他“断然拒绝”：“不能叫‘老’。我还不老。叫我‘老关’、‘关老师’就好。”于是，这“关老”，人们就不敢叫了。但人们为了显示这位“不老”的“老”先生与一般老师的“区别”，叫“关老师”的自然很少，大多尊称他为“关先生”。
尊称归尊称，但关先生的名气，用山大内外大家常用的说法，是“校内不如校外，校外不如国外”。为什么“校内不如校外，校外不如国外”？这里有山大自身在相当长时间里对关先生的治学领域重视不够的原因，也有中国学术界在相当长时间里对关先生的治学领域重视不够的原因，因为在当时的学术界，学科界限范围很窄，而关先生所做的学问，关先生的学术思想，都是“边缘性”、“交叉性”的，在中文系里既不是“古代文学史”的主流领域，也不是“现当代文学史”的主流领域，更不是“史学”、“哲学”的主流领域，他的学问往那里“归属”？“归属”到哪里都不是“主流”。做学问就是做学问，还要硬往一个既定框子里“归属”，这恐怕不止是关先生学问在校内、在校外的“悲剧”。——只不过，关先生似乎从来就没有硬要“归属”什么的意识。的确，在他看来，做学问就是做学问。他并不在乎入不入“主流”的问题。他明明知道他的治学领域不入“主流”，但他认为他的治学领域很重要——正是因为他认为很重要，他才坚守不移、孜孜以求、耕耘不辍、在越往后来越不入“主流”的多领域探索、研究了整整六十年有余。而正是这些“不入主流”但被关先生看重的中国各民族、各时期、各区域的民间的文学、艺术、民俗、社会生活的反映，被山大之外的学界——既有同样“不入主流”的学界同行、又有更多的“主流”学界学者们的看重和推崇，更有国外东西方各国、各地的汉学界、中国学界对关先生研究的这些“绝学”的看重与推崇。
二
关先生做了一辈子学问，著作等身，按照时下的理念与“分类”，如果简单地说他是哪一们学问的“专家”，恐怕很难“归属”。“属于”哪一“家”？俗文学家？文学史家？民间文学家？敦煌学家？佛学家？满学家？语言学家？等等，所有的这些“学科”的“专门家”即“专家”，关先生都当之无愧，但所有的这些“专门”的“专家”，且不说其中的任何一“门”，即使是把这些“门”的“专家”“称号”都加起来，也不足以体现、代表关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造诣。
关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我知道，当今被称为国学大师的大学者并不为多。这是一个只产“专家”而并不诞生“大师”的时代。能够称得上大师的，都是老一辈学人中的凤毛麟角。季羡林先生是，任继愈先生是，陈寅恪先生是，再往后数，其中就应该有关德栋先生是了。
关先生做的学问，一言以蔽之，是国学，是同样真正的国学。而且是其他国学大师们所没有做或做得不多、无可替代的国学。中国的国学界因为有了关先生的国学研究，才具有了较为完备的内涵——中华民族文化，尤其是民间的、传统的“俗”的领域与层面、少数民族的领域与层面。
关先生自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时年24岁始，就开始了学术研究与教书育人的生涯。历任北平中国佛教学院讲师、沈阳博物院档案编整处满文档案翻译组组长、上海佛教学院教授、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上海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副教授，后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任职，开始搜集整理《新疆民歌民谭集》（上海北新书局1950年9月出版）。1950年后任兰州大学少数民族语文系副教授、教授（此间搜集整理并编定《甘肃青海民歌集》，郑振铎、赵景深为之序），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3年调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2005年以85岁高龄在博士生导师任上辞世。他1983—1984年间获美国路斯基金，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研究系研究和讲学；1993年获德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基金，赴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科隆大学东亚研究所满学系进行学术研究。“其实，在到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之前，关先生就在郑振铎、钱杏村（阿英）、赵景深的影响下，已经涉足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了。1947年傅芸子、傅惜华在《华北日报》（北平）上创办《俗文学》周刊，与赵景深在上海《大晚报》上主编的《俗文学》周刊、戴望舒在香港《星岛日报》上主编的《俗文学》周刊成三足之势，遥相互应。在这个周刊的周围，团结了许多知名的俗文学研究学者，如郑振铎、俞平伯、朱自清、赵景深、孙楷第、王重民、吴晓铃、叶德均等。关德栋也是其中之一。他在这个周刊上发表了《“满汉兼”的子弟书》、《升官图——记满汉兼子弟书之一》等俗文学研究文章，其在俗文学和满族文学的研究上的造诣，为学界所认同。”（刘锡诚：《贤者之风——悼念关德栋先生》）
调任山东大学教授之后，关先生于1959—1962年与赵景深先生合作编校出版《明清民歌时调丛书》，校注出版了冯梦龙的《挂枝儿》、《山歌》，后编选出版《明清民歌选》，1980年代出版《敦煌曲子词》、《贾凫西木皮词校注》等。
关先生是满族人，自幼受满汉传统文化的双重合璧熏陶，精通满汉双文和多种外文，在满族文化、满汉文化交流与影响研究和跨民族、跨国关系的文化研究中堪称泰斗。他除了搜集校订满汉相间子弟书《螃蟹段儿》、《升官图》以及满文俚曲《黄昏卸得残妆罢》等满汉文化相互交融的宝贵文献，于I946年至1947年在沈阳博物院翻译过《满文老档》，同时辑录研究过“满文档成语”，还在学术界首次对图理深根据出使旅经俄罗斯归来后上书康熙的黄册所撰写的满文《异域录》1723年刊刻本作了研究校注，发表了《略论图理深〈异域录〉满文本对汉文本的订补及其他》（《文物集刊》第5辑），成为学术界首次依据原始满语文献研究十八世纪初中俄关系史的论著。即使在十年“文革”中，他也没有停止对满民族文化的研究，以惊人的毅力编辑整理多年搜集的满语词汇卡片，编成《满文成语词典稿》。“文革”之后，1979年至I980年，他借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从事《满汉辞典》编纂工作，其间又亲往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进行锡伯文的调查；1984年出版了与他人合编的《子弟书丛钞》。他的所有的研究，都体现着他的学术思想中的信条和基点，那就是：源远流长、丰富灿烂的中国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相互交融的结晶，同时又是在与世界的交往交流中凸显其价值的。他所做的工作，无论是对满汉文献及相关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问题、国际关系问题所做的研究，还是对新疆民歌民谭、甘肃青海民歌的搜集整理出版、对西藏典籍文献的介绍、对流行于南亚的巴利文《大会经》的翻译、对敦煌佛教俗文学文献的研究，对冯梦龙《山歌》《挂枝儿》的校注，对贾凫西《木皮词》（鼓子词）的校注，对蒲松龄聊斋俚曲、戏曲、说唱、话本等的整理编纂和研究，都是学术界原所或忽视、或难以驾驭然而又非常重要、让人读来为之一振、从而引起国内外学界关注的中国文化的民间层面、民族层面、国际层面问题。
三
关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问造诣，是我等后学很难认识到其实际高度的。我只能这样说：任你评价多高都不过分。这里，根据我对先生二十多年的认识和体会，对先生治学的独具特点，尝试略说一二。
一是大处着眼，而从“小”处着手，扎扎实实地体现他的思想和理论。关先生所研究的，往往别人起初看不到其“大”。及至关先生的论著发表、出版之后，被很多国学大师级的学者看重、被很多国外汉学家看重了，大多学者方见其“大”。比如他的《曲艺论集》，不是长篇宏制，没有洋洋大观，薄薄的一本，里面的论说长长短短都有，小的不过一二个页码，看上去似乎很不起眼，但大凡研究文学史、尤其是俗文学史的，几乎没有不读这本书的；否则，要称得上是个做学问的，大概说不过去，因为里面解决了许多文学史、尤其是俗文学史研究不能绕过的基本问题。关先生做学问不喜欢拉什么“大框架”，更不喜欢“建构”什么“大理论”，他做的学问每一点每一滴都那么扎扎实实，板上钉钉，确确凿凿，然而却每一点每一滴都是“小”中见大，每一点每一滴都体现着他的“大理论”的思考和见地。大概可以这样说，关先生的国学理论和国学建树，是通过他所建构的一个个“点”来体现的。学界不少人之所以只见先生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而不得先生学术思想之要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比起关先生来，愚钝得很，浅薄得很，眼光短得很，见识、层次低得很，无它。由此我想到了著名大师陈寅恪先生和他的著名的《柳如是传》；由此我还想到，郑振铎先生生前嘱托关先生重写《中国俗文学史》，关先生每每念及，但他一再慎重，虽几度筹备，拿不准的地方不写，吃不准的时候不写，我虽为先生遗憾，但也许在先生看来，如果写得不够理想，那才是遗憾；因为，这样重要的工作，自会有后来人完成的。
二是关先生所做的学问，大多是开路性、开拓性、引领性的。他把学术研究的领域开拓出来、把路开出来，把诸多学人引领上路之后，他就基于他的中华民族文化整体性的思想，又去开创、开拓、引领别的研究领域去了。比如搞敦煌学的，国内外的人大多说关先生是个敦煌学家，因为他早在二十多岁时就发表过《谈变文》、《唐代的民间佛教文学——变文》、《读唐代俗讲考的商榷》、《略说“变”字的来源》、《降魔神变押座文与目莲缘起》、《变文目》等，及至1980年代周绍良、白化文先生编选出版我国敦煌俗文学研究几十年的集大成《敦煌变文论文录》，一共选了有限的几十篇文章，而关先生的早年之作，除了当年初辟褴褛的《变文目》因后来王重民等先生的《敦煌变文集》已经出版，已无必要再予以选录，五篇论文全部编选其中，可见关先生对敦煌学研究的奠基性贡献之巨。但他基于已有不少学人开始了敦煌学研究，敦煌学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的“显学”，他的研究便转向了他认为更为重要、更为迫切、甚至非他开路、开拓、引领莫属的更多的领域。然而关先生的创新、开路、开拓、引领，自己从来没有提起过，更没有宣扬过，一切都在默默地、不动声色、不事声张地进行，而先生的学问的威望和威力，也恰恰就是在这默默地、不动声色、不事声张的春风化雨中形成的。
三是从中华民族文化的民间、民族、底层着眼。于此，上面已经说到。在已为学界所熟知的关先生的主要著述目录里，我们看到的是《新疆民歌民谭集》、《甘肃青海民歌集》、《挂枝儿》、《山歌》、《聊斋俚曲选》、《贾凫西木皮词校注》、《聊斋志异说唱集》、《聊斋志异戏曲集》、《子弟书丛钞》、《聊斋志异话本集》、《挂枝儿•山歌选》等著作，《记满汉语混合的子弟书膀蟹段儿》、《现存罗松窗韩小窗子弟书目》、《说“子弟书”》、《“满汉兼”的子弟书》、《〈升官图〉——记满汉兼子弟书之一》、《论子弟书》、《略论图理探异域录满文本对汉文本的订补及其他》、《德国柏林国家国书馆现藏满文书籍简记》、《巴利文大会经汉译》、《关于五代及宋代中印佛教僧侣的往来与译经》、《关于西藏佛典的翻译》等论文，以及他主持编印的山大中文系《人民口头创作实习资料汇编》、《山东方志民俗资料汇编》等；在关先生在大学任教数十年所讲授的课目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文学史、中国民族史、蒙藏佛教史、佛典文学、民俗学、人民口头创作、民间文学概论、明清俗曲概论、敦煌文献研究和焚文研究等课程。关先生所兼任的学术职务“头衔”，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东方民族民间文化学会理事长、山东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等。前面说过，关先生的学问在大多时人看来，不是“主流”，哪些是“主流”？那些上层的、那些“雅”的，“文学”行当里那些文学史上著名的诗文、经典的名著，“史学”行当里那些大人物、大事件，如此等等，是“主流”。按说。关先生是最有条件作“主流”人物、“主流”学问的，他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在共产党的政府里任过职，不做学问的话可以一直做官；解放后他当过大学里的系主任，自己做什么学问至少自己可以说了算，但他的骨子里就是一个学问家，就是一个从民间、民族、底层着眼的国学大家。在山东大学搞蒲松龄研究，大多认为《聊斋志异》在文学史上很重要，因而投身研究，但他认为聊斋俚曲、说唱、戏曲等至少同样重要，别人不搞，他认为必须搞，因而自己就搞。民间、民族、底层，是关先生一生国学思想的主线。
四是关先生治学的国际视野和中国文化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凸显其世界文化史价值的学术思想。他的国际视野和学术思想的形成，大概一是因为他本身是满族人，对中国文化的思维观念压根儿就是中华多民族的，因而也就比汉族学者更容易具有国际化的思维空间和学术眼光；二是因为他精通多种语言，能用多种外文资料进行多学科的研究；三是他的学问多被国际汉学界所重视，早在“文革”之前，前苏联的、德国的、美国的、日本的许多汉学大家们就因为重视、敬仰他的学问和为人而与他交上了朋友，“文革”期间还为此而大蒙其冤，被扣上诸如“苏修特务”、“里通外国”之类的帽子，可怜季先生身在牛棚还需要为关先生作证清白；而“文革”之后，不知有多少外国汉学家把他们自己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派到山大关先生名下进修，接受他的指导。这位自1955年起就指导国内研究生、1981年正式招收国内硕士研究生、2003年正式招收国内博士研究生的导师，1981年后不知指导了多少来自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韩国、巴基斯坦等国的硕士和博士进修生，指导的每每是“敦煌学”、“宝卷”、“聊斋说唱”、“明代时调歌曲”、“满族谚语”、“讲唱文学”和“中巴关系史”等选题的研究和论文的撰写。国外请他讲学、研究，他是“文革”之后国内最早获美国路斯基金、德国国家科学基金的少有的德高望重学者，他利用这样的机会，搜求整理研究了大量流失海外的多语种中国文献。国际汉学界对他的重视和敬仰，是对他的国际视野和中国民族文化交融与国际文化交流学术思想的最好的注脚。
五是如上所及，关先生治学由上述诸特点而体现的边缘性、交叉性。这里，我想借用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先生《学科交叉与交叉科学的意义》（《中国科学院院刊》2005年4月5日）的话，来表达我对关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造诣的评价：“学科交叉点往往就是科学新的生长点、新的科学前沿，这里最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使科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惟有从多视角，采取交叉思维的方式，进行跨学科研究，才可能形成正确完整的认识。著名物理学家海森伯认为：‘在人类思想史上，重大成果的发现常常发生在两条不同的思维路线的交叉点上。’”
边缘性、交叉性，往往就是大学问性。无论是陈寅恪先生，还是季羡林先生，还是关德栋先生，任二北先生，这些大师们大都是“边缘性”的人物，做的都是“边缘性”的学问。这才是大家。国学大师，绝不会仅仅是一位某一专门领域里的“专家”。
关先生走了。
山大百年校庆，文学院与新闻传播学院庆典大会礼堂的主席台上，那位被推选为教师代表讲话的先生，那位当时又与应邀参加校庆的季羡林先生老友谋面的关先生呢？那位谆谆教导我、严格指导我、经常要我到他家里吃饭、我毕业之后在许多年里都曾与师母阎先生一起到我家里做客、给我和内子（也是他的学生）带来一二本书、给我的女儿带来一二件小礼物的关先生呢？他留下了他写完和没有写完的书，写完和没有写完的文章，留下了他的学术思想，留下了他的做人、做学问的信条，留下了他的音容笑貌，留下了山大以及他足迹所至的国内外所有地方的人们对他的纪念，留下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一位丰富了国学、充实了国学、多层面展示了国学魅力的大师的影响。
一个人，这样地走完自己的一生，足了。
（作者：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教授、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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