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延礼：关 先 生 教 学 的 回 忆 片 断————悼念关德栋先生
关 先 生 教 学 的 回 忆 片 断——悼念关德栋先生
郭延礼
我国著名的俗文学专家、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关德栋先生不幸与世长辞。关先生的去世是我国俗文学研究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作为关先生的学生，对于先生的仙逝我异常悲痛。先生那平易近人、可亲可敬的形象仍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认识关先生，是在学生时代。1955年我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此时正值山东大学第二个黄金时代，在中文系的教师队伍中，著名的学者很多，可谓名师荟萃，关先生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当时中文系最年轻的教授，先生时年35岁。关先生晋升教授在五十年代初，刚过而立之年，30多岁的教授，在今天的高校并不罕见，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却可称凤毛麟角。
刚步入大学课堂，关先生就给我们1955级上课，讲授“人民口头创作”。所谓“人民口头创作”也就是今天高校所开设的“民间文学”。当年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它的主要职责就是沟通教与学的信息，及时向任课教师反映学生的意见。正因为这种关系，我和关先生接触较多。当年学生听课很认真，那时授课又没有现成的教材或讲义，全凭课堂记笔记。关先生讲课比较洒脱。由于关先生所讲授内容已熟烂心中，先生讲课不是一字一字地念讲稿，而是像平常谈话一样与学生进行交流，加之他渊博的知识，纯熟的北京话，讲起课来内容充实、新鲜，表达生动，语言动听悦耳。他还插入民间文学中一些富有情趣的歌谣、传说，乃至奇闻、佚事，这对于刚刚步入大学、求知欲很强的青年学子来说，听起来很有趣，像听故事一样。五十分钟很快过去了，下课钟声响了，往往是讲者觉得言犹未尽，听者感到兴趣无穷。所以当时同学们都喜欢“人民口头创作”这门课。
关先生讲授的“人民口头创作”这门课，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关先生重视“人民口头创作”的文学性；二是重视田野调查。
我国俗文学(包括民间文学)的研究，大体分两大派：一派比较重视俗文学／民间文学的史料性，把俗文学／民间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民俗资料来看待，这一派可以顾诘刚、容肇祖为代表；另——派在重视其史料性的同时，主要是关注俗文学／民间文学的文学性，这一派可以郑振铎、刘复、赵景深、阿英为代表，关先生属于后一派。因此，关先生讲授的“人民口头创作”很重视民间文学的艺术性。也许这更加符合中文系学生的需求，对于提高学生对民间文学的鉴赏和审美能力非常必要，也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民间文学观。
与关先生重视民间文学文学性有关，他特别强调民间文学感情的真挚性这一点。他认为民间文学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的感情的真挚。这一点恰与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冯梦龙的山歌“情真说”相吻合。冯梦龙在他所编的《山歌》序中，指出民歌的生命在于情真，所谓“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序山歌》)。关先生在讲授“人民口头创作”时，他特别强调民间文学作品感情的纯真和挚着。他举了历代民歌的例子说明民歌／民间文学的这—特点。稍后，关先生在为冯梦龙编的《挂枝儿》、《山歌》两书所写的《序》中均重申了这一点。他说：“冯梦龙曾根据搜集、整理、研究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感受，归结当代民间歌曲的优点在于：抒写的‘是真境’，所以它们‘自有真趣’，是‘天地间自然之文’。因此在《序山歌》里，首先认为‘山歌’是‘民间性情之响’，‘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又从创作态度和动机方面进行分析说：‘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这正是针对着当时文人诗歌创作当中的缺点来论证，是具有现实意义和进步作用的。”(《山歌·序》，《明清民歌时调集》上册第254至2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关先生强凋民歌／民间文学最大的特点是感情的纯真、挚着，应当说与冯梦龙的“情真”说是一脉相承的。
关先生讲授“人民口头创作”一课，他非常重视课外实践，用今天的术语说，也就是重视“野外作业”或田野调查。我们1955级就曾在关先生的率领与指导下到淄川实习。为什么选择淄川作为田野调查的基地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淄川是煤矿区(有著名的洪山煤矿)，可以搜集过去少为人注意的反映矿工生活的歌谣、故事。另—一个原因是，淄川是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的家乡，可以去哪里搜集有关蒲松龄及《聊斋志异》的资料，以及蒲松龄的俚曲、民间传说，淄川流行的地方戏等。
临出发前关先生向参加实习的同学讲了搜集整理民间文学应注意的问题，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有两点。第一，搜集民间文学，首先要尊重被搜集者，要抱着—种虚心向他们学习的态度。他说，这次下乡搜集的对象主要是当地的年长的劳动人民(包括工人和农民)，我们要把他们当老师，要有一种尊敬老师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第二，要忠实记录，这是搜集民间文学一条重要的原则。在记录歌谣、民间故事时，一定要注意保存原作的本来面日，不能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想法随便更改增删，加工润色，即使作品中的糟粕也要忠实记录，并作必要的说明。民间文学从搜集整理到进行学术研究都必须建立在绝对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倘记录不忠实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和意义。
这次田野调查，收获很大，不仅收集丁一些歌谣、故事，同时培养了同学们学习民间文学的兴趣，提高了对民间文学重要性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认识到田野调查是研究工作者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工作。从事民俗／民间文学研究，田野调查是不可缺少的一项活动。
坚持田野调查，是关先生一贯的做法。比我们高一级的中文系1954级，在上“人民口头创作”课时，也曾在关先生的率领下到沂蒙山区进行调查。这两次调查，先后编印了《人民口头创作实习资料汇编》“沂水卷”、“淄博和洪山卷”三大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高校中文系较早进行民间文学田野调查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惜的是，此后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这种民间文学田野调查活动未能再进行下去。
关先生视野广阔，十分注意吸收国外的学术营养。如所周知，关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涉足的领域很多，除俗文学、民间文学、明清文学史外，他如敦煌学、满学，他都做出了很大成绩，对于这些学科的建设都有相当的贡献，这已是有口皆碑，不必我多置一言。我觉得，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关先生对于外国语言的学习，他特别注意在学术研究上了解国外的动向，吸取外国先进的营养。我认为，关先生在有些学术领域之所以作出如此的成就，这与他精通若干种外文、重视学术交流是分不开的。据我所知，关先生不仅通英文、俄文、德文、日文，而且还精通梵文，满文。他除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德国柏林图书馆、科隆大学讲学外，关先生还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有书信来往和学术交流，这一点对推进关先生学术研究的深化有重大的关系。关先生自己就说：“搞学术研究应该有一个开阔的视野。过去我们往往习惯于从单一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搞俗文学的，就只搞自己的这—摊，不去想—想国外对我们俗文学的研究状况如何，俗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有什么联系，思路比较狭窄。在美国考察期间，我发现美国人很重视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在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上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美国学者认为研究俗文学要有多学科的知识，俗文学还应该与语言、音乐等学科结合起来研究，既考虑纵向联系，也考虑横向联系。这就关系到学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在教学上他们着重学生智能的培养，学生的知识结构是跨越多种学科的。我们现在的教育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他进而提出：“俗文学研究不能停留在概念之争上，应该和整个民族文化联系起来，脱离了民族传统文化就无法全面理解俗文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应有所突破，学会从多角度、多层次考虑问题。”(转引自叶涛《关德栋教授与俗文学、敦煌学和满学研究》，《民俗研究》2001年第4期第74页)
说到这里，又勾起我一点回忆：关先生还曾我们年级开过“梵文”一课。说起“梵文”，大家都视为“天书”，其实它是印度古代的书面语，印度的古代文献资料(包括佛经)都是用梵文书写的，不懂梵文，要想研究古代印度文化是十分困难的，先生为我们年级开设“梵文”大约是有此考虑。但由于当时我班同学对梵文缺乏认识，加之梵文义难学，我记得选修梵文课的学生多数未能坚持，现在回想起来深感吾侪学子的见短识浅，辜负了先生的—片苦心。就目前的国内学界来说，对梵文不仅精通者绝少，就是粗识者也不多。关先生当时在山大中文系开设“梵文”课程，实在是用心良苦啊!而今先生已去，山大的“梵文”也就成为“广陵散”了。
（作者：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
[ 本帖由 似水流年 于 2005-12-17 14:02 最后编辑 ]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