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一篇钟老的讲话，不知是哪年的，但从中可见其为人
在教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教育部开门整风是很好的，因为教师们和我个人都有很多意见 陡年来教育部成绩是很大的，但缺点也是严重的，我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来谈一谈：
（1） 教育部过去出了很多主意，颁布许多指示、计划。领导机构应该有主意办法的，但不问这办法主意如何，下到学校里去就得照作，如教育实习师大非得两次不可以，因全国都惟师大马首是瞻，这些主意计划都不是从实际出发的，都是主观空想。教育部倒不是有意将工作领到死胡同去，而是不从教育实际、物质设备条件和对过去文化传统的实际出发，所以它是空想的，如部里去年反保守主义要加速前进，在12年远景规划里要办一百个高师，而师大要培养上千个研究生，这浩浩荡荡的大数字世界上也少有， 现在的苏联文学就有将近100人。我想学校要增加这么多是可笑的，因为高等学校主要问题是师资，一个成熟的高等学校师资起码要22— 23年，苏联是25年。当时如果反对的话就给扣上保守主义的帽子，并且你讲了也没人听你的，作为一个 掌握全国教育事业的领导机关，像这样的作法只能造成观感不好的影响，我们不管年老年青教师对教育部这种作法都骂，但不在报纸上骂，并骂得咬牙切齿，但他们不是心向台湾、向帝国主义而是想把高等教育事业办好。但教育部的办法是不能使我们同意的。教育部只是从需要上看，教育有它自己的规律，应抓住这规律来办事，教育事业是要随着国家发展而发展，但不能随着其他事业一样的速度来发展，如合作化高潮那样。不根据教育本身规律办事是主观主义、空想主义。
（2） 机械学习苏联，不动脑筋的听专家话，毛主席曾讲“学习苏联，要结合中国实际，”而我们却只看前句，丢下了后一句。这样从不自觉的教条主义到自觉的教条主义，如我们原来有四个附中，而教育部顾问苏联专家讲不需要，苏联没有。这条并不是社会主义原则，它们没有我们可以有。那时费拉托夫专家常来学校给我们帮助很多，但添的麻烦也不少。如领导二级制，苏联是二级制我们也得二级制，为此我们讨论了好久，结果是无下文，现在仍是三级制。
另外函授学校的设立，有好多系科设立了，这也是学习苏联，而系里师资不够，多是助教，我一向不同意助教开课，那时钱部长说：高师要发展师资不够，但这不要紧，我们有许多助教，二年以后就可以作教师了，并可作优秀的教师。我和钱部长的看法不一致，我向何校长讲，“对钱部长的话我是口里不敢非之，但肚子里不敢是之。”过去对青年教师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对老教师所采取的态度是粗暴的。再说办函授，系里一直不同意，但有个别假积极分子说可以，部里就糊涂的听他的意见了，可是我会反映说不行，部里却不理睬。过去对中国专家是看不起，学生和教师的意见部里不大理。
再说苏联文学教师现在需要的很少，但现在搞这么多，真不知如何分配，最初我的意见是5个人到10个人， 最多不能超过15个人。但教育部想多培养几个，这只是甜梦，这是不合实际的，当然虽然我反映了这个意见，只因为我是一个中国的专家，不能起作用。
还有6时一贯制， 是很不合适的。当时虽然征求了意见，按常理来推这也是不对的，但是教育部不听中国专家的意见，这损失很大。
教育事业是一步一步的，它是潜移默化的，有程序按步就班的。但领导上熟于一阵风的规律，把它引到教育事业上来，这个损失是很大的，如批判杜威一阵风。先生们辛辛苦苦的搞出来而无下文。搞教学大纲亦是如此，不是按步就班积累经验来稿，而是一阵风，这一阵风使得先生们忙乱不堪。拿教学计划来说，没有一个学生是从头到尾用一个教学计划的，别说4年就是3年2年也没有，当然变还是需要的，但没有这样快的，这样快是反常的。这样的变使得每位先生都应付年年的变，而无时间去搞科学研究，变成了南辕北辙，向南方的车子实际是北方走。
部里下来的指示是行政命令，不能抗拒，只能服从。如服从有好处这还可以，但事实并不如此，如教育实习就是命令我们两次。柳部长说这是科学的，我觉得这讲得太轻率了， 这是变相革命。又如去年要我们支援其他院校150人，但我们经研究抽80人都有困难，李司长讲在不伤元气下抽。我问他半死不活算不算伤元气，他说不算。 这怎么能说不算呢？这话说的是不负责的，纪司长当时也是赞成150人，但到后来抽了几十名也还是可以了，应该说合理的服从不合理的不服从，部里从需要出发不看实际，我们已经出了几十个人了还说我们反抗，几乎要通报，这是命令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的方法。
还有部里有些作法也是不很负责的，如分配研究生问题，第一次我培养了五个，分配出去没有一个是在高等学校教本专业的。据我所了解很多学校缺这个专业的师资，如华东师大，东北师大就没有这方面的教师。我的学生出去反而教文学理论或现代文选，去年培养出来的也只有二个人搞本专业。这样的做法从他本人讲是学非所用，对国家是该开的课程未能开出来。
部里不该管的部里也管，如研究生培养是教师个人的事情，这部里也要抓，研究生的学习年限需延长时间也得部里批，教育部不懂不了解，还要管的多，这当然要犯官僚主义的。
一般讲，事情办错了与经验有关这是对的，但教育部并不完全如此。这要具体分析，有许多错误是由于工作方法不对头，不相信中国专家，不吸收中国专家经验，不走群众路线。学校的许多工作是不重视党外专家的意见，什么事情都要通过党委，党委同志又不懂，不深研究，这样一些能避免的错误也未能避免。丁浩川同志就自己摸索，盲动主义的作风，我和他讲马克思是讲科学意见的，摸索是不得已的事情，要走群众路线。
（摘自座谈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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