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有感
走進神話的世界，是我當初在大學唸書的時候，不曾設想過的。要說起這段因緣，或許可以從大學時期參加系上的讀書會開始。讀書會叫做「中文學社」，主要成員有陳光明、林啟屏、盧景商、林宗正、蔡昱宇、程克雅、陳怡蓉等幾位學長姐，同學則有隔壁班的車行健。我們這些人，大致都是經常在系圖書室留連的好議之徒。其中，林宗正和我是前後任的圖書室負責學生；盧景商、蔡昱宇和我則又是系學會學術股的前後任股長。那時候，陳光明、林啟屏高我三、四個年級，比較少見到。自從我大一加入以後，讀書會的事似乎都是盧景商在張羅。盧學長又是製作海報，又是撰寫文稿，一直在鼓吹科際整合的觀念，也積極灌輸我們批判的精神。林宗正喜歡思考，喜歡義理之學，見面總愛問我最近讀了什麼書？然後告誡我經書與子書的重要性。而我呢？大多是敷衍了之，許多時間都在忙其他的事情，全然不及車行健的好思辨與用功。
但是因為讀書會的活動，所以在大二下學期的時候，我就公開發表一篇小型的論文：〈論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的愛情〉。那是一篇極不成熟的文章，可是當時寫完仍然感到志得意滿，還請教授古典小說的王令樾老師評論，並刊登在讀書會的《論稿》刊物中。現在想起來，那種志得意滿之情，固然令人汗顏，但是也由於那樣如初生之犢的無知，讓自己開始勇於發表。所以到了大三的時候，我同情於李辰冬教授對於《詩經》作者問題的主張，慨然寫了一篇〈詩經研究方法的反省〉，在讀書會舉辦的公開研討會中發表，講評老師是教授《詩經》的林明德老師。李辰冬教授生前提出《詩經》為尹吉甫一人別集的主張，飽受學術界批評，我卻不知天高地厚的試圖為他翻案。最後我才發現，李辰冬教授過度相信《竹書紀年》，確實是有問題的。為了寫《詩經》這篇文章，我難得的翻閱了不少相關資料，同時也引發我對於古代文化的興趣，尤其是周代禮制的問題。適巧大四有《禮記》的必修課，由李毓善老師講授。因此，大四的畢業論文，我就以「禮義溯源」為題；報考碩士班的專書一科，選的也是《禮記》。再過一年，我在《國立編譯館館刊》正式發表第一篇學術論文〈史記禮書概說〉，也仍然可以算是在《禮記》的相關範疇之中。
《禮記》一書，我偏好喪葬與各種祭祀的禮義。這樣的偏好，應該是我轉而以神話為研究主題的動機所在。其間的最後關鍵，是王孝廉老師。第一次與王老師見面，是我擔任系學會學術股長的時候，王老師來系上演講。之後因為我在報社副刊工讀，有工作之便；而導師林明德老師與王老師是好友的關係，於是又有情誼之便，所以我一直與王老師有連繫。有一次機會，我將自己原來由對於《禮記》的興趣，轉而計畫從事中國神話研究，並希望王老師指導碩士論文時，王老師直接了當的問我：「你認為神話是什麼？你的題目是什麼？如果什麼都不知道的話，你能寫什麼？」當時我已經是碩士班一年級，面對這一連串的問題，卻怎麼也答不出來，只能隨口說一句：「我可以作《山海經》的論文，還請老師指教。」但是我對《山海經》其實所知有限，最後可以說是倉皇而逃。
王老師在半年多以後，終於答應指導我寫作碩士論文；兩年後又繼續指導我寫作博士論文。可是王老師最初的幾個問題，卻一直在我心中回盪不已。或許完成博士論文，並取得博士學位，真的是個人重新省思學術研究規劃的重要起點。然而與其說是所謂的「重新省思」，不如說我一直想要回答王老師當年的幾個問題吧。只是才學有限，兼以腹笥甚窘，要把老師的問題一一說明清楚，哪怕是最基礎的問題，恐怕都是志大才疏，力不從心。
中國神話研究所涉及的範圍確實相當廣泛，而對於「神話」的理解也十分紛歧，其中又以西方神話學科概念的傳入，影響最鉅。無論是《古史辨》以上古帝王神話為討論核心的疑古風潮，或是中西學術交流所帶來的種種思辨與爭議，確實都擴大了中國神話研究的內涵，同時暴露出「中國神話」成為一門學科的許多本質上與方法上的問題，諸如：原典的不完整性、定義的不確定性、內涵的不自主性，乃至於關於古文字與考古實物使用上的迷思、田野採集的可靠程度與溯源的可能性等，都還有待解決。但是意識到問題的存在，並不代表對於問題能夠加以解決。自從就讀博士班之後，承蒙系上師長不棄，開始在大學部從事教職。往後近十年，一直為授課時數負擔所苦，能夠抽離出時間來進行閱讀與寫作的機會並不多。馬齒徒長，回憶當年讀書會時期的懵懂與青澀，竟多了些羨慕與不捨。誠然學無止境，也僅能勉力而為，徒貴適志。
當年讀書會的成員，陳光明學長任教於台東大學；林啟屏學長任教於政治大學；盧景商學長任教於醒吾學院；林宗正學長留美；蔡昱宇學長任教於輔仁大學；程克雅學姐任教於東華大學；陳怡蓉學姐任教於聖約翰學院；同學車行健則在東華大學。
感謝師友們的指導提攜和一路相伴。展望未來，在研究與教學之間，還有許許多多的問題需要再作思考與學習，希望在教學相長之餘，能夠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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