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迪：华夏上古龙崇拜的起源
华夏上古龙崇拜的起源（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4期）。）
刘宗迪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内容提要：本文证明，华夏上古龙崇拜源于原始历法的龙星记时制度，龙的原型即四像中的东方苍龙群星。龙星周天运行，春、夏、秋、冬四时分居东、西、南、北四方，正与农时周期相始终，因而成为古人了解时间和岁时的主要依据，并成为天道自然的体现，成为古人万民共瞻的神圣象征，商周二代作为王者标志的龙旗上描绘的就是龙星。龙星之被命名为“龙”（虫），则与龙星被作为昆虫惊蛰的标志有关。
关键词：龙，图腾，龙星，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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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龙之为物神矣！神龙在华夏先民的信仰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古史传说中的神王如伏羲、女娲、神农、黄帝等很多都是人首龙身的“龙体”，神话传说中常见神龙变幻莫测的踪迹，古代器物中更是在在可睹其夭矫蜿蜒的身影，人间的典章制度也留下了龙的神秘印记，在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中，龙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与天子权力相关的一切都被饰以龙章、冠以龙名，比如龙衮、龙旗、龙位、龙颜、龙威之类，最高统治者俨然就是“真龙天子”，对于龙的崇信和敬畏，早已潜移默化变成了华夏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族类认同感，流淌在每一个华夏子孙的血液里，成为我们民族世代相承、绵绵不绝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以至于我们甚至以“龙的传人”自居。可以说，龙的神话与信仰，作为一个华夏民族自我认同的宏大叙事和伟大传统，深深地塑造了华夏民族的民族性格和历史命运，因此，透彻地理解龙崇拜和神话的来龙去脉，对于华夏民族的自我理解至关重要。
迄今为止，龙崇拜的文化渊源仍是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甚至连与此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都没有解决，如龙是什么？是一种曾经存在过的真实之物，抑或仅仅是古人凭空捏造的想象之物？如果是真实之物，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如果是想象之物，那么古人何以要捏造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神物？是纯属无知的狂想，抑或有深意存焉？——他们想象的依据和宗旨何在？文献关于龙的记载千头万绪，这些是同一种文化传统的繁化分衍？还是不同文化传统的殊途同归？抑或并行不悖，各有源流，不能混为一团？由于古代文献中关于龙的话语纷繁歧互，更由于古往今来学者们关于龙的言说和解释众声嘈杂，因此，在着手从古代文献记载中稽考龙的真相之前，首先必须立稳脚跟，明确宗旨，准确把握龙崇拜的实质，才不致于迷失于文献错综复杂的头绪之中。
近世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达，出土古物中龙的形象层出不穷，千姿百态，使龙的研究变得益发令人眼花缭乱。中国考古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证明古史为宗旨，因此，出土的龙形图像和器物也被用来参证文献中关于龙的记载，随着“龙”器物络绎不绝地重建天光，对于龙崇拜和神话的文化渊源的研究，越来越倚重于美术和器物考古学的成果，文献学的考证反倒流为辅助手段。但是，那些器物和图像要能跟文献记载相参互证，必须首先经过识别和解读，才能与文献记载“对号入座”。可是，那些出土的动物图像中，哪些些是龙？哪些不是龙？仅仅因为它们具有长而弯曲的身形或者爬虫的形态，就断定其为龙吗？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几乎在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的所有文化层中都发现了龙形器物和图像，而这些龙形器物和图像又分布在从北方草原文化到南方稻作文化几乎遍布中国疆域的所有文化区内。相对于考古文化漫长的年代和广大的地域，传世文献毕竟仅仅是一个相当短促的历史时期和相当狭小的文化地域中的产物，两者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无法对位。既然在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时空错位，那么，凭什么说出现在上下几千年、分布于天南地北的千姿百态的“龙”，就是先秦汉语文献中记载和描述的龙呢？考古时代星布四方的华夏先民诸族群能够形成一种统一的至少是相通的龙崇拜吗？谁敢说今人视为龙的古物图像在古人眼里也被视为龙，就是古代文献中所谓的龙，而不会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象征物？只要这些问题依然被置而不论，出土器物就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倒适足以令研究者左盼右顾，无所适从。这意味着，出土器物愈是丰富，愈是要求准确而全面地理解和释读文献中关于龙的记载，文献记载的准确解读是利用出土器物和图像佐证文献的前提。龙的信仰和神话是一种观念，而我们首先是从传世文献中认识这种观念的，只有通过对文献的解读准确地把握这种观念的实质，我们才知道在那些纷繁复杂的出土器物和图像中，那些才是与这种观念相关的、因而才是能够用来佐证这种观念的实物材料。对于古老的历史，文献是主要的记忆手段，因此，研究像龙这样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历史记忆，必须基于文献又回到文献（包括出土文献），那种轻视文献甚至摈弃文献而单纯倚重考古器物资料的研究取向，或许能够重建一个实证的过硬的考古文化景观，但是，那个全然建立于坛坛罐罐、残砖断瓦之上的景观又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何干？一个完全撇开文献传统而建立起来的所谓文化图景，又如何能增进我们对那些流传于简册和口碑中的古老信仰和观念（比如龙的信仰和神话）的理解？
龙的信仰和神话一直是神话学和民俗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而神话学和民俗学研究对田野民俗志和民族志的应用，使问题变得愈加复杂。除了汉民族之外，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的信仰、神话和民俗中都有和汉语的“龙”相类似的神异动物，这些神异动物在许多方面与龙不谋而合，但在许多方面又与龙大相径庭。更重要的是，每个民族关于其独具的神异动物的信仰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宗教和民俗语境，从而导致不同民族的这类神异动物貌合而神离，其文化和精神内涵迥异其趣。但是，比较神话学和比较民俗学研究却往往完全忽视这种文化背景上的差异，瞒天过海，天马行空，想当然地把其他民族与“龙”相类似的动物认同为龙，翻译为“龙”，然后把这些各有千秋的所谓“龙”和神话与汉语古典文献中的龙生硬牵合，横生枝节，古代文献中关于“龙”的记载的真面目愈发被涂抹得面目全非、恍惚难辨。例如，欧洲神话和童话中常见的“dragon”，和东方神龙一样，也是一种变幻莫测、匪夷所思的神异动物，但是，西方的“dragon”不能兴云作雨，反倒常常喷火吐焰，却与东方的龙势若冰炭，更重要的是，东方的龙是造福人间、令人敬仰的吉祥之物，而西方的“dragon”却是作恶多端、令人生畏的恐怖怪兽，两者一为水，一为火，一为神，一为魔，貌虽合而神实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研究者对两者之间的巨大区别视而不见，直把“dragon”比作龙，径将“dragon”译为“龙”，甚而至于有的学者竟据此推断中国的龙崇拜是源于西方。华夏民族的神圣象征和图腾竟然是从西方借来的，于情于理，谁其能信？古人把佛典中行云布雨之神译为“龙王”，今人望文生义地把它和龙混为一谈，犯的也是同样的指鹿为马的毛病。诸如此类置文化背景和文献语境于不顾，生拉硬扯、凭空牵合的毛病，在关于龙崇拜的民俗学和神话学研究中可以说屡见不鲜。用田野民俗志和民族志的材料，作为活生生的“第三重证据”，和被视为“第二重证据”的考古学材料一样，用得好，可以别开生面，给文献研究带来意想不到的启迪，而如果漠视文化脉络和语境的可比性，一味生搬硬套，非但无助于文献的解读和理解，反倒适得其反，越说离题越远。
龙作为一种神圣生物，仅仅是一种文化意象，是意识形态，而非自然现象，是古人缘于制度和习俗的虚构，而非基于对自然生物的真实写照，因此，其来龙去脉只能求之于古代制度和习俗，而不应求之于自然世界。但有一班半瓶醋的所谓学者，既缺乏通达的人文素养，又缺乏健全的科学理性，对自然科学知识也是一知半解，把人文现象和自然现象混为一谈，纷纷从化石考古学、古地质学、古生物学、动物学等现代自然科学入手探究龙的原型，或以龙为鳄鱼，或以龙为巨蟒，或以龙为蜥蜴，或以龙为长颈鹿，甚而至于以龙为早已灭绝的侏罗纪巨兽恐龙，还有的干脆说龙就是人的阳具 ，各种非常奇怪之论，争奇斗艳，层出不穷。然而，与人类生活漠不相关的蟒蛇、蜥蜴缘何能够成为先民崇祀、敬仰的对象并被世代流传而为神话？人类又缘何认识早已灭绝的侏罗纪动物恐龙？诸如此类的所谓研究，尽管标榜科学的旗号，却全然不顾最基本的科学常识和人情世故，直把科学变成戏法，研究变成猜谜，一无足取，置之不理可也。
总之，对于文献记载、出土龙形器物和图像以及田野民俗志和民族志的误解和滥用交织在一起，导致了迄今关于龙崇拜和神话的研究依然云山雾罩，研究者陷于重重迷障之中无以自拔，而龙的真相依然是晦暗不明。
龙崇拜研究饰伪丛生的症结在于，研究者从一开始就对龙的文化脉络和整体语境缺乏清醒把握，从而在研究过程中瞎子摸象。因此，在着手探讨龙崇拜的文化原型之前，首先应该明确研究的对象的文脉和语境。我们所感兴趣的，不是后人种种关于龙的说辞，也不是异族他乡的种种所谓龙崇拜，而是作为华夏先民崇拜对象的龙，被华夏先民视为吉祥、奉为神物、乃至标榜为民族象征（图腾）的龙，即早期汉语典籍中被崇信的龙。龙，作为华夏族群古老的历史记忆和自我认同的象征，这才是传统意识和民众俗信中龙的精神原型，而考索此种精神原型的来龙去脉，才是龙研究的宗旨所在。
人类因血缘相亲、地缘相近、历史相连而结成不同的族群，一个族群为了标识其自我认同并把自己同其他族群区分开来，总需要一些生动可辨的符号作为标志，这些标志作为一个民族亲缘性和共同感的象征和结晶，就是人类学家所谓的“图腾”，图腾就是一个族群自我辨识的“徽志”（摩尔根《古代社会》）。图腾既为一个族群的标志，因此，常常被镌刻、描绘于显要之处，或铭于图腾柱，或绘于旗章，或绣于服饰，俾使万民共瞻、众心所向，并成为王权的象征，通神的圣物。明乎此，则探讨一个民族的图腾符号的文化原型，不妨从其先王的旗章入手。
古代华夏的王者之旗为龙旗。《诗•周颂•载见》云：“载见辟王，曰求厥章。龙旗阳阳，和铃央央。”《鲁颂•閟宫》云：“周公之孙，庄公之子，龙旗承祀，六辔耳耳。”《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旗十乘，大糦是承。” 前两诗为周人祭祖之颂歌，《玄鸟》则为宋人祭祖之颂歌，祭祖而载龙旗，足见龙旗为其民族及其王者权力的象征。龙旗即绣有龙纹的旗帜，《周礼•春官宗伯•司常》云：“交龙为旗”是也， 《礼记•乐记》云：“龙旗九旒，天子之旌也。”可见龙旗是天子之旗。天子之旗谓龙旗，天子之服则谓龙衮，《礼记•礼器》云：“天子龙衮。”龙衮则为织有龙纹的祭服，《礼记•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后邃延，龙卷以祭。”郑玄注：“画龙于衣，字或作衮。”直到清代，天子之旗仍绘龙章而称龙旗，天子之服亦绣龙纹而称龙袍。这飘扬于王者龙旗、盘桓于王者龙衣之上的龙，就是作为图腾象征的龙。
但先秦旗章上的龙并非如后世龙旗、龙袍上张牙舞爪的蜿蜒巨龙，而是天上焕若连珠的龙星。《礼记•郊特牲》述王者郊祀祭天，“旗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也。”这象征天道且与日月同辉的龙章，当然只能是苍龙，即古代天文学的四象之一东方苍龙，日、月、龙，三星并列，即《左传•桓公二年》所谓“三辰”是也 。《郊特牲》又云：“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郊天旨在上应天心，故郊天必载象征天象的龙旗。其实，郊天祭典无非是仪式化了天文观测活动。《周礼•考工记》备举王者之车的结构，“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龙旗九斿，以象大火也。鸟旟七斿，以象鹑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龟蛇四斿，以象营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车之各个部位皆象征天数，而高高飘扬于其上的龙旗“以象大火”，大火即苍龙七宿之心宿，更足以表明旗上之龙即龙星，因大火是龙星诸宿之一 。《礼记•曲礼》谓天子出行载四旗，四旗各居四方，“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天文之四象是也，中央的“招摇”亦为星名，郑玄注云：“招摇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招摇星虽北斗之运而旋转，不同季节指向不同的方位，古人观察招摇星所指的星象就能判断季节和时辰，《曲礼》五旗，四象之旗分居招摇的四方，构成了宇宙观的象征。这里的青龙亦即龙旗，作为四象之一，尤可为龙旗上所绘之龙为东方苍龙星象之确证。总之，王者所载的龙旗，龙旗所绘的龙，就是华夏民族世代敬奉的龙，此龙远非后人心目中活灵活现的神兽巨龙，而是夜空中璀璨的龙星。
二
天上渺远的星象缘何被一个民族描绘于旗帜上并奉为图腾？此事说来话长，道理却很简单。
古人务耕，以农立国，故特重农事。群星璀璨，回转于天，与一年四时循环相终始，因而成为岁序时令最直观也最准确的标志，故古人治历明时，特重星象，《尧典》载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星辰就是其仰观俯察的重要对象，“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鸟星、火星、昴星、虚星黄昏时分出现于南方天际，分别被作为春、夏、秋、冬四时的标志，这四方中星其实就是四象的雏形。正因为星象与民生日用息息相关，浩瀚夜空那些璀璨迷离的群星，对于古人而言，就显得尤其熟稔而亲切。顾炎武云：“三代之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日知录》卷三十）人们仰望星空，就可以知道农时和时辰，周旋轮回的星空与四时轮回的农时息息相关，对于他们而言，那就是高悬于苍穹之上的钟表和历书。
在群星之中，古人尤其关注大火，即二十八宿中的心宿。先秦典籍中关于大火的记载不胜枚举——
《诗》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豳风•七月》）毛传：“火，大火也。”郑笺：“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 当黄昏时分大火星偏离正南而西流的时候，就是夏去秋来、暑消凉起的七月了。“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唐風•绸缪》）郑笺云：“三星，谓心星也。”大火或心，由三颗明星组成，故又称三星，《孝经援神契》云：“心三星，中独明。”诗所谓三星“在天”、“在隅”、“在户”，是以心星在天空的不同方位表示三个不同的时令：“三星在天”，指三、四月之交心星暮见东方之时；“三星在隅”，指四、五月之交心星暮见东南方之时；“三星在户”，指五、六月之交心星见于正南方正对门户之时。自春徂夏，火星逐渐西流，标志了岁月的流逝，也见证了人间的儿女情长。
《书》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尚书•尧典》）大火在黄昏时分升上正南方天空的时候，就是仲夏季节了。
《礼》云：“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种黍、菽、糜时也。” （《大戴礼记•夏小正》）五月，当大火见于南方，农人们知道，该是播种黍、菽、糜等作物的时候了，又云：“九月，……内火。内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主夫出火。主以时纵火也。”大火自春天暮见于东方开始，不断西行，夏天暮见于南方，秋天暮见于西方，到暮秋九月，入于西方地平线而不可见，“内火”是也。此时，秋收已毕，五谷归仓，一年的农事基本结束，凉风初起，昆虫蛰伏，该是放火烧荒和狩猎的时候了，故曰“主夫出火。”《夏小正》历载一年十二个月的物候、星象和气象以明农时，其中，大火就被作为重要的农时标志。
《国语》云：“夫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本见而草木节解，驷见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节解而备藏，陨霜而冬裘具，清风至而修城郭宫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时儆曰：‘收而场功，待而畚梮，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于司里。’”（《国语•周语》）这段文字一口气列举了一系列秋冬之交的朝觌星象，韦昭注云：“辰角，大辰苍龙之角。”“天根，亢、氐之间。”“本，氐也。”“驷，天驷，房星也。”自辰至房，皆属二十八星宿系统中的东方苍龙星象，苍龙的主体正由这几组星象构成，其中，火自然就是同属苍龙的心宿，即大火。九月之后，日躔苍龙之末的尾宿，因此，每日拂晓时分，在日出之前，苍龙中的前五宿，即角、氐、亢、房、心，次序升起于东方地平线，时值秋末冬初，场功已毕，土地未冻，正宜从事土木施工，故司里之官集合民众，涤除道路，疏通沟洫，修建城郭宫室，所谓“收而场功，待而畚梮，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于司里”是也。这里提到的“营室”，也是星象之名，二十八宿之一，初冬暮见于南方，因其被视为土木营造的标志，故得名“营室”，《诗》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宫。”（《鄘风•定之方中》）“定”亦即“营室”。
《左传》所载大火纪时之制尤其详备。《庄公二十九年》云：“凡土功，龙见而毕务，戒事也；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毕。”此以大火和苍龙的朝觌作为土功的标志，和上引《国语》之说是一个意思。《昭公三年》云：“火中，寒暑乃退。”《昭公四年》云：“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觌而出之。……火出而毕赋。”谓于大火昏见东方的春夏之交向王公贵族赋冰作为制冷之用。《哀公十二年》云：“仲尼曰：‘丘闻之：火伏而后蛰者毕。’”谓暮秋火伏不见，昆虫蛰藏。《桓公五年》云：“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谓春夏之交，苍龙暮见东方之际，此时作物生长，正需甘霖，故举行雩祭为谷求雨。《昭公十七年》云：“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谓大火的出没正与农事的作息相始终，方春东作而暮见东方，农功秋迄而隐于西方，作为农时的标志可谓天设地就。
《左传•襄公九年》云：“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暗示大火纪时之制可以追溯到殷商，大火被商人作为主要的纪时标志。《左传•昭公元年》云：“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辰即大火，这里也把大火与商人联系起来。这暗示，对大火的关注，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殷商甲骨卜辞中有很多记载商王或商巫祭祀“火”的文辞，论者认为其中许多卜辞中的“火”字，指的就是大火星 ，甚至殷代历法的岁首，即一年的起讫，就是以大火星的出现作为标志的 。
总之，从甲骨卜辞到先秦典籍，从民间歌谣到国家典章，都对大火津津乐道，情有独钟，足以表明在上古时代，大火是华夏世界万众瞩目的星象。
大火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并无他故，无非是因为在上古时代，大火星从出现到伏没的周年运动周期恰好和农事的春耕秋收周期相吻合，同始终，因此就顺理成章地被华夏先民当成治历明时的依据——
先秦文献中屡见不鲜的关于大火纪时的记载，早就引起文史学者和天文史学者的注意和思考，其中，庞朴先生的“火历”三考论之尤为详备 。庞朴先生根据先秦典籍的记载推断，大火纪时习俗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前2800年前后，其时，春分点在与大火星相对的参宿，因此，当方春东作的仲春时节，日躔参宿，黄昏日落之后，大火星即从东方地平线升起，而当秋冬之交农事结束之时，日躔心宿，黄昏日落之同时，大火星也同时隐于西方地平线。大火星明亮璀璨，众所共瞻，其周天运行与农时周期相始终，因此，先民们自然而然就用它作为农耕开始的标志。古史传说中的燧人氏、炎帝、神农，就是上古火耕生产方式的反映，《尸子》云：“燧人上观辰星，下察五木，以为火也。”（《艺文类聚》卷八十、《太平预览》卷八六九引），《中论》云：“遂（燧）人察辰心而出火。”即谓依据大火的出没而决定火耕的时令。大火之得名，也正缘乎此，以其为火耕起迄之标志，故名之为“大火”。迄止战国，原始的刀耕火种方式早已被先进的牛耕所取代，因为岁差的缘故，大火见伏的时节也早已与农耕周期的起讫相错互，但随时令而用火的改火制度却相沿成习，演变为一种单纯的岁时礼俗，《周礼•夏官》云：“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礼记•郊特牲》云：“季春出火，为焚也。”后世的寒食禁火习俗就是春天改火礼俗的遗风。
稍有传统天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传统天文学的二十八宿系统中，大火与角、亢、氐、房、尾、箕共同组成了东方苍龙星象。这些星宿大多由几颗一、二等的亮星组成，在上古时代，每到春天的黄昏，这些光华璀璨的明星即从东方天际升起，自仲春至初夏，先是角宿，然后依次是亢、氐、房、心、尾，逶迤上升，横亘于东南方的夜空，形成一条蔚为壮观的巨龙，即四象中的东方苍龙星象。上古时代，因为大火星的初升和伏没正好对应于一个农时周期，大火昏见于东北，则方春东作，大火昏伏西北，则场功已毕，大火与农时之间的这种天衣无缝的关联，肯定很早就引起先民的关注，被用作观象授时的依据。斗转星移，岁月推移，由于岁差的缘故，相对于农时，大火升起的越来越晚，逐渐与农时周期错开，先民们也自然移目他顾，开始关注在大火之前升起的房宿。古人将可以用为农时标志的天象称为大辰，所谓“辰，时也。” 《尔雅•释天》既谓：“大火谓之大辰。”又谓：“大辰，房、心、尾也。”可见，除了大火曾被用作示民早晚的大辰外，与之相邻的房、心也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视为大辰。随着时间的流逝，苍龙诸宿依次成为不同时代人们关注的对象，连绵蜿蜒的苍龙，亦因此逐渐首尾全具，作为一个整体星象，成为人们观象授时的依据。
先秦典籍中关于龙星周天运行方位之最系统的记载，见于《周易•乾》，首先注意到乾卦与龙星纪时之间关系的是闻一多，夏含夷继而发挥之 ，陈久金先生所论最为透彻 。《周易•乾》爻辞云：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易》所谓龙，自《易传》之后，历来就仅仅被理解为君子人格的象征，而从“潜龙勿用”到“亢龙有悔”的升降变化，也仅仅被理解为象征君子进德修业、自强不息的修养功夫。其实，爻辞之所谓“龙”，本义全谓天上的苍龙星象，而“潜龙勿用”、“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群龙无首”云云，说的无非是苍龙星象自春至秋由升到降的周天运动：初九“潜龙勿用”，冬天黄昏时苍龙隐没不见，不可见故不可用为纪时标志；九二“见龙在田”，春分黄昏时龙角升起于东方地平线，俗谚所谓“二月二，龙抬头”，即由此而来；九四“或跃在渊”，春夏之交，黄昏时苍龙整体正从东南方腾跃而上；九五“飞龙在天”，仲夏时节，黄昏时苍龙高悬于南方夜空，《夏小正》所谓五月“初昏大火中”、《尧典》所谓“日永星火，以正仲春”是也；上九“亢龙有悔”，六月末，夏秋之交，黄昏时苍龙西行并掉头下行，《豳风•七月》所谓“七月流火”是也；用九“群龙无首”，秋分之后，黄昏时苍龙之首的角宿隐于西方，《夏小正》所谓九月“内火”是也。总之，《乾卦》对六龙形态和方位的记载，与苍龙星象的周天运动规律和先秦典籍中关于苍龙星象的记载若合符节，其谓苍龙星象可谓勿庸置疑。
《乾卦•彖传》“六龙”亦即苍龙，具体地讲，是构成苍龙宿的角、亢、氐、房、心、尾六宿。二十八宿系统中的东方苍龙现在包括七个星宿，除上述六宿之外，尚有尾宿后的箕宿，但自角至尾的六宿之名，皆取义于其在龙体上的部位，唯独箕宿之名义，与龙体无涉。尾宿之名，表明苍龙之体至此完足，其后的箕宿已非龙体的组成部分，将箕宿附骥于龙星之象，当为后人的画蛇添足，也就是说，龙宿最初必定只有六宿，《开元占经》引《石氏星经》云：“箕星，一名风星，月宿之，必大风。……尾者，苍龙之末也，直寅，主八风之始。”以尾为苍龙之末，不数箕，可见《石氏星经》苍龙宿只包括从角到尾的六宿，故《乾卦》谓之“六龙”。明乎此，则知《乾卦•彖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云云，说的正是龙星的四时运行：“大明”，指璀璨明亮的苍龙群星，“大明终始”，谓苍龙星象之周天运行与农时岁序相终始；“六位”，指苍龙周天运行过程中潜、见、跃、飞、悔、伏（无首）六个方位，六个方位标志着从仲春到仲秋之间六个时令，故曰“六位时成”；苍龙六宿御天而行，标志时序流转，所谓“时乘六龙以御天”也，群星流转，则季节变换，寒暑推移，才有所谓“云行雨施，品物流形。”
伏羲始作八卦的传说也可由此得以贴切的解释。《系辞传》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仰观天象”之说，隐约流露出伏羲作八卦与原始天文学之间关系的消息，然而，伏羲所仰观为何种天象？《易传》却语焉不详。《易传》所阙，《左传》言之矣，《昭公十七年》云：“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大皞”亦即伏羲，正如所谓“炎帝以火纪”之意当为大火纪时，所谓“大皞以龙纪”，只能理解为苍龙纪时。伏羲“仰观于天”而“始作八卦”，八卦谓八方，方位坐标既定，据以观察龙星的方位就能判断季节。《周易•说卦传》云：“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本义亦当指龙星的周天运行，所谓“帝”周流于八卦，即指龙星四时周游于四面八方，称龙星为“帝”，可见龙星已经被神圣化了。
龙星列宿之以龙为名、以龙为形，很可能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源于对列宿星象蜿蜒之势的观察和模拟，而是古人基于龙星列宿与时令的关联而对列宿的想象和命名。满天星斗，纷繁迷离，本无一定之形，如何组织星象？把那几颗星划为一组？把它们想象为何种形象？如何为之命名？原无客观之依据。命名缘乎意义，因此，古人对星象的命名，视其缘何关注星象、理解星象、因此赋予其何种意义而定。人们仰观天文，无非是为了察乎时变，因此，星象的形象和名称的来历，例当由其与时序的关系求之。“龙”之本义为虫，然则古人缘何以虫命名龙星？上古时代，作为苍龙之首的角宿暮见于东方之时，正值仲春时节，此时大地回春，春雷发奋，万物复苏，蛰伏了一冬的动物也开始苏醒，是谓 “惊蛰”。《夏小正》云：“昆小虫抵蚳。昆者，众也，由魂魂也。由魂魂也者，动也，小虫动也。” 《逸周书•时训解》云：“立春之日，东风解冻，又五日，蛰虫始振，皆谓惊蛰。”《月令》云：“仲春之月，……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龙星升天既为百虫惊蛰之标志，故被命名为“龙”，而络绎上升的东方列宿，在古人的心目中也就呈现为龙的形象。《说文解字》云：“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既谓之“鳞虫之长”，则必为地上的爬虫无疑，又谓之“春分登天，秋分潜渊”，则显然指天上的龙星，则在古人观念中，天上之龙与地上之龙已浑然不分矣。
综上所述，龙星是农耕先民观象授时的主要天象依据，龙星周天，升降四野，恰与农时节令相吻合，“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因而成为古人了解时间和岁时的主要依据，而时间为生民日用所不可或离，岁时更与农业丰欠、国家治乱密不可分，因此，四时巡天的龙星成为天道神性的体现，成为古人万民共瞻的对象，并进而成为古人敬祀和崇奉的神物，宜矣。《周易•系辞传》云：“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此文可以用来说地上的卦象，可以用来说天上的龙星，更可用来说明作为华夏民族象征的龙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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