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粮食”的学术：费孝通先生周年祭
作为“粮食”的学术：费孝通先生周年祭——2006年4月23日在北京大学费孝通逝世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者：邱泽奇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邱泽奇
明天是费先生的周年祭日。在先生故去的一年里，媒体、学者、普通百姓，只要是有些文字能力的人，大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对先生的悼念、追思、缅怀和纪念。而我，作为先生的学生，除了接受媒体采访、除了在此之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过的《费孝通与江村》以外，没有写过一篇有关先生的文章，甚至在2005年11月由我作为主要承办人之一的“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讨会上，我用的也是一篇基于旧文的再讨论。
不是因为我对先生没有感情，恰恰相反，如果说我今天的人格成长和学术研究有一点点成绩的话，都与先生有关，甚至可以说先生于我有再造之恩。也许正是因为对先生的感激至深，并亲眼目睹先生辞世，以至于我始终不能接受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的事实，《论语·先进》有：“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孔子之于弟子颜渊如此，况弟子之于先生乎！
在媒体关于先生的报道慢慢寂静下来后的一个朋友聚会场合，有人提到了先生，并问我，怎么样可以简洁地概括先生的一生。在轻松与期待中，我略加思索后说了两句话：“先生的一生主要是为了三个发展，参与了两个对话。三个发展就是中国农村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两个对话即学者与社会的对话，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的对话”。当说这两句话的时候，我已经自觉到非常唐突和武断，因为对先生一个世纪风雨经历的评价不是我作为晚辈和弟子的能力所及。但在后悔之余，我又有所领悟，先生之于我的影响，不正是在这两句话中么？！如果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看先生，作为学者的先生一辈子的努力和后来给予我的不正是学术活动的社会意义么？
也是受这武断的启发，我想起了先生1937年在“再论社会变迁”一文中写下的一段话：“……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作为装饰品，亦可以作为粮食。若是叫我选择，我选择粮食。”当我再次温习这段话和这段话的社会背景的时候，我不禁眼前一亮，如果一定要我概括在与先生十多年的沟通中受到了什么教益的话，那不就是对“粮食”认识的转变？！
为了让在座的各位能听明白，请允许我把话题扯的远一点。因为对“粮食”的认识不仅与我的出生有关，也与我的学术经历有关，而且我相信我的出生和经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尤其是在那些农村出生、通过教育考试途径进入学术领域的人群中。
在我人生的早期，吃饱肚子始终是一个全家人为之发愁的问题。在我十岁的时候，也是在春季，全家有三个月没有足够的粮食。为了补足生活之需，不得不用米糠来代替大米。长时间的米糠生活差点让我离开这个世界。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小学，每天上学都要经过大队供销社的门前，供销社营业员的悠闲状态成了我的向往，甚至一遍又一遍地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能这样生活就再好不过了。尽管当时我没有先见之明地预料到会恢复高考，但针对“读书做官论”的大批判使我从反面理解了读书一定有用。
恢复高考对我最大的意义就是找到了摆脱饥饿的途径。事实上，对于生长在农田之中的我而言，当时根本就不理解什么是高考，但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如果考试成绩不错，就可以读大学，如果能够读完大学就可以成为国家干部。所以，我所理解的高考，就是离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并稳定获得温饱的有效方式。甚至在我已经读了两年大学的时候，我最大的理想仍然是希望能够像在我们村插队的某位知青的父亲一样，在自己退休的时候，获得一个七级工人的工资：97元人民币，让一家人不再挨饿。
对高考的无知、对大学的无知，让我在初尝离开农地欣喜的同时也感受了大学规则约束的痛苦。虽然高中教育让我知道了数理化天地生，但我并不知道在此基础上还有理工农医之分，并且还要通过报考志愿来选择自己的未来。胡乱填报志愿的直接后果是把农田搬到了自己的大学课堂，希望离开农田的人却偏偏被“调剂”到了农学院。为此，我在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就想退学回家。但按当时的规则，如果退学回家，五年之内将不得参加高考。何况家里根本就没有钱支持我复读高中。无奈之中的安慰是，终于可以成为国家干部了。
大学毕业并在农场工作两年之后，摆脱农田的欲望促使我再次加入了考试的队伍。为了使自己不再有机会直接接触农田，也为了保证自己一定离开农场，我策略性地投考了与农业相关但在农村找不到工作的农业史专业。我如愿以偿了。指导我的是中国著名的农业古籍专家缪启愉教授，那是一位饱尝中国社会变革风雨、严厉但却宽厚的老人，仅仅比费孝通先生早生一天；在他的门下，我还有幸讨教了中国著名的科学史专家胡道静先生和中国著名的古文献学家、唐代文献专家程千帆先生。不过，在今天的这个场合，请允许我放下这一段经历，另寻机会专门讲述与三位故去老人的渊源。有一点可以说明的是，三位先生的教诲，使我有机会了解到中国农业发展的历程，也有机会欣赏了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的焦虑与逍遥，但并没有让我改变把获得硕士学位的目的限定于稳定的温饱生活，至多也只是体面的生活。
简单地说，在我成为先生的学生之前甚至在成为先生学生后的一段时间内，读书之于我，是为了获得一份非农职业，一份养家糊口或过体面生活的途径，此外，没有更多的含义。而在此之前，先生对于我而言，只是一个高山仰止的名字而已。后来把这个高山仰止名字变成我生命转折机缘的是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而促使我鼓起勇气投考先生博士研究生的则是我硕士毕业后工作中的一次不公平遭遇。
1986年我硕士毕业，被分配到华中农学院工作。到了农学院我才发现，农业史并不是每个学校都养得起的学科，那里没有我从事农业史研究的基本条件和机会，学校更不开设农业史课程。华中农学院之所以接受我去工作，不是因为我所学的专业，而是因为我获得的学位，他们希望一个有硕士学位的新人能够进入他们刚刚筹组的农村社会学专业。所以，我一到学校报到，就被分配到了置于马列课部之下的农村社会学专业。
对于学术活动成熟的国家和地区而言，从一个学科进入另一个学科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在今天的北京大学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在当时，当华中农学院的领导要我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科研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大家也不觉得有什么。在我而言，转换学科并不改变我轻松获得温饱保障的生活；对大家而言，他们的想象是，一个硕士显然能够比一个本科生更好地适应新的岗位。
如果不是后来一次让我实在不能容忍的遭遇，也许我现在仍然在武汉为了我的温饱生活而逍遥，因为夫妻两人的收入足以养活一家三口，并能顺利地加入社会的大众消费潮流。1988年当我像当时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希望出国深造并获得了全额资助的时候，我的主管领导却拒绝在我的申请表上签字，理由是：“没有理由。”没有领导的签字，自然是申请不了护照，没有护照，又怎能出国？原本打算出国三年后回国买几件进口家电，像其他已经出国回国的人一样生活的，却因为出不了国，让我三年之后，不得不怀揣离开不公平的理想，离开了武汉。
离开武汉，似乎就意味着永远离开了为了温饱而追逐的生活。倒不是说在北京大学不需要追求温饱，而是如果仅仅追求温饱就不能在北京大学体面地生存，除非把体面放在一边。这是因为来自全国的有抱负的青年精英们容不得纯粹为了物质利益而存在的教师，与此同时，为了学术而追求的同事们虽然不是不看重物质利益，但至少不把温饱生活当作评价同事的关键标准，他们把学术活动和学术能力放在评价标准的首位。
对学术的追求使我在进入北京大学的初期在获得了温饱保障的同时也饱受了精神上的煎熬。在华中农学院工作的时候，我接触最多的是应用性的问题，譬如科技兴农、农村社会保障、年产承包责任制等，回想起来，也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讨论，所以当时我并不认为一个教授除了用教书来换取五斗米之外还有什么更大的用处。可是，进入北京大学以后，跟先生上的第一课就是学者与社会的真正对话。
先生带学生采用的是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办法，而不是工业化的批量生产方式，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习惯称老师为先生，而不是像现在的学生那样把老师成为老板。那是1991年的10月，报到后的第一个月先生就带我加入他的武陵之行团队，让我们随他进行实地调查。与先生随行的还有民盟中央副主席冯之浚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潘乃谷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局的张荣华先生、我的师弟麻国庆。武陵山区是指位于湘、鄂、川、黔交界的少数民族地区。历时一个多月的农村调查，我们走遍了这个地区的近十个县，每到一地的都要直接去农户家里调查访问。先生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整个武陵山区包括少数民族的发展机会和战略选择。关于这次调查的成果，先生有《武陵行》为记，无需我在这里多说。
关注一个地区的发展问题是我从来不曾尝试、也不曾有过的思路。如果说本科训练关注的主要是科学和技术问题的话；那么硕士期间的训练关注的一部分是技术问题，另一部分是欣赏问题。而武陵之行给我最大的震撼是，让我明确地看到了读书的人还可以有另一个角色，就是除了为自己的五斗米之外，还可以为他人稻粱谋。
如果在北京大学我所观察到的仅止于此的话，根本就不会构成我的精神焦虑和煎熬；有幸的是，我还看到了另一种读书人的自我标定。当我结束武陵山区的实地调查回到北京大学课堂的时候，时常听到的是另一种似曾相识的声音：学术就是学术，应该远离政治、应该远离政府、应该远离价值判断。在这个声音的背后，有人甚至坦率直言地说费孝通的调查研究根本就不是学术。如果说我在硕士学习期间所接受的训练是基本的学术研究技术和学术鉴赏能力的话，那么现在我面临的是如果自己作为一个学者到底是为了研究而研究呢？还是为了社会而研究？如果是为了研究而研究，那这个“为了”的研究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促使我不得不反思自己为了温饱而读书的过去，重新思考自己的学术目标。这个学术之外的问题甚至耗费了我相当多的读书时间，也构成了我精神煎熬的来源。我曾试图凭借我的基本学术技能从各种来源寻找问题的答案，但最终给我答案的还是先生。
20世纪90年代，先生每年都有近一半左右的时间在做实地调查，1991-1996年我也有相当的时间和机会跟随先生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为了我的博士论文，1992年先生专门带我到甘肃金昌和白银，除了讨论我要研究的问题之外，还教我城市和工业调查的技巧。我观察到，每当先生与他的调查对象坐在一起的时候，就完全忘记了自己已经是一个年过8旬的老人，也完全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国际著名学者，更没有把自己当作国家领导人，对发展问题本身的兴趣使他就像是一个兴奋的学生。每当这个时候，每当看到他痴迷的神情和所到之处所表现的亲和力，我就会反思一次：难道先生不知道还有另一种关于学术的观点？
终于在黄河边，我直接向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在访问了白银的铜加工厂之后，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总经理陈永年先生把我们拉到了公司的另一处办公区。办公区紧邻黄河，近邻办公区的就是靖远县的农村。当时正值初秋，黄河灌区的作物还很茂盛，先生站在黄河大堤上，看着满眼的庄稼，似乎又看到了他多年来一直追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像白银公司这样庞大的国有企业就是走不出自己的围墙把技术向它周围的农村扩散呢？就在此时，我忍不住地问了先生一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您认为让企业把技术向周围的农村扩散进而带动农村的发展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吗？
之所以忍不住是因为这个问题是我博士论文的核心问题，在彷徨多种对学术的解释之中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入手，从为了研究而研究的角度入手还是从发展策略的角度入手？但问题一出口，我立即自觉到自己实际上问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因为先生早已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回答了这个问题。也许先生看出了我的窘境，他一面笑而不答，一面让手拿照相机的张荣华先生给我们照相。这张照片我至今珍藏着，照片上先生和我都展现了发自内心的笑容。
1980年在美国那丹佛接受应用人类学学会马林诺斯基奖的演讲“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中，先生在回顾了自己一生学术生活之后，向西方的同行们表示，“（人类学）这门学科的目的——请允许我瞩望着不应当太遥远的将来——应当是使广大人民对自己的社会具有充分的知识，能按照客观存在的社会规律来安排他们的集体生活，去实现他们不断发展的主观愿望。这门学科目前还只是一部分学者的奋斗目标。我愿意和在座的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竭尽我的余生，向建立这一门人民的人类学而迈步前进。”1988年在“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中，先生更是明确指出：“我一生从事社会学工作，主要是为了了解中国社会，为了是中国更富更强，不能在全世界、这个世界一体、这个世界大社区里，失去我国应有的地位。我的工作就是为了这个目的。”1991年，先生在“志在富民”中更是强调，“我历来主张实地调查，不能单靠书本。要到农村里去看中国的农民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有什么问题。……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这四句话是有实际内容的，是做人的道理。”当然，这些话是我在后来重新温习先生著述的时候摘出来的。
而关于学术与非学术的争论，更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前面我引述的那一段。甚至更早在1933年，先生在说明燕京大学学生社团“社会研究社”的宗旨时就已经说明，“大家整天在图书馆里，在课堂上听到的无非是不关痛痒的西洋社会事实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社会理论，谁有些不耐烦起来……‘到实地去’已不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的行动纲领了。”
当我再次温习先生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在想先生所说的似乎不是60年前的事情，活脱脱的就是今天的现实吗！至此，一个曾经为了自己的温饱而读书的人，似乎理解了读书还有另一种目的就是学术，而学术显然不是仅仅为了书本的内容而“议论纷纷”，还有一种更有意义的学术就是把自己的粮食变成更多人的粮食，让学术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成为更多人“粮食”的来源。
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学者如何把握自己学术的目标已经不完全是个人的稻粱之谋问题了，而是整个国家在世界性的竞争面前“如何不失去应有地位”的问题，而获得并凸现这个地位的方法显然不是在别人已经给定的框架中进行“对话”能够完成的，可行的出路就是用中国的现实和从现实中提炼的道理去与别人已有的道理对话，唯有如此，学术才不至于沦为少数人的装饰品。而作为学者的管理机构，采用记工分的办法来管理学术活动尤其是科研活动，并且以别人的标准为标准，只能促进学术腐败，显然不是促进让学术成为中国可用“粮食”的有效方式。
《论语·公冶长》有：“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朽木如我者，今亦有所领悟，先生如果泉下有知，愿您能如夫子之于宰予，愿有更多的同仁能够把学术当作“粮食”，而不是当作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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