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晓青：展示多元文化的生命空间
展示多元文化的生命空间
汤晓青
几年前，身为文学所所长和少数民族文学所所长的杨义先生，提出了以绘制文化地图的方式，全方位地“展示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多样性和博大精深的形态，展示中华民族文学的性格、要素、源流和它的生命过程”的想法。他将一种全新的学术理念引入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中，突破了以往文学史的编撰注重纵向的历时性研究，忽视横向的共时性研究的局限，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版图内，描述多民族文学共生共荣的“大文学史”，并在编撰《中国古典文学图志》这项“文化工程”中实践着自己的学术理想。
《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金、西夏、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三联书店2006年4月出版），对10世纪~13世纪中华民族文学、文化的动态过程作了整体性的考察。著作中建构了多元文化共存的文学发展模式，在全新的学术背景下分析和探讨多元文化对于文学发展的积极影响，明示了文化研究对于中国文学史编撰工作的积极意义，彰显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
该书的成功首先表现在文学史观念的转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搜集、抢救和整理民间文学资料的工作，将少数民族世代传承、丰富多样的文学宝库呈现在世人面前，也极大地激发了学者们的学术热情。1958年，编写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学术构想和基本工作思路已经确立，编写族别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工作开始启动，到1959年已经有10种各民族的文学史和14种文学概况先后出版。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学术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多民族的共同体，基于这样的现实，理应将少数民族文学资源纳入到中华文学史的写作领域中。重写中国文学史的学术理想的实现，必须依据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的深入进行；中华民族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多元性、丰富性，必须依据大量的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具体材料来补充论证。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资源的蕴涵量极为丰富。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各少数民族创制和使用的文字有30多种，形成了大量的民族文字的古籍，其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民族文学的史料和文本。在汉文的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中，在各民族的民间流传的口头叙事文学作品中，有关的口碑资料也有着大量的遗存。20世纪8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开始实施，1984年国家成立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并启动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的工程，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具体实施，硕果累累。这些古籍文献从结绳记事、说唱口碑，到碑铭石刻、贝叶经文、竹木简策、丝帛素书、活页函本；从契丹文、女真文、吐蕃文、西夏文、回鹘文、突厥文、波斯文、察哈台文，到我国现行的各民族的文字古籍；品种繁多，内容丰富。这其中大量的文学古籍的整理出版，对于我们认识多民族的文学发展状况，提供了生动、繁富的资料。我国丰富的汉语文献中，也有大量的关于各民族文化的资料。
20世纪80年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到20世纪末已经出版的各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有44个民族的120种。如何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存在形态的各民族的文学纳入到中华民族文学的历史进程中，使其成为中华民族文学的有机整体，是“重写文学史”时无法回避的问题。近年来出版的一些《中国文学史》的著作，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但是在整体性的学术架构上并没有新的建树。一方面是由于民族文学研究自身的学术积累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研究者的学术思维的局限性所致。该书的编撰，以一种立体的、宏观的思维方式，将涵盖了诸多民族的中华民族的文学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把握，真正确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地位与品格。
书中除对多民族的汉语文学现象作了全方位的描述外，还充分调用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利用相当的篇幅描述了这个历史阶段各民族文学，特别是用不同民族文字创作的文学的发展状况。中国各民族文学的研究有其特殊性，许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相当一些民族的文学仍然停留在口头流传的阶段。即使是一些有书面文学传统的民族，如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等，由于其书面文学的使用和流传往往是在王公贵族的生活范围之内；又由于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能够进行文字阅读的人口有限，口头传承仍然是其民族文化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各少数民族中间都保存着相当丰富的文学资源，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依靠这些资料。但使用这些民间口头文学的资料也有一定的困难，对其所属年代很难具体考订，不过历代文献中有关民间文化的记载还是有迹可察。作者以重视文化时空过程的“大文学观”为基本理念，从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的不同视角介入，在“文人探索与民间智慧的互动互补”的层面展开论述，著作中引用资料的范围、种类大大增加了。
作者以开放的文化心态接受了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历史事实，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多种形态的资料作为自己建构的文学史的基础资料；这种注重各民族文学个性的研究，应该是对以往的研究工作的很好的补充。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具有相当知名度的三大史诗———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喀拉汗王朝时期的《突厥语大辞典》、《福乐智慧》，元代的《蒙古秘史》等经典作品在该书所建构的文学世界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成为中华文学宝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该书的成功还在于从文化学意义上构建了多元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调式的大一统”文学史模式。作者着重考察了不同的“文化板块”———中原文化、江南文化、边远地区文化是如何通过文化辐射、文化选择、文化活力和文化潜流四种方式进行融合与互渗的过程；对少数民族对于中华文学史的贡献从“资源”和“动力”的角度给与了充分的肯定，张扬了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
在描述10世纪~13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时，作者特别注重处理好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原汉语文学的发展、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学发展的关系。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双向交流、互动互补的趋势。以金代文学为例，女真族接受了汉语文化，为汉语文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时，由于女真文化的南渐，北方民族文化也以清新自然的本色受到中原汉族人民的喜爱。金代文学质实贞刚、清新自然的独特风貌，就是女真文化与汉文化优势互补、相互吸收与融合的产物。再如，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流传与发展的过程一直是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过程同步进行。
作者既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学为我们提供的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了处于“边缘”状态的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和影响，探讨了它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也从少数民族文学特殊的文学现象和文化形态出发，尊重民族民间口头文学发展的规律，摆脱传统的以汉语书面文学的发展水平和文学观念为单一参照背景进行研究的局限，重新认识和评价少数民族文学的学术价值。他所倡导的文学史写作要“勾魂摄魄”，要注意“生命体验”，在书中处处有所显现。总之，阅读这部洋溢着激情的、充满原生状态活力的著作，实在是一种享受。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6-5-31 11: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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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汤晓青：展示多元文化的生命空间
杨义：重绘中国古典文学版图2006年05月29日 16时12分?来源:北京晚报
如果不是冉平的小说《蒙古往事》，草原部落曾经流传了近千年的《蒙古秘史》，又有多少汉人知晓？如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杨义，在他的新作《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中，对《蒙古秘史》有了更生动的评述，同时被容纳进来的，还有吐蕃史诗《格萨尔王传》以及流传在回鹘漠北的英雄史诗《乌古斯传》。这些以前只能在少数民族文学史中被提及的作品，现在被置放到中国古典文学史的大框架之下，成为中原文学与边地文学相激相融的佐证。杨义的这本书，也被文学史学界认为是“大文学观”理念下对中国文学地图的重绘。
现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与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的杨义，是当今学界最早尝试用图志方式演说文学史的学者之一。早在十年前，他就出版过一本《中国新文学图志》，令当时的读者耳目一新。他将大量的作家手稿、书信、书影、广告、藏书票放入文学史书中，可谓发文学史读图时代的先声。而他写作的独出机杼，同时还在于视野的开阔。以他的野心，光以纯文学的眼光梳理文学史，远远不够。一个文学史的写作者，视野应该兼顾到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考古学等多重视角。也就是要有“大文学观”。不如此，就容易坐井自缚，所观照到的文学史，不仅框架受限，而且必然带有某种先验性和静观性，很难深入把握中国文学在几千年历史变动和民族融合中所展示的流变。
《中国古典文学图志》最能代表杨义文学史写作宏大的野心。这套书也是社科院精品项目之一，杨义给第一本书起的副题是:“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标题就预示出，少数民族文学不是作为孤立文学的一支而存在，它与中原文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是中国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杨义特别看重边地的活力，他认为，没有边地民族文化巨大的多样性，就会导致中国文化封闭循环后的一潭死水。
基于这种出发点，杨义即使在评说到中原文学时，也会参照此时的边疆文化。以此视角，金代诗人元好问所开创的中州诗风，在他看来，既有对建安风骨的承传，同时也有胡化气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所以能一反唐人《莺莺传》始乱终弃还要文过饰非的传统，他的解释是，金代诸宫调渗入了游牧文明的伦理价值和审美趣味。
“以史带图，由图说史，图史互动”，一直是杨义先生的实践，而较之《新文学图志》，这本书的图片选择，又有了更广泛的扩充。既有作者手迹、书影插图、碑帖雕塑，也有出土文物、版本照片、外国绘画与文人画等。杨义透露，许多图片都是他实地寻访、亲自拍摄而得，所要构建的，正是他在后记中所说的:“图志聚合了文字与图画两个异质的阐释系统，它们之间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内容形式的距离与参差，从而构成了一个联结历史与文明、土地与人、具体与抽象的巨大意义空间。”(孙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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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图志》的两点读后感施爱东
刚才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了杨老师的《中国古典文学图志》，本人受益良多。在众多文学史行家面前发表意见，实在是班门弄斧、贻笑大方，我是学民间文学的，我只能试着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谈谈我的两点读后感。
第一点感受，是关于“图志”的起源。邓绍基先生认为，“在广义上，文学书，配上插图，据我所知，它始于宋代。” 到了南宋初年，则出现了“纂图互注”的专门口号，即便在“经书”和“子书”中，也出现大量附图。我在这里再做一点补充。
美国学者梅维恒写过一本书，叫《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梅氏认为，早在唐代的“变文”中，就已经有了看图讲故事的传统，“不幸的是，由于配合‘变’的图画讲唱在中国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民间的传统，在史书中几乎没有一点有关的细节可寻。”于是，梅氏试图从一些存于海外的敦煌卷子入手，循着其印度起源的蛛丝马迹顺藤摸瓜，最后发现，“虽然变的表演本身看来在宋代就逐渐消亡了，但是看图讲故事仍然用其它的名字坚持流传了下来。”而且，到了1950年以前，这种民间传统一直没有完全消失。
我引这些话的意思，是想说明，无论是从民间的角度，还是从邓先生所提到的经史子集的角度，“图说”都是一种受欢迎的形式，它为受众的感知方式增添了一个维度，一个视觉的、直观的维度。
但是，在杨老师1997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图志》之前，起码在大陆的社科专著中，基本是单一的纯文字形态的面目，杨老师在该书“序言”中说：“书名‘图志’，是我们探索写文学史的一种新的形式，它意味着另辟蹊径，切入文学史的独特侧面。”当年的《中国新文学图志》中所引的图例，还多是当年出版物上的各种插图，到了《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图例的取材范围有了更大的拓展，无论是考古发掘的还是实景拍摄的，书上的还是墙上的，雕塑的还是线描的，不拘一格，都纳入了杨老师的取材范围。从这个角度上看，杨老师不仅试图审择传统、超越前人，而且在不断地试图超越自己。
第二点感受，是关于“边缘的活力”。杨老师很擅长使用平常词汇创造新的理论术语。许多术语，尽管是第一次出现在杨老师笔下，却不会给人以生疏之感，这得益于二：一是词汇搭配得当，二是术语本身的内涵很容易引发读者共鸣。“边缘的活力”就是这样一个全新术语。
杨老师认为，“文化和文学上的汉胡互化，深刻地进入人们的精神领域”，“边远地区民族文学无比绚丽的多样性，同时也赋予中国文化生命以强大的‘边缘的活力’”。在这个问题上，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对于《西厢记》的分析，杨老师认为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能一反唐人《莺莺传》始乱终弃还要文过饰非的传统，与金代诸宫调渗入了游牧文明的伦理价值观和审美趣味，以各种方式“胡化”的过程存在深刻的内在关系。这种汉胡互化的关系，不仅影响到了文学的风格，甚至影响到了文学主题的伦理转向。这是非常有见地的发现。
杨老师在涉及少数民族文学的时候，不仅把少数民族的书面文学作品纳入了学术视野，而且把史传作品、口头作品一并纳入研究范围，比如，对于《蒙古秘史》的文学价值的认识、对于刘三姐传说的文学意义的评述，都是很富创见的，真正实践着他的“大文学史观”，讲究综合创新，重视文化时空的过程。
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这种认识，可能得益于杨老师担任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之便。中国文学研究中，汉族文学研究队伍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队伍基本上是两块牌子，两班人马，对于彼此的研究成果并不熟悉。按照中国学者谨慎的态度，大都局限在自己的领域里说自己的话，而杨老师身兼社科院文学所与民族文学所两所所长，对于民族文学形态的共性与特性有比一般学者更高一层的认识，得此职务之便，就有了一个更高的位置、更开阔的视野，对于整个大文学有着更全面的把握。在这一基础上，杨老师对于“边缘的活力”的论述也更富于权威性。
其实，无论是“图志”这一书写形态，还是对于“边缘活力”的认识，都不是杨老师独家的发明，但是，杨老师发明了一些可供操作的术语体系，把一些认知形态的知识提升为一种文化理论，这是最难能可贵的。而且，把这些不同领域的形式和内容整合到“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中，也是杨老师的首倡。文化发展了几千年，想要创造一种纯粹全新的书写形式，可以说，几乎任何人都没有可能。聪明人所能做到的，就是如何翻新传统，在既有的文化形态中，加上一些新的元素，进行新的组合，以达到更新更好的效果，让既有的文化传统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最好地服务于当下的文化建设。在这一点上，我个人以为，《中国古典文学图志》是做得非常出色的。
以上是我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图志》的一点粗浅的读后感，求教于各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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