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语境中的傩文化研究
本土语境中的傩文化研究李 祥 林
“傩”，一个不太好认的汉字，一个曾经讳莫如深的话题。回顾建国后半个多世纪历程，昔日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极“左”思维定势下，长期以来国人提起它，总是联想到装神弄鬼、封建迷信，把它跟愚昧、落后、野蛮、粗俗联系在一起，不是痛加贬斥，扫地出门，就是避若瘟疫，生怕沾边。无须否认，“傩”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确实因封建迷信和邪恶意识渗透而走向荒诞不经的歧途，但是，在人类文化史上绵延不绝的“傩”，其深厚复杂的内涵又远非请巫、降神、打卦、画符、驱鬼等外在表象所概括得尽。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地立足科学研究立场，把它不仅仅看作是封建迷信活动而是从深层上承认它是一种基于人类生活本身、起源古老的民俗文化事象（无论“天子傩”还是“乡人傩”，傩祭之本意都在于“驱鬼逐疫”也就是“驱邪祛疫、祈福纳吉”，皆跟人类生存意志密切相关），剔除其糟粕，发掘其精华，就会发现其光怪陆离的表象下竟然凝结、浓缩、隐藏、演绎着那么多不失价值的人文内涵：生命意识的张扬，民俗风情的展现，内心愿望的投射，大众娱乐的自足，戏剧的原始基因，歌舞的悠远血缘，古朴神奇的面具艺术，幽深莫测的符号体系……一件件，一桩桩，无不渗透着人的情感，体现着人的意志，张扬着人的精神，与人的生存、人的追求、人的企盼有着千丝万缕又实实在在的血肉关联，尽管粗陋原始却又生动鲜活，尽管怪诞诡异却又神奇浪漫。从人文科学研究层面讲，既然我们尊重人的生命及其相关的一切，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将它拒诸门外对它视若无睹呢？随着时代进步和观念转变，从文化视角切入对“傩”开展田野考察和理论研究，让“傩”不再成为本土学术研究殿堂中的缺席对象，也就成为越来越强烈的呼声。
傩学的神秘面纱，就这样被学术之手渐渐撩开了。诚然，作为民俗事象的傩文化，在我中华大地上由来甚古、分布广泛且种类繁多，以地处西南的巴蜀傩戏为例，便有梓潼阳戏、芦山庆坛、成都端公戏、泸州秧苗戏、南充傩坛戏、梁平儒坛戏、巴县接龙阳戏、广元花花愿戏、重庆近郊的阴戏，以及羌族释比戏、白马跳曹盖、石柱土家族土戏，等等。不过，应当看到，真正走向学科自觉的傩文化研究的兴起，在本土则历史不长。归根结底，傩学的产生受制于时代和社会，期待着适合它出世的人文环境，它是降生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定时代和社会温床上的宁馨儿。诚然，对傩文化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我国已有部分研究音乐、舞蹈的学人投入了若干精力，而从学科建设角度看，真正成气侯的大张旗鼓研究的开展，不能不说是80年代以来才有的事。法国艺术史家丹纳说得好：“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的产物，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正是打破“两个凡是”僵局的改革开放大潮，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大旗，冲破了思想禁区，解除了政治羁绊，扫去了笼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阴霾，激活了本土学术研究的生命，替作为独立学科的傩学或傩文化研究在中国登场亮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土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封闭多年的国人打开了心灵的窗户，并开始调整自己的观念形态、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去审视那被“盲视”已久的方方面面遗产；从沉睡中蓦然醒来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又笑容可掬地走来，唤醒国人麻木的了的独立思考力，重新给被那个造神运动愚昧的意识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启迪。在新时期春风雨露的滋润中，在解放思想的理性旗帜引领下，傩文化研究这门学科方才从愿望转向可能并最终成为现实，日益走向发展壮大。倘若没有思想解冻的新时期，今天本土硕果累累的傩文化研究便无从谈起，神州大地上丰富的傩文化遗产恐怕至今还尘封在随时光推移渐渐淡忘的记忆中。傩学，就这样应时而生，在新时期春风吹拂下破土出世。
随新时期崛起的傩文化研究，涉及艺术学、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学、文化学、人类学等方方面面，以其纵深的历史维度和广阔的现实空间显示出厚实的学术生命力。随着田野考察步步展开和深入，其不断发掘出来的成果不断映入学人眼帘，给学术界带来一阵又一阵惊喜。以戏剧史研究为例，众所周知，过去多年来对中国戏剧史的撰述，从发生到发展，从资料搜求到框架建构，主要循守的是从书本到书本的治学模式，而对积淀着大量原始戏剧因素并长期活跃在乡野民间的傩文化现象则基本未曾顾及。这种治学上的偏颇，在很长时期都保持着顽固的惯性。如今，傩文化研究以其来自田野的实证成果刷新了研究者们的学术视野，从而自新的角度和新的层面为中国戏剧发生学提供了向来缺少而又恰恰不该缺少的鲜活资料与丰富内容。面对陆续发掘整理出来的“活化石”般多姿多彩的傩文化遗存，行中人不能不由衷地感叹和承认，中国戏剧史论著的某些重要篇章将因这日益升温的傩学研究而扩充、改写并完善起来。1993年9月，在四川省傩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中国戏曲通史》主编之一郭汉城先生就坦诚直言：“我和张庚主编过《中国戏曲通史》，有很多局限，当时好多资料都没有出来，对目连戏讲得很少。对它价值的评价、在戏史上的作用，都讲得少。另外，对少数民族的戏剧，研究的也很少。傩戏在少数民族中相当发展。我们对傩戏要广泛的研究，思路要宽一些。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将来对戏曲史的修改，写一部更完备的戏曲史，会有重要作用。”（见《四川傩文化通讯》第2期，1994年6月）当然，方兴未艾的傩学或傩文化研究，不单单为修订和完善中华戏剧史提供了“礼失而求诸野”的重要实证资料，它有着更宽范也更深刻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借改革开放春风启航的傩文化研究，在本土呈现出良好势头。1987年11月，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在贵阳成立，意味着本土傩学从此走向学科自觉。历年来，在热心人士的奔走张罗下，相继有这方面学术研讨会在云南、贵州、广西、安徽、湖南、四川、山西、青海等地召开，除了全国性的，也有国际性的，如1993年在四川召开的目连戏国际学术研讨会、1994年在云南召开的傩戏傩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新千年这次（2005年6月）在江西举办的国际傩文化艺术周。随着国门开放，海内外学术交往活动日益增多，如日本、韩国学者来贵州、四川考察傩戏，中国学者赴韩、日等国考察民间祭祀仪礼和进行学术交流，等等。而贵州安顺蔡家屯地戏团应邀飞抵法国、西班牙展演，来自亚洲、来自中国西部的山野小戏居然登上了欧洲艺术的大雅之堂，这更是令人高兴之事。在电子传媒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傩学成果也借助电视、网络等高科技媒介获得了日益广泛的传播。譬如，1996年，中央电视台摄制组在江西省南丰县石邮村拍摄傩舞，编制《乡傩》节目于6月播出；同年1月，日本NHK广播协会赴贵州铜仁、安顺拍摄傩堂戏、地戏，并于2月在《日本史》系列播映中，将中国傩戏和日本能乐进行了对比讲解。1993年至1996年，经国家文化部批准，中国傩戏学研究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与台湾清华大学王秋桂教授合作，实施“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课题，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进行田野考察，在全国十多个省、区展开，其成果由台湾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以《民俗曲艺丛书》名义，相继出版了《中国傩戏傩文化资料汇编》、《安徽贵池傩戏剧本选》、《广西柳州师公戏的文坛法事》、《闽西上杭高腔傀儡与夫人戏》、《浙江省磬安县深泽村的西方乐》、《山西曲沃县任庄村扇鼓神谱调查报告》、《四川省芦山县清源乡芦山庆坛田野考察报告》、《陇东影子戏初编》、《辽宁民香的考察与研究》、《湖南省花县排碧乡苗族椎牛祭》、《西藏扎囊县桑耶寺多德大典调查报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李子乡倮纠村的灵姆》等数十种著作。立足田野、图文并茂的这套丛书，乃是我国第一套有关傩文化研究的大型系列图书，为研究中国傩学、戏剧发生学以及民俗学、神话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新时期以来，本土学者推出的这方面著作还有《傩蜡之风》、《巫傩与巫术》、《傩与宗教艺术》、《民间祭礼与仪式戏剧》、《祭礼、傩俗与民间戏剧》、《中国面具史》、《中国面具文化》、《中国巫傩面具艺术》、《中国民间目连文化》、《中国傩戏·傩文化》、《傩戏·少数民族戏剧及其它》、《上党傩文化与民间戏剧》、《湘西傩文化之谜》、《广西傩文化摭拾》、《江西傩及目连戏》、《巴蜀傩戏》等等。此外，跟十大文艺集成志书修篡相呼应，国内还出版有两部省级专志，这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问世的《湖南傩戏志》和新千年（2004）出版的《四川傩戏志》（1999年6月，四川省文化厅关于同意编撰《四川傩戏志》的批复文件即称该志为“十大集成志书《中国戏曲志·四川卷》编篡工作的延伸与继续”，可见重视的程度）。种种著作之外，见诸报刊的傩文化研究论文数量也在不断上升。当下中国，整个文化态势对于傩学研究颇有利。199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正式通过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宣言》，又颁布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并启动了申报评选工程；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进而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此相应，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也在中国拉开帷幕，对本土文化资源（尤其是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的重视和扶持形成空前共识。“要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这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2003年1月，“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正式启动；2月，文化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作为民保工程的具体统筹、实施和操作机构；2003和2004年，由文化部主持连续召开全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试点工作会议，确定了两批重要又濒危的国家级民保工程试点项目；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强调“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刻不容缓”……在此大背景下，可以相信新世纪本土傩学研究将在学科意识不断强化和不断提升中获得更好发展并推出更多成果。
(此系提交“中国江西国际傩文化艺术周”学术研讨会之文，南昌，2005.6.12—16）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