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农民之间收入差距（3）
三 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的分析我国农民贫困了几千年了！自奴隶社会以降，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农民苦难的历史，是农民寻求幸福的历史。可是历史给可爱、勤劳的农民开了个玩笑，无论历史轮回还是王朝更替。农民的命运只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鸦片战争以后的近百年是中国寻求新的发展思路的历史，农民也为此苦苦追求，最后，终于倒在老对手封建王朝的老把戏上：欺骗--利用―消灭。后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美好的发展前景，于是农民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农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最大的贡献。于是成为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于是新中国建立了。新中国的建立曾经给苦了数千年的农民以美好的幻觉。中国农民的地位得到了宪法的肯定，似乎大多数出身农民的新的掌权者会带给农民希望。而建国初的一系列政策也促进了中国农村的发展，土地改革、农村经营方式的改革都是有益的尝试。然而后来的疾风骤雨改变了发展的进程，新的政策彻底的打破了农民富裕的美梦。本文的主题是探讨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趋势、原因和对策，并且集中于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正如伟人所说，忘记历史就是背叛。我们当然不能背叛；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历史给我们的启发。下面就是我们不太愿意面对的那些历史。把农民贫困的原因当成农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否是文不对题呢？表面上是的。如果这样认为，我们当然是陷入了就事论事的老套思维方式。所谓收入的差距就是收入有多有少，就是一部分人收入比另一部分人高。我们形成共识的是以下所叙的各点是农民整体贫困的重要原因。农民之间之所以会形成收入差距，并且像这样越来越严重，原因不就是农民的贫困，并且越来越相对贫困吗？我们发现了农民之间在既定条件下的收入差距，却同时陷入了一个思维陷阱。就像人们钻进一个小洞寻宝，碰到了自己做梦都想不到的宝物，于是满足了，心满意足，以为找到了真理；然而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里只是更大的宝藏的一个小藏宝处，它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个中原因一言难尽，也许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吧。在本文讨论的这个问题上正是如此，人们普遍就事论事，或深刻、或肤浅；或激进，或温和。他们忘记的就是农民收入问题的社会背景，和隐藏在这个复杂问题后面的结构。我把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看作是一个小的结构，它作为一个主题是更大的结构的一部分――它就是中国农民的整体贫困；而中国农民的贫困也只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一部分。如人们所熟悉的一样，结构的变化是复杂的，小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是更大级结构发展、变化的一部分；考察小结构当然不可以局限于其本身，跳出框框寻找起背后的故事，是研究的新思路，也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这就是本文寻找农民贫困的原因的初衷。也是自认为本文的创新之处。下面就这个问题做具体阐述。
基于上述理由，本文就历史根源做具体的深入的分析，而对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原因阐释也尽量具体，并把区域间深入差距的原因单列分析。本部分解释了第一部分所介绍的农民贫困的原因，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差距继续会扩大的原因。
关于农民贫困的根源，方辉振的研究很有启发性，作者借鉴了他的观点，形成了本文关于根源的看法。即：制度根源，经济根源，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文化根源，政治根源。其中文化根源和历史根源具有较大的关联性，而制度、社会、经济、政治几个方面也是相互联系的。作者以这部分说明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基础是农民整体的贫困。
（一）、我国农民贫困的深厚根源
1、人民公社是导致我国农村长期贫困的制度根源
本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村，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村，它将要在这个阶段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然而，在１９５８年发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几乎剥夺了农民的一切财产，而且剥夺了农民的人身自由；不仅取消了雇工经营及按资分配，而且几乎取消了农民的家庭经营。结果并没有使亿万农民走向“共产主义天堂”，反使亿万农民陷入贫困深渊，使农村陷入崩溃的边缘。这是由人民公社制度本质特征决定的必然结果。而这也为今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的副作用远非文字所能描绘。
2、工农产品剪刀差是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的经济根源
工农产品剪刀差包括比价剪刀差和比值剪刀差。比价剪刀差，是指以一定时间为基础，工业品价格相对愈来愈高，农产品价格相对愈来愈低，在统计图上呈张开的剪刀状。比值剪刀差，则是指在工农产品交换中，工业品价格愈来愈高于它的价值，农产品价格愈来愈低于它的价值，在统计图上呈张开的剪刀状。两者本质上都是以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形式使农业和农民的部分收入流入国家和工业部门，换言之是国家和工业部门对农业和农民的剥夺。它是构成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另一根顶梁柱。是一种反市场经济的经济政策。
１９５２年以来，我国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而农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计算，光是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２年剪刀差绝对量总额就达到了７３１７亿元，从我国农村实际情况来看，剪刀差的变化与农民收入及生活水平变化存在着一种相关关系，剪刀差扩大，农民收入就减少，生活水平就相对下降，反之，农民收入就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因为剪刀差扩大必然导致农业及农民利益流失过多，其生产经营环境恶化，削弱农业自身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问题的关键还并不在于工农产品剪刀差对农业部门创造价值的抽聚，而在于所抽聚资金的流程，流向及其后果。在１９８４年以前，剪刀差一部分是通过农产品加工业部门和商业流通部门，最后以利税的形式流入国家财政；另一部分是通过为国家财政承担一项重要负担，以低价收购农产品以低价供应给市民的形式流入国家财政。然后，国家再将其主要部分投入城市工业和城市建设，将其少量部分返还给农业。由于国家投资主要是通向城市工业，这种主要靠供给建立起来的资本集约型工业化模式，不仅对资金有着持久的巨大需求，更为严重的是其运行机制不能形成对积累源泉的保护和培养，因而必然造成工农业发展相互脱节，城乡经济差距拉大，伴随城市发展而来的只能是农村的停滞甚至衰落。
自１９８５年以来，剪刀差的流程流向发生了变化：一是被国有企业所截留，流向市民消费。国家财政物价补贴政策，不仅没有随着市民收入水平提高而予以修正，反而由生产者向消费者偏转，从而造成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二是被地方政策和乡镇企业所截留，流向非农产业，导致价高利大的地方加工业，房地产业和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从而大大加剧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生活水平的差距。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往往是乡镇企业发展比较快比较多的地区，比较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恰恰是承受剪刀差较大的农业生产地区，这就是形成农业大省、农业大县贡献大、效益很差（产粮大县、财政穷县），农业增产、农民不增收矛盾的深层根源。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存在与拉大是造成城市工业与农村农业、市民生活与农民生活之间区别的经济根源。它损害了农业的发展，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这种损害是持续的，无报偿的。
3、二元社会结构是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的社会根源
现代生产力和现代产业，同传统生产力和传统产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一项特点，中国也不例外，旧中国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畸形社会，约占社会总产值１７％左右的现代工业同占８３％左右的传统农业手工业同时并存是它的主要经济特征。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产物的使二元社会结构凝固化的政策在我国实施几十年，虽然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却导致了我国农业的衰落、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贫困。据统计，从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８９年，国家通过农业税和工农产品剪刀差形式从农业净提取７４０５亿元来发展城市工业建设。由于长期对农业积累的超度提取，农村资金被过量抽走，而大量劳动力又滞留在农村，工业对农业又无反哺，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手段的长期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比较效益低差。而农业比较效益低差又导致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都不愿意投资于农业，从而最终导致农业发展后劲不足，综合生产能力下降。
二元社会结构既抑制生产，又刺激消费、助长浪费，加重财政负担。国家计划的二元经济结构，保护工人，损害农民，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社会效率的降低，因为它丧失应有的激励和压力机制。城市和工业在没有任何压力下走向低效率，农民在剥夺下走向贫困，社会发展走向缓慢。改革开放以前的二十多年中国的发展是效率的。１９８９年国家用于粮油的补贴达到４００亿元，全民单位职工医疗卫生支出达到１８７．３亿元。另一方面，二元社会结构由于排斥了竞争机制，使社会趋向僵化、懒惰、保守，形成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社会基础，因而必然造成工业效率低效益差，影响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这样就必然造成财政捉襟见肘，减少对农业、农用工业及农村教育卫生事业的投资，从而最终导致农业、农用工业及农村教育卫生事业的长期落后，农民素质普遍低下。
二元社会结构由于造成了城乡之间的不同利益格局，因此也就切断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需要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的集聚渠道，导致我国城市化过程严重滞后。它似乎避免了“城市病”，却引起了更为严重的“农村病”。这就是乡镇企业布局分散化、小城镇发展无序化、农业生产副业化、离农人民两栖化、生态环境恶化。
4、小农生产方式是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的历史根源
小农经济是我国的一大历史遗产。它之所以成为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支柱，一方面是由于封建政府采取“限田、均田、限息、永佃制”等保护措施，或农民反抗起义而造成修复小农生产方式的再生机制；另一方面是由于小农生产方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他们忍受封建政府、地主和高利贷者的三重剥削，用苛刻自己、多种经营的方式维持自己生存，甚至用牺牲部分必要的生活资料和萎缩再生产的办法来维护自己。这样，小农经济与贫困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生产方式对中国农村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它对农民思想的影响。这就是与小农生产方式相适应是小农意识，它严重阻碍农村的发展。
5、文化根源
与小农思想相适应的是我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中国的传统政策文化向来是重农轻商。士农工商的顺序反映了商人的地位。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孔子及儒家传统向来也是重义轻利。这是造成我国没有产生商业文化的文化根源。历史上有钱人不是继续扩大生意，而是买田置地，享受生活；他们也不敢太有钱。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中不具备产生近代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农村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农民的开拓性，创造性极大的受制于这种文化。虽然我们被称为礼仪之帮，但是我国的社会诚信却为人所不齿。一般认为社会资本缺乏的国家，社会是低效率的，也很难发展现代社会化的大生产。比如中国和韩国，两国的私营企业家族化说明两国经济发展社会化的水平，这也阻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6、政治根源
建国后，我国广泛的建立了农民协会，以促进农村土地改革的开展和农业的发展。后来农业协会被取消。从此农民没有专门为自己服务的机构，没有自己的代言人为其主张权利；并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唯一的方式是上访。但是这样的方式远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长期的错误政策不能受到社会应有的关注，农村的巨大问题不能受到当权者的重视，农村的现实没有为人们所认识，正是缺乏为农民服务的正式机构。农民在政治上的权利没有与其贡献和地位相适应的制度保障，他们的利益也就无法得到保障。他们无法改变现实，也不知道怎么改变。于是只好贫困下去，等待救世主。现在层出不穷的上访事件正是这种政治状况的注脚。
（二）、原因的具体分析
除了历史根源外，农民的贫困还有具体层面的原因。以下所述的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及不同因素的作用方式和程度的区别，决定了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产生和发展趋势。
1、农民收入现状的客观原因
当前，农民收入问题不是局部的存在，而是全国性的比较普遍地发生，中国当前的农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矛盾从出现到进一步恶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农业、财政和基层行政制度设计和安排的结果。
(1)、现行财税体制加重了中西部农民负担，造成不同地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现行行政体制不规范、农村税费改革造成同一地区以不同收入为主的农民之间负担不一致，造成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国家不平等的就业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农民就业机会减少，农民隐性失业严重，影响农民收入。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不合理，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欠账多，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后劲。 比如农村教育的水平的严重滞后，农民素质长期得不到提高。这种政策在不同地区的区别是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
（2）、农民负担是农民收入不足的重要原因，它指的是农民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在其自身进行消费和投资活动之外所承担的经济负担。包括税收、村提留、乡统筹、农民义务工、和“三乱”，即各种针对农民的乱集资、乱罚款和乱摊派。而隐性负担通过不合理的价格因素，如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因素，暗中向农民转嫁。
（3）、农业、农村产业结构变化是农民收入差距变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产业结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新型产业、现代产业比传统产业经营收入和工资相对较高，但农村产业结构变化及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是渐进的，只有一部分人才能首先从产业结构变化中获得好处，因而农民收入差距可能因为产业结构变化而扩大。通过分析发现，1986～1999年间不同收入阶层的农民家庭在就业结构、农业生产结构、家庭经营的产业结构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户，劳动力转移到家庭外就业的力度越大，家庭经营中非农业特别是非种植业的投工量越少，非农产业创造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越大。可以推论：农业、农村产业结构变化是我国农民收入差距变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2、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主观原因
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观原因包括上文所分析的关于农民小农思想和文化，由于在市场观念上的差别导致行动的差异。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开明的觉悟的早的一部分人毫无疑问是先富起来的。由于生产资料的差别，从事产业的区别，家庭劳动力的区别，家庭负担的差别，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的扩大，并且由于上述的原因的继续存和加剧在继续扩大，更为严重的是有可能形成贫困落后的恶性循环。造成中国社会的断裂。
（三）、我国农民之间收入的区域差别的原因分析
（1）、自然原因。这是毫无疑问的。中西部地区的自然环境，对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约束作用。特别是土地肥力（土地肥力是土地的自然肥力和人为肥力的综合表现）的差异是重要的影响因素。（2）、历史文化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民族发展阶段差距，在解放以前，由于长期的民族不平等政策，导致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相当落后。二是商品经济意识的薄弱，由于地理上的长期封闭，使中西部地区中的高原、山区的居民，仍然处于自然经济状态。（3）、发展政策原因。包括国家内部发展与开放政策两个方面：一是从对外开放政策看，从80年代以来，我国迅速的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但是，开放政策是有地区倾斜的，4个特区、14个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大开放地区（环黄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均在东部沿海地带。二是从国内政策看，主要有两个：首先，是国家投资的地区差距；其次，是国家税收政策的地区差异。（4）、产业发展阶段的差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三大地带的产业发展阶段的差异，是导致之后中西部地区相对东部地区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5）、转轨不适综合症。在三大地区中，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均在降低，但从比重上看，中西部的国有企业比重均高于东部。从增长速度看，中西部国有工业经济增长速度比东部高。但是，中西部的国有工业企业相对东部的相对差距减小了。而集体企业相对差距基本没有变化，但城乡个体企业的相对差距拉大了。但是，事实证明，只要企业能够尽快转变管理思维方式，从找市长变为找市场，加强科学管理特别是市场营销管理，中西部国有企业这种不适应症，是可以迅速改变的。结论：综上所述，导致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东部地区的差距拉开与拉大，是多种原因的综合结果。其中，有些原因是难以改变的，如区位、自然环境等，而有些原因是外部导致的，主要是国家政策，这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在一定时期内，加快国家整体发展的所必需付出代价。还有些原因是中西部地区内部所致，特别是发展阶段的差异、商品经济观念落后等。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简单的结论，我国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有深厚的经济和社会根源，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一些具体的诸如政策和主客观的具体原因，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形成并扩大，且可能恶性循环，加速差距的扩大；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些状况仍然存在并将长期存在下去，因而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将随着这种情况继续扩大。其中的原因总而言之就是取走太多，投入太少，发展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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