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正读>之三:正确的读<易>方法,周族开国史
第二章 正确的读《易》方法《周易》读不通、看不懂的原因很多，以上列举的只是最重要的几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问题主要出在我们对《周易》的认识和学习态度及方法上。将《周易》神秘化、政治化是认识和态度问题。三《易》不分，经、传、学不分，片面地理解《周易》是方法问题。要读懂《周易》，我们必须纠正这些问题。要纠正几千年来的错误认识和方法，看起来很难，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我们做到两点就行了。一是以平常心读易﹔二是将《周易》置于其形成的历史背景中去解读。
一、以平常心读《易》
历代易学有二个的大毛病﹕一是将《周易》神秘化﹔二是将《周易》政治化。象数学派倾向于前者，义理学派倾向于后者。以《周易》行占卜、算命等方术，及当代有些人以计算机、生命科学等现代理论解释《周易》原理，都是将《周易》神秘化的表现，是非理性的，是反科学的。而义理学派从孔子《易传》以来就有曲意解经的倾向，后世诸儒无不是将其作为政治的大棒在使用。他们的所谓“得意忘象”，得的是自己的意，忘的是《周易》本来的象。以平常心读《易》就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消除这两种容易将人导向歧途的心态。
以平常心读《易》，首先要求我们将作者看成是平常的人，将《周易》看成是平常的书，不要作神通想。《周易》作者可能是有很高智慧的、很强能力的、很大权力的人类中的精英、豪杰类人物，但他一定是人而不是神。他一定也要吃饭、要喝水、要生病、要蹲茅房。他一定呼不了风，唤不了雨，驱不了神，赶不了鬼。他不可能全知全能，他不可能连几千年后的今天的科学家们都还在努力探讨，仍未辨明的生命的奥秘、宇宙的奥秘、人类起源的奥秘在他的时代就已经了然于胸。他不可能知道电灯、基因、计算机……。他的思维方式不可能脱离其时代特征而存在。只有将作者看成是平常的人，才能视《周易》为平常的书。三《易》的存在本身也说明《周易》只能是平常的书。因为，如果《周易》是在《连山易》《归藏易》基础上改编而成的，那么，《易》本身就应该是有缺点和错误需要不断完善的。如果说三《易》分别表述了不同的内容，那么，三《易》也就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不可能包罗万象。所以，《周易》虽然可能是一本充满智慧的书，可能是一本有着特殊用途的书，但不可能是先知先觉、无所不通的天书，它只能是其时代的产物，只能是如《诗》、《书》、《礼》、《乐》、《春秋》一样普通的书。
以平常心读《易》，还要求我们去除功利的思想。要求我们不要因为功利的原因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周易》，不要把《周易》当枪使。古代的儒家学者们喜欢扮演王者之师的角色，而为了说服王者赞同自己的观点，往往打着古代圣贤的旗号说自己的道理，以死人压活人，拉大旗作虎皮，这正是不同的时期产生了不同的易学观点的主要原因。以平常心读《易》，就是要纠正这一不正常的学风。我们要老老实实地、逐字逐句地去分析、研究、解读《周易》原文。或者说，我们要以《周易》正文为研究的唯一标准，对历代大儒、名士、专家、学者们为功利的原因而对《周易》所作的高谈阔论一律存疑。要将《周易》这部争论了几千年而仍无结论的古书，当成是从没有被发现过，从没有被研究过的，刚刚从古墓中挖掘出来的珍贵文物一样来谨慎对待，而不要将其看成是可以任人随意捏玩的橡皮泥。
二、以正确的历史观读《易》
对文物进行考证，首先是要将其置于其形成的历史背景中去研究，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对《周易》的研究当然也不能例外。问题是我们应如何勾画形成《周易》这部奇书的历史背景？我认为我们至少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如何确定《周易》的形成时间；二是如何认识真实的历史；三是如何全面地运用历史知识。
1、如何确定《周易》的形成时间
关于《周易》的形成时间，我们所能获得的信息并不太多，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二条﹕一是《易传·系辞》所说：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王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
孔子以卦爻辞的内容特点推测：《周易》记录的可能是周文王与商王帝辛之间的事。形成的时间可能是殷末周初。第二条信息是司马迁《史记》所说﹕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孔子未提作者问题，而司马迁肯定《周易》是周文王被囚在羑里时所作。他的这个观点对后世影响甚大，历代易学大多将文王时代及文王经历作为《周易》的基本历史背景来研究。其实，这个时间背景可能有问题。因为司马迁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他的这个观点，而且在《周易》卦爻辞中，有许多明显属于周文王时代之后的事件和人物，所以，以周文王的历史背景读《周易》读不通，也不可能读通。为此，我以为在确定形成《周易》的历史背景时间时，应该在更为广阔一些的时间段中去寻找。我们可以首先依孔子“殷末周初”的观点，将时间范围扩大到从古公亶父到王季、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的整个兴周灭商的历程。如果这段历史仍然不符，还可以扩大到西周中期及晚期。西周晚期应为《周易》形成时间的下限，因为从《左传》中的诸多有关《周易》的记载看，在春秋初年，《周易》已经较为流行。
在解读《周易》之前，是很难确定它形成的准确时间的，但以一种不带成见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去探索这个问题，应当是我们研究《周易》的一个原则。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找到与《周易》的内容相符合的历史，而只有找到了这段历史，才有可能从中找到解读《周易》的钥匙。事实上，从我们后面的注释中可以看到，当我们将搜索范围扩大到古公亶父至成王时代时，《周易》已经能被解释通顺了。
2、认识历史的真实
读历史书，我们会看到一个基本的规律﹕凡是亡国之君，大多是腐败、残暴透顶的大坏蛋，而开国之君，则大多是正义和道德的化身，这二类人泾渭分明。但是如果我们细读历史，就会发现史书中有许多类似于孔子“微言大意”的所谓“《春秋》笔法”。由此使得历史的记载并不完全真实，而是有如京剧中的脸谱，是经过涂脂抹粉后的戏装。商朝的亡国之君纣王及周朝的开国之君周文王、周武王的形象就是个典型。
纣王的称号是周人灭商后送给他的一个骂名，他的本名为帝辛。纣王这个骂名的意思相当于“暴君”，纣字的本义是马车上套马的皮带，称他为纣王或帝纣是骂他对待如马般温顺的人民管得太紧。商王帝辛是否有如周人说的那么坏，现在是很难说清楚的，因为战争的结局是实力和计谋较量的结果，成王败寇又是历史的惯例，帝辛是败君，罪名当然只能由着周族为掩盖自己弑君的罪行和得天下后的得人心而安。真实情形则有许多可进一步探讨的地方。譬如《史记》说﹕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
依这段描述，武王伐商王时，商王的士兵不战而退，并反戈一击，为武王的大军带路。原因是他们憎恨商王，盼望着武王快点来解救这些受苦受难的士兵和商民。所有的教科书都是如此描述这场改朝换代的战争。在我们心中，文王、武王是仁义之师，而商王是暴君的象征。但如果我们将《史记》的描述与《尚书·武成篇》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尚书·武成篇》说﹕
“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两者比较，《史记》少了“血流漂杵”四个字。“血流漂杵”就是血流成河，可以漂起木棒。战争发生时，帝辛的部队已在东面平乱多年，元气大伤，其主力部队一时又抽不回来，为应付周武王的乘虚而入，临时组建了一些队伍，这些新兵缺乏经验而临战慌乱，挡不住周族的大军，有人叛逃是可能的。但帝辛的士兵们曾经作过英勇的抵抗也是事实。否则的话，是谁流出的血漂起了木棒。司马迁略去这四个字，无非是想掩盖这场由周文王准备，由周武王发起的战争的残酷性和夸大人心的向背，从而丑化失败者，为胜利者涂脂抹粉。商族政权毁灭在帝辛的手里，他当然有责任，但改朝换代的根本原因除了商族执政数百年来，积累了大量的腐败现象，而周族这支新生力量代表了当时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外，最主要的还是从周族古公亶父就开始产生的夺权之心，及其四代人为此目标而实施的一系列谋略和长期不懈的努力。战争的实质是权力和利益之争，与善恶本没有关系，善恶只是催化剂，只是双方都竭力争抢的旗帜。我们这么说，并不是想为帝辛翻案，而只是想还历史于真实，只是想说明历史的评价往往是为胜利者唱的赞歌，往往夸大了失败者的罪恶和胜利者的仁义，只是想提醒大家读历史一定不能读死书，要看到其记录背后的真实。如果我们能认识到成王败寇的现象再来读史书，对同一篇文章也会读出不同的感受。我们会从《史记》所说的﹕“帝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已，妲已之言是从”中读出商王帝辛的聪明伶俐，能言善辩，文武双全且感情丰富的能人形象的一面。也可以将“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理解为商王帝辛对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讥。还可以从文王的“阴谋修德”和武王伐商时的“血流漂杵”中读出周文王的诡计和武王的残酷……。
历史的真实性除了受到胜利者改编的影响外，还受资料的佚失和后人有意篡改及误解的影响。长期的战乱、孔子删书和秦始皇的焚书等都是造成历史失真的主要原因。完全复原几千年前的历史是很困难的，但我们在研究历史时一定要做到两点﹕一是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历史信息，不论是正史，还是野史、民间传说及最新考古资料等都应相互参照﹔二是要尽可能将自己置身于每个历史人物的位置上去观察当时的变迁，去体会他们的心情和感受，以此理解他们的决策和行为。而不要先在历史人物的脸上贴上坏人或好人的标签。只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尽量洗去覆盖在历史人物脸上的浓妆，才有可能从有限的历史资料中感受到真实的历史，才有可能为《周易》复原一个接近于真实的背景。
3、全面运用历史知识
历史背景不仅指历史事件和人物经历，同时还应包括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习俗等方方面面。而《周易》是一部内容十分广泛的书，所以，我们在解读《周易》时，应将《周易》所涉及到的内容全部用其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来解读，尤其要注意当时的语言习惯和文字内涵。以文字内涵为例，《说文序》说﹕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周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伪。‘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 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今’‘长’是也。”
周朝初年的教育是贵族子弟的专利，文字的使用并不普及，所以，文字的内涵当在其所说的六书之内。而如今的文字含义，已经由于几千年来的普及使用过程中的随意和误解，产生了大量的引申义，由此造成古今文字的内涵有了很大的差异。以《周易》卦爻辞中的“勿”字和“匪夷所思”这句词为例：“勿”字甲骨文写作“ ”“ ”，是个象形字。《说文》说：“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杂帛，幅半异，所以趣民，故据称勿勿。”勿字的本义为古代大夫、士所建的半赤半白的旗帜，用途是为了招集民众。但人们现在已经完全不用这个本义，而是在大多情况下将勿字作副词用，相当于“不”字。在注释《周易》时，也是如此使用。譬如乾卦初九爻辞的“潜龙，勿用。”蒙卦六三爻辞的“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师卦上六爻辞的“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等等，都是以“不”训“勿”。“勿用”成了“不能用”“不要用”等谶语。如果我们考虑到文字内涵的变化，而以勿字的本义“聚众之旗”来训，文意就通顺多了。“勿用”就是“用勿”， 就是“招摇旗帜，聚集民众”或“得到民众拥护”的意思。以上三段爻辞大意则分别是“不在王位而能成为众人的领袖，是因为得到大家拥护的原因。”“聚众抢亲，而遭遇到对方的武力对抗，不是也很狼狈吗？这种野蛮的行为不会带来安宁和利益。”“伟大的君王之所以能够获得上天赋予的使命，创建国家，因为得到了民众的拥护。”爻辞简明、贴切、通顺，没有任何迷信的色彩。
再如“匪夷所思”一词 ，它出自于涣卦六四爻“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的爻辞。《现代汉语成语字典》上的解释为﹕“匪﹕通非、不是。夷：常理、常情。匪夷所思谓不是按常理所能想像的，形容事物或人的思想、言行离奇，不合常理。”现在的《周易》注释大多取这个意思来解释这段爻辞，将其解释为：“洪水冲向人群，将带来最好的结果。人群己经聚集在山丘上，否则后果难于设想。”梦幻般的注释。其实，这段爻辞的意思为：“瓦解敌人队伍中的大多数人，是能取得圆满结局的根源。瓦解敌人的队伍时，遇到他们山丘般顽固的抵抗，是行为不正的夷族所希望的。”“匪”：甲骨文写作“ ”，字形像装在撮箕中的垃圾，会意应当清除的物品，常用来比喻行为不正的人和事。“夷”：金文写作“ ”，本为矫正箭矢之意。古代中原人认为东方少数民族不守规矩，其行为应当得到矫正，故以夷族之名来称呼他们，意思是需要矫正其行为的民族。“匪夷所思”的本义应为：“行为不正的夷族所想的。”夷族在周初时曾屡次叛乱，是作者所代表的周族的敌人，故有此爻辞。
类似“勿”、“匪夷所思”这些被后人误解的字词在《周易》中有很多，我们只有恢复其本义才能将《周易》卦爻辞读通。除此之外，还要理解周人的语法习惯，还要了解周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习俗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凡是《周易》所涉及到的内容，我们都要将其放在当时的背景之中去理解，去研究。只有如此全面地运用历史知识才有可能解读《周易》这部奇书。
正确的读《易》方法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我们以上所说的两点﹕一是端正学习态度，不作神通想，也不企图借题发挥﹔二是将《周易》放于其形成的历史背景中去考证。考证它的历史事件，人物经历，政治制度，军事谋略，文化内涵，风俗习惯……。这些都是很浅显的道理，也是任何一个尊重科学的严谨学者都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到的事。而且一旦做到了，就会发现《周易》原来是一本易学易懂又意味深长的书，是一本集周族开国的历史及政治经验于一身的书，是一本周族王子王孙们的最好教科书，是一本可以作为良师益友的人生指南书。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学《周易》并不需要有超人的智慧。它要的只是与作者思想的融合，要的只是一种愿意静静地倾听作者声音的态度，要的只是一种老老实实做研究的精神。可惜，千百年来竟没有人这么去做，人们宁愿相信《周易》的神通，而不愿相信《周易》的平凡。因此而使《周易》被解释得面目全非，被裹上了一层又一层神秘的外套。也因此使《周易》成了一本说不清、道不明的怪书。
本书将遵照我们以上所述的正确而简单的解《易》方法，去感受作者，感受那个遥远而激烈的时代，并以其感受来解读《周易》。相信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本基本上符合作者意图的《周易》注释。
第三章 周族开国史
传统易学关于《周易》的形成时间和作者的问题争议较大，但其书形成于商末周初，为周人所作这二点却基本上可以达成共识。为此，我们在注释《周易》正文之前，就有必要搞清楚周族的这段历史及这段历史时期内的重要人物的经历，以作为解读《周易》正文的背景资料和判明作者及创作时间的一项依据。
有关周族人的事迹，以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最为完整，其它的资料还有《尚书·周书》、《诗经》、《周礼》、《逸周书》、《竹书编年》、《左传》、《国语》及诸子百家的著述和有关考古资料等。我们以《史记·周本记》为主线来追忆周族的历史。
一、周族源起
《周本记》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徒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
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徒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
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
周族人的祖先名字叫着弃。相传是帝喾的养子，是帝喾元配夫人姜原与人野合后所生之子。因来路不正，曾经遗弃，故取名为弃。弃从小就喜欢播植百谷，成人后开始有计划地开荒种植，是最开始从事农业，播种稷和麦的人。尧帝知道后，就推举他做了掌管农业的官，负责教导人民有计划地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的发展使过去靠天吃饭的人得到了极大的利益，所以尧帝就将弃封在邰这个地方，也即今陕西省武功县西南，称号为“后稷”，另立姬为姓。在陶唐、虞、夏三代，周族均为农官，由此而兴盛。当时商族人的祖先契与周族人祖先弃一样同为尧帝的大臣。如《五帝本纪》说：“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
夏朝末年，周族人背井离乡，逃往西方戎狄游牧民族居住的山区。《史记》上说，这是夏后氏罢了周族农官的原因。其实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商汤革命推翻了夏王朝后，周人害怕受到商的迫害而流亡。流亡之初，周族处境困难，经过了不窋、鞠、公刘三代领导人的斗争，才在山区争得了一块较为稳定的地盘，并在公刘的儿子庆节时期建立了国都，即邠邑，山名也称豳，在今陕西省郴县和句邑县一带。公刘时期，是周族人相对平静的一段时期，所以经济发展得不错，是周族人的第一次复兴。之后，经过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八代领袖的变迁，传位到古公亶父。古公亶父是周族第二次复兴的关键人物。
二、古公创业
《史记·周本记》载：“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端。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
古公亶父时期，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全族人由贫瘠的山区豳搬回肥沃的故里周原。依《史记》的说法，这是古公亶父为人仁慈，不愿与戎狄族开战的原因。其实问题远不会这么简单。首先，豳这个地方是周族人的祖先经过三代人的努力才好不容易获得的一块安身之地，又经过了八代人的建设。如果没有一个更好的去处，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其次，肥沃的周原故里虽然是一个更好的去处，回归故里也一直是周人的心愿，但他们当初的离开是被迫逃亡，想要回归也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周原故里属于周族人的敌人商王的管辖范围，没有商王的同意，弱小的周族人是不可能回迁的。所以，周族人的这次迁移只能是在商王准许的前提下，回归计划的落实。计划本身是利益权衡后的结果，与“道德”“仁慈”没有关系。当然，计划能在古公亶父的时期实施，古公亶父也是功不可没的。他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知晓，但从古公亶父的第三个儿子季历娶商人贵族女子太任为妻这件商周通婚的事情看，周商之间在周族人迁移之前，一定是做了大量和解工作的。
周族的这次迁移是一个三赢的结局：狄戎民族收回了被周族长期占领的失地；周族得以回归肥沃的周原故里，从此摆脱贫困状况；商族则可在结束与周族人敌对状态的同时，利用周族的力量对抗狄戎民族，起到既减少了军费，又稳定了西部边疆的作用。这也可能正是商王愿意与周族和解的原因。周族的迁移可谓皆大欢喜。
周族迁移后，原来与周族为邻的小部落也纷纷下山投靠古公，搬到周原来继续与古公为邻。《史记》仍然将其称为是古公仁慈的原因。实际上，他们长期以来就是古公亶父的支持者与被保护者，也因此一直以戎狄族为敌，周族搬迁后，他们根本就无法以狄戎族抗衡。所以，害怕外族的报复打击，希望背靠周族这颗大树以求生存的心理原因，较“道德”的原因更为重要和真实。“仁慈”的说法不过是为让周族同意其请求，而找的一个古公乐于接受的托辞。
古公亶父在周原筑城修屋，归附的小部落则在四周以邑为单位定居。为了抵抗共同的敌人戎狄民族，也为了有序地发展生产，他们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达成某种统一，于是，一个以周族为中心的新型小国就在周原形成了。这个小国虽然属于商的下属国，但它却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型的另类国家。因为周族具有夏朝的文化底蕴，又同时熟悉商及戎狄民族的文化，在农业上也有着丰富的经验，加上泾渭两河流域的土地肥沃，及在长期对商对戎狄族斗争中培养成的吃苦耐劳和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这个小国多年积聚的力量一下子得以释放，从而非常迅速而有序地发展壮大起来。实力的壮大激起了周族的野心膨胀，大概正是在这个时候，古公亶父的心中产生了夺取商王政权的雄心和计划。《诗经·鲁颂·宓宫篇》说﹕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致天之届，于牧之野。”
这首诗是鲁人追述祖德的宗庙诗，诗中的大王就是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后人称太王或大王。诗称灭商的计划由古公亶父开始制定和实施，周文王、周武王不过是继承其遗志而完成者。
古公亶父一共有三个儿子﹕泰伯、仲雍、季历。老三季历是周文王姬昌的父亲。据《史记》载，古公喜爱姬昌这个孙子，希望姬昌能够继承自己的王位。所以，季历的两个兄长泰伯和仲雍就自动放弃依惯例应有的嫡长子继承权，而离开周原，带着人马顺流而下，逃到南方发展。春秋时长江中下游的吴国就是这一支。这又是虚晃一枪的理由。除非古公亶父老糊塗了，他欲传位给姬昌的理由绝不会这么简单。要知道如果真是如此，其行为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一是乱了古代维系家族秩序中最为重要的嫡长子继承制，必将为今后家族内部的权利斗争留下隐患；二是二人的出走必然会极大地削弱周族的力量﹔三是姬昌尚幼，能否成人成才都还是未知数。古公冒如此大的风险而传位姬昌的真实意图可能是另三层考虑﹕一是为了在商王的背后建立根据地，以实施他“始实翦商”的计划。武王伐纣的前夕，商的东方夷族曾发生大规模叛乱，严重消耗了商王实力，并拖住了商王的主力部队，以至于《左传·昭公十一年》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将商朝的灭亡归于东夷的叛乱，而不是武王的暴动，可见其叛乱的规模及对商王政权的影响之大。这次东夷叛乱因什么原因而起？有那些部落参加？历史上未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否与泰伯、仲雍的南下有关？却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即使与他们有关，周族为宣传自己的仁爱形象也是不愿意暴露这个计划的。二是为了麻痹商王。作为商族世代敌人周族的迅速发展，必然会引起商王的警觉。为避免受到商王的打压，太公以自翦羽翼的方法麻痹商王，由此给商王造成一个太公昏庸，不明事理，周族内部矛盾重重，而剩余力量不足于对商朝政权构成威胁的印象。三是为了讨好商王，以求生存和发展。周族的迁移是得到了商王认可的，在此之前，季历曾娶商贵族女子太任，其和婚的方式表明商周两族均有结束敌对状态而友好相处的愿望。文王姬昌生于周族迁移的那一年，母亲就是这个执行和平使命的商贵族女子太任。所以，文王姬昌具有商族的血缘，也算得上是商族的后代。古公亶父反常地立年幼的姬昌为王储，显然有向商王表示亲近的意思。《史记》所说：“生昌，有圣瑞。”这个“圣瑞”很可能就是指姬昌所拥有的商族血统。至于这种废长立幼的反常行为是古公亶父的谋略？还是迫于商王的压力？或者是周商之间曾经有过的这种协议？还是利用姬昌母亲这一族的势力？现有的资料尚难于说清。
古公亶父违背传统的继承方式而废长立幼，依《史记》“喜爱姬昌”的说法是很难理解的，这种说法只能是对外公开的托词。只有从周商两族关系来考虑，从“实始翦商”的角度来分析，从周族生存与发展的角度来定性才是顺理成章的事。后来的发展证明古公的这一步棋走对了，因为周族很快取得了商王的完全信任。古公亶父死后，季历继承了父亲的君位，称公季，或王季。这时的商王赋予王季代商王征战的权利，并在物资上给予大力的支持。正是在商王武丁和文丁的大力支持下，周族先后征服了周围的戎狄部落，既为商朝解除了西北方外来民族的威胁，同时又扩展了周族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军事实力，使之从一个小国一跃而成了西方的霸主。这时，周商关系出现了一个急转弯。季历在位第２6年，周族大胜戎族，并俘获戎族三个大夫。在向商王献捷时，季历被商王文丁处死。史书未记录处死的理由。依理而推，原因不外乎三个：一是西方强敌已经基本消除，而周族的强盛使之成为了商王新的威胁，商王由此而警觉，选择了铲除其强权领袖的作法；二是战争的胜利及民族实力的强盛，容易进一步膨胀周族翦商的野心，可能正是王季在胜利之时，得意忘形而暴露了其野心，因此受到迫害；三是商王想扶持拥有商族血统的姬昌上台，因此除掉王季这个让商王不放心的绊脚石。这时的姬昌已经４６岁，他继承父位，号称西伯。从此，周族进入周文王的时代。
RE:<周易正读>之三:正确的读<易>方法,周族开国史
三、文王兴国《史记·周本记》载：“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
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盖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失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
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与请纣去炮烙之刑。纣许之。
西伯阴行善，诸候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
明年，伐大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徒都丰。
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羡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溢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盖王瑞自太王兴。”
姬昌在位５０年，他的政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被商王囚于羑里之前的三十四年；二是获释后的十年。这二个阶段有着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前一段以改革兴周为主题，后一阶段以阴谋倾商为主题。这种变化源于姬昌的被囚和姜太公吕尚的投靠。
在姬昌执政的前一段时期，他为了完成太王开创的“翦商”事业，广施仁政，采用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策。依《孟子·梁惠王》等篇所说﹕周文王的改革首先是从土地改革开始。他广泛地采用了井田制，即将九百亩田按井字形划分为九块，八家各耕种其中的一块，中间为公田，由八家共耕，收成为租税。这八家组成一个自然小村落，共用一口水井，也因此而成为周族行政区划的最基本单位。大小官员都有分地，子孙继承作为公禄。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他又施行了一系列省刑罚、薄赋敛、轻瑶役、宽民力的改革制度。如商贾往来不收税收﹔捕鱼不禁止﹔犯罪不连坐等等。这些制度极大地调动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也自然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同时也对邻国发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许多小国的庶民和奴隶纷纷逃往生存条件宽松的周国，由此引发了邻国贵族对周族的矛盾。为了缓和这个矛盾，姬昌又制定了“有亡荒阅”的法令，即所有逃亡的奴隶都可逮捕，然后送归原主。这样，他的系列改革计划不仅得到了平民阶层的拥护，也得到了贵族的广泛支持。最重要的是，有许多或天真或失意的贵族及怀才不遇的谋士，如孤竹国国君伯夷、叔齐及大夫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括等人纷纷前来投靠，使得周族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不断壮大的同时，又迎得了大量的人才储备和良好的口碑。
在周与商之间有一个叫崇的大国，位置大约在今河南省嵩山县附近，国君名虎。因以周族为邻，各方面受周的影响较大，所以对周有意见，就跑到商王帝辛那里去告状，说姬昌的行为将对商王不利。由此引起了商王帝辛的警觉，于是将西伯姬昌囚禁在距当时的商王城朝歌（今河北洪县境内）仅数十里的小城羑里（今汤阴城北数里）。商王是如何将他带到商城的？史书上没有记载，但《竹书纪年·殷记》有“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的记载。大蒐即大规模的军事检阅，渭即渭河流域，是周族的边界。姬昌是帝辛二十三年被囚，也即在西伯姬昌被囚的前一年冬天，商王曾向西发兵至周的边境。就当时的军事实力而言，周族尚不足于抵抗有备而来的商军，至少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大概正是这次的大军压境，使得姬昌在权衡利弊后，为保存实力而做出了牺牲自己的选择而被商王作为人质带回的。姬昌被商王囚禁了六年，直到一个在后来帮助姬昌改变了周族命运的人加入到周族的阵营，姬昌才得以被释放。这个人就是传奇人物吕尚，大家所熟知的姜太公。
四、吕尚请命
吕尚也叫姜太公、姜子牙、太公望、师尚父等。姜是姓，吕是氏，名尚，字牙，尊称子牙，子是先生的意思。姜的后人封他为太公。周文王姬昌曾说﹕“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所以，也自号太公望，这个太公是指文王的父亲王季。周武王曾娶姜太公的女儿为妻，又聘他为太师，故以父礼、师礼待他，尊称他为师尚父。由这些称号就可以看出，吕尚是周族历史上多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史书一般称他为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谋略家。民间一般把他视为神仙、异人。换一个角度看，也可说他是一个大阴谋家、大骗子。他上骗帝王，中骗文武百官，下骗满朝百姓及子孙后代，唯一没有被骗的就是周文王和周武王等少数周族权力集团的核心人物，因为他们是直接参与者，是他这个导演手下的演员，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据记载，吕尚是炎帝神农氏的远裔，伯夷、共工、蚩尤的后代。从小聪明好学，喜欢习礼演阵，精通数术，深察天地之道，通晓人事成败之理，熟知共工、蚩尤及黄帝的战法。学成后周游列国，寻师访友，进一步研究历代兴衰治乱之源，治国安民之道，兵家制胜之略及战阵之法，由此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一套军事理论和治国韬略。可惜他一生怀才不遇，游历七十国而未得到赏识，普通人的谋生方式他又不内行，所以总被人看不起，称他为无用的狂人。一直到七十岁时，他还在商都朝歌城中卖牛肉以维持生计。卖肉之余，他也在市场上摆摊算卦，以《易》会友，传道说教，观察政情，预测朝政，以图有人赏识。因他精通《易》理，见多识广，又善于察言观色，他算的卦常常很“灵验”而名震朝野。他在朝歌一共生活了八年，与姬昌被囚羑里的时间大致同时。
据传说：文王姬昌被囚羑里时，听说了吕尚的名声，就去拜访他。姬昌问他有什么本事？他回答了八个字：“下屠屠牛，上屠屠国。”我最差的本事是杀牛卖肉，最大的本事是推翻国家政权。这是最对姬昌心病的良药，他听后暗喜，就派自己的得力大臣散宜生、南宫括、闳夭三人去拜吕尚为师，向他求教。吕尚教他们的第一招就是行贿救姬昌。姬昌在囚期间是否可能拜见吕尚是个问题，但文王得救以姜尚的计谋有关却在《史记》等正史中有明确记载。《史记·齐太公世家》载：
“吕尚，处士，隐海宾。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
周西伯昌之脱羑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姜太公设计救出文王后，提出了一系列灭商兴周的政治、军事策略，并在短短的十四年时间内导演了从灵台请命、吞并小国、观兵孟津、会盟诸侯到大战牧野等重大历史事件，从而推翻了强大的商族政权。孙子在他的著作《兵法·用间》篇中说﹕“周之兴也，吕牙在商。”认为周武王能够打败帝辛的原因是姜尚在商的时间长，熟悉商王情况并从事了一系列搜集情报、挑拨离间的间谍活动的原因。这是从又一个角度肯定了姜太公对周族的重要性。其实，吕尚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促使周兴商灭，最重要的原因既不是因为吕牙在商，也不是他会盟诸侯和大战牧野时的调兵遣将，而是他成功地包装了文王姬昌。他包装文王的手段就是“阴谋修德”。
每当读到《史记》中的“周西伯之脱羑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这句话时，总有一种不舒适的感觉，因为阴谋和修德二个词合在一起很不协调。背阳光的、见不得光明的是阴，见不得人而秘密进行的计谋就是阴谋。而德是一种崇高的行为，修德大可光明正大的修，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所以，阴谋修德这句话似乎想向我们透露另一种信息。姬昌与吕尚都做了那些阴谋修德的事己很难一一考证，但阴谋修德是怎么一个修法，我们却可以从他们合演的二场精彩演出中窥见一斑，这二出戏就是文王拜师和灵台请命。
《淮南子·道应训》引武王问吕尚的话说﹕
“寡人伐纣天下，是臣弑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后世之用兵不休，斗争不已，为之奈何？”
文王、武王在经济上、军事上、人才上都做好了灭商的准备，但在政治上还有一些问题，其中最大的顾虑就是﹕商王是受天命之君，而周文王、周武王只是商王的臣子。以臣弑君是犯上作乱，言不顺，名不正，得了天下后人民不服怎么办？所以，武王提出这个问题来求教于姜太公。姜太公的回答很妙，他说﹕
“甚善，王之问也。夫未得兽者，唯恐其创之小也。已得之，唯恐伤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则塞民于兑，道全为无用之事，烦忧之教。”
意思是说﹕你问的非常好啊。打猎时深怕猎物伤得不够厉害而让野兽跑了。得到了猎物又怕猎物伤得太重，使好肉不多而没有了收获。你想坐稳打下的江山，把人民的口堵住就行了，什么道啊，德啊，都不要当真，都是做给人看的，是多余的说教。姜太公的这句回答非常重要，点破了天机，也正是其阴谋修德所要达到的目的。历史上的许多强权人物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儒家提倡的仁义道德只能装门面，也只是对别人的要求，自己是当不得真的。装门面是为了要大家认同你，能得到别人的认同你的事业也就成功了一半。有许多人心地善良，做了一辈子好事，别人反而讨厌他。也有一些人好事做得并不多，甚至做一些违心的事，常常假装糊塗，反而能得到别人的拥护，这就是明不明白这个道理的原因。老子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明则无徒。”也有这一层道理。姬昌祖孙三代行善积德，但聚集的人气依然不够造反所需，吕尚只稍加点拨就形成灭商之势，里面的学问是很深的。堵嘴的法术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来看姜太公如何帮助文王、武王堵人民的嘴。
西伯姬昌被姜太公设计救出后，深知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欲拜他为国师，将灭商的重任托付给他。但吕尚的才能虽大，地位却只是一个卖肉的屠夫，还是个糟老头子。姬昌如果拜他为国师，不说别国笑话，诸侯不服，就是本国的文武百官就难于接受，将来政令如何行？于是吕尚就想了一个装神弄鬼的办法唬弄人。他跑到商王抓不到，姬昌正好来的渭水南岸“隐居”。每天都装模作样地在河边深潭处钓鱼，他用的鱼钩是直的，也不上鱼饵，而且离水三尺。一个七十多岁的白胡子老头，不疯不颠，每天乐此不倦地在那里胡闹，不引起轰动效应那才是怪事。在戏的高潮来临前，他又派人到处传谣，说他钓到了一条大鲤鱼，鱼腹中有兵书《玉铃篇》（《列仙传》）。或者说他钓到了一块玉璞，上刻“周受命，吕佐昌，德合于今，昌来提。”（《尚书大传》）丑角的戏演得差不多了，老生开始出场。《史记·齐太公世家》载：
“吕尚盖常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悦。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
反对打猎的姬昌为演这出戏也破了例。不仅破例，而且一贯谨慎的姬昌还非要将这次出猎搞得大张旗鼓不可，生怕别人不知道，出猎前又请早就安排好的人算卦，结论是这次出猎什么野兽也打不到，得到的将是一个辅佐霸王的神仙。果然就见到了这个白胡子“神仙公公”姜子牙。文王当众背台词﹕我父亲在的时候就说过了，应该有高人来帮助周国，你才能让周国得以兴旺发达啊！你真的是这个高人吗？我老子望你望得好长时间啊！你就叫太公望吧！
姜太公自编自导，文王主演的这出戏演得怎么样？又是化妆，又是弄鬼，又是卜，又是梦，又是预言，说假话连死了四十年的父亲都搬出来做干证，只差没有拿祖宗来诅咒了。真不知道他父亲怎么不早一点报梦，也好免那几年牢狱之灾，也免得这个神仙公公起早摸黑地多卖那几年肉。
二个七老八十的人把满朝百姓及文武百官哄得团团转，就为了把屠夫包装成神仙。神仙上了坐，好戏才开头。包装吕尚是铺垫，授命姬昌才是正戏。商王不是有天命吗？军民百姓不是因为怕违抗天命而犯天颜，不敢攻击商王吗？神仙公公就是来请天夺商王之命而授予姬昌的。授天命要道具，光他钓一块玉璞起来的小伎俩还不行，吕尚选择了灵台做他的道具。《诗经·大雅·灵台》说﹕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姬昌在姜子牙的导演下，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工程，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建成了灵台。灵台相当于现在的天文台，是古人观天象的地方，修高本为消除周围的遮挡物的影响，以便于观察。古人观天象是一项重要的科学活动，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观察日月星辰的常规运行，以确定历法，指导农时；二是观察天象的异常变化，如彗星、流星等，以寻求它们发生的可能意义。
一般说来，为了统一政令，灵台是只有天子才有的，诸侯国不设灵台，设了也没有用，就像我们现在的时间都用北京时一样。如果每个地方都报一个时，岂不乱了套。但因为这种观察时间漫长，需要专门的人才，帝王的授时又十分准确，加之包括帝王自己在内的古人对天象的产生原理并不清楚，就使得灵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好像灵台是帝王以天对话的地方，是帝王接受天命的场所，因此，灵台也就成了天命所有者的象征，成了帝王的专用品。帝王也正好以此来加强自己的统治。
姜子牙精通其中的奥妙，于是以修灵台作道具。有了灵台才可以请天命，有了天命才可以授姬昌，授了天命姬昌才摇身一变，由西伯变成了周文王。有了天命所授予的大王旗，造反才合理合法，才有号召力，才堵住了人民的嘴，才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才能够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使各诸侯国“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地统统归顺于周族，也才可能有了后来的观兵孟津（演习）、会盟诸侯（检阅）、大战牧野（实施）、灭商成功（胜利）、分封诸侯（结局）各场戏。这就是吕尚对姬昌的包装，也正是他们使用的“阴谋”和所修的“德”。
这里需要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装神弄鬼的姜子牙自己从不迷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骗人，为了包装文王姬昌的需要，为了抬高姬昌的“德”的需要。他所著的《六韬·王翼》说﹕
“术士二人，主为谲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
多么精辟的言论，这也是为姜太公自己的所作所为作的最好的注。《史记·齐太公世家》还说﹕
“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纣师败绩。纣反走，登鹿台，遂追斩纣。”
《论衡·卜筮篇》说：“周武王伐纣，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
《说苑·指武》说：“武王将伐纣，召太公望而问之曰﹕‘吾欲不战而知胜，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为之道乎？’太公曰：‘有道，王得众人之心，以图不道，则不战而知胜矣。以贤伐不肖，则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虽非吾民，可得而使之。’”
姜太公不信占卜，不信鬼神，他重视的是人的因素，尤其是人心向背。他深信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这就是他阴谋修德，并不顾后果地以装神弄鬼来包装文王的原因。
商周之际的这场剧烈变革是姜子牙一手促成的，而我们从姜子牙的行为思想中可以发现，至少在姜子牙的时期，周族领导集团是不信神鬼的，都不是神迷的巫婆。我们说这些历史背后的道理是想提醒我们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有关《周易》性质的问题。《周易》是一部周室王子的教科书，而文王、武王及姜太公这些人如果想教好自己的子女的话，传授的应该是他们自己的真功夫，而不是他们本人都不相信的迷信方术。所以，我们不要将《周易》简单地视为迷信书。事实上，正因为《周易》可能是真功夫，才被作为王室的专用品而不外传。在后面的注释中，我们还会看到，《周易》不仅不外传，而且有高人给它锁上了密码，以至于后人几千年来都没能将其解开。
二是有关《连山》和《归藏》失传的原因。文王和姜太公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大玩了一把瞒天过海、装神弄鬼授天命的把戏，这种玩法虽然前有古人，如商王武丁的梦传说，但他们玩得太大，并由此开了以天文知识愚弄全国百姓以夺取政权的先例，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后世的大多数起义者，如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等或多或少地是对其伎俩的摹仿。正是因为此，当周族的统治者由在野党成为当权者后，深知这种玩法的厉害，所以，从周初起就严禁民间学习天文，违者杀头。后世的每个王朝建立之初，也都要重申这个规定。这正是《连山》和《归藏》不见流传，又时隐时现，“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主要原因。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今后说《连山》时讨论，现在回到主题。
经过文王和姜太公阴谋修德、恩威并重的苦心经营，在十年的时间里，周族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大为西到密（今甘肃灵台县），东北到黎（今山西黎城县），东到邘（今河南沁阳县），南到长江、汉水、汝水三个地域，已经取得了商王朝三分之二的天下。这时灭商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但九十七岁的文王已等不来灭商的那一天，在公元前1051年逝世。王子发继承王位，称周武王。
五、武王灭商
《史记·周本记》载：“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逿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泸、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今予发维共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不过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罴，如豺如离。于商郊，不御克奔，以役西土，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诛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譬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悬其头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复军。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衹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 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封商纣子禄父之馀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宝玉。命闽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馀各以次受封。
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
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
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周公乃祓斋，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
文王逝世的第二年，武王观兵于孟津，这是一场实战前的演练。在当时“小国怀其德，大国畏其威”的背景下，姜太公规定了“后至则斩”的纪律，效果不错，“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武王以“未知天命，未可也”为理由而结束了这次演练。实际上，武王和姜太公只是想检阅一下自己阵营的实力，本没有做好进军的准备。演习的成功坚定了他们灭商的信心，剩下的只是一个时机的问题。据说，姜太公这时派间谍到商朝挑拨离间，以候其变。当商王政权的高层出现较大分歧，帝辛杀王子比干，囚太师箕子，少师又出逃时，武王一举而灭商，这是武王继位的第五年，即公元前1046年。
武王灭商后，为了更好地统治全国，也为了感谢曾经帮助过周族的部落、方国及大臣们，而采取了论功行赏，分封诸侯的分封建国制度。这个制度也叫封邦建国，体国经野，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封建制度。这个制度是由周天子将特定的区域及区域中的民授予诸侯国君，诸侯又将自己的国土分封给自己的子孙。这样层层分封，就形成了由天子诸侯、卿、大夫组成的各级首领，及严格的等级制度。这个制度与过去商王朝时期的部落联盟制相比较，最大的特点是更紧密，更易于管理，也因此使得政权更为稳定。
分封制的实质是权利的重新分配，而土地大小和质量及人口数量的多少是区别权利大小的关键。当时的受封者主要有三类人﹕一是姬姓宗室贵族及帮助周灭商的功臣，如武王之弟周公被封于鲁，弟鲜封于管，弟叔封于蔡，远戚召公奭封于燕，最大的功臣吕尚被封于齐等﹔二是历代帝王的后代，如封神农的后代在焦，黄帝的后代封在祝，尧帝的后代封在蓟，舜帝的后代封在陈，大禹的后代封在杞等。这些人都是根深蒂固的家族；三是依商灭夏时的惯例，封商帝辛的长子武庚为侯，以保存商的祭祀，安抚商遗民。但为了防止其造反，又将商地化分为三部分，命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带兵各据一部，以监视武庚，称为三监。武王分封的区域和受封者相互的关系非常复杂，充分考虑了如何有利于巩固周族政权，即“以藩屏周”的目的。
分封制是由武王时期开始全面实施的一种新的国家制度，但它不是武王的创造，而是文王时期施行的井田制的放大。井田制和分封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将权利、义务与土地、人口相联系，其目的就是强化社会组织，巩固社会秩序，这也是周族改革的一个最基本特点。在后面我们将谈到，这个特点与《周易》书名的含义密切相关。如果说分封制与井田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它们所实施的区域的大小有别。井田制是在周族内部施行的一种制度，而分封制则是推行到天子与诸侯之间，是周朝的一种基本制度。
武王在位只有短短的八年。在灭商后的第四年病逝，长子成王涌继位。这时发生了一件对周族历史影响深远的大事，就是周公摄政。
六、周公摄政
《史记·周本纪》载：“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馀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晋唐叔得嘉谷，献之成王，成王以归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东土，鲁天子之命。
初，管蔡叛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浩》，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康诰》、《酒诰》、《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
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
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
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
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
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
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
人们一般将这段记载理解为﹕武王逝世时，成王年幼。周公担心诸侯乘机叛乱，所以主动摄政当国，代替不懂事的成王行使天子的权利，而承担起管理国家的重担。果然就有管叔、蔡叔联合商遗族的领袖武庚造反。周公于是奉成王命，杀武庚、管叔，囚蔡叔，贬霍叔，然后将商地一分为二：一部分封给微子以存商祀，建宋国。一部分封给康叔，建卫国。平叛后又回师洛阳，建新都。待天下太平，成王长大后，则恭敬地将治理好了的天下奉还给成王。自己不居功自傲，而是俯首称臣。在成王的领导下，又助成王平淮夷之乱，安定全国。晚年时还一边对包括成王在内的新一代领导人谆谆教导，一边制礼作乐，建立了一整套周朝的国家制度，从而奠定了成王、康王二代数十年繁荣昌盛的基础。以此种认识总结周公的一生，真可谓品德高尚，行为正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他平乱、建都、制礼、作乐，才完成了自古公亶父开始，历经王季、文王、武王四代人为之奋斗的灭商兴周的大业，才奠定了周朝五百年江山的基业。后人就是这样理解和评价周公的。
在推崇周公的人中，以孔子为最忠心耿耿者。他在《论语》中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又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克已复礼。”他一生所遵从和推广的就是周公制定的礼乐文化，他要复的也就是周朝的这个礼。也正是由于孔子的努力，周公的思想才不仅影响了二百多年的西周王朝，而且影响了孔子以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和历史。或者说，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主流文化是由孔子创建起来的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是以周公为本的文化。周公就是这样一个一直以圣人的形象，几千年来活在亿万中国人心中的伟大的人物。但如果我们细读《史记》及《尚书》等相关史料就会发现，周公在世的形象远没有如此高大。相反地，他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孤独的强权人物，一个晚年有些悲惨和凄凉的失败野心家。要看清这点，我们需要首先搞清如下一些问题﹕周公为什么要摄政？摄政是否合理？摄政是否合法？摄政的行为对周朝的影响究竟是好还是坏？周公还政于成王是被迫还是自愿？他晚年的生活是太上皇还是阶下囚等等。我们现在还是来依《史记·鲁周公世家》的记载为主线索，讨论以上问题，以期重新认识一个真实的周公，也真切地感受一下那段精彩的历史。
1、周公摄政的实质是篡权
RE:<周易正读>之三:正确的读<易>方法,周族开国史
1、周公摄政的实质是篡权《史记·鲁周公世家》说﹕“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早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离代就封于鲁……。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馀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
以上这段记载交待了周公摄政的原因。也就是说，周公担心诸侯国欺负成王不懂事而叛乱。这个理由表面上看很高尚，为了国家和周族的利益而舍身替主。但这个理由靠不住，原因有三：一是“成王少，在强葆之中”的成王年龄靠不住；二是“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的理由不充分，缺乏依据﹔三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 的说法纯属强词夺理、混淆是非，因为他们反的是周公的摄政行为而不是反的成王。
武王死时，成王年龄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史记》说在“强葆之中”。人们一般将“强葆”一词训为“襁褓”，即包裹和背负婴幼儿的包片和背带。依此而论，成王的年龄当在三岁之内，但这显然与后面所说“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及周公摄政“七年后，还政成王”的记载有矛盾。三岁之内的婴儿发不了命，十岁内的小孩也还听不了政。所以，“成王少，在强葆之中”一句有问题。如果我们以成王十五岁为最起码的听政年龄的话，减去周公摄政的七年，成王即位时年龄的下限当为八岁。成王是姜太公的外孙，而姜太公是文王被囚羑里时才加入周族集团，所以，武王娶姜太公之女最早也当在文王出狱之后。文王出狱后执政八年，武王在位八年，减去在娘肚子里的十个月，成王即位的年龄上限应为十五岁。《礼记》说成王“年十岁”，正好在八至十五岁之间，这个年龄应该是大致可信的。
现在来了一个问题：司马迁为什么没有发现这样明显的问题？也许是我们自己错了，“强葆”不应训为“襁褓”。强是强大、有力的意思。葆是草木丛生、茂密的样子，引申为隐藏、隐蔽等义。“强葆”直译就是被强大的力量所隐藏的意思。依此，“成王少，在强葆之中”一句的意思就当为“成王年幼，处于被强大的力量隐盖之中。”依此理解本来就很通顺，没有必要将“强葆”训为“襁褓”。那么，这一股能够隐蔽成王的力量又来自于那里呢？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谁会畔周？
《周本记》说﹕“周公恐诸侯畔周。”《鲁周公世家》说﹕“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当时可能具有一定畔周实力的诸侯屈指可数，主要有姜太公、召公、周公、管叔、蔡叔、霍叔、武庚等，周公担心那个诸侯畔周呢？依“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的说法，他担心的好像是被镇压不久的商遗族反周。其实这是个大冤案，商族已经被解除了武装两年之久，而且有由管叔、蔡叔、霍叔掌握的强大的周族军队就地武装管制，东有姜太公、周公统治的齐、鲁两国军事武装，西有成王的王师及召公的军队，还有众多忠于周族的小国散布在商地四周，武庚统治下的商遗族这支死老虎是不可能有造反力量的。而淮夷之乱是从商朝开始就存在，与商遗族是不同的问题，也是周族当时尚未达到的地方，且其势力主要在边界附近，暂时不会对周政权构成大的影响。所以，说武庚造反不可信，将武庚和淮夷拉进来与管叔、蔡叔联盟造反尤其不可信。毕竟管蔡与武庚是敌我矛盾，而与周公是内部矛盾。周公将武庚、淮夷之敌与管、蔡连在一起说，其真实的用意可能还是玩的“塞民于兑”的老把戏。他要杀反对自己的管叔，又没有理由，只能借敌人武庚的头作陪衬，以堵众人之嘴。所以我们说，武庚造反可能是个大冤案。
不仅武庚冤，管叔、蔡叔、霍叔更冤，因为他们反的不是成王，他们反的恰恰是周公及其摄政的行为，是因为他们认为“周公将不利于成王。”他们是主持正义，维护公道，为成王抱不平。或者说，如果没有周公的摄政行为，也就可能没有所谓的三叔之乱。而周公将他们的造反说成是他摄政的理由，是他预见了这种反叛才摄政，显然是强词夺理，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诡辩，是不能成立的。
除以上几股势力外，在当时的诸侯中，还有二股势力具有造反的潜力，这就是召公和姜太公。姜太公我们已经作了介绍，而有关召公的来历资料甚少，主要记录于《史记·燕召公世家》，其中说﹕
“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燕。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
关于召公的记载并不多，以上这段文章中有四条有用的信息：一是召公与周同姓氏﹔二是其势力范围在陕西以西，也即周族的老家周原一带﹔三是成王时，官居三公之位﹔四是其人处事公道，方法得当，德高望众。由这几点推测，召公极有可能属于周族背井离乡时，留守在周原的那一支周族人的领袖。如果是这样，周族迁回周原时一定得到了他及其前辈的大力支持，所以，他可能算是一个有恩于周族，且行为端正的地头蛇之类的人物，是周王所倚重的家族领袖。也只有类似的人才有可能坐上三公的位置。
《尚书·周官》说﹕“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邡，变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
依此规定，周朝的制度是王下面为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他们对天子负责，是朝政的制定者，天子的保卫者和王令的传达者。三公之下是冢宰，也即太宰，相当于后世的宰相、总理，是王命的执行者，天子的大管家。太宰下面是司徒、司马、司空等文武百官。成王即位时，姜子牙为太师，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兼太宰。由于太宰一职的行政事务较多，所以，周公实际上是以行事太宰的职权为主，而独立于王室之外。王室的实权因此由姜太公和召公掌管。依这种格局来理解“成王少，在强葆之中”这句话，“强葆”一词显然可能是指将成王隔挡在百官之外的姜太公和召公。以此也就可以认为，周公摄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王室的家族利益，为了王权免受召公和姜太公这两个周王室之外的人左右。以此来读《史记》，其记载就没有矛盾了，这也应当是司马迁的理解。但这是不是周公的真实意图呢？还是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周公是为了维护周王室的利益而排除召公和姜太公二人，那么，成王的众叔，周公的众兄弟就应该站在周公一边，成为其摄政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对者，至少周公应努力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而事实是，没有任何周公曾作此努力的记载，而且从周公摄政的一开始，就遭到了众兄弟的反对，也就是《鲁周公世家》所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不仅如此，周公平三叔之乱首先是得到了召公和姜太公的支持。由此看来，这条理由也说不通。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史记》所说周公“恐诸侯畔周”的理由不论从那一个角度看均不充分，有一定实力的诸侯都没有畔周的迹象和理由。既然如此，周公摄政的行为就是不合情理的了。不仅不合情理，而且也还是不合法的。
周族的君王继承制一直是采用嫡长子继承制，武王死后，其长子成王是合法继承人。如果成王年幼，没有施政能力的话，有两种办法可选择：一是大臣辅佐；二是推举能人摄政。而推举摄政人又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武王生前委托；二是由周族权力集团推举﹔三是依血缘关系排序产生。就目前的资料看，武王生病的时间较长，有足够的时间安排后事，但没有任何曾经委托周公摄政的纪载。所以，武王选择的可能是大臣辅佐这条路。实际上就周族当时的权力结构而言，是非常适合于集体辅佐的。因为召公、姜太公是经验丰富、德高望众的老臣，但没有多少实权﹔周公是实权人物，但兵权不太大﹔管叔、蔡叔、霍叔等人掌握着兵权，但离王城远，又没有政权，号令不了诸侯。这三股力量相互制约而得到平衡，一般说来，任何一方对成王的背叛都会遭到另二股势力的打压而失败。所以这是一个对成王的王权稳定非常有利的结构，大概这也正是武王未指定摄政人放心而去的原因。周公摄政后又不得不还政于成王这一结局，也说明了这三股力量的平衡力对稳定王权是起作用的。值得注意的是成王临终时的安排，《周本纪》说：“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害怕自己的经历在自己的身后重演，所以才在临终前作了如此明确而慎重的安排。
周公的摄政行为还可以由周族权力集团的推举产生而合法。但从史料上看，不仅没有过这种程序，相反地周公的摄政行为是遭到整个权利集团一致反对的。《史记·燕召公世家》：“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史记·周本记》：“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姜太公的态度不清楚，但依《鲁周公世家》载﹕周公曾向召公和姜太公解释摄政的理由，可见他也绝不会是支持者。不仅高层如此，从《尚书·大诰》的内容看，大臣和诸侯国的国君也不支持周公的行为。所以我们说，周公的摄政行为是违背了周族权力集团的意愿的。
如果按血缘关系排序又如何呢？《史记·管蔡世家》载：“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载。” 其中伯邑考早逝，所以由武王发继承了文王的王位。如果成王年幼，必须按血缘关系推举摄政王的话，应该由武王的长弟摄政。长弟是管叔鲜，周公只是武王的二弟。所以，以血统的排序来确定摄政王也轮不到周公。
由以上三点分析可知：周公的摄政行为既不是武王的遗嘱，也不是权力集团的推举，更不是依血统的排序方式产生，所以说周公的摄政行为是完全不合法的。周公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韪而行此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事呢？为什么放着安稳的日子不过而宁愿成为众矢之的呢？唯一合适的解释只能是：他摄政是假，篡权是真。应该说周公在周族当时的权力集团中，是最具备这个能力和条件的。《史记·鲁周公世家》载：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
《史记·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维发、旦贤，左右辅文王。”
《史记·鲁周公世家》﹕史官替周公宣读祷辞说﹕“……旦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 “以旦代王发之身。”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周公是周文王十子中能力最强者，而且他自视甚高，以为自己较武王的能力更大。所以，周公的个人素质已具备了为王者的能力是毫无疑问的。武王逝世时，周公官居太宰。《周官》说﹕“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他主管国家的治理，负责统帅百官，调剂邦国的任务，属于周族最具实权的人物，也因此是最具备夺权条件的。这样一个有能力和条件篡权的人物，加上遇到武王病逝，成王年幼这样一个最佳的夺权时机，当然也就最容易让野心家的权力欲膨胀。这大概正是周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行此非理非法之事的真正原因。所以我们说，周公摄政的真正目的既不是为了维护周王室的利益，也不是为了维护成王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他自己的一己私利。他摄政是假，篡权才是真。但周公篡权之路并不平坦，他低估了对手的力量。
2、不平坦的篡权路
周公摄政后，周族权力集团被明显地分为三派：一是以周公为中心，主要由行政官员及诸侯国组成的权力集团；二是以成王为中心，由召公、姜太公所领导的周王室及外戚的势力集团；三是由管叔、蔡叔、霍叔等武王众兄弟、成王众叔组成的军事集团。周公的篡权行为要变得合法，就必须清除掉另二个集团的中心人物成王和管叔。因为此二人是依血缘关系排序的话，应排在周公之前的王位合法继承人。两人比较，掌握兵权的管叔对周公的威胁更大，所以周公摄政后，首先就将矛头指向管叔鲜，要拿他开刀以除后患。为除管叔，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向成王借旗帜﹔二是给管叔安罪名。《鲁周公世家》说﹕
“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
“周公乃奉成王命”这句话别当真。成王既然年幼他能下命令吗？周公对成王如此恭敬他还用摄政吗？既然已经摄政还需要成王之命吗？这句话不过是想借成王的旗帜用一用，以堵众人之嘴。他“兴师东伐”前的动员令《尚书·大诰》说﹕“尔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违卜。’”周公招集的部队都不愿意参加这种兄弟相残的战争，所以，周公要借成王之旗，这面旗帜是找召公和姜太公借的。二公之所以同意借旗，一种原因可能是权益之计，强权之下不得不借﹔二种原因可能是坐山观虎斗。
周公借了王旗，还得借武庚、淮夷等周族敌人的名，只有将管、蔡的不满上升到投敌叛国的高度，才能使周公的征伐名正言顺。应该说这两手都是对姜太公灭商计划的活学活用，也是非常成功的实践。周公的“平乱”很顺利，或许是对手的士兵们敬畏王权，或许是士兵们都不愿参与这场对他们自己而言毫无意义的战斗，或许是管叔们本来就没有准备对抗等等原因，战斗的结局是一边倒，对手的部队基本上没有抵抗，或就地投降，或望风而逃。周公于是杀武庚、管叔，囚蔡叔，贬霍叔。然后将商遗民一分为二：一部分分给武王灭商时投城的微子，建宋国以存商祭，一部分封给幼弟康叔封，建卫国。
周公成功地解除了对自己威胁最大的管叔，但对成王的争斗却出现了他意料之外的困难。《鲁周公世家》说：
“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异母同颖，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作《馈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周公。”
人们将这段话一般理解为：唐叔得到了一颗异株同穗的稀奇禾苗，以为是吉祥之兆，就送给成王。成王让他送给在外东征的周公，周公接受后，就平定了东方的叛乱，然后写了一首叫《鸱鸮》的诗回报成王，成王也不敢责备周公。依这种理解读起来很费劲。“王亦未敢诮周公。”成王不敢责备周公，是不敢公开责备，心里一定有不满之意。他为什么不满周公呢？大概是因为《鸱鸮》这首诗。周公为什么要写这首诗呢？大概是因为成王馈赠给周公一株苗。如果成王真是好心献给周公，岂不是热脸贴上了凉屁股。所以，传统的观点对这段话的理解不通，我们要换一种思维方式来重读这段文章。
“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异母同颖，献之成王。”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唐叔得到了一株奇异的植物，就将其作为珍宝送给成王。
“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作《馈禾》。”这段话有问题。成王年幼，可能还想不到要嘉奖周公，况且成王对周公的行为一直是心怀疑虑，也就不可能诚心诚意地送宝于周公。所以，这里的成王让唐叔转送给周公的主意只能是召公和姜太公的点子。召公和姜太公为什么要送这么一件宝物给周公呢？原因就在这颗植物的特异性上。这是株“异母同颖”的植物。“颖”即植物的顶端。“异母同颖”即下面有二个主杆而上面却合为一体，在张家界、黄山等风景区有类似的树，称为合欢树。二公送周公这么一件宝物其实是借题发挥，暗示周公，他们要为成王要权，周朝的这个天下不能由周公一人说了算，至少应该由成王和周公共同主持。
“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周公将成王让唐叔转送的异禾视为“命禾”，即传达王命的禾，而不是一件普通的赠品，可见他懂得召公和姜太公赠禾的含义。上一句“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也是一个双关语。表面听起来是说唐叔到周公当时所在的东方转交赠品，其实是暗示分而治之，周公主东的意思。或者说，召公和姜太公向周公传达的是王城己经由成王主政的信息，是明确告之周公﹕不能再回王城。周公这时的处境其实不妙：身处三叔及商的势力范围，难于得到民众的支持﹔东边是尚未平息的淮夷之乱﹔而西边的根据地又传来了政变的消息。姜太公和召公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机为成王要权，除他们乘周公在王城的势力较弱之时控制了王城局面外，看中的可能也正是周公当时的困境。周公对当时的处境是清楚的，对召、姜二公的势力和才能更是不敢轻视，所以，他选择了先站稳脚跟这条路。
“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周公。” “东土以集”，东部地区已经被全部收服。表明周公已经站稳了脚跟，有了自己稳定的地盘。依《尚书·金滕》“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的记载，这个时间用了二年。立足已稳后，周公给成王写了一首名叫《鸱鸮》的诗。这首诗被孔子保留了下来，即《诗经·豳风·鸱鸮》，全文如下：
“鸱鸮！鸱鸮！即取我子，无毁我室。
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
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
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
这首诗直译成白话就是：
猫头鹰啊！猫头鹰！已经抓走我的孩子，不能毁坏我的家。
恩爱呀，辛勤呀，生养孩子多么可怜呀！
趁着天还没有下雨，取那边家乡的泥土，修缮好我的门窗。
如今你这些手下的人啊，也可能要来侵害我。
我的手上没有足够的材料，我去揪那开了花的茅，我去积攒没人要的小草。
我的嘴已经累病了，唉！我没有安定的住所。
我的羽毛凋零，我的尾巴残破，我的破屋摇摇欲坠。
在刮风下雨的飘摇中，我只能发出惊恐的鸣叫。
读这首诗的感觉好像很凄凉，其实诗中充满了杀机。正确地理解这首诗一定要注意其历史背景和《诗经》的所谓比、赋、兴的写作手法及特点。其中，第一段的大意如果意译应为：“王权我可以不要，但你们不能阻止我回家。为了取得周族现在的这个王权，我辛勤努力，付出了很多，不容易啊！”这是在对成王摆功劳，倚老卖老。理解这段诗关键是要理解子字的含义，这里的“子”字，是比喻周族灭商后产生的新政权，即王权。他的含义以我们现在所说的“新生的政权”的意思相同。
第二段如果意译应为﹕“乘着你们还没有攻击我，我还握有兵权的时候，我要在你们所占据的我的故乡找地方修好我的王城。但你的手下人啊！可能要欺负我，不让我完成。”这段话中的“桑土”指故乡的土，“桑”和“梓”一直是古代故乡的代称。“女下民”指成王的太保召公和太师姜太公。当时的召公在王城统率王师，保卫成王，而姜太公已经到齐国就封，并着手夹击周公。
第三、四两段的大意是说﹕我这么做是不得己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我给你们解释得嘴都病了，你们还是不相信我，还是不让我回家。我可怜啊！人到晚年却还没有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家。
周公为什么要写这首诗给成王呢？当时的周公已经平息了东面的叛乱，想回到京城去又被拒绝。所以想另立山头，筑一个新的王城，写这首诗就是在告知成王﹕既然你们不让我回京城坐王位，我就不要这个王位好了，我另起炉灶。周公的这种行为其实是在给成王出难题。在此我们需要先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政治的手段问题。前面我们曾经提到姜太公所说的一段话：“王若欲久持之，则塞民于兑，道全为无用之事，烦忧之教。”这说的就是政治家的手段。通俗一点说就是﹕政治家要学会搞两面派。周公想篡权，但又怕天下不服，所以就说我只是代成王摄政。召公想为成王要回权力，就送周公双杆禾，也没有公开王室的矛盾。周公现在作这首诗告知成王，他将要筑王城，无疑是威胁成王将向天下公开王室的这个矛盾。而一旦公开，成王肯定很难堪，那有一国两都的道理。所以，成王对周公的这首诗及诗中的威胁很不满，但又不好发作，因为是成王赠“命禾”任命的“二王”。因此才有了“王亦未敢诮公”，成王也不敢责备周公的话。
政治家们的这些戏都是在桌下演的，不能拿到桌上来。这就像两个调皮的孩子与父母同桌吃饭时的情形，两人在桌下一人踢对方一脚来，踢输的一方最后的招数就是告状。在此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这首诗本身也是周公篡权的主要证据，因为，周公本来是鲁国的封君，鲁国才应该是他的家，所以不存在没有归宿的问题。他非要回王城不可，甚至新筑一个王城，目的无非是看中其所象征的王权。周公说得到也做得到，这就是洛邑的产生。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洛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洛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
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匑匑如畏然。”
周族有二个王城：一是在今西安附近的丰（镐）﹔二是在今洛阳附近的洛邑。丰（镐）是周武王灭商后，为了更方便统治新王国而建的王城，从周武王开始，西周二百多年的十多个王全住在丰。而洛邑是周公所作，其建筑规模全部是按王城的标准建设。建成后，成王也象征性地去过一次，还主持了开城的祭祀仪式。对此《尚书·洛浩》有详细记载。但让历史学家们头疼的是：为什么周公劳民伤财地建起王城后，周朝的王城却并没有搬迁？甚至查不到周族曾经有过搬迁的打算。它仅仅只是周公的居所。难道成王、周公等领导人将这么大的事当成儿戏？这样解释显然说不过去。其实洛邑的产生正是周公赠诗成王后的结果。
成王收到周公的《鸱鸮》诗后，虽然不高兴，但也不敢责备周公，所以只能同意周公按王城的标准建洛邑。当然，为了挽回面子，又不发生双方均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们一定动了不少脑子，作了很多“外交上”的努力，而达成了一些协议。从以上记载及《尚书·洛诰》所述来看，表面上还政于成王以换取对周公主东的公开承认，应是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当然，这个协议要换一种说法。这就是《史记·燕召公世家》所说的：“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这种政治格局是完全违背周族的封土建国制的，所以，所谓“召公主西”的说法不过是为成王捡面子的说法，又是“堵嘴”的伎俩，实际上是成王和周公东西分治。在《洛诰》中，成王也说得很清楚，他对“还政”后的周公说：“我二人共贞。”这句话一般译为﹕让我们二人共同承当这一吉祥。这样译法未能理解“贞”字的含义。贞的本义应为主持、判断等义，而不是占卜（参乾卦注释）。这句话正确的译法应为﹕让我们二人共同主持朝政。
成王与周公达成的这个交换协议，在当时看来应该算是一个双赢的协议。对周公而言，能够掌握由天子公开承认的大半个江山的实权，并同意筑王城规模的洛邑作为居住地，他己经心满意足，总算没有白“摄政”（篡权）一场。而且如果与成王公开叫板，他并没有十分胜算的把握，他深知王权本身的重量，他打的仍然是成王的旗号，他也清楚召公和姜太公的份量，他的精力也已经有限。对于成王而言，能从已经被周公夺去的政权中要回一半，而且得到了周公不夺王城丰的承诺和表面上对成王王权的承认，即“还政于成王”，无疑是一个较大的胜利。当然，对成王而言，这仍然不过是要回旗帜的权益之计。旗帜一到手，周公就被打得落花流水了。
《鲁周公世家》载﹕“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沉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
这段记载我们从“及成王用事”开始说，前面的那段故事我们在下一段再分析。“成王用事”当然是指周公居洛，还政成王之后。“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有人说周公的坏话，所以周公就逃到楚国避难。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从来就没有人说他的坏话一样，而其实从周公摄政以来，就没有人说他的好话。所以，周公的逃亡与有没有人说他坏话没有关系，问题应该出在周公不该还政于成王。
成王用事后，都做了那些工作来削弱周公的权力？我们已经很难知晓，但有一件事却有记录，这就是《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到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成王赐太公征伐权，肯定是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因为周公摄政期间，成王没有这种权力。
征伐权是一个很重要的权力，实际上它就是王权的代理权，姜太公的齐国因为获得了这个权力而兴旺，周族也是因为当时得到了商王所赐的这个权力而称霸。周公主东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征伐权。有了这个权就可以控制下属各国，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各项利益。这里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成王要给姜太公这个权力？表面上看来是为了安宁淮夷，而实际上这是在削弱周公的权力，在挤兑周公。因为齐国可征伐的地域属于“周公主东”的权力范围。而且齐国与周公的封地鲁国为近邻，给齐国征战的权利，显然是与周公过不去，甚至可以说这就是在向周公下战书。周公正是在成王、召公及姜太公等人的逼迫下，深感自身难保不得不选择了逃亡之路而奔楚。至此，周公篡权的这条不平坦的路才算是走到了尽头。
3、将功补过，得以善终
周公逃亡楚国的情况，史书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但逃亡的处境总是不好受的。《诗经·豳风·九罭》描写的可能就是周公的逃亡。全文如下﹕
九罭之鱼，鳟鲂。
我觏之子，衮衣绣裳。
鸿飞遵渚。
公归无所，于女信处。
鸿飞遵陆。
公归不复，于女信宿。
是以有衮衣兮，无以我公归兮。
无使我心悲兮。
译成白话大意为：
捕小鱼的网中，困住了大鱼鳟和鲂。
我遇到的这个人，身着天子的龙袍绣裳。
大雁只能贴着小洲飞翔。
周公想回家而没有住所，请你再住一宿。
大雁只能贴着陆地飞翔。
周公想归家却不能实现，请你再住一宿。
是因为他穿着龙袍啊！才不让我们的周公回去啊！
不要使我的心里悲伤。
依《鲁周公世家》的记载，周公奔楚后，成王看到了周公曾经求神代成王受过的祝册而接回了周公。周公流亡后，成王又派人将周公接回是没有问题的，但接回的理由却有问题。原因有三：一是成王年少时由周公摄政，成王不可能在执政上犯错误，也就不可能犯“天惩”的病，当然也就用不着周公来替罪；二是从武王伐纣遇凶兆而仍然按计划执行的史实中可知，吕尚、武王、周公等这一代领导人是不信鬼神的，即使过去信，通过武王伐纣一事也不应当再信；三是这个故事与前面所说的周公曾为武王求神代过的故事完全一样，而这两个故事都是在周公篡权失败流亡后才被发现出来，而不是故事发生时的流传，其真实性不可靠，有杜撰之嫌。由此，我认为这是二个虚假的故事。至于是谁编造的？有多种可能，可以肯定的是，它与成王接周公回来的理由有关。
成王为什么要接周公回来，准确的原因已经很难知晓。可能是他接受了周公编造的摄政理由﹔可能是他被周公及支持者编造的“真诚”故事所感动；也可能是同情心使然﹔但更可能的还是政治的需要，是权谋的需要。
周公摄政的七年是内讧的七年，通过这七年的争斗，究竟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呢？周公摄政之初，周朝的权力集团分为三块：一是周公的官僚集团；二是管叔、霍叔、蔡叔的军事集团﹔三是以成王为中心的召公、姜太公的王权集团。这三个集团都是周王室的势力。但经过七年的内争后，到周公还政于成王前后，周朝的实际权力分别由召公、姜太公和周公三股势力主宰，属于周王室的只剩下不到一半。可见周王室的内争时期，真正从中获利的是召公和姜太公，而王室的权力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当周公被迫流亡后，摆在成王面前的是一个难于收拾的局面：召公和姜太公的势力因为没有?
RE:<周易正读>之三:正确的读<易>方法,周族开国史
周公摄政的七年是内讧的七年，通过这七年的争斗，究竟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呢？周公摄政之初，周朝的权力集团分为三块：一是周公的官僚集团；二是管叔、霍叔、蔡叔的军事集团﹔三是以成王为中心的召公、姜太公的王权集团。这三个集团都是周王室的势力。但经过七年的内争后，到周公还政于成王前后，周朝的实际权力分别由召公、姜太公和周公三股势力主宰，属于周王室的只剩下不到一半。可见周王室的内争时期，真正从中获利的是召公和姜太公，而王室的权力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当周公被迫流亡后，摆在成王面前的是一个难于收拾的局面：召公和姜太公的势力因为没有了周王室的势力约束，有抛弃成王的可能，而周公的势力集团又处于受牵连的境地，不可能听命成王，树倒猴狲散，有的可能会投靠召公、姜太公，有些忠于周公的势力甚至于可能在各地反叛。至此，成王大概看出了自己的危险境地，并反思了自己所真正需要的不过是权力，而劝降周公比消灭周公的利益更大，所以，成王做出了接回周公的选择。当然，这又是一个交换的过程，又是一个新的协议。从周公回来后所发生的事件看，协议的主要内容可能为﹕周公放弃王权，并辅助成王统一周朝的政令。而成王不再追究周公篡权的责任，保障他的安全并让其享受王者的待遇。这又是一个双赢的协议。对周公而言，可以在保护自己名声及封地的前提下安度晚年而善终。对成王而言，可以顺利地接管周公的势力集团，而且因为这个势力集团的存在，使得召公和姜太公及其它势力集团不敢有野心存在。从而以最小的成本获取了最大利益，使自己的力量迅速增强而成为名符其实的天子。周公回来后，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成王，有益于周王室的事。《周本纪》载：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
这是成王参与的一场平乱，这场战争有没有必要由成王亲征是一个问题。但成王选择了亲征，而且是以周公为太师，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它向全国宣告了两条信息：一是成王已经具备主政的能力；二是王权得到了周朝整个权力集团的支持，从而结束了成王和周公东西分治的局面。这也是周公将功补过，辅佐成王的一个最好的实际行动。《鲁周公世家》载﹕
“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成王在丰，天下己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
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晚年的周公为成王制定了一系列属于周朝自己的礼乐文化，彻底改变了过去遵循殷礼的做法，《周本纪》载：“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正是在周公的大力辅佐下，也只有在周公的真心帮助下，周室的秩序才得于很快恢复，成王的权利才得于迅速加强，并由此开始使周朝结束内争，获得了数十年之久的繁荣昌盛的政治局面，也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成康之治。为了表彰周公晚年的贡献，为了加强内部的团结，也可能是为了兑现曾经的协议，成王特许周公的封地鲁国世代享有天子之礼乐，并将周公葬于周文王附近。不论如何，周公可谓是善终。当然，周公也有着太多的遗憾。其中最大的遗憾就是不知道如何完全保证自己的名声不被毁坏。
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他曾经做过很多努力：在《周书》及周公其它著作中，他一再强调唯德是用，有德则王的思想，实质上是在对知情者为自己的摄政行为辩护。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有德有才的王者之材；他两个故事的编撰则是在向不知情的人辩护。……大幕将落之际，周公念念不忘的是他自己的名誉问题，《诗经·豳风·狼跋》正是其心情的写照。诗说﹕
狼跋其胡，载疐其尾。
公孙硕肤，赤舄几几。
狼疐其尾，载跋其胡。
公孙硕肤，德音不瑕。
大意为﹕
狼前行踩上了自己的胡须，后退又绊上了自己的尾巴。
周公的忠诚有如赤子，仿佛新生的喜鹊。
狼后退绊上了自己的尾巴，前行又踩上了自己的胡须。
周公的忠诚有如赤子，名声道德洁白无瑕。
理解这首诗关键是要理解“公孙硕肤”的含义，特别是“孙”和“硕”这两个字的含义。“孙”的本意为家族之中爷—父—子—……的这种血缘维系关系，后被作为名词子孙的“孙”用，这里应用其原意。硕的本意为大头、大脑袋。就人身体的比例而言，婴幼儿的脑袋所占比例无疑是最大的，所以这里的硕字应指婴幼儿。“公孙硕肤”直译就是“公”对后代关系的维系有如婴儿的皮肤。比喻周公对成王的忠诚有如婴儿的皮肤一样纯洁。
关于周朝开国前后的历史，我们到此讲完了。就叙述那段精彩的历史而言，以上篇幅远远不够。但就我们这本不是讲历史的书而言，又已经不短。我们之所以要将本书的背景材料写得这么多，是因为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与传统的历史观有太多的不同，是因为我们过去所读到的历史有太多的伪善。只有认识了真实的历史，才有可能认识真实的《周易》。在后面《周易》正文的注释中，我们会更为真切地去感受那段历史，去感受作者的心灵。这个作者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叙述得最多的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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