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宗迪先生“七夕非情人节论”的几点质疑(陈明)
跟春节、清明节越来越受到重视一样，今年的七夕也表现出十分红火的势头。这后面既有国际国内的思想文化因素（如文明冲突论、民族复兴及和谐社会等）的影响投射，也有厂家商家基于利益动机的推波助澜，但根本原因却是国人在现代社会心理需求日趋丰富以及传统意识在经济宽裕后日趋回归。从目前来看，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比较良好积极。正因此，刘宗迪先生以专家身份指出“把七夕当作情人节来过不合乎传统”，引起轩然大波十分正常。刘文《七夕故事考》主要观点有三：七夕与爱情婚姻无关；三月三更适合情人节；把七夕当情人节是以西律中、“数典忘祖”。下面就简单地逐一讨论。七夕与爱情婚姻无关？
刘说：“传统上七夕根本没有青年男女聚会联欢、谈情说爱的习俗，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以及由这个故事引发的关于爱情的想象和创作，就想当然地把它当成是情人节”；“出土的秦代占卜文献《日书》，就明确把牛郎织女视为对婚姻不利”。这里的关键是：所谓“传统七夕”在时间上指什么时代？它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它与牛郎织女爱情故事是什么关系？古人在其生活中是否把它作为一个爱情主题节日对待？刘认为七夕是“完全是一个农时节日”。上古道朴，先民为最基本的生计奔忙，几乎所有的节日都与祈禳和劳作相关；男欢女爱也指向生儿育女的人自身的再生产。所以，在最初的意义上讲七夕“完全是一个农时节日”错不到哪里去，因而完全可以将作为时序节点的七夕这个日子首先系属于农事劳作主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它主题的关闭。如果把七夕节结构中的农事劳作和爱情婚姻两个主题解析为天象――人格化――女功和天象――人格化――爱情两条线索，进而对两条线索之交叉重叠发生在什么时段？其组合和谐度及互动性如何等考察梳理，那么刘文结论是否成立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里有“牵牛以娶织女”的语句，表明刘氏所谓的“自然天象”被人格化、性别化、夫妇化早在战国时期就开始了（至于其作为占卜之词对于问婚姻不吉利，那是另一回事。况且，爱之美、情之深只有在悲剧性的极端情境中才能得到更为充分的演绎和展现；圣瓦伦丁的故事也是如此）。汉代《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更将其浪漫化。白居易《长恨歌》有“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名句。它实际是写实：唐明皇和杨贵妃“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夜始半，妃独侍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到宋代秦少游吟出“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再到诸城、滕县、邹县一带把七夕下的雨叫做“相思雨”或“相思泪”，爱情主题无论是与作为日子的七月初七还是与作为节日的七夕，均已经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并且深入人心不可摇撼。
二者结合的时间最迟在汉代。根据在韩鄂《岁华纪丽》卷三引汉末应劭《风俗通》逸文:“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因为梁(注：梁即桥)以渡织女也。”织女星人格化后，在把她想像成牛郎之妻的同时，从女性角度把她想像成织出彩霞云锦的高手，希望她在一年一度的鹊桥会时给地上的姐妹们启示一二，既可以使爱情故事更加生动，也能使乞巧习俗更加神奇，难道不应该是合情合理水到渠成么？因为织女的人格化，七夕所乞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由手巧到心通、貌巧，到姊妹和好、父母安康，当然更有郎君如意瓜瓞绵绵。毕竟，巧慧和贤淑，对于郎君的选择、对于家庭生活的和谐，在现实中具有相当重要性。今天看来，这二者的双重变奏表现在在宋代乞巧的主题比较突出，而现在，情感的主题被强调。这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因为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改变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需要、审美趣味和价值理念。
也许是以为指控别人错就可以证明自己对吧，刘文说“三月三是古代情人节毫无疑问”，却并没有给出什么论证，只是说“万物盛开、摇荡性灵的春天才是滋生爱情的季节”。这似是而非。首先，他提到的春社、清明和上巳什么的，即使在历史上曾与所谓爱情主题沾边，但在历史的演变中已经被排除改写或淘汰了。上巳最初是宗教性的驱邪祈福活动，今天几人知道？清明到是众所周知，但已经成为追忆先祖的日子。春社，祭的是土地神。男女对歌的三月三倒是有些春意，但不再属于汉文化圈。举苗、黎诸族为例，欲以明其古则可，欲以证其新则适得其反――方言中古音多，难道就要以它为普通话？日语中的汉字古意浓，难道就要依它写作？文化本就是层层垒积起来的峰峦，每一代人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条件移沙运石。前人的工作只是后来者的基础和参照，而不等于其范围和目标。
退一步从实际操作讲，三月三和七夕，究竟哪一个在当代中国人的感受和意念中占有较大比重和影响呢？国务院颁布的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应该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说明问题。传统节庆有基础可以更新，现代生活有情绪需有待释放。七夕情人节主题的强化可以说是一个利多弊少甚至可以说两全其美的好事，在它刚刚开始的时候，从学术角度建言当然是学者的权利和责任。但学者也应该情醒，自己是阐释者而不是立法者，对待民风民俗，还是采取“从众”的态度为好。穆哈默德知道山是不会走向自己的，所以他选择走向山。这是一种智慧。
但刘不是这样，不仅摆出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架势，而且明明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泥古不化却洋洋自得自以为是自以为高。这是因为他不仅认为自己在知识上有深度，而且价值上有高度。从其知识论思维出发，他先是根据节令农事叙事先于爱情婚姻叙事（实际他根本就否认二者间存在任何关系），而把前者定义为七夕“原貌”，然后再根据后者“不是原貌”而否定其在这一节日中的地位从而否定其对于人们情感生活活得意义联系。看来他不仅相信第一推动的绝对永恒，而且相信自己是拥有上帝密码的唯一先知，拥有对离经叛道者兴问罪之师的法官统帅。所以他进一步宣称外国的情人节同样也搞错了：“其实，西方的情人节，原本也就是古希腊罗马的春节，即农神节或牧神节，圣瓦伦丁的故事只是基督教窃取了这个节日后强加给这个节日的（就如同屈原投江的故事是后人强加给端午的一样）。”――如此学术岂不叫人笑掉大牙！
再看价值高度：“好多人以为过过中国的七夕情人节就为复兴中国传统作出了贡献，简直是自以为是、自作多情的胡扯。其实这样做的结果，恰恰是进一步斩断了传统的命根子，让西化的触角进一步伸展到了七夕。”――即使情人节的讨论是由二月十四日的圣瓦伦丁节而起，难道以此为助缘就意味着七夕的西化？进一步讲，文化的命根子难道不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而在一个节日的名称？这难道就是数典忘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发前德之幽光、继先贤之伟业应该比空守千年纸上尘要更加艰难也更加值得称道吧？鲁迅曾痛惜国人的自信力之丧失，我不知是不是指向义和团，但刘氏脆弱如此，把文章找来读一读应该会有所感悟有所帮助！古人的东西、洋人的东西，拿将过来，使自己的生活有滋有味红红火火，那就成了我们自己的东西今天的东西，那就成了文化的更新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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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七夕：“民族豪情味”的爱情薯片
商业资本对欲望的准确判断和生产，将七夕包装成某种“民族豪情味”的爱情薯片，成为消费力的释放渠道。这些天辛勤地阅读都市报没有白费。你知道了，“七夕”的本意远远不是情人的节日，而是妇女在乞求一门实用的好手艺。织女也不过是一个屈服于偷窥者、在贞洁的圈套中葬送一生的悲剧女性，浪漫成分实在有限。大多数有良知的中国传统学科研究者对“七夕———中国情人节”这一名不副实的节日表示不屑一顾。长平也在《七夕情人节，不能承受之重》（见8月1日《南方都市报》）中指出，这种缺乏文化根基的“节日”不过是民族主义者的一相情愿。但事情还没有结束。
“都市白领们对七夕并不感兴趣”，不少媒体的社会新闻版略带遗憾地说。除了在精力旺盛的汉服派们的派对上得到足够的激情以外，四处奔波的记者几乎无功而返。
不过，他们一年比一年忙碌的身影和加大码的报道已经在暗示这个“点子”的胜利。回顾近年来有关七夕的新闻报道，打开百货商店寄来的DM快件，再检阅一下手机上的祝贺短信，你会发现，对“七夕”的认知度正在迅速膨胀。
毫无疑问，“中国情人节”已经隆重上市，就像某种“民族豪情味”的爱情薯片。
商业资本的鼻子很灵敏，它发现这种产品迟早会成为消费力的释放渠道，只不过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对这新配方做出反应。
长平在文章中用传统节日的标准审视了“七夕”，认为它不是“民间社会对于欢乐节日的需求”的产物。这显然是个事实，但并不给资本造成困扰———有需求要生产，没有需求那就要麻烦一点，首先创造需求，然后生产。这只需要一点无伤大雅的“抒情营销”就能做到，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保留消费和馈赠的本质———这也是都市人类永恒的焦虑———而更换调味料的种类。西方的瓦伦蒂诺节是一个现成的样本，洒上中国调料就行了。民间传说像嫩绿的芥末坨，摆在小碟子里，爱吃不吃。这一现象已经得到证实：个别没有收到浪漫礼物的白领女性大失所望，而小圈子论坛已经露出了节日流氓的嘴脸：“多过一个也无妨。”对欲望的准确判断和生产，解释了今年的七夕活动为什么实用得令人脸红。歌星“七夕”签唱会，数码产品“七夕”主题的营销方案，还有根据企业名称改造的“七夕红豆相思节”……类似的活动不但没有得到传统文化人士的赞赏，恐怕“七夕情人节”这一概念的最初倡导者李汉秋都会摇头。2003年的“两会”上，他提出要重视传统节日，考虑到年轻人流行“情人节”，便着重强调了“七夕”的寓意和传统。他还希望以此体现“人文奥运”的精神———2008年奥运会正好是“七夕”的后一天。事实是，结果远在他的控制之外。这并不令人意外，在自发运转的资本链条上，他只不过提供了一个引子，而无法决定最终产品的走向。接受媒体采访时，李汉秋只选择性地介绍了一例七夕活动，那就是去年，7700多对情侣登上武夷山的九曲溪畔的鹊桥。这或许才是他心目中的庆祝模式。
在媒体的诱惑下，一些学者也不小心道出了“节日欲望”的制作小窍门，比如说，任何节日都有标志性的器物，圣诞节有圣诞树，情人节有玫瑰花，中秋节有月饼，中国情人节以什么作为符号？多亏他提醒，一些目标长远，致力于培养顾客群的企业准备好了答案。“送荷包呀。”某著名民族品牌在今年的促销活动中迫不及待提出并付诸实践。有了利润的刺激，资本比学者更热爱民族文化。
除了在一旁干着急的学者，一些亢奋的媒体也投身到对“节日欲望”的制造中来。
“七夕中国情人节是否应大力提倡？”它们习惯性地制造这样空泛而虚假的争论（以往类似的问题还有文学是否要反应现实，女性遭遇强暴应保护贞洁还是生命），完全不考虑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节日有其自身的规律，不是提倡或反对能解决的。它们就用这种眉头略皱的辩论赛来吸引看客，转过脸去就贩卖“感人的七夕爱情故事”。
“民族豪情味”的爱情薯片终于被炮制了出来，整齐地码在货架上。只要按照标签付款，任何人———学者、媒体、80后，都可以获得称心如意的“节日感”。现在的问题只是，它究竟能卖多久。
黄维嘉（上海编辑）
RE:对刘宗迪先生“七夕非情人节论”的几点质疑(陈明)
七夕情人节，不能承受之重南方都市报长平2006-08-01 04:54:47昨天是被称为“中国情人节”的七夕节，尽管有商家刻意炒作，有文化学者发表宣言，也有一些学生穿汉服上街，但无论网络上还是街市中，浪漫欢庆的气氛却并不多见，跟每年２月１４日满城玫瑰、遍街情侣的舶来品“西方情人节”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在中国，农历七月初七作为节日由来已久。虽然源自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但是七夕节在中国古代却更普遍地作为妇女的“乞巧节”流传——姑娘们在这一天以学习、切磋和展示心灵手巧的针线活为名进行社交活动——近似于今天的“妇女节”。邓拓的《燕山夜话》中就有一篇《中国古代的妇女节》写道：“说起妇女节，现在一般人只知道‘三八’节，谁都不会想到中国古代也有妇女节。这个妇女节的由来，虽然带了很大的神话成分，但是它主要是以生产劳动、恋爱和婚姻问题为内容的。这个节日就是中国阴历的七月七夕。”
正如邓拓所说，自从将公历３月８日作为新的妇女节之后，传统的“七夕节”逐渐被人淡忘，以至“谁都不会想到”它了。但是这两年因为情人节西风东渐，就有人把它重新挖掘出来，并包装成“中国情人节”隆重推出。正如西方人发明计算机原理我们就说《易经》中早已有之一样，在年轻人过起西方情人节时，我们的传统文化学者也出来告诉大家：中国人的情人节比西方要早几千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情人节。
圣诞节本来是基督徒纪念耶稣诞辰的节日，现在几乎全球共享。
端午节据说是古代越国的新年，后来被用来祭奠屈原，也在一些地方成了纯粹的民间避邪节。这说明节日的演变是很自然的历史事实。七夕也是如此，从拜月、乞巧、姐妹盟到今天的情人节，各种习俗流变穿插，本来都可以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今天提倡将七夕作为“中国情人节”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和以往的节日形成和演变不同，这次并不是源自民间社会对于欢乐节日的需求，也不是像宣传中所声称的对于忠贞爱情的渴望——如果是这样，那么既已风行的西方情人节足矣——而是出自民族主义文化对抗的需要，由一些传统文化学者提供理论支持，一些青年大肆鼓吹，逐利商家和地方政府参与表演。它的重点在于“中国”二字，去掉这二字它就什么也不是。这样一来，这个“节日”被涂抹上了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肩负着对抗西方文化的使命，而不是像它表面宣称的那样轻松浪漫。它的本质是口蜜腹剑——一只手高高挥舞着爱情的鲜花，一只手紧紧握着反击的匕首；看起来像一个情人，其实是一个斗士。
“东方学”学者萨义德因一向激烈地批判西方文化霸权而被中国大众媒体所熟悉，这里我想介绍他在这方面反复论证的观点。他说：
“在所有著作中，我一直对洋洋自得、毫无批判意识的民族主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有种看法认为“存在这样一些地域空间，那里生活着土生土长的、本质上与我们不同的居民，可以根据与这一地域空间相契合的某种宗教、文化或种族本质对这些居民进行界定，这一看法同样应该受到强烈的质疑。”
就现实中国而言，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提倡传统文化复兴者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向下怎样与当代民众生活发生联系，尤其是怎样回答社会面临的迫切问题；二是向上怎样与全球先进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对话，参与并推动其进程，而不是仅仅为满足一点点虚荣而捣乱。
（作者系《南都周刊》副主编）
RE:对刘宗迪先生“七夕非情人节论”的几点质疑(陈明)
这是一个专业性论坛。楼主的帖子也是跟论坛文章的学术讨论，版主不直面对商榷的观点，却搬来几位媒体人的文字（这人我认是，叫张平，对传统基本是“自由主义”或“西化主义”态度，不妨把他的文章搜集看看。在我看来他们身上的逆反心理综合症只是轻重不同而已）来敷衍－－要知道，与之相反的观点也数不胜数！这种顾左右而言其他的招数，究竟是高明还是懦弱呢？
[ 本帖由 tianxinyijiao 于 2006-8-10 09:16 最后编辑 ]
RE:对刘宗迪先生“七夕非情人节论”的几点质疑(陈明)
tianxinyijiao 于 2006-8-10 09:13 写道：在我看来他们身上的逆反心理综合症只是轻重不同而已－－要知道，与之相反的观点也数不胜数！
可是，与陈明观点相反的说法也数不胜数呀，而且，我可以认为陈明也是逆反综合症患者之一呀。
为什么你可以用陈明的话来进攻，别人就不能用张平的话来防守呢？
你用什么来证明陈明就比张平高明到哪去呢？
RE:对刘宗迪先生“七夕非情人节论”的几点质疑(陈明)
楼主一直声称期望专业的学术争论，乃至于从跟贴到另辟战场，俨然自封思想开通的现代国民的民意代表，却置周围人的不同意见于不顾，要么动辄来一顶“自由主义”“西化主义”或是“逆反心理综合症”的大帽子，或者闭上眼睛，一副英雄寂寞的样子。高明！！！！！！！！！！！
楼主既然认为“洋人的东西，拿将过来，使自己的生活有滋有味红红火火，那就成了我们自己的东西今天的东西，那就成了文化的更新和创造！”,又有何资格说别人“西化”。既然可以“拿将过来”，现已有二月十四情人节，又何苦用民族主义的名义戕害我们的民族传统节日呢。
[ 本帖由 阳关故人 于 2006-8-10 15:57 最后编辑 ]
环球时报：“千年相思”不敌一枝玫瑰？
环球时报：“千年相思”不敌一枝玫瑰？丁言
2006年08月10日09:07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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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农历，今年恰逢闰七月，所以有两个七月初七，分别是7月31日和8月30日，这也是38年才可一遇的“双七夕节”。今年第一个“七夕节”的前后，牛郎与织女的“相思雨”倾盆般地下个不停。织女对牛郎的爱情虽然历经千百年不变，但姑娘们在老人的引导下摆出坛坛罐罐承接“相思雨”的习俗却正在离我们远去，牛郎织女的相思与离别离今天人们的情感世界已经越来越遥远。在西方的情人节席卷中国之际，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千年相思的爱不敌一枝轻佻的玫瑰。
西方的情人节击垮了中国的“七夕节”
“七夕节”也称“乞巧节”，源于汉代。它是中国民间社会唯一一个对爱人表达“思恋之情”的节日。宋元时期，人们从七月初一就开始置办乞巧物品，引起乞巧市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潮，这就是中国最早的“情人文化经济”。而今，这些门庭若市的中国式“情人经济”，早已移情于那只带刺的洋玫瑰和那苦涩的巧克力。西方情人节只有几百年的历史，进入中国也只有短短20多年，但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变了2000年来中国姑娘们每逢“七夕节”的晚上，到丝瓜、葡萄架下，寻觅银河两边痴情的牛郎星和织女星的习俗，改变了她们追求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忠贞不渝的宿愿。
在儒家文化的语境中，情人是对爱人的背叛，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人却放弃儒文化的矜持，冷落“七夕节”，热衷“情人节”，用“情人”替代“爱人”，用奔放的“一夜之情”替代默默悠长的“相思”。面对突如其来的“情人”文化，饱受“从一而终”熏陶的儒家子弟竟义无反顾地背弃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相思式婚姻，立即拜倒在玫瑰的瞬间艳丽与幽香之中。
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百年的各类政治文化运动后，早已溃不成军。在市场经济提供的文化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儒家文化还没有找到复苏的支点。“情人经济”的兴起又为西式“情人节”提供了载体和生长空间，这无疑是对饱经风霜的儒文化的致命一击。在今天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儒家文化中“爱有等差”的思想与人的主体地位再次交锋，结果可想而知：人们不会再为固守“爱有等差”的情感秩序，而付出千年“相思”的精神磨难。他们选择了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和自主的理念，自发地剔除传统文化中的陋习和痼疾，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思”为“相爱”，变儒家文化的“爱有等差”观为“爱，才拥有”的自主相爱观。
有人干脆把东方的“相思节”称为“中国情人节”，梦想以“相思节”对抗“洋情人节”，不知到底是出于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传统文化新的市场活力，还是要用市场割断儒家文化传承的血脉？
东西方爱情文化其实可以并行不悖
儒家的“爱情文化”在整个东方文化圈内都有较深的影响。在现代日本，西方的情人节在民间的盛况绝不亚于中国，但每年七月初七，日本很多地方都放3天假，大举欢庆的场面不能不令我们这个“七夕节”的发源地瞠目并汗颜。东西方爱情文化在现代日本等儒文化圈内并行不悖，体现出儒家文化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融合走向与文化双赢趋势。
2005年11月25日，当我们陶醉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造节”运动时，韩国人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韩国人把传统的文化活动注入了现代的元素，成功地实现了现代转型，并得到了国际认同。有位香港学者说，它是韩国崛起于东亚的一部政治宣言书，是韩国傲然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身份证，其目的是要与中国争夺儒家文化主体精神的解释权。
以前，我们把强势国家的文化传播称之为“文化入侵”，有些文人墨客也就引经据典，“实证”出文化的交流有碍国家文化安全的怪论。而现在，韩国人捡起我们曾经打倒并遗弃的儒学，就快要把自己演绎成中国5000年最传统的儒家文明的传承之国了。我们不相信自己传统文化的市场活力，而韩国政府却把中国大陆看作韩国式“儒文化”产品最有潜力的市场，计划到2010年，力争占有中国文化商品市场10%的份额。
在“韩味十足”的儒家文化中，我们的传统文化清晰可见，我们所追求的现代文明和市场活力也蕴含其中。但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中国近现代史记载的却是民间文化生态被阶级的政治文化所取代，传统节日的血脉被狂热的“革命文化”革了命。在我国现有10个法定节日中，除还保留一个 “春节”外，我们看不到任何其他反映民族的、人性的、亲情的节日。
留住传统节日这块最后阵地
“相思”是东方人表达爱的方式，暗示有距离才有真爱，相思，爱才能持久；“相爱”是西方人的爱情观，预示撞击才会有火花，才有选择。情人节“西风东渐”，实际上未必能够对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什么颠覆性的影响，但其文化与市场、爱情与玫瑰、相思与相爱结合的现代文化经济理念，却着实给国人上了一课。
“洋”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土”衰。“情人节”风靡中国表明儒家文化的吸纳能力依然强盛，而“七夕”相思雨的凄凄飘落恰恰折射出儒家文化在市场竞争中，形成新价值理念、拓展新文化经济的能力不足的缺憾。
传统节日是保持民族文化认同感的最后一块阵地，是一个民族血脉延绵不断的象征。如果我们再不珍惜、保护传统节日，不注重儒家文化的市场取向，我们就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在异国他乡，体验被自己遗弃的、千年“相思”的感觉，不得不去购买原本属于我们自己的“相思雨”的版权。
（作者是资深媒体工作者。）
RE:对刘宗迪先生“七夕非情人节论”的几点质疑(陈明)
转帖者是否注意到：长平和丁言两篇文章立论和论证正好互相冲突？RE:对刘宗迪先生“七夕非情人节论”的几点质疑(陈明)
陈明先生，老纠缠着不放，有意思吗？说实话，这坛子里没人愿意跟你论辩，因为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宗迪以自己的才识将七夕节与西方式的情人节剥离开来，这本是民俗学的常识，但他的研究让民族主义愤青感觉不舒服。宗迪一再声明，将七夕当情人节，谁爱过谁过去！学理是需要辩明的，而生活是跟着感觉走的，这就是学者跟老百姓的区别。宗迪已经辩明了，你也已经表达了你的立场，还有必要再纠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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