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从大汶口到龙山：少昊氏迁移与发展的考古学探索
从大汶口到龙山：少昊氏迁移与发展的考古学探索王青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东岳论丛2006年第3期
[关键词]少昊氏；东夷；迁移与发展；考古学证明
[摘要]少昊氏是史前东夷人的重要支系，考古发现的陶文和大墓证明，少昊氏不仅存在于大汶l；2文化时期，而且还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期间经历了不断迁移和发展的过程。其中大汶口晚期以莒县陵阳河一带为中心，到大汶口末期迁到五莲丹土一带，龙山早中期又迁到日照尧王城、两城等地，在滨海地带形成超大规模的中心，龙山中期之末迁到了临朐西朱封一带，到龙山晚期又迁到曲阜一带。少昊氏的迁移过程是不断发展壮大和文明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的社会转变。到龙山文化末期，少昊氏走向衰亡，被东夷新崛起的皋陶、伯益等政权实体取代。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6)03-0046-07
[收稿日期32006-03-16
[作者简介]王青(1967—)，男，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副教授。
东夷是我国东部沿海的古老部族，少昊氏属于其中一支，它以鸟为崇拜图腾。这是早在五十多年前，学术界通过钩稽文献记载所达成的共识。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加，学界又逐渐形成了海岱地区的史前文化属于东夷少吴氏、太昊氏为代表的文化这一共识。后来随着史前陶文等新资料的发现，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分布于豫东皖北一带的大汶口文化属于太昊氏的遗存，在鲁南和鲁北一带的大汶口文化则是少昊氏的遗存。这些实证研究极大丰富了我们对海岱地区史前社会的认识。但同时又出现一个问题，海岱地区史前社会发展的鼎盛期实际是龙山文化，如果认为少昊氏只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必须对它与龙山文化的关系作出合理解释，否则将与少吴氏作为东夷族最繁盛支系的大量文献记载产生矛盾。因此，就有必要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对少吴氏在史前尤其是龙山时期的发展流变进行探索，这有助于我们准确评价少昊氏在海岱地区早期文明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一、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少昊氏
大汶口文化属于少吴氏的文化，此说是唐兰先生1977年首先提出的，根据主要是文献记载的少昊氏之后裔大都分布在山东省及附近地带，与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围吻合，而且在少昊之地曲阜和莒县都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遗址。唐兰先生同时把鲁东南发现的日火组合陶文释为“炅”字，后来田昌五先生又释为“皡”字，并认为即太皡和少皡之“皡”，犹如后世的族徽。综合看这两种解释，可以认为“炅”字应即太吴、少昊的“昊”字本体。有学者又结合“太昊氏都陈”的文献记载，进一步把太昊氏界定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豫东皖北一带，这一观点随后为皖北蒙城尉迟寺发现的日火山组合陶文(应是日火组合的增繁体)所证实。对此我们表示赞同。这一发现也从侧面证明了“炅”为“昊”字本体的判断。
而有学者又进一步从鲁中南和鲁北未发现类似陶文，以及曲阜为少昊之都的文献记载出发，把少昊氏的范围界定在大汶口晚期的鲁中南和鲁北一带。更有的甚至从“舜生于诸冯(按指鲁东南诸城一带)”的文献记载出发，认为鲁东南发现陶文的晚期大汶口文化属于帝舜太昊氏的遗存。对这两种观点我们不能苟同，因为既然太吴与少昊同属一族，则少昊氏理当也会出现类似鲁东南和皖北的陶文，但迄今在鲁中南和鲁北却并无这样的发现，所以前者观点令人怀疑。至于后者观点，显然是把明显晚于太昊的帝舜文献记载与太昊相混淆，是不值一驳的。一个明显事实是，日火组合及日火山组合的陶文应是肇示“昊族”崛起的重要载体，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剧烈的社会演进和区域互动的真切反映，因此，未发现这类陶文的地区就不宜认定为两昊之地。况且《左传》等文献已载明，鲁东南直到周代还有少吴氏的后裔莒、郯等国。由此我们认为，鲁东南出土的陶文应属少吴氏的遗存，它与皖北出现陶文的太昊氏应有密切的区域互动关系。这样解释既符合目前陶文发现的地理分布，也符合太昊与少昊基本同时出现的文献记载，而鲁中南和鲁北的晚期大汶口文化则属于未见记载或有待甄别的其它东夷支系的遗存。
从考古学上看，鲁东南一带在大汶口晚期是突然崛起的，这种突然崛起主要表现在由众多墓葬所反映的社会分化程度，以及众多陶文本身所表达的社会含义上。目前，已有学者从聚落考古角度对前者做过系统论述，多认为这时的鲁东南已进入文明起源阶段，甚至出现了王墓。关于后者，目前学界虽已对这20余件约8种个体陶文做过深入的考证，但对陶文本身所表达的社会含义关注不够。我们受有关学者对良渚文化相关遗存的研究启发，认为：日火组合的陶文释为“炅”字较为合理，应是少昊(炅)氏的王号，后来又发展成族徽，其本义应源自鸟图腾崇拜；释为“斤”或“戉”的钺形陶文应是对装柄玉石钺的摹画，表明少吴氏已有象征王权的权杖实物；释为“皇”或“享”的圭首形陶文则是对羽冠的摹画，说明少吴氏已有象征王权的王冠实物。由此可见，这些陶文实际上是少昊氏用来渲染和神化一个政治实体最核心部分——王及王权的符号与载体。这就使少昊氏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变得更为具体和真实，同时也是与众多墓葬所反映的社会分化程度相吻合的。
少昊氏的具体地域范围也有线索可寻。从大的范围看，这些陶文只发现于鲁东南一带，而在同样是当时的文化重心之地、并且同样经过大规模考古工作的鲁中南一带(如泰安大汶口、邹城野店等)却迄今未有发现，这一点也正是我们把少吴氏界定在鲁东南的重要证据。与此同时，鲁东南这些陶文也有一定的分布范围，即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和诸城前寨等遗址，另据有关资料，早年在莒县仕阳遗址和莒南县的某个遗址，也发现过类似陶文残片，后因故遗失。这样看来，这些陶文的分布范围应在鲁东南中部的莒南、莒县到诸城这样一个南北狭长的地带。这实际上就可视为少吴氏所控制和由南向北迁移的地域范围，而非笼统的文化面貌近似的鲁东南广大地区。这一范围的推定也能使少昊氏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变得更为具体真实。
二、龙山文化早中期的少昊氏
学界认为少昊氏没有进入龙山文化时期的一个重要根据，是上述陶文在龙山时期遗址中未见发现。但同时又未对其中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作出合理解释，更未对龙山时期东夷各族与少昊氏的关系作出解释。我们认为这一点需要重新认识，我们的观点是：少昊氏不仅延续到了龙山时期，而且还实现了大发展。线索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日照尧王城遗址出土的陶文。据报道，尧王城在1992—1993年的发掘中，曾经发现过陶文残片，据有的资料披露，它与陵阳河出土的“皇”字圭首形陶文相近。尧王城遗址的面积达50万多平米，最近的调查显示可能还要大，是鲁东南主要的龙山文化遗址之一，经发掘出土的均为龙山早中期遗存，只在龙山早期堆积中发现过大汶口文化晚期遗物。如此看来，这件陶文尽管尚未正式发表，但基本可以认为是属于龙山时期的。而上述已经证明，圭首形陶文是对实物羽冠的摹画，是少昊氏象征王权的王冠反映，这显然意味着少昊氏已延续到了龙山时期。另外，陵阳河一类陶文大都刻在大口尊上，这种尊最近在鲁北淄博桐林龙山文化城址中已有发现。但总体看，这种陶文和大口尊到龙山时期确实明显减少，推测这可能与少昊氏表达王权的载体发生转变有关。
二是反映贵族权威的陶玉礼器的紧密传承关系。目前所知，从大汶口到龙山的过渡最早应首先发生在鲁东南一带，因为这里发现的大汶口和龙山遗存前后衔接最紧密。这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用具上，更表现在贵族用的陶玉礼器上，对此很多学者都做过深入探讨，其中蛋壳高柄杯、鼎和鬻这三种陶礼器就是引用最多的典型器物，其它的如玉石钺、戚等也是如此，玉石琮、璋很可能也是这样。而在海岱地区其它地方，此时则多是大汶口文化的孑遗区，尚未真正发展到龙山文化。近年在皖北尉迟寺“大汶口文化晚期”祭祀坑中出土的一件龙山文化早期成熟形态的高柄杯就是证明，相信随着观念的转变，类似的孑遗遗存还会有所发现。
仔细检核鲁东南已发表的资料又能发现，这种过渡期遗存又具体在鲁东南的东北部体现得最清楚，如日照东海峪、五莲丹土、诸城呈子、安丘峒峪和胶州三里河等都是这样的遗址。当然，鲁东南南半部的临沂湖台、大范庄也有这样的典型遗存发现。如果再考虑尧王城发现的圭首形陶文，东北部的这些遗址很可能是属于少吴氏的遗留。也就是说，少吴氏很可能在大汶口向龙山过渡时发生了地域迁移，从鲁东南中部以莒县为中心的地域向北迁移，这些遗址所在的以日照为中心的诸城、无莲到胶州和胶南等地，就可视为此时少吴氏所曾经移居和控制的地域范围。这种迁移实际上是延续了大汶口晚期向北移动的趋势。
三是临朐西朱封发现的龙山中期大墓与少吴氏有关。1987和1989年，在临朐西朱封发现了3座龙山文化大墓，这是目前所知龙山时期规格最高的墓葬之一。综合比较这里出土的蛋壳高柄杯、鼎、鬻等陶礼器，与鲁东南的龙山中期同类器的前后演变是最明显的，约在龙山中期之末。西朱封遗址以龙山文化遗存为主，面积约10万平米(一说5万多平米)，历年出土过不少精美陶礼器和璇玑、钺、戚、矛等玉礼器，都显露出该遗址非同一般的聚落等级。另外，在它以南还有尧洼、河口等大遗址。这些都说明临朐一带在龙山中期达到了一个发展的鼎盛时期。临朐县所在是鲁北偏东弥河上游山地里的小盆地，地理位置显得比较偏僻，但该县南部一带有铜铁矿藏，位于矿藏和西朱封之间的冶源镇就是古代重要的冶炼之地，《水经注·巨洋水》对此曾有详细记载，而面积达10万平米的尧洼遗址就在此镇境内。因此，我们相信，临朐在古代曾经有过辉煌，龙山大墓能在这里出现是有历史背景的。
与此同时，我们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发现这里也曾是少吴氏的活动之地。《帝王世纪》曾载：“帝少皋崩，其神降于长流之山。”古今大都引用《山海经·西山经》那条“长流(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的记载，认为“长流之山”在中国的西北地区。但《路史·后纪七》注却主张在临朐县，与众人不同。其实临朐南部就是多山环境，这里不仅有沂山，历史上还有丸山、九山(今有九山镇)、丹山等，其中丸山为黄帝登临之处(《史记·五帝本纪》)，丹山则有丹朱之虚(《水经注·巨洋水》)。这些传说材料说明《路史》注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再从考古实物看，西朱封M202大墓出土的那件冠形玉器，其整体形态与日照两城那件玉圭上的兽面纹一脉相承，而后者又与莒县陵阳河发现的圭首形陶文比较近似，对此已有学者做过深入探讨。不仅如此，在西朱封冠形玉器周围还发现了绿松石小片，这些小玉片在笔者看来应是这件玉器上的镶嵌物，而在陵阳河也发现了原本镶嵌在实物羽冠上的绿松石小片。另外，早年日照两城的龙山墓葬也出过镶嵌绿松石的头冠饰。可见，西朱封这件玉器与陵阳河陶文所见少吴氏的圭首形王冠，在形态和镶嵌技法上都有密切的传承关系，更进一步说，这件玉器很可能是少吴氏的实物王冠，并且是具有自身文化传统的王冠。从这一点出发并联系《路史》注的说法，基本可以认为，到龙山中期之末，少吴氏已迁到了鲁北东部的临朐一带，西朱封这3座大墓应是少昊氏王室成员的墓葬。
三、龙山文化晚期的少昊氏
从考古发现看，海岱龙山文化在中晚期之交的距今4300年前后文化面貌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而最显著的变化还是分布范围上的。现在已看得很清楚，鲁东南一带是龙山早中期整个海岱地区最繁荣之地，但鲁北东部的潍河流域在龙山中期也成了新的繁荣之地，出现了面积超过10万平米的潍坊姚官庄、潍县狮子行等遗址。从这两地文化面貌的一致性看，应是从鲁东南东北部的潍河上游北上的，然后又从潍河中下游西进到弥河流域甚至淄河一带。目前所知，除了临朐西朱封外，寿光边线王、淄博桐林等都是这时期的典型遗址。
到龙山晚期，整个海岱地区的文化分布格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龙山早中期曾经繁盛一时的鲁东南和潍河流域此时基本被彻底放弃，日照沿海存在的大型聚落群(包括两城镇、丹土和发现陶文的尧王城本身)此时也急剧衰落。与此相反，整个海岱地区的西半部却在此时走向繁荣，目前所知海岱龙山文化晚期几乎所有典型遗存，都分布在鲁北西部的小清河下游和鲁中南的汶泗流域就是证明，在中原地区见到的海岱龙山文化类似遗存几乎都源自此时的海岱西半部也是证明。从龙山早中期的发展趋势看，这种变化显然是向西大举迁移、而且是举族迁移造成的。目前资料表明，从鲁北东半部向西半部的迁移较为明显，至于有无鲁东南南部向鲁中南的迁移，目前还不清楚。
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的目光再次回到少吴氏。根据大量文献记载，地处鲁中南中部的曲阜一带至少从东周以来就被盛传为少昊之虚，早年唐兰先生提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氏的文化，一条重要根据就是曲阜发现了大汶口文化墓地。但现在根据鲁东南和皖北陶文的综合考量，鲁中南作为此时少昊氏之地的可能基本可以排除。而我们从龙山早中期的发展趋势看，此时的少昊氏在鲁中南的可能性也可以基本排除。这样，鲁中南作为少昊氏活动之地的最大可能就落在了龙山文化晚期。截至目前，曲阜一带尚未发现龙山晚期的重要遗存，但在其东仅16公里的泗水尹家城却发现了5座龙山晚期大墓，其规格虽稍逊于西朱封，但仍属于目前所见海岱龙山最高等级的墓葬之列。我们认为尹家城出现大墓并非偶然，因为即使按照《管子》的说法，上古立国只有“方七十里”的规模，从曲阜到尹家城的距离也在“方七十里”之内，所以尹家城大墓应与少昊氏有密切关系，很可能是少昊氏王室贵族的墓葬。从这一点看，文献记载的曲阜作为少吴氏之都应是可信的，少昊氏活动的重心在龙山晚期迁到了曲阜一带。
关于龙山晚期少昊氏所控制的地域范围，也有线索可寻。《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的那段郯子述远祖少昊氏以鸟名官的故事中，提到了五鸠、五雉和九扈。其中五鸠之一的爽鸠氏，在《昭公二十年》又有提及，目前学界多据此认为爽鸠氏应在鲁北淄博一带。我们推测五鸠之间的血缘关系应较为紧密，彼此的活动地域也应相去不远，所以暂可把五鸠的活动地域推定在鲁北西半部一带，目前这里已有淄博桐林、邹平丁公、章丘城子崖等城址发现。《尚书·甘誓》曾提到有扈氏，顾颉刚先生早年曾明确指出，这个有扈氏就是九扈氏，郑杰祥先生也曾力驳有扈氏在陕西户县的传统观点。以此再看有扈氏位置的其它说法，只有豫东北的范县说处在海岱龙山晚期的分布范围内，在此县南北的鲁西荷泽、聊城一带都有大量龙山晚期遗址发现，包括阳谷景阳岗、聊城教场铺等城址，所以这一带暂可视为九扈的活动范围。关于五雉，其中的翟雉应即《禹贡》“徐州条”里的夏翟，《禹贡》说它产自羽山山谷中(“羽畎”)，古今多认为羽山在苏北东海县境内，则苏北一带暂可视为五雉的活动范围。根据有关资料，苏北一带的龙山文化遗址不多，尤其缺乏早期遗址。
综观龙山晚期的考古资料，跨越泰山南北的鲁北西半部和鲁中南以及鲁西的文化面貌有着很大相似性，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早年有学者把它们都囊括在“城子崖类型”的分布范围当中，现在资料有了很大增加，仍然有人坚持类似看法，可见还是有其道理的。但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龙山晚期的少吴氏能直接控制整个海岱地区西半部，只是想借助这一点，以及对五鸠、五雉和九扈的粗略考证，说明此时的少昊氏所控制的范围应比此前有了较大拓展。
四、少昊氏迁移发展的其它问题
以上分析表明，少昊氏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迁移的过程。这在有些人看来似乎不可理解，但实际上，如果按照学界目前通行的划分，大汶口文化晚期是在距今5000—4600年之间，龙山早中期在距今4600—4300年间，龙山晚期在距今4300—4000年间，就是说，少吴氏从崛起以来的不断迁移大约经历了近一千年的漫长时间。对此，无论夏商王朝在立国之前或立国之后的频繁迁都，都有类似的情况。另外，现在学界已逐渐认识到，文化面貌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迁移和传播的长时间过程，尤其那些文化转变明显的时段，都应体现着背后的社会变动。我们看少吴氏的迁移过程与文化面貌上大的转变基本保持同步，就能说明这个问题。近年陆续有学者从大汶口晚期的文化面貌与龙山早期更为接近这一事实出发，主张把大汶口晚期纳入龙山文化之中。我们也认为少吴氏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崛起应代表着海岱地区一次大的社会变动，它至少是鲁东南一带在龙山中期以前文化面貌极为相似和基本同步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赞同上述主张。
当然，考古学也有其自身的学科局限，即它只能长时段地考察社会变动的大致过程，而不可能像后来的历史文献那样了解全部过程和所有事件。我们对少昊氏的迁移过程也是这样，只能大致看出少昊氏在迁移过程中的几个大的活动重心，即大汶口晚期在莒县陵阳河一带，到距今4700年前后迁到五莲丹土城址一带，随后又与邻近的日照尧王城、两城等一起在滨海地带形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中心，到龙山中期之末迁到了临朐西朱封一带，到龙山晚期则迁到了曲阜一带，其中龙山时期可能还实现了跨地域的政治联系。关于发生迁移的原因，我们倾向于最主要的还是人口增加。根据最近资料的统计，龙山文化遗址已知有1000余处，而大汶口文化和岳石文化的遗址数量只有550多处和340余处，龙山文化是它们的2—3倍，而且遗址面积也普遍比它们大。对农耕社会来说，如果不是人口增加恐怕很难对此做出解释。
回顾少昊氏的迁移历程不难发现，它是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一个文明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从一开始就走向衰落的过程。目前，学界对海岱地区早期文明化过程的探索有很多都引用了鲁东南和西朱封、尹家城大墓的考古资料，一般认为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的阶段，但对具体的社会形态还有争议。我们总体上也倾向于少昊氏的文明化进程走过了从古国到方国的说法，并认为都可以纳入早期国家或原始国家的范畴，但更强调国家内部的联盟性质，是部落之间的联盟(古国或西方学界所谓的酋邦)和古国之间的联盟(方国)，而且联盟内部的关系也不稳定，这应是少昊氏不断迁移和最终衰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无论与后来商代的方国联盟相比，还是与商周时期海岱地区新一轮的殖民式文明化进程相比，少昊氏的联盟都要逊色很多，所以它只能是早期国家，而不会是什么别的更高形式的国家。与此有关的问题将另文探讨。
本文还有些问题需要说明如下：第一，少昊氏的历史应是极为久远的，我们研究的只是其崛起以来的历史，其更早的事绩还需要今后不断地探索；第二，根据《盐铁论·结和篇》的记载，少吴氏和太吴氏曾参与了蚩尤和黄帝的逐鹿之战，综合各种历史与考古资料，我们倾向认为，逐鹿之战应发生在距今5000年前后，这可作为追溯曾与少吴氏有联系的诸族所在时代的一个时间点；第三，根据目前已发表的考古资料，海岱地区和少吴氏发展水平相当的遗址还有很多，但我们无意把所有这些遗址都揽在少昊氏名下，实际上，有种种迹象表明，少吴氏很可能是在与其它政治实体的相互作用下，通过不断的激荡与碰撞，才实现了崛起发展的，通过联盟达成政治联系就是重要的体现；第四，在文献记载的舜和禹的时代(约当龙山晚期偏晚)，少昊氏已经走向衰亡，很可能是被东夷新崛起的皋陶、伯益等政权实体所取代，这既与鲁中南一带各政治实体的激荡与碰撞有关，更与“逐鹿中原”地缘政治观念驱使下东西方更大范围的相互作用，以及距今4000年前后所发生的洪水和环境灾变有关。所有这些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五、尴尬与可贵：由唐兰先生引起的考古与历史整合之反思
回顾海岱地区早期文明化进程的研究历史，实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学界曾围绕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族属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这场论战理论探索气氛之浓、涉及面之广，在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学界都是罕见的。在文明起源再次成为学术热点的今天回顾这段短暂的历史，对于我们反思考古学走过的路程，如何推动下一步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如何把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进行整合，对中国文明起源做实事求是的探索，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这场论战是由唐兰引发的，唐兰先生作为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在1977年发表文章认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氏的文化，其社会性质为奴隶制社会，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历史开始于距今6000年前后。这一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从事历史、考古和古文字研究的许多学者纷纷撰文各抒己见，论战由此开始并迅速趋于白热化。这场论战基本可以分成两大阵营，一派基本是唐兰先生孤军奋战，多数人则站在另一派对他进行“轮番轰炸”，这些学者的观点最后总结成一点，就是认为大汶口文化仍然是原始社会，只不过早期属于母系社会，中期处于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晚期则是发达的父系社会或军事民主制社会。1979年底，由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编辑出版的《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收录了参加论战的主要文章论述，这场论战至此也基本结束。
今天再回过头来读这些文章，可以发现两大阵营的论证思路既有差别又有相同之处。相同的是都大量引用了马恩经典理论作为自己的基本出发点，不同的是唐兰表现出对古代文献的格外重视和巨大兴趣，而其他人则更关注考古资料本身。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70年代的那场论战虽然以唐兰先生的最后沉默和他的观点不为多数人所接受而告终(主要原因是他把大汶口晚期的陶文年代当成整个大汶口文化的年代)，但紧接其后的80年代后期以来的学术探索却在很大程度上又重复了唐兰的观点。到今天，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族属是以太昊氏和少吴氏为代表的东夷族，至少大汶口晚期到龙山时期已经跨入了文明时代，已经成为学术界多数人的共同看法。
这种再重复在很大程度上反衬出70年代那场论战的尴尬和可贵之处：尴尬的是，现今学术界已经逐渐认识到，以前曾经奉为圭臬的西方经典理论，实际上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自己的历史问题；可贵的是，依据中国自己的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做实事求是研究的学风，现在已成为学术界的普遍认识。应该说，唐兰先生引发的那场论战为这一观念上的巨大转变是作了重要铺垫的——唐兰先生在晚年仍旧保持的那种活跃的学术创新意识，和他所抱持的考古与历史整合的实事求是态度，是直到今天仍有大力提倡之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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