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人文社科学者应严谨对待考古学基本知识
人文社科学者应严谨对待考古学基本知识--------------------------------------------------------------------------------
发布时间：2005-10-05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王先胜
一般地说，考古界的学者对考古学文化及其年代的把握是比较严谨的，但我国考古界之外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对考古学的无知和疏离是让人感到震惊的！现据笔者有限的浏览向读者作一简介。
一本名为《知识革命论》自称为“全球第一部知业巨著，中国第一个智业体系”的著述在谈到仰韶文化与《易经》八卦的关系时，这样说：“现代算命人的‘阴阳鱼’（一对互抱的交配中的雌鱼、雄鱼）与1万—8千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彩陶鱼盆、鱼祭没有丝毫的变化”（宋太庆著《知识革命论》69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这段话的错误至少有五处：其一，“阴阳鱼”当是指S形阴阳两仪太极图，将阴阳两仪太极图说成是“算命人的”而且是“现代算命人”的，是不妥当的，因为太极图既不是“算命人”的，更不是“现代算命人”的。无论是《庄子》、《周易·系辞》中的“太极”一语或是最早阐述五层太极图的周敦颐《太极图说》、最早公开阴阳鱼太极图的明代学者赵撝谦《六书本义》中的说法，“太极”、“太极图”都不属于“算命人”，不是用于算命，太极图在历史上以及现当代被算命者利用也只是太极图被利用以及太极图出现的场景中的一个方面，因此所谓“现代算命人的阴阳鱼”的说法是极不科学的。其二，“一对互抱的交配中的雌鱼、雄鱼”之说也是极不科学的。阴阳两仪圆形太极图被说成是“阴阳鱼”，这只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甚至是一种比拟，并不意味着一对互抱的雌鱼、雄鱼就构成太极图或者成为太极图所要表达的内涵。即使将阴阳两仪太极图看作一对阴阳鱼，它们也与鱼的“交配”无关，因为“阴阳鱼”是呈头尾相接的追逐状，而且鱼是体外受精。其三，仰韶文化的上限是前5000年，下限是前3000年，即仰韶文化的年代距今7000年至5000年间，1万—8千年前远远早于仰韶文化。其四，“阴阳鱼”图与仰韶文化彩陶盆上的鱼纹完全不同，前者是S形圆图，后者是写实性的鱼形或呈三角形、矩形的抽象鱼纹，怎么能说“没有丝毫的变化”呢？这说明作者根本不了解仰韶文化中的鱼形图案。其五，“阴阳鱼”太极图与“彩陶鱼盆、鱼祭”没有可比性，因为“阴阳鱼”太极图是一种图案，“彩陶鱼盆”是一种器物，“鱼祭”是一种礼仪或祭祀方式、活动，三者品类、种属各不相同，怎么可以讨论互相之间传承或变化呢？同时，“现代算命人的‘阴阳鱼’（一对互抱的交配中的雌鱼、雄鱼）与1万—8千年前仰韶文化的彩陶鱼盆、鱼祭没有丝毫变化”这句话从语法的角度上看，还缺少了“相比”二字，应该在“鱼祭”之后加上，否则不通。仅此一句话，包含如此之多的常识性错误（且不说仰韶文化中的“鱼祭”之说也仅是学术界个别学者的一种猜测和臆测），可想而知这种“知识革命论”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知识革命”。
一位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学者，在谈及中国古代数字卦时这样说：“近年来，在陕西歧山周文王太庙的地下室等处，出土了大批有四千多年历史，相当于虞、夏时期的甲骨文字卦爻。卦画大多由数字组成六画，也有三画、四画、五画数字组成的卦画”（顾文炳著《阴阳新论》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10月版）。这段话至少也有两个问题：其一，自作者的书稿正式出版为止，学术界尚未见发现和报道“有四千多年历史，相当于虞、夏时期的甲骨文字卦爻”，而作者自已也未指明发现或释读出“有四千多年历史，相当于虞、夏时期的甲骨文字卦爻”。“周文王太庙的地下室”出土的东西，亦不存在“有四千多年历史，相当于虞、夏时期的甲骨文字卦爻。”目前见于报道的数字卦是在商周时期，年代早的在三千多年前；张政烺先生在崧泽文化中发现一组数字卦，崧泽文化早于良渚文化，其年代在五千多年前。笔者在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中发现两个数字卦及一组废弃的数字卦爻，其年代应该是在“相当于虞、夏时期”，但此前并未见有关的释读报道。其二，目前见诸报道的数字卦均是三爻的经卦、六爻的重卦，而并无四爻、五爻的数字卦（参见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张亚初 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考古》1981年第2期）。马厂类型彩陶上的两个数字卦也都是六爻，废弃的卦爻为两个重叠的数字“六六”（ 〈〈 〉，也无四爻、五爻卦符。张亚初和刘雨先生《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中谈及的四爻、五爻卦画据推测应是八卦性质的符号，但它们是用爻画“───”、“一 一”、“─ ─ ─”线段表示，而非数字卦。因此说虞、夏时期或其他时期有“四画、五画数字组成的卦画”是不确当的。同一位学者在同一著作中涉及到考古学的还有这样一段话：“1986年美国考古学会展出一件亚里桑那州出土的古印第安人的钵，上画《易经》卦爻，与河南半坡文化出土物中的刻划纹完全相同，证明古印第安人本为中国西北部民族，于冰河期结束后从白令海峡到美洲定居，将阴阳八卦文化传入美洲”（顾文炳著《阴阳新论》2页）。美国出土印第安人彩陶钵上的刻划是否即《易经》卦爻，属学术观点问题，暂且不管。但“河南半坡文化”之说却值得高榷。我们知道，仰韶文化分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等，半坡类型主要存在于陕西境内。有的学者将豫北冀南的后岗类型、豫西南下王岗类型的一部分统归入半坡类型，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存也与半坡类型接近，但考古界亦无“河南半坡文化”之说。至于河南境内可归入半坡文化或接近半坡文化的遗存中是否出土有《易经》卦爻，更未见诸报道和实物。一般状况是，有的学者将陕西境内半坡类型遗存中的有些刻划符号视为八卦符号或与八卦有关。另外，冰河期结束、地球开始变暧发生在一万年以前，半坡类型的年代是距今六、七千年前，说半坡文化的居民在冰河期结束后到美洲定居虽然不错，但不是一个科学的、严谨的说法。
王晖在《“龙”可招云致雨的性能成因考》（载《人文杂志》1992年第3期）中说：“远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河南省濮阳西水坡龙虎墓的发掘中就已发现，墓主人周围拚成的蚌塑图案三处，东为蚌龙，西为蚌虎，北为蚌拚成的三角形及两根胫骨构成的图案为北斗图象。”西水坡蚌塑龙虎墓的年代距今6500年前，这段话将其年代缩减了一千年。苟萃华在《中国古代的动植物分类》（载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中说：“根据殷墟甲骨文卜辞中有关动植物名称的文字来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四千多年前，人们在长期的农牧业生产实践中，就已经把某些外部形态相似的动物或植物联系起来，以表示这种动物或植物的共性；把某些外部形态相异的动物或植物相比较，以表示它们之间的相异性。”殷墟甲骨的年代为三千多年前，这段话将其年代提前了一千年。李卫东博士著《人是太空人的试验品》在谈到同一问题时说：“中国最为古老的文字要算甲骨文，它大约产生于商周之际，因为是刻在兽骨之上，故名为甲骨文。甲骨文记载了公元前3000多年以前我们先民的活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305页）。“公元前3000多年以前”是距今5000多年前，甲骨文所载为商周之事，这里将年代至少提前了两千年；另外，甲骨文是因为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而得名，二者相较，龟甲更多于兽骨，所以不言及龟甲是不妥当的。江国梁在《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中说：“根据对裴李岗文化的认定，该时期的农业发展已初具规模，据有关考证，其时代当为新旧石器交替时代”（鹭江出版社1990年2月版273页）。“裴李岗文化”在7000多年前，以前被视为新石器时代前期，现在则被视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均不是“新旧石器交替时代”。王士舫、董自励编著《科学技术发展简史》说：“我国黄河流域的磁山、裴李岗、大地湾等地的原始人，在6000——5400年前就已定居，以种植粟类，饲养猪、狗、鸡等为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7页）。这段话所指应该是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大地湾文化，所以其年代应该是前6000年——前5400年；6000——5400年前是仰韶文化后段，从作者表达的意思看，不是指仰韶文化后段原始人的生活，因为仰韶文化的代表性遗存不在磁山、裴李岗、大地湾等地。何新在《诸神的起源》中说：“1979年发现于连云港将军崖的一处岩画遗迹，也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已有许多文章，对此处岩画的题材、性质、历史背景和学术价值等问题，进行广泛的探讨（笔者曾于1983年夏，到崖画现场实地作过观摩）。据推测，将军崖岩画可能创自龙山文化晚期，距今约5000——7000年”（时事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35页。以下引自同一版本仅注页码）。张启亮主编《宇宙星象探秘》也说：“1979年在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发现一处岩画遗址，据推测，可能创自龙山文化晚期，距今约5000——7000年”（气象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25页）。龙山文化的年代是距今4000——5000年间，“龙山文化晚期”则应是距今4000余年。如果将军崖岩画创自龙山文化晚期，那么它们不可能有“5000——7000年”；如果将军崖岩画距今有5000——7000年，那么它肯定不是创自龙山文化时期甚至晚期。科学普及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知识就是力量”丛书之一《文明与自然》有一个莫名其妙的说法，即“正当中国殷王朝崛起，也是日本龙山文化兴盛时期”（1991年5月第1版210页）。日本的考古学文化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分绳纹时代（前8000年——前200年）、弥生时代（前3世纪——3世纪）、古坟时代（4世纪——7世纪）三期，前两期的文化相应地称为绳纹文化、弥生文化，何来“龙山文化”之说？同书在介绍芬兰的奥兰群岛时又说：“奥兰群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116页）。无论欧洲、非洲、亚洲还是美洲，旧石器时代都没有晚到5000年前，而大多是在一万多年以前。即使作者是指奥兰群岛自身有个“旧石器时代”，但其后紧接着又说“从大约公元前2000的铜器时代起”并不是因为奥兰群岛上在4000年前产生了铜器从而进入了奥兰群岛的“铜器时代”，因此“奥兰群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说法。
对考古学的无知和疏离在一些著名学者那里并不见比那些无名或者名气较小的学者有所区别或好转，以下试举数例。
刘尧汉是“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创建者，以发现十月太阳历和研究彝族文化知名于国内外。1997年3月，刘尧汉在拜望费孝通先生时谈到濮阳西水坡的蚌塑图。他说：“1987年在河南省濮阳县一座距今7500年的古墓中，出土了蚌壳砌成的一龙一虎。说明龙虎文化早已有之”（普珍编著《彝文化和楚文化的关联》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前面说到王晖将西水坡蚌塑龙虎图的年代缩减了一千年，这里刘尧汉先生又将西水坡蚌塑龙虎图的年代上推了刚好一千年。刘尧汉教授还在为“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作的总序《弘扬中华彝族文化传统》中一再提及“玛雅十八月历产生于距今五千年左右”、“太平洋彼岸美洲距今五千多年玛雅文字记载的十八月历”（普珍编著《彝文化和楚文化的关系》35页、39页）。这个说法也是没有依据的，因为玛雅文明大约始于公元前2500年，衰落于15世纪，后为西班牙殖民者毁灭。玛雅文明的“前古典期”亦即玛雅文明的形成期，其年代为前2500——公元250年。考古研究表明，玛雅十八月历在前古典期之末已创立即大约距今2000年左右，而玛雅文字产生于前1千年中叶以后，距今也只有2000多年（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即使在玛雅文明的初创期产生了十八月历，它也没有达到距今5000年前。冯天瑜、周积明、何晓明三位是研究中国文化的知名专家，冯、周皆是“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先后为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何亦是“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三人皆属博导、教授之列，但在他们合著的一部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众读物《中国传统文化浅说》中，违背考古学常识的陈述竟赫然在目：“陕西华县、半坡、临潼等地旧石器时代妇女墓葬的规格明显超过男子的考古实证，更确凿表明当时的中华先民生活在母系氏族社会”（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71页）。旧石器时代至少距今一万多年以前，“陕西华县、半坡、临潼等地”的考古遗存目前尚未见有报道存在旧石器时代墓葬。陕西蓝田等地的旧石器文化是著名的蓝田文化即“蓝田人的遗存”，其年代在距今100万年至60万年之间，但专家们所指显然不是蓝田文化。专家们所言“陕西华县、半坡、临潼等地”的史前墓葬当是指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墓葬，其年代上限不超过距今7000年前，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该书对河姆渡遗址的稻谷遗存是这样描述的：“在距今约6000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首次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村），发现了大量的稻谷遗迹”（37页）。河姆渡遗址大量的稻谷遗存，发现和出土于第四层，其年代在距今7000年前，而不是出土于6000年前的地层，这也是考古学常识问题。张振犁、陈江风等著《中原神话论》是国家“八五”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受到钟敬文、许顺湛等人的高度评价和肯定。《中原神话论》说：“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母系社会处于鼎盛时期（公元前5000——前3000年）。经历一千年之后，父系社会开始发展（陕县庙底沟文化，公元前2500年），婚姻制度从对偶婚姻向一夫一妻婚姻过渡”（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2月第1版77页）。陕县庙底沟遗址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前者年代在前3900年左右，后者属早期龙山文化，年代为前2780年，张、陈两位的说法不但费解，年代也不对。
何新是名震中外的著名学者，我最近几年一直想购买一本或者借阅其大作《诸神的起源》，直到最近才遂了心愿，购到这本书的最新版本（时事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但翻看该书，涉及考古学方面的失误可谓“比比皆是”。他在谈到甘肃、青海以及广东、内蒙等地新石器时代遗物上的“戈麦丁图案”（即卍字纹）时说，它们的“时代距今约在五六千年”（导言4页）。甘、青地区出土的卍字纹主要出现在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陶器上，其年代在前2350年至前2050年之间（何新著作中选录的两件卍字纹陶器颇似半山类型，即如此，其年代也在前2650年至前2350年之间）；广东出土的卍字纹陶器当是指石峡中层所出器物，石峡文化的年代在前2900——前2700年之间，其中层可定为前2800年；内蒙古出土的卍字纹陶器当是指小河沿文化翁牛特旗石棚山所出的一件大口深腹罐，小河沿文化的年代在距今4870年以近。可见甘、青地区和广东、内蒙等地出土卍字纹陶器的年代定在“距今四五千年”为宜，“五六千年”则提前了约一千年，相差已远。何新先生在谈论以泰山曲阜为中心的泰沂山区的古文化时如是说：“1965年以来，在沂源县土门千人洞，相继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1981年，此地又发现了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猿人头骨化石。1966年，在泰山东部新泰县乌珠台，发现了一颗少女牙齿化石，经鉴定，距今也已有五万多年的历史。凡此均证明了，在泰沂山系地区，远在四十到五十万年以前，就已有人类生存和活动了。至新、旧石器时代，此地的文化遗迹就更多了。本世纪初叶，在章丘龙山镇发现了著名的龙山文化遗址……”（139页）。这段话表明，何新对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的概念和印象可能不怎么明晰。前面说的是旧石器时代的事，然后说“至新、旧石器时代，此地的文化遗迹就更多了”，但紧接着说的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新、旧石器时代”是个含混的说法，不知是指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呢，还是指新、旧石器时代之间的过渡阶段或“中石器时代”。如果是指前者，则叙述方式和表意让人费解；如果是指后者，则不见叙述相关的内容，因为他后面所讲全部是新石器时代的事。按何新先生的表达能力，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在谈论大汶口文化陶刻符号时，何新又说：“这两个图案，发现于距今5000——8000年前的山东大汶口陵阳河文化遗址中”（153页）。这句话至少存在四个问题：其一，考古学中没有“陵阳河文化”或“大汶口陵阳河文化”一说，其二，“××文化遗址”是泛指，如“大汶口文化遗址”是指大汶口、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前寨、花厅、刘林、尉迟寺等等所有含有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一般很少这样使用：“××遗址”是特指，如大汶口遗址、陵阳河遗址、大朱家村遗址等。何新先生所言显然是特指，因此“发现于……陵阳河文化遗址”之说是不妥当的，是何新先生生造的一个说法（如果要用“××文化遗址”则可说“发现于××地方的一处××文化遗址”，如“发现于陵阳河的一处大汶口文化遗址”等）。其三，大汶口在山东泰安市，陵阳河在山东莒县，两地互不相属，而大汶口遗址至目前为止并未发现何新先生所谈论的陶刻符号，因此“发现于……大汶口陵阳河文化遗址”不论怎么理解都是不通的。其四，大汶口文化的年代是前4300——前2500年，陶刻符号的年代当然也在这个范围内，而不是“距今5000——8000年前”。短短的一句话，让何新先生说得如此费解，笔者相信，其中的原因必定是由于何新对考古学的疏离而不是因为表达能力不够（其实除开年代问题，原句子只需调整两个词的位置变成“山东大汶口文化陵阳河遗址中”即可）。何新书中对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女神像是这样叙述的：“1986年，在辽宁红河良子，距今三千年的文化遗址当中出土了一个女神像，接着发现了一组小的女神像”（355页）。一段叙述中国古代气候的文字又如是说：“根据气象学家竺可桢的研究，中国中部的长江、黄河流域，在距今五千年左右（即夏商时代），年均气温相当于今日的广东，多雨湿热”（328页）。“红河良子”当为红山文化牛河梁，红山文化的下限距今4870年，牛河梁出土的女神像在5000年前，而夏商时代的上限约在4000年前，这些年代关系我想何新不可能不知道。这后两条与考古年代有关系的材料以及“红河良子”这种说法让我怀疑我新购的《诸神的起源》有可能是盗版，但该书存在的其他的有关考古学的问题又如何解释呢？它们不象是“盗版者”所为。如果真是“盗版者”所为，那真可以说是有意陷害何新先生了。希望有其他的版本能帮助我解开这个疑窦，也希望我所谈及的《诸神的起源》在考古学方面存在的问题也真是“盗版者”所为。
以上是笔者在写作《伏羲画卦》一书时从所接触的资料中发现学者使用考古学资料和知识的失误中的一部分（由于本文篇幅不必太长以及有些著述关于考古学的失误揭露起来让人惨不忍睹的原因，所以尚没有全部陈列出来）。归纳起来有这样几个特点：①主要是史前考古方面的问题；②几乎都是考古学常识问题；③绝大多数都很容易通过工具书和有关资料查对核实；④学术研究和大众读物、普及读物在出现考古学失误方面没有明显的区别和差别；⑤知名学者与非知名学者在出现考古学失误方面也没有大的不同之处。这种情况表明，中国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普遍缺乏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学的基本知识、常识以及素养（笔者相信，如果将中国现已出版的著述中有关考古学的失误搜集起来，然后逐一辨正，汇成一本书，一定不会很薄）。何新、刘尧汉、冯天瑜等都是当今中国一流的学者，他们的成就和贡献有目共睹，然而考古学方面的缺陷不仅让他们在学术史上留下败笔，更重要的是，这可能妨碍了他们走向一个学者所追求的完美和理想境地。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利用考古资料、运用考古学知识是文化和学术上的进步，只是中国这第一批勇敢吃螃蟹者看来并不怎么成功，让人为他们扼腕叹息！
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收获巨大、体量宏富，足可以与整个欧洲或美洲的考古等量齐观。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考古发掘更象一架开动的巨型挖掘机，日夜挖掘不止，一万年以来以及一万年以远中国古人的生活、历史、文化不断被掘出地层。面对如此巨大的思想、文化宝库，我们中国的学者还要继续袖手旁观，让其闲置和冷冻下去吗？
（笔者专门就“日本龙山文化”一事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仲殊先生，他说不知道有什么“日本龙山文化”之说。在此特向王仲殊先生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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