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中国俗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中国俗文学学会第五届代表大会暨“俗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述要
李祥林
2006年4月7—9日，中国俗文学学会第五届代表大会暨“俗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紧紧围绕会议主题，就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象和领域、理论和方法等等展开了积极研讨，会议开得扎实、热烈而富有成效。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近60篇，广阔的视野、活跃的思维、丰富的话题和多样的方法，体现出当今中国俗文学研究领域生机勃勃的态势。毫无疑问，在当今中国政府主持下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蓬勃兴起的背景下，中国俗文学研究将获得更大的发展。4月9日下午，根据国家民政部及教育部有关政策精神，结合中国俗文学学会的实际情况，改选了学会组织机构，并得到全体与会代表的投票通过。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再次当选为学会会长，谭帆、陈文新、刘祯、程郁缀、黄仕忠、刘晔原等当选为学会副会长。此外，白化文、段宝林、车锡伦等老一辈学者被推举为学会顾问。
中国俗文学学会正式成立于1984年。自1918年刘半农等倡议组成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起，俗文学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进入我们的学术视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郑振铎正式将“俗文学”作为学科概念并推出《中国俗文学史》（1938），中国俗文学研究这门学科得以确立；四十年代，戴望舒、赵景深、傅芸子分别在香港、上海、北平创办了《俗文学周刊》，赵景深还创立了“中国俗文学研究会”；五六十年代，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一度消歇；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而再度崛起。时至今日，俗文学研究已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里的“显学”之一，数十年来涌现出诸多专家学者，如郑振铎、周作人，赵景深、顾颉刚、江绍原、杨荫深、谭正璧、孙楷第、钟敬文、吴晓铃、关德栋等等。本次会议，由中国俗文学学会和北京大学主办。作为连任的学会会长，陈平原教授回顾和总结了上一届学会的工作，并再次从文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角度阐述他了对中国俗文学的价值认定。从文学史方面看，俗文学自晚清始即从革新文体的角度受到关注，“五四”以后，认为俗文学是文人创作的资源和动力更得到普遍认同；在思想史方面，在他看来，并非所有的文学形式都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但俗文学的崛起与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的变迁密切相关，因而具有深厚的思想史价值；从学术史角度讲，不可忽视俗文学给其他学科提供新资料和新角度的重要意义。现在学术界很重视考古新发现所提供的资料，其实，俗文学中那些以往未被关注的资料也应得到重视，大家应该支持、加强对俗文学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他主张俗文学研究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团结方方面面的学人介入，从而更加壮大这项事业。陈平原教授的发言，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共鸣。
的确，俗文学研究对于完善已有学术体系的意义不可忽视。关于俗文学，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首章开宗明义：“‘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书中为俗文学列举了六大特质：第一是“大众的”；第二是“无名的集体的创作”；第三是“口传的”；第四是“新鲜的，但是粗鄙的”；第五是“其想像力往往是很奔放的”；第六是“勇于引进新的东西”。据该书第一章，俗文学包括：诗歌（民歌、民谣、初期的词曲等）、小说（专指话本，包括短篇的即宋代所谓“小说”，如“三言”；长篇的即宋代所谓“讲史”，如《水浒传》及后来的《红楼梦》等）、戏曲（戏文、杂剧、地方戏）、讲唱文学（此名乃郑独创，包括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游戏文章（俗文学的“附庸”，如《僮约》、《燕子赋》等）。当然，从文体看，此书所列尚未包括作为民间文学主干的神话、传说及故事等，这些在今天我们看来当然是属于俗文学的范畴。事实上，俗文学既包括口传的也包括书面的，关键之处在于它是属于下层的文学，不为主流社会所重视也“不登大雅之堂”。郑振铎在1932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例言三”自述：“本书所包罗的材料，大约总有三之一以上是他书所未述及的；像唐、五代的变文，宋、元的戏文与诸宫调，元、明的讲史与散曲，明、清的短剧与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等等皆是。”在他看来，“许多中国文学，取材的范围往往未能包罗中国文学的全部”，而俗文学的纳入正有助于撰写“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谭帆在以《“俗文学”辨：兼谈20世纪中国俗文学研究的逻辑进程》为题的长文中，就中国俗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梳理和认真反思，并在充分肯定上个世纪俗文学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对中国文学研究所带来的巨大影响的前提下，对“俗文学”的概念、特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经典”问题乃至学科定位等作出了新的思考和阐释，以期对中国俗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有所禆益。他从四个方面入手，将“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学科性质归纳如下：（1）中国俗文学研究以文学的“三分法”即“雅文学”、“俗文学”和“民间文学”为区分原则，研究梳理中国俗文学的发生、发展、创作机制、传播机制及相关的文学问题。它是中国文学研究中具有自身独特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独立学科。（2）俗文学是一个“文类”概念，有着大致相同的特性，涉及古代文学中的众多文体，研究这一文学现象，有助于全面把握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更有利于探究中国文学中一脉独特的发展线索。（3）俗文学之“俗”应从传统文献中寻求依据，有“风俗”之“俗”、“世俗”之“俗”、“雅俗”之“俗”和“通俗”之“俗”等，俗文学是这多重内涵的合一，但以“世俗”之“俗”为其本质属性。故研究俗文学不能以俗文学之“民俗性”为其主要内涵，而应以揭示俗文学创作、文本和传播的“世俗性”为首要对象。（4）俗文学研究作为文学研究之一种有文学研究之共性，但更应有其特殊性，研究方法要与俗文学之本然性质相一致，故融合文艺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和传播学等多种方法的综合融通研究应成为其主要方法。同时，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不宜过度展开，要更多地将其作为历史文化现象和思想资料加以探究。
北京大学教授段宝林在《民间文学的研究方法》中指出，民间文学作为活态的立体文学，其研究方法与作家文学的研究有别，民间文学的研究主要有五个方面：其一是描写研究，这是对活态的民间文学进行调查记述，是研究的基础；其二是比较研究，这是民间文学家、民俗学家惯用的研究方法；其三是历史研究，这是把历代文献中的记录进行历史梳理的研究；其四是多角度的研究，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文艺学、法学、经济学、美学、哲学等各门学科的角度来利用和研究民间文学；其五是理论研究，从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等方面对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的探讨，掌握民间文学的发展规律，深刻认识民间文学的本质，作为指导实践的指南。他在谈到作为民间文学研究方法的比较研究时说，芬兰学派（历史地理学派）就用是比较异文的方法，追溯民间文学作品的源和流，画出流传线路图，考证各个异文之间的异同和年代的特征，这种历史地理研究因建立在搜集作品异文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所以比较牢靠，受到学者普遍重视，百年流行不衰。芬兰学派早期学者阿尔涅编写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1910），1928年经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汤普逊加以扩充，成为更丰富的一本世界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的工具书，此分类法称为AT分类法。丁乃通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即是用AT分类法对中国的故事进行分类的。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的工具书，还有汤普森教授及其弟子所编大型工具书《民间文学母题索引》等。应当看到，西方学者受条件限制，对中国和东方故事了解不够全面，这些索引的局限性还很大。如今，各国按AT体系编印的类型索引不下十多种。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金荣华对《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的故事进行类型分析，也运用AT法编成索引，已出两本（对四川卷、浙江卷、陕西卷及北京、吉林、辽宁和福建四卷作了类型索引），在其看来，虽然AT分类法在实际运用中有些问题，但是可以改进的，他认为利用AT框架作些调整，完全可以编成中国故事分类索引，可以补充不少类型。
来自四川的李祥林研究员，从如何运用新视角、新方法研究俗文学入手，提交了论文《“性别”：戏曲文化研究关键词》。他指出， “gender”（性别，社会性别）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如果说每个时代都有其学术主题的话，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课题就是性别研究，它“关系到思想、艺术、诗歌和语言等方面一个新纪元的诞生，那就是，创造一种崭新的诗学”。兴起于现代并以人文关怀为背景的性别理论（gendertheory）或性别研究（genderstudies），作为学术研究的新理念和新视角，为当今时代的哲学、史学、法学、文艺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人文科学所不可忽视。从“人学”层面上看，文学艺术表现人性本质，性别理论探讨两性关系，二者有着顺理成章的联系。起自民间流传市井的戏曲向来被包含着俗文艺范畴内，将性别批评引入本土戏曲研究乃至包括戏曲在内的俗文艺研究，有历史必然性也有现实迫切性。在会议发言中，他又放宽话题范围以“性别和民俗”为题指出，从性别（gender）视角切入民俗学（Folklore）及民间文艺研究，应是当今时代民俗研究这门学科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考察民俗事象，诸如物质民俗中的两性区分、精神民俗中的两性禁忌、社会民俗中的两性预设、岁时民俗中的两性活动、语言民俗中的两性特征，以及民间文艺中的两性话题，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从性别研究角度进行认真的透视和分析。李祥林认为，在性别理论向人文科学的方方面面渗透的当今时代，将性别研究引入民俗研究，是完全可以在两门学科交叉的边缘地带建立一门新的分支或交叉学科——“性别民俗学”或“民俗性别学”。结合性别与民俗的研究，既可以考察民俗事象中积淀和体现的性别文化，又可以考察性别文化对民俗事象的渗透和制约，二者可谓是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个向度的有机结合，彼此关系是互补而非对立的。可以肯定，引入性别理论，有助于民俗研究及民间文艺研究这学科的拓展和壮大。
文艺与民俗的关系，是文艺研究者不可忽视的课题。武汉大学教授陈文新提交的论文是《开创文艺民俗学研究的新局面》，该文实为他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丛书总序。文中指出，民俗学的关注领域主要在风俗（如衣服、食物、建筑、婚丧、时令礼节等）、宗教（如神道、庙宇、巫祝、星相、神会、赛会等）、文艺（如戏剧、歌谣、故事、谚语、谜语等）三方面，第一、二方面同古典文学的关系，可以从“一般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这角度来把握；第三方面与古典文学的关系，可以从“古典文学中民间文学所占的位置”这角度加以把握。由此可见，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我们的责任是：不仅承认这种关系，而且深入考察这种关系，以开创文艺民俗学研究的崭新局面。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文艺民俗学研究已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成就，其缺憾仍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我们对“一般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考察甚少，在文献民俗学即把文学作品作为民俗资料方面，我们还不够自觉，远远谈不上系统研究；第二，古典文学的研究很少自觉借鉴民俗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并因此出现了若干阐释偏差。为了正确理解文学作品，有必要了解它背后的环境和社会，有必要了解民间素材向文学作品升华的过程，有必要了解民俗现象的基本特征，也有必要借助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甚多，举其大端，至少有三：一是注重田野调查，二是注重类型的、比较的研究，三是注重地域性的研究。古典文学作品中有许多问题，用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来阐释，常有一种迎刄而解的效果。借鉴民俗学对古典文学研究大有好处。
学术研讨会上，老、中、青学者共聚一堂，台上发言，台下提问，切磋交流，讨论热烈，场面活跃，气氛民主，而且论题涉及面广，给人启示多多。同济大学教授朱恒夫以《当代俗文学研究范畴的思考》为题发言，就俗文学概念的演变、俗文学研究的范畴、雅俗文学之间的转换、产生新的俗文学的原因以及俗文学研究滞后与俗文学发展等阐述了己见。苏州大学教授汤哲声在《中国通俗文学的性质和批评标准的论定》一文中，分析了中国通俗文学批评落后于通俗文学创作的原因，指出文学批评的有效在于不同类型的作品应该用不同的批评标准衡量，对中国通俗文学的批评不能仅仅用“五四”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界一以贯之的精英意识，而是要结合、参照中国大众文化和大众意识，并以此来建立中国通俗文学的批评标准。新世界出版社编审陈有升的《再论荤歌谣荤故事所包含的政治社会学内涵》，接续他2001年提交“俗文学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研讨会的论文《从当前流行的荤笑话儿分析其中所包含的政治社会学内涵》，再次从学术角度阐述了他对把民间荤歌谣荤故事长期列为“扫黄打非”的严打范畴的存疑观点，指出应当以科学的态度研究荤歌谣荤故事及其所包含的政治社会内涵，并强调荤歌谣荤故事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俗文学研究中不能缺席的课程。中华书局编审程毅中在《俗文学与世代累积的古代通俗小说》中指出，通俗小说在口头流传的阶段，一般具备了口头性和集体性、变异性、传承性的特征，符合民间文学的标准；在记录成书面文本后，也往往保持着后三个特征，称之为俗文学还是比较合理的；至于完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小说，只在文体上保留了拟话本的通俗小说的形式，也许视为广义的俗文学为宜。东华理工学院副教授章军华《原型的再生：方相氏与孙悟空》，在现有孙悟空原型研究之种种学说之外，从原型批评入手，提出孙悟空的原型即中国古籍所载驱傩首领方相氏，并从多方面进行了比较论证，他的观点激起了与会代表的兴趣和讨论。
本次会议，大家在积极探讨新领域的同时，也重视传统资源的发掘、整理、重释。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对象，除了狭义的民间文学（如神话、故事、歌谣、谚语、俗语等），也包括历史上曾在口头流传后来有了书面文本的小说、戏曲、变文、弹词、鼓词、宝卷、子弟书、木鱼书等。这次，提交会议的论文还有《中国古代民间的火神崇拜与灭火意识》、《中国古代早期渡口传说的时空透视》、《祝融、蚩尤、三苗种族关系发微》、《伏羲始结网罟并作八卦的历史文化意义》、《论古代小说中的道家文化》、《市语和宋元戏剧研究》、《〈三分事略〉是晚于〈三国志平话〉的重刻本》、《清及近现代的民间宣卷和宝卷》、《〈中国鼓词总目〉编撰分段依据及理论探讨》、《双红堂文库藏清末民初北京木刻、石印本“唱本”目录》、《吴晓铃先生的俗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关德栋教授学术思想述略》等等，恕不枚举。
（载《新余高专学报》2006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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