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高《洗骨改葬の比较民俗学的研究》评述
蔡文高《洗骨改葬の比较民俗学的研究》评述(民俗研究2006年第1期)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陈进国
蔡文高，1962年生，福建长汀人，1984年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1984年至1990年，北京邮电大学任教职。1990年留学日本。2002年获成城大学文学博士（民俗学）。现任神奈川大学大学院（研究生院）历史民俗资料研究科特任副教授，兼任成城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研究员。近年来，蔡先生多次和元驹大学教授佐タ木宏干、首都大学（东京）教授渡边欣雄、副教授何彬、冲绳国际大学教授小熊诚、爱知大学教授周星等合作，从事福建和琉球的信仰民俗的比较研究，成就显著。
《洗骨改葬の比较民俗学的研究》是著者的博士论文《日中洗骨改葬の比较研究》（2001年度提交）修订本，东京有限会社岩田书院2004年10月初版。本书主体部分的论文曾经荣获日本民俗学会第十七届研究奖。本书通过一国各区域的比较（中国南部各省区间及省区内各地区间的比较、日本本土及琉球群岛之间的比较）及异国间的比较（中国南部与日本本土及琉球诸岛的比较），讨论了洗骨改葬这种共通的民俗事象在东亚不同地区的特征及其在地流变的情形。著者反对简单地将洗骨改葬看作“陋俗”，而是尝试将之还原到它得以传承的社会历史系统中加以深入考察，从而揭示出它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
本书的书前页附有60幅有关丧葬礼仪及洗骨改葬方面的黑白图片、序（成城大学田中宣一教授）、书后页附录有《中国洗骨改葬关系简略年表》、《索引》等。正文则由引言、序章、第一至第五章、终章构成。引言分辨了“洗骨”、“改葬”、“洗骨改葬”、“坟墓”、“墓”、“死者礼仪”、“子孙”、“汉民族”、“丧葬职人”等概念。
正文内容大体分为三部分：一，论述中国洗骨改葬习俗的历史和现状，并分析了此俗在民间祖先崇拜中所具有的意义；二，介绍了日本本土及以琉球群岛为首的南西诸岛洗骨改葬的概况，着重分析了南西诸岛洗骨改葬的特征及其近几十年的变化；三，比较分析了南西诸岛的洗骨改葬及福建客家地区类似习俗的异同，论述了这些异同产生的原因及其文化意义。
本书是近年来有关东亚地区丧葬民俗的比较研究方面的一本佳作，具有历时和共时的研究相结合，宏观和微观的研究相结合，事象和事件的研究相结合等特点，代表了目前区域民俗事象研究中跨区域、跨历史、跨文化比较的学术取向。作为一名留日十余年的民俗学者，蔡博士的视角及方法，与另一位留日学者何彬十余年前的博士论文《江浙汉族丧葬文化》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重视考古、历史、民俗三元并置的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学界针对那些具有“复杂社会”特征的异国民俗事象研究的基础性思路，以及对于当代中国民俗学者在操作层面上的实际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研究信仰民俗的学者日渐浸润于“欧风美雨”之中，带有“脱中入欧（美）”的色彩，故有关“空间民俗学”的研究，比较偏重于村落或小社区的调查，而缺乏一些跨社区或跨村落的比较，更谈不上跨省区或跨国界的比较（这当然有研究条件的限制）了；而有关“时间民俗学”的研究，也往往带有忽视双时态结合的学术倾向。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辽阔，历史悠久，重视文字，带有政治一统性和文化多元性特征的文明社会里，蔡博士结合“考古学”与“考现学”的方法，重视一国的区域比较和跨国间比较的研究进路，对于中国学界基于现有条件之上的“一国”或“一区”民俗学研究路径的选择，或许有所借鉴和启发。
兹介绍一下本书各章篇目及内容，并略谈一下本书的资料使用及论述的得失。
序章：《研究の目的.研究史ぉよび研究方法》，共分三节，包括《本研究の目的と洗骨改葬の研究史》、《问题点と研究方法》、《本书の构成》。
著者熟悉日本“比较民俗学”的成果及研究走向，故而能够对东亚地区洗骨改葬习俗的研究史有比较从容的检讨，如评议了日本及朝鲜半岛洗骨改葬研究的特点及得失，总结了日本学界有关南西诸岛的洗骨改葬习俗研究的四个时期的特点，并着重介绍了本书所借鉴和使用的“比较民俗学”方法论的四个层面，即异国间的“一般的通文化的比较”、“相互影响追求の比较”和“国内异系民俗の比较”、“国内同系民俗の比较”等。
第一章：《中国洗骨改葬の史的展开》，四节，包括《洗骨改葬の发端――考古资料にみる先史时代の洗骨改葬――》、《洗骨改葬の展开――正史资料ゃ个人著书にみる古代中国の洗骨改葬――》、《洗骨改葬の诸类型――地方志资料にみる明.清以降の洗骨改葬――》、《文献资料からみた洗骨改葬の分布》。
本章利用考古报告、历史文献和个人文集等资料，考察了史前和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各地二次葬和洗骨改葬的状况，并借助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地方志资料，剖析了该时期中国各地洗骨改葬的特征和分布状况。
著者认为，有关史前时代二次葬的起因，从观念层面上讲，与古人的灵魂不死观念、氏族重视合葬的集体心理等有关；从现实的层面上讲，同先民生活技术的发展是紧密相伴的，为了适应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即由山林的狩猎、采集生活到半狩猎、半农耕生活，及定居农耕生活的变化，埋葬方式亦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此章还根据《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制作了《中国洗骨改葬关连资料一览表》、《中国洗骨改葬分布概念图》、《明清以降中国洗骨改葬分布图》等，分析了中国各地特别是长江以南各省区洗骨改葬的三种类型（土葬后的洗骨改葬、风葬后的洗骨改葬、火葬后的洗骨改葬），以及不同地方洗骨改葬的时期设定及洗骨手段等情况。
第二章：《现代南部の中国洗骨改葬》，五节，包括《福建省の洗骨改葬の概况》、《洗骨改葬仪礼の诸过程――长汀县蔡坊村の事例を中心に――》、《洗骨改葬の诸相》、《洗骨改葬のバリエ－ツヨンとその意味》、《洗骨改葬の起因の诸说》。
本章综合考察了当代中国各地的洗骨改葬情况，详细地叙述了一些地区洗骨改葬的仪礼过程及其文化含义。在通盘考察了长江以现各地区的当代洗骨改葬习俗之余，著者将重点放在与琉球诸岛的洗骨改葬习俗关系更为密切的福建和广东，采访了许多当事人，并列举、分析了大量的事例，这是本书最为精彩的部分。
著者认为，福建现有的洗骨改葬习俗具有两种表现类型：一是定型化、惯习化的，一是起源于风水因素的。前者基本属于复葬葬制（如可能受到西南山地少数民族洗骨改葬的影响）的典型形态，后者可能是单葬葬制（如中原地域土葬的影响）的一种变异。二者其实是移居南迁的中原汉民族“入乡随俗”、“入乡问俗”的产物，都蕴涵着中国人的亲族血缘观和灵力观。而洗骨改葬的实践，同汉民族对祖先的神化、祈求死者再生、希望保护子孙等因素有关，也跟汉民族为适应地理环境而永久保存祖先遗骨的观念有关。有关南方汉民族洗骨改葬习俗的起因，说法虽然多样（有客家迁移由来说、风水原因说、凶葬吉葬由来说、地理环境影响说等），但风水被汉民族视为祖先的骨骸具有灵力并导致子孙的幸运和繁荣的源泉。洗骨改葬中的“涂朱”现象，体现了“避邪”（袪除邪气）的文化习惯；而子孙的“滴血确骨”行为，是对祖先和子孙关系的再确认，是对双方相互间感应力的一种强化。
第三章：《祖先祭祀システムにおける洗骨改葬――福建省西部の事例から》，三节，包括《死者仪礼》、《祖先祭祀》、《洗骨改葬の位置》。
著者考察了福建省西部地区特别是家乡长汀县有关死者仪礼的一般过程（死者仪礼的诸阶段和个别事例），介绍了当地祖先祭祀的场所和时间、人生礼仪与祖先祭祀的关系、墓祭和祠祭、家祭的仪礼等，着重探讨了当地民间普世化的生死观和祖先观，并阐述了洗骨改葬在这一仪礼系统所处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
著者强调，死者礼仪、洗骨改葬和祖先祭祀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它们构成了祖先祭祀的仪礼系统。福建西部（蔡坊村的事例）的死者仪礼同其它地区汉民族的死者仪礼具有共通性，但细节上亦存在着一些差异，如招魂仪式和寿衣的使用、“撞四七”习俗等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而祭祀场所（祠堂、天子壁、神龛与坟墓等）及祭祀形态（祠祭、家祭与墓祭）的多元化，亦体现了客家人对祖先阴阳（阴祖和阳祖）两面性格的思考。比如，坟墓的好风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子孙和祖先交流的一个媒介。祖先其实被视为一种无形质的存在和能量，能直接影响子孙的祸福。而洗骨改葬有效地确认了“死者”作为“祖先”的资格，并构成了从“死者”到“祖先”角色转换的仪式媒介。
第四章：《日本の洗骨改葬》，五节，包括《日本本土の洗骨改葬》、《南西诸岛の洗骨改葬の史的展开》、《南西诸岛の洗骨改葬の分析》、《洗骨改葬の消灭》、《洗骨改葬から烧骨改葬へ丰见城村宇高安の事例を中心に――》。
本章简要地介绍了日本本土历史上可能存在过的洗骨改葬习俗，并重点考察了南西诸岛的洗骨改葬的历史和火葬导入后这几十年的变迁，并对其特征进了了概要的总结。日本学界对洗骨改葬的研究开展很早，田野调查资料十分丰富，研究成果也很多，因此这一章除一部分是著者的田野资料外，还充分利用了各种文献资料。
第五章：《日中洗骨改葬の比较研究》，三节，包括《福建省西部の墓と南西诸岛の墓》、《日中洗骨改葬の类似点とその意味》、《日中洗骨改葬の相违点ぉよび相违发生の要因》。
本章比较分析了以琉球本岛为首的南西诸岛的洗骨改葬和福建省西部的洗骨改葬习俗的主要的类似点和不同点，并探讨了这些类似点和不同点产生的原因。著者认为，两地的洗骨改葬的相同或相似，主要来源于中国文化对古琉球国文化的影响；而两地的洗骨改葬的不同点，则主要由来于两地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由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得起源基本相同的习俗在两地的传承过程中，在融入了各自的文化因素后发生变异，最终导致两地的洗骨改葬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
终章：《本论の要约ぉよび今后の课题》。略，不论。
由于受到研究条件的限制（著者在东瀛留学），本书在资料的搜集与分析方面仍然略为单薄。比如，第一章仅仅依靠《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而非细翻达数千种之巨的地方志资料，难免会导致量的统计的不足或忽视异例的现象，从而影响论述的深化和结论的可靠性。另外，著者基本忽视了族谱、墓志铭、买地券、镇墓文、堪舆书籍、风水契约文书、地方志所记录的精英论述等文献。倘若著者能够再结合这些文献，针对个别省区洗骨改葬习俗历史，制作出相应的“民俗地图”，分析应会更加深入。
在经历一个对家乡的陌生化过程之后，著者又有意识地重返家乡，对长汀县河田镇蔡坊村各姓的洗骨改葬仪礼的诸过程进行了深度的访谈，并列表分析了影响家乡人洗骨改葬实践的多种因素，这无疑有助于读者更有效地理解当代中国洗骨改葬之民俗事件重复发生的场景。然而，过度信赖口述文本而忽视面对面跟踪观察当地仪式专家从事洗骨改葬的整个操作过程，不免会导致不少信息的失忆与失真。
著者在讨论南部中国洗骨改葬习俗盛行的成因时，已充分注意到南方周边多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和影响的因素，并指出风水思想是促成洗骨改葬习俗在南部中国扩散的最根本原因。这种论断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而著者根据对尸体第一次的处置方式而进行的类型分析，亦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洗骨改葬习俗形成及延 续的成因。不过，著者关于“洗骨改葬”的概念界定及类型划分，是否显得过于宽泛呢？毕竟有关构成洗骨改葬的条件的合理设定，会很大程度影响着我们关于洗骨改葬发生学问题的判断。让批评者印象深刻的也正是著者对洗骨改葬起源问题的执著。比如：著者似乎又接受了民族学者早已形成的一元论起源的“典范”观点，即仍然将南部中国汉人社会的洗骨改葬习俗视为非汉民族社会复葬制度的延续与变异。然而，诚如E·E·埃文斯－普理查德在评议原始宗教的研究思路时曾经指出，当原始宗教的“起源不可能被发现的时候，探寻起源并不是健全的科学方法。科学探讨关系，并不研究起源和本质”。原始宗教的事实“必定与其他事实有关，既与它用来形成观念与实践体系的那些事实有关，也与其他与之有联系的社会现象有关”，“必须依据宗教事实在其中被发现的文化和社会的整体来解释它们……才有意义” （《原始宗教理论》，孙尚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2-134页）。在批评者看来，著者对洗骨改葬起源问题的执著,使得不少本须小心求证的判断可能充满着大胆的猜想。
洗骨改葬在同一族群及不同族群间皆存在不同类型的事实，表明这种习俗更可能是不同族群的文化系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共相。从不同文化类型的持续互动过程来看，是否可以说，南方畲民普遍采用的一次棺木土葬、停棺拾骨土葬、“拣金”拾骨二次葬，反而是受近世“土著化”的南方汉民宗族观念、土葬习俗和风水信仰的深刻影响呢？尽管有相当多的证据显示南方洗骨葬习俗与早期的土著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但不能因此武断地推出现有的汉族洗骨葬行为绝非中原、北方移民的固有观念、习俗的一种“在地”的流变。南方洗骨葬的起源问题，“土著说”和“外来说”都可能陷于简单的一元论，持二元论或多元论更是一种辩证的立场。而融入风水观念的拾骨或洗骨葬俗(虽然畲、汉二族皆藏祖骨于金礶中，但文化内涵已然不同)，堪称是“以夏变夷”的结果，即汉文化系统占据主导地位的产物。比如，清乾隆《永春州志》卷七《风土志》载，当地畲民“近又与土民婚，并改其焚尸浮葬之习，亦足见一道同风之化云”。福安县东山《雷氏族谱·家训》(清光绪三年修)载：“父母临终衣衾棺椁在所必备者，孝子之情也。刻今多有火葬之说，竟敢斫棺而焚之，不孝之罪莫甚于此。此后族内人等葬具称家之有无，断不可以鞠育顾复之恩而为斫棺焚尸之惨，违者鸣官究治。”
由于忽视族谱资料的记录，著者并未发现福建地区与洗骨葬俗相关的一些重要民俗现象及其背后所涉及的祖先崇拜之意义，如在祖先骨头不多或没有骨头的情况下，或者为了追求好风水，闽人普遍借用“银牌”和“木主”等祖先替代物来“滴血”代葬（著者的家乡长汀县城传统金银店目前还有兼营打银牌或木主的生意），或者借此为祖先增设坟墓（故一个祖先可以有两处甚至三处坟墓）；在祠堂的祖先牌位溢满的情形下，闽人将牌位焚化后置于金罐或未焚化便一起置于金罐，另设置“神主墓”祭拜。这些习俗作为洗骨改葬传统的衍生物或新生寄体，恰恰可能对汉人有所谓“阳祖”或“阴祖”、汉人的祖先观念是“灵骨一体”等说法提出一些异例的反证。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移民及族群上的差异，琉球群岛与日本本土的洗骨改葬习俗是有相当差异的，近世以来的琉球群岛与日本本土基本上隶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琉球群岛上的洗骨改葬习俗主要是明清时期华夏移民影响下的产物。倘若只是简单地根据目前的政治隶属事实而非文化原型本身来进行所谓中日洗骨改葬习俗的化约式的大比较，结论的可靠性就很值得怀疑。著者将原题《日中洗骨改葬の比较研究》改为《洗骨改葬の比较民俗学的研究》出版，显然亦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 本帖由 jjydong 于 2006-9-13 22:30 最后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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