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国：“文革文化”应申请为“人类文化遗产”
朱健国：“文革文化”应申请为“人类文化遗产”“双猴”会师于“首座文革博物馆”
2006年的清明节似乎不同寻常。
3月31日上午11时，汕头市澄海区塔山风景区哀云浓浓，两个属猴的同龄古稀老人登上塔山，沉痛地走进中国民间“首座文革博物馆”的警钟亭，合力连续猛推撞钟杆——顿时，40响悲凉宏郁刺心的警钟声从塔山之颠随风低徊，从云哀卷，久久回荡，一波一波深入广阔的“珠三角”大地……正在塔山风景区凭吊70多座文革冤魂之墓的上千游人、众多中小学学生，闻之戚然肃立，一起为中国大陆二千万文革受难者默哀，纪念惨绝人寰的文革结束三十周年！
两位属猴的撞钟老人，一个是身材结实精悍的汕头人彭启安，“首座文革博物馆”的“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一个是体魄高大儒雅斯文的黑龙江人刘宗秀，“深圳刘宗秀文革博物馆”筹办人。这“两猴”虽皆是中共资深党员，皆是正厅级退休干部，却皆有勇闯禁区“将文革研究坚持到底”之“壮心不已”。此次两人经一共同朋友潘达培先生牵线，临时相约，“突然会师”，“共展夙愿”。
从1996年起，历经十年艰难险阻建成中国民间“首座文革博物馆”的彭启安先生，今天不但没有一丝疲倦与后悔，且对记者说：即使有人要以“莫须有”罪名把我抓去枪毙，我也要建好这个“首座文革博物馆”。为了进一步完善“首座文革博物馆”，拟在200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开展文革的“十六条”文件通知之日40周年时——在“首座文革博物馆”召开一次邀请海内外志士参与的《文革结束三十周年纪念大会》，这会议既是对文革研究、文革博物馆建设的一个理论探讨务虚会，也是谋求解决“首座文革博物馆”的馆藏史料不多、管理人才落后、建设资金链条不畅等七大实际困难的务实会。
文革的本质是一种华夏专制文化之集大成
“深圳刘宗秀文革博物馆”筹办人刘宗秀先生是一个1950年代就开始收藏“毛文化”（毛泽东文化）的文革史料收藏家，他认为真正说起来，文革的历史不是十年，而是二十年——文革实际上是从1955年“反胡风”、“反右”运动开始，因为文革的本质是专制者运用大民主手段维护专制，是皇帝发动臣民用民主方式进行的“保皇”运动。从这一角度看去，“反胡风”、反右运动也是一场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之“圣旨特许下的民主方式”开展的“保皇”文化运动，1957年的“帮助党整风”和“反右”，是“未遂文革”或“文革序幕”——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草坪接见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对正在积极为党整风提意见的全国共青团代表警告说：“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这一公开发出的“反右号令”，其实也如同十年后“清查五一六分子”的“文革号令”。
此次与彭启安会师后，刘宗秀对记者说：我非常钦佩“首座文革博物馆”的“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 彭启安先生卓著的务实能力，但是，我觉得要真正建好“文革博物馆”，还必须突破一个观念，就是不要将文革只看成一个意识形态的政治产物，文革的本质是一种华夏专制文化之集大成。对文革的研究，要更多地从中华文化传统的角度去挖掘。为了有利于全面永久地研究文革文化，我建议：将“文革文化”作为一种“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保护。一旦大家视“文革文化”为“人类文化遗产”， “文革文化”就从政治的压制中解放出来了，通过压制“文革文化”和揭露“文革文化”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就可能大大缓和。这样才有利于迅速建设更多的“文革博物馆”，更加真实地研究文革。
“文革文化”的基本构成
刘宗秀来不及对记者细说其“文革文化”的基本构成，但记者根据采访刘宗秀十年来其透露过的基本思路，可以初步推想其“文革文化”有六大基本构成——
1、“毛文化”：毛泽东专制思想。毛泽东专制思想的核心来源于东西方专制文化传统，是由“秦始皇焚书坑儒传统”和“斯大林残酷肃反经验”所组成。这二者形成了毛泽东深爱“皇帝发动臣民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民主方式进行‘保皇’运动”的独特思想。
2、深深打上江青个性的文革文艺作品，如八个“样板戏”。 “样板戏”虽然充满宗教性的政治说教与套话，主观动机是为其专制政治服务，但其将现代音乐艺术与传统京剧音乐结合的改革，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政治文艺新品种，为人类的艺术百花园增添了一枝新花草。
3、文革的民间文化——地下诗抄、大字报、造反传单、文革日记、文革标语口号、文革专用词汇等，皆是人类语言文化中独一无二的新创造，文革的民间文化一旦离开文革恐怖时空，就具有永久地珍藏、研究、鉴赏与利用价值。
4、文革斗争手段是人类自杀文化的一种新方式，其“批判大会”、 “批判小会”、“游街”、“武斗”、“文攻武卫”、“五七干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等形式，创造了人类除战争之外自相残杀的新模式，提供了研究人性的新边疆。
5、文革的组织形式——各种“文革领导小组”、“红卫兵”、“战斗队”、“联络站”、“兵团”“造反派”、“保皇派”、“革命委员会”、“工宣队”、“贫宣队”、“工农兵大学”等，皆是人类组织文化的新发现。
6、文革遗址是文革的重要空间——文革重大事件的发生地址，如毛泽东接见千百万“红卫兵”的天安门广场，上海“一月夺权风暴”集会地，广西武斗、人吃人之发生地、文革庐山会议厅等。让后人可亲临这些“文革空间”，是丰富人类思想和生活的宝贵文化资源。
作为浓缩这六种“文革文化”的“首座文革博物馆”和“深圳刘宗秀文革博物馆”（雏形），是申请“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的首选载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该打破“只有国家政府才能申请人类文化遗产”的惯例，允许各国一些民间文化组织自行申请。否则，处于非民主国家的一些被专制者误解压制的“人类文化遗产”，有可能被排除在人类理性健康力量的有效保护之外。
天灾人祸正在危及“文革文化”
大量事实表明，目前许多天灾和人祸正在严重危及“文革文化” 这一“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
所谓天灾，就是许多自然灾害在毁灭未能得到及时保护的“文革文化”遗址、遗物，包括一些文革亲历者被生活困境和疾病夺去生命。
“人祸”则有两种，一是中国的专制机制在顽固地禁止研究“文革文化”，禁止建立各类“文革博物馆”。
二是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的申请办法落后于形势。
联合国是先想到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后才意识到保护“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
自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中国的长城、故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黄山、泰山等31处被列入 “世界物质遗产” 名录，仅次于西班牙、意大利，位居世界第三位。而“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直到２０００年，联合国才启动“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抢救保护工作。２００１年５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首批入选的１９项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只有“百戏之源”的昆曲艺术名列其中。２００２年底，虽然一个名为《抢救和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在北京召开，宣称中国从当年起正式启动大规模“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计划在５年内初见成效，但一直无人想到将“文革文化” 列为“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
人类文化遗产是指人类共同继承的文化及自然遗产，它包括亿万年的地球史上，人类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不可再生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联合工程以及考古遗址地带等，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文革文化”正是一种不可再生的具有很高历史价值的“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而今，如何突破一些人将“文革文化”全部视为一无是处的“专制政治垃圾”旧观念，突破联合国规定“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两年公布一批，每一个成员国每次只能正式申报一个项目的因循守旧法则，是最终让“文革文化” 成为“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的关键。
当今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中最年轻的是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它是在1956年至1960年间，用三年多时间在一片荒野上建造起来的新首都。城里不见古迹遗址，也没有大都市的繁华与喧闹，但其充满现代理念的城市格局、构思新颖别致的建筑以及寓意丰富的艺术雕塑，使这座新都蜚声世界。1987年12月7日，巴西利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人类文化遗产”。与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相比，深藏万象、不可重复的中国“文革文化”，难道不是更有理由成为“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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