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
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美]彭慕兰著马俊亚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8
(喜玛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
图书作者：[美]彭慕兰 著
出版时间：2005-08-01 版次：暂无
I S B N：7-80190-686-1/K·193页数：372
开 本：32 字数：309千字
中文目录
导 言……………………………………………………………………………………………………1
区域…………………………………………………………………………………………………5
时限…………………………………………………………………………………………………13
国家、市场及其在黄运的融合……………………………………………………………………14
政治经济与中国的发展……………………………………………………………………………19
治水与国家的构建：理论透析……………………………………………………………………22
第一章 地方利益阐述：信贷和货币市场中的政治势力和地方模式………………………………1
山东的地区性信贷市场……………………………………………………………………………6
根深蒂固的地方经济差异…………………………………………………………………………12
信用市场及其他地方经济界线……………………………………………………………………13
区域性的货币市场…………………………………………………………………………………16
经济地理的政治：当地的公共财政………………………………………………………………22
经济地理的政治：超地方的权威和政治自卫……………………………………………………25
经济地理的政治：私人利益………………………………………………………………………28
割裂的市场及其分布：强大的势力………………………………………………………………30
割裂的市场及其分布：普通百姓…………………………………………………………………36
割裂的市场和区域经济形态………………………………………………………………………39
结语：割裂的市场与国家构建……………………………………………………………………48
第二章 社区、强制和棉花：农业改良和社会分层…………………………………………………52
新的农作物品种……………………………………………………………………………………56
拾荒与生存…………………………………………………………………………………………68
看青活动与“棉业公会”…………………………………………………………………………76
区域变化与地方领袖………………………………………………………………………………92
渗透性、开放性和社会经济的变迁………………………………………………………………109
第三章 生态危机和“自强”逻辑……………………………………………………………………116
市场、国家和生态…………………………………………………………………………………116
封闭、燃料短缺和森林砍伐………………………………………………………………………120
燃料短缺与“自强”逻辑…………………………………………………………………………138
当地的努力：植树造林及其不满…………………………………………………………………143
生态、交通和边缘化………………………………………………………………………………149
第四章 任其自便？……………………………………………………………………………………161
中央政府的退出……………………………………………………………………………………162
中央政府的退出：新的侧重、新的紧缩与错失的机会…………………………………………175
轻视的加剧：地方瘫痪的社会和政治基础………………………………………………………180
草秸与石头：落后技术的循环……………………………………………………………………193
黄运的黄河治理……………………………………………………………………………………212
水患的重新分布……………………………………………………………………………………221
第五章 灾害的应对……………………………………………………………………………………233
水利衰败的经济成本………………………………………………………………………………234
士绅与外国人………………………………………………………………………………………244
国家的分裂与水利治理：军阀时代………………………………………………………………261
官府、乡村头面人物与地方反抗…………………………………………………………………265
工程师与士兵………………………………………………………………………………………284
结 论 黄运、中国与世界……………………………………………………………………………299
附 一 鲁西北和鲁西南各县名称……………………………………………………………………320
附 二 水利衰退造成的农业损失……………………………………………………………………322
附 三 黄运水利失修所导致的额外交通成本………………………………………………………330
征引文献…………………………………………………………………………………………………334
译名对照表………………………………………………………………………………………………365
RE:【推荐】《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
中文版序言本书原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这项研究始于1985年，论文完成于1988年。那时中国史研究中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变化，尽管其意义还不甚明了。
从长远角度而言，最值得一提的是具有中国背景和外国背景的中国史研究者们在大约30年的几乎完全隔绝后，重新进行了交流。尽管所有相关之人显然均受其益，但开始阶段总是别别扭扭，因为太平洋两岸的学者们要竭尽全力来弄懂对方通常所提出的问题类型。当我1985年抵达山东并说明我的研究范围是20世纪该省西部的一个特定地区时，大多数人认为我不是对义和团起义、就是对抗日战争发生了兴趣。当我说明我主要对这两次事件之间所发生的事感兴趣时，这总是意味着无所足道。而从20世纪中国正统的历史叙述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看法不无道理：对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或这个时期其他一些重大事件来说，这并非关键之所在。但从我受其训练的那种社会史的角度来看，这恰好是这个地区突发重大事件的相对次要的影响，在这个阶段，使考察更缓慢出现的模式或观察我最感兴趣的事——因为曾被视为举足轻重的“京师咽喉”的大运河，在沿海轮船和南北铁路的网络中地位一落千丈，人们对他们生于斯的地区的边缘化是如何做出反应的——成为可能。我的一个相关的兴趣——试图解释施坚雅所用的中国史的地理依据的分析方法，有可能被较注重人类对地貌(如运河和铁路)的改变所修正，它在中国根本就行不通：当施坚雅的著作在美国背景的中国学领域风行一时之时，它在中国却并没有引发人们太大的兴趣。
其时，在西方学者中间，出现了两种明显的趋向。一是从社会史、经济史和政治史转向了文化史和心智史。这一方面受到了来自文学和人类学中被称为“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尽管这两者并非一回事)的新方法的推动。那些希望从社会科学中借来的方法能提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释历史中的因果关系的模型的史学家们，经常发现比其预想的要更复杂，而与其定义相比，总有太多的例外：这种情形特别适用于非西方世界的史学家们，那里的类型是源于马克思、韦伯所描述的欧洲经验，其追随者们似乎很少能满意地加以应用。新文化—心智史反对重视对模型的研究，尤其反对重视对事件之间因果联系的研究。相反，它主张考察单独的事件或文献，来理解它们对那些与其相关的事物的可能的意义。这牵涉再造那些人们曾用来解释其世界的类型，而不是引进我们的类型，即便那些类型中的某些类型(如阶级)对我们如何分析这个世界极为关键。同时，新史学强调我们不可能经常发现一个为所有那些与之相关的事件所共有的事件的单独意义：当我们可能揭示某些已成共识的假设时，我们几乎总是发现不同的人以极不相同的方法经历着同样的事件，并提醒我们在断定这些观点的任何一个具有优势时，要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当这种格调的珍贵著述已大量出版——并将继续出版——时，它们还引导着我们离开那些尚未解决的基本的历史问题：关于不同类型的政府是如何出现和垮台、为什么富裕和贫穷像现在这个样子来分布，为什么在某些时空中产生了大量的抗议运动，而其他时空中则没有的问题。本书从另一个方面仍然着重研究这些类别的问题。
第二种趋向具体说来与中国史研究具有更多的关系。没有人能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民革命背景的中国提出异议，这场革命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也没有人能否认现代中国(以别于20世纪后期的其他国家)的许多鲜明之处主要是由一个具有农民背景的政党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从20世纪50～80年代，许多研究中国的外国著述其目的在于解释这场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在50和60年代集中研究旧士绅如何失去对社会的控制之后，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集中研究农民自身的社会史日渐增多(在这个阶段的许多时间里，美国与越南和其他地方具有农民背景的革命运动的开战，无疑加剧了这种研究的强度)。这种研究导源于那时历史编纂学的传统。
但到我着手这项研究之时，那种传统已成明日黄花。已现端倪的向文化史转向的趋势意味着对农民学的冷落。不是人们不欢迎农民学对事件的解释(实际上，研究印度农村的学者们的尝试，作为底层研究运动的一部分，曾极其令人鼓舞)，而是我们所发现的让这种方法变得实用的记录实在太少。其间，在中国本土所发生的研究趋向也似乎偏离了农民学。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对“红”的强调后，致力于四个现代化建设和对“专”的培育，导致了对群众运动(不论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中心地位的重新评价。20世纪70年代末期对太平天国的重新评价，与以往相比，较多地强调了其作为农民运动的局限性，并对作为这场运动中潜在的现代化人物洪仁玕表现出了较大的兴趣，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早期迹象。地方史和回忆录(如《文史资料》丛刊)的大量涌现，也使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当地革命活动中那些人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由中共从外部派来的组织者：进步的学校教师和青年等。
这种偏离农民运动的变化作为历史的主要原动力很快也在西方汉学家中体现出来。并且，由于20世纪80和90年代在该国沿海城市开始出现的新中国，此前许多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出现的似乎很像是历史死结的现象——广告和商业文化、中产阶级的市民团体、西方训练或西方影响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兴起，等等——似乎再次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伴随着向文化史和心智史的转向，这些趋势导致了像我这一代受西方训练的大多数中国史学家更加注重中国的都市。卷帙浩繁的重要著作涌现了出来，但也付出了代价。这种新的著述通过提醒我们都市的事件和角色，把对某些不平衡进行了重新梳理，但有时却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并忽略了中国历史中农村无可替代的中心地位。
结果，尽管本书着重研究中国农村相对贫穷的地区，但当它出版时却备受好评(获得了那一年美国历史学会现代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它并不能与对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讨论至为关键的大部分争论——那些关于性别角色的变化、市民社会的出现、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出现的讨论——一一吻合。但近年来的发展大概使本书在历史编纂学方面比其首次出版时意义更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对中国环境史的兴趣越来越高。由于这项研究主要与治水——既包括黄河，也包括大运河——密切相关，本研究与那种类型极为吻合，并且，这项研究成了更大的西方汉学家(包括罗伯特·马克斯、埃多德·弗美尔等人)研究群体的构成部分，他们运用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们所倡导的方法，试图把一个特定地区在长时段里的环境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结合起来。而当我对这个地区进行更细致的考察时，我开始认识到这个地区的其他环境问题——特别是与砍伐林木和燃料供给有关的问题——与普通百姓息息相关。总之，这个生态方面的变化，尽管通常游离于标准经济学(如，燃料很少通过市场获得，并因此被对人均年收入的估计所忽略)之外，但大得足以彻底改变经济发展趋势的画面，这幅画面仅是在我观察具有巨大市场的商品(小麦、棉花等)时所获得的。今天，人们对当代的生态问题和历史上环境的重要意义有了更多的了解。
本书所关注的另一个与目前似乎特别相关的重要问题是经济财富方面的地区性分化。当然，与任何巨大的社会一样，中国历来就存在着较富和较穷的地区，而人们也一直在争论自然资源、政府的政策或特定地区的文化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差异。不过，近年来，中国某些地区(主要是沿海)经济的快速成功已经造成了更大的地区性经济差异，并增加了人们解释这些差异的兴趣。在那样的背景下，本书强调华北沿海和内地之间日益增大的鸿沟，也可能是开启了一项新的有意义的研究。基于100年前的条件与今天的条件明显大相径庭，本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似乎与此密切相关：参与到国际经济中的沿海与总的说来并不一定是由地理因素造成的内地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差距吗?或者说，用来支持经济增长或保护其免受帝国主义侵害的政策加剧了内地的困难吗?在这个阶段的华北实例中，本书证明了政府的政策确实使得这个地区变得更加贫穷——沿运河地区一度为政府特别关注的事实，说明这样的一种变化极为痛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今天会发生同样的事。正如本书所强调的那样，原因之一是清末和民国时期支持沿海、损害内地的政治经济战略是对外国威胁中国主权的一种反应——今天的情形与那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从那时起，在其他研究中(既包括拙著《大分流：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也包括研究更近些的中国和世界经济关系的系列论文)，我越来越认识到：帝国主义对正在发展着的、重新形成的中国地区之间关系的干预，对某些地区有推动作用，但却极大加剧了其他地区的困境，并短暂地把中国某些最肥沃的地区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分隔开来(而把它们与新的海外贸易伙伴联在一起)。这些扭曲了的地区性的变化，反过来极大地束缚了中国政府维持甚至是基本的秩序的能力，极少提供帮助推动现代发展所必需的服务。就那个意义而言，我们现在可以把本书中的事件视为较大模型的构成部分，这个模型把中国不同地区的成功与失败联系在一起，并有助于我们解释内地与晚清和民国政权相疏离的原因。
更为普遍的是，对当代全球化的争论，既激发了对这种通常被80和90年代初期的后现代史学家们所回避的大规模变迁叙述的兴趣；并且还激发了对帝国主义的新的兴趣，部分原因是由于19世纪后期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似乎特别预兆了当代全球化的某些方面。按照那种趋势——包括某些我认为肤浅地把帝国主义与市场融合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而无视其代价的新著作——我认为本书的分析、特别是对在帝国主义压迫下所做出的政治决策造成的经济影响的缜密思考，大概比其初撰时与今天的关系更为密切。
同时，本书对一种特定的变化——20世纪20和30年代向机器棉纺厂赞助的新棉种的过渡——显示了当地的社会结构决定哪个地区可以在新机遇中获得优势时起着关键的作用。另外，它还证明了影响全部社会经济现象——对新棉种的接受、农村社区与都市信贷市场的关系、对治水危机的反应——的社会结构的同样特征，就是那些本地区对不同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从义和团运动——正如周锡瑞所描述的那样——到这个地区共产党活动的早期阶段)形成不同的地区性反应的特征。在本书尝试把环境、日常社会模型和特定群体的物质利益与社会运动的模型联系起来考察时，本书大量地利用了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史。但当那些著作较多地注重研究成为中共主要根据地的地区并因而非常直观地试图解释对革命的参与时，本研究则考察了一个更加迂迴转向革命的地区。那么，在某些方面，对这个地区比那些变成了根据地的地区更少使用政治的变化来解释。但如果这个地区没有变成中共的重要资产，它肯定会成为、且仍然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难题，部分原因是由于水灾、匪患及这个地区的其他问题无法在这个地区内得以控制；而持久的混乱(与成功的革命动员相比，其英雄气魄要少得多)也是中国20世纪早期政治史的重要构成部分。由于新的著述使我们更加了解国民党可以在某些地区进行相当成功的建设，而为什么其他地区证明了直到解放后才能够被治理的问题，就变得更加有趣。我想，至少问题的部分答案将被证明是源于帝国晚期和近代中国地区性推力的变化，而某些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则加剧了其他地区的“落后”——特别是在一个中国领导人那时不得不时常担忧似乎对极为脆弱的国家统一构成威胁的环境中。我希望本书对揭示那些推力聊尽绵薄之力，而在那些途径中，不少——尽管丝毫不值得欣喜——依然与今天息息相关。
彭慕兰
200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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