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平淡是福
【史学界正在慢慢地发现民俗学】平淡是福：2001年中国史学一瞥
□赵世瑜 （原载《中华读书报》）
记得好几年前就有中国的外国的名人大腕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当时便有不少人因此激动不已，也有不少人疾呼保持平常心。不过这21世纪的第1年一过，倒让许多人觉得这预言似乎成真，因为申奥成功、加入W TO、足球队世界杯出线等等，这些多少人多少年经过多少努力和期盼的东西，全凑在一起联袂而来，一举击破了中国那句“福无双至”的老话。
相形之下，2001年的中国史学界却显得平淡无奇，好像对世纪更迭这样如此伟大的事件缺乏反应。其实，如果它不是如此平淡，而是接二连三地大爆冷门，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那或许成为大难临头的征兆（譬如批判《海瑞罢官》或评法批儒什么的）。不过平淡无奇倒并不一定意味着乏善可陈，就像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上个世纪20年代末法国《经济社会史年鉴》创刊之时，并没有多少人能预先估计到因它而起的年鉴派史学会对国际历史学术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反过来说，由于历史学家习惯于像观赏油画那样多退后几步才看得清楚，所以如果再过个几十上百年，他们再来回顾这个世纪之初，那些令国人激动不已的连续发生的事件也许不过是事出偶然，或是某些长时段历史运动的延宕了的结局。
一
以下发生的事件绝非偶然。2001年夏天，笔者用800台币从台湾的一家书店买了两本译著带回，一本被译者更名为《后现代历史学——从卡尔和艾尔顿到罗逖与怀特》（Keith Jenkins，On?Wha t is History？?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1995），另一本被更名为《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Marilyn Silverman and P. H. Gulliver，ed.，App roaching the Past：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s，1992），两译本分别由麦田出版社1999年和2000年出版。前者讨论了后现代史学就卡尔关于“历史是什么”的看法继续提出的挑战，以4个人物为中心；后者则是一群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对17到20世纪初爱尔兰东南部数郡结合田野与文献工作所做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结集。
对于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合作，年鉴学派是功不可没的，近40年来，人类学家日益注重历时性研究而历史学家日益青睐结构－功能分析已渐成时髦，即在中国，虽其并不为多数学者了解，但二者携手进行中国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也已有了10余年的光景。尽管如此，2001年6月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在中山大学挂牌成立并召开学术会议，当年10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南中出现了“从历史人类学角度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研究”一项，还是一桩值得一书之事。
如果仅将在中国打出历史人类学这个招牌一事，的确是历史学家推动的结果，因此在这次会上，有人类学家将其称之为历史学的“抢注”，并一直溯源到勒高夫的《新史学》。但无论是从构词（h isto r ica l an th ro p o lo g y）来说还是从已经做出的实际工作和理论贡献来说，它能否对历史学产生归属感还是个问题，因此倡导它的学者们毋宁对其概念做模糊的处理，当它作两个学科的学者可以一起合作研究、讨论问题，并在许多方法和理论上互补和取得共识的符号。其实比尔吉埃尔对历史人类学的说法是，“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对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这个表述倒是与我个人关于社会史概念的表述极为相似。
无论如何，多学科的历史研究经过十余年的艰苦摸索，以对广东、福建、江西以及华北等地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成果，终于在新世纪的第一年以某种体制内的形式正式亮相，虽说还是初级阶段，但毕竟昭示着美好的前景。
二
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当代史学的影响似乎比对文学、哲学等学科慢一拍（这一拍大约有20年左右的时间）。其实在西方情况也有些类似，因为按伊格尔斯在其Historio graphy in the 20th Centu ry：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1997）一书中的说法，研究具体问题的史学家并未像巴尔特、利奥塔、德里达、福柯或海登·怀特等人走得那么远，去质疑事实与虚构、历史与诗学之间的差异，但研究主题和方法重心却从结构和过程向文化和普通人的现实生活经历转移。虽然这牵扯到对传统社会科学主张的怀疑，但也还没有到把历史视为想象的程度。但是，至少在理论上，许多历史学家对此激烈争论，像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1997）这样的书进入学生的参考书目，而反对者也著书立说，指斥文学批评家与社会理论家谋杀历史。
正当国外学者为此捉对撕杀、烽烟四起之际，中国的历史学家除了二三概括性介绍之外，尚无系统而深入的讨论与回应，更无具体的研究实践。近在广告上看到葛剑雄新著《历史学是什么》一书，想来应对此有所涉猎，但未见其书，也无法评论。倒是杨念群的近著《中观理论》一书专章论及后现代思潮下的历史书写问题，倡导在更为多元的方法论前提下，摆脱目的论的架构和意识形态束缚及以西方现代性衡量历史演进价值的标准（即我们通常说的“西方中心论”）。在侧重理论的著作方面，他讨论了杜赞奇的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 n（1995）和柯文的《历史三调》；而在具体研究的著作方面，他讨论了何伟亚的Cherishin g Men from A far（1995）和埃尔曼的《经学、政治与宗族》。其实这些学者虽注意到了历史写作背后无法摆脱的理论预设，但是正如伊格尔斯一般而论的，并没有直接怀疑历史学的意义，因此他们所做的，还是试图解构特定时期历史写作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制造出来的神话及其逻辑，剥离被附着上去的思想成分，还历史以他们意义上的本来面目。
在这个意义上，杨念群可以针对刘志伟关于祖先谱系重构以及珠玑巷传说等所做的研究进行比较性的讨论，笔者正在着手的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的研究亦可列为参照，但与此直接相关的似乎并非“中观理论”问题（如果用罗嗦但却较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具有中等适用范围的理论”），而是倡导这一理论的社会科学史学向更注意主体性的“思想史”之间的变化。因此，他主编的《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一书所收论文虽然可以作为其“中观理论”的某种实践，依我拙见，却与其导论中所论“后现代”问题扯不上太多的干系。
三
以上所论可以被视为新世纪中国史学“标新立异”的一些迹象，而且这些迹象异常可喜。如果我们将其与100年前以梁启超《新史学》为代表的思潮相比照（这并非是将当今的某人与梁启超等相提并论，那样当然过于狂妄，而是把两个世纪之初国际史学大潮下的中国史学特点相比），一定会为现代史学史的写作增添一点花絮。不过我们还是应该把目光投放于中国史学的主流，比如从本行当的权威阵地《历史研究》着眼，我们依然可以发现许多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可以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来比拟。
其实至少从2000年开始，《历史研究》的文章就开始改变模样，这里仅就2001年第1期的若干文章略陈己见。譬如田余庆的《〈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国史之狱的史学史考察》一文读来颇有陈寅恪作品的风格，从方法论来说，本文探讨的是从民间史诗——史事传说到史学史，再到政治史的过程。其实不只是“代人爱歌”，实际上每个民族都有“爱歌”的时代，因为在这个特定的时代，歌是传承历史及其它重要文化资源的途径。它其实就相当于口碑，而曲调的加入或者以韵文的形式而非散文的形式出现，无非是为更便于传承——所谓琅琅上口是也。到了印刷术发达、甚至出现了电子媒体的时代，歌的传承历史传统的功能就大大削弱了，以至我们有一种感觉，即“先进”民族总不如“落后”民族那样能歌善舞。田文以此追溯民族古史，实为“知识考古”的一种途径。
从《代歌》到《代记》，又是一个有启发性的主题。上古之史为巫，在文字记录不发达的时代，巫传史的方法便是歌，故有所谓巫歌。至今韩国传有葬礼上唱的巫歌或挽歌，中有怀念北邙山或洛阳繁华的词句。研究史学史者，探讨早期历史记述方式的转换，或即由歌到史的转换，意义大焉。中国人以“史诗”对应英文的epic，是表示以歌的形式讲史（《格萨尔》等都是吟唱的），这在史学编纂上实际上是一种过渡状态。以往讲史学史，对上古史学形态及其变化研究薄弱，实未从此角度考虑也。其实从歌到史（或记），表面上看由于其多了系统性而少了芜杂散漫，多了实在而少了虚幻想象，其实在实质上是多了个人性而少了集体性，多了一元性而少了多元性，多了意识形态或政治的干预而少了撰述的自由，即多了权力的意味而少了民间的意味，这样，就必然导致政治史意义上的“史狱”。
至此，就总体上说，官修史书与民间修史就必然形成对立的局面。这便是史学史也必然是政治史的道理，而若想讲明白这一点的，便是社会史。
在这一期上，荣新江与冯培红分别撰写了与归义军曹氏相关的论文。前者论证其先出于谯郡的说法为后人附会之伪说，与明清史学者近年来论证祖先谱系“层累地”制造出来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论证其出自粟特曹氏还属“间接论证”，但对于归义军曹氏时期的统治特点提供了新颖的解释角度。后者研究的几乎就是同一个问题，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文章从梳理两类曹氏出发，最后同样论证其谯郡郡望是为冒充，论据更为充分，不过在“立”曹议金家族的粟特族源的问题上，目前也还停留在“可能”的程度，而对这一判定的意义、即对其带来的后果的研究，又不如前文。因而这里提出一个考据文章的意义问题，就此而言，当代学者还需从南北二陈处学习更多的东西。
晁福林的《论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一文，是作者根据多年的先秦史研究对社会形态的新认识，他把秦前后划分为“氏族时代”与“编户齐民时代”，主要是从社会基层的组织形态出发，应该说颇有启发性。如果说作者以前把这一时期统称为“封建时代”，只有早期为“氏族封建”，是更多地考虑国家的自上而下的统治特征，这里则主要考虑基层社会组织，即“下”的层面。如果说氏族成员直属于氏族，那么齐民便直属于国家，这个分野的确值得重视。但首先需要更有力的论证，说明西周国家与氏族成员没有直接的关系，即民众多数绝非国家编户（哪怕是形式上的或非常松散的），国家根本没有直接动员民众的能力；其次需要确定一个非此非彼的过渡阶段，因为一切事物都不是只可能处在非此即彼的状态（即所谓一分为二），因为我们很难有材料在统计学的意义上说，前一个时期前者占多数，后一个时期后者占多数。我认为战国时期前后即是如此。
此外还有不少绝妙好文章。从材料来看，如程从解说口述史料入手，探讨了河北山东交界地区社区组织的跨区域联合，重新思考了义和团运动的形成原因；第6期上侯旭东以石刻资料为中心，考察了北朝时期的基层社会组织与民众生活。从主题上看，如余新忠从探讨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对江南地区的疫病救治体系做了分析；而王笛在第5期上讲述了成都茶馆作为社会空间的角色。其他种种，这里无法一一而论，但区域的和个案的研究开始取代宏大叙事和不上不下的泛泛而论，渐成新世纪治史的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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